翻译在中国之没有地位，是自古已然的事。中国的翻译老祖宗唐玄奘叨了佛经的光，后来给封了法师，否则恐怕象皂隶、差役一样，只是一个“舌人”，博皇上在接见蛮夷使臣拜谒时的一粲，比起金銮殿上的文武大臣来，远远不止矮了一截头，别的就更等而下之了。究其原因，无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是涉及到蛮夷的事，总是有点瞧不起。
　　到了满清末年，吃了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亏，总算学乖了一些。办起了译学馆，也有了洋翰林。但是比起正统士大夫来，还是低人一等。否则，翻译大师严复在提出翻译标准时，除了“信、达”之外，也不必加上一个“雅”字。他就是怕正统士大夫桐城派文人瞧不起他。可惜后人论“信、达、雅”，都没有谈到这一点。
　　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统士大夫瞧不起洋翰林，社会上却因洋大人可以仗势欺人，对于办洋务、吃洋饭的，倒反而顶礼膜拜，甚至趋之若鹜，从当买办、吃教饭，最后给日本皇军当翻译，为虎作伥，难怪国人皆日可杀。近一些的，确也还有不少人羡慕陪“外宾”的差使，无非是想仗洋大人的光，可以占些小便宜，到一般人不能进出的地方，吃一般人所吃不到的宴席。但这终究是少数，属于殖民地思想的残余，同翻译的地位没有什么根本的关系。在社会上占主导思想的，还是瞧不起翻译，认为这是一种辅助性的技术工作，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联有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乃至要成立工艺美术家协会，唯独就是没有哪位领导想到要成立翻译家协会，尽管他们不少人也曾翻译过不少作品。
　　我不想过分强调翻译的重要性，读者想也不用我来赘述翻译对四个现代化、对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的作用。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傅雷穷毕生精力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其贡献之大，是有口皆碑的事，总不是写一篇《论巴尔扎克》的应景“帮腔”文章所能和他相比的吧。何况没有翻译，中国今日岂有马克思主义哉！
　　总而言之，为了引起社会上对翻译工作的重视(不是功利主义的重视，而是真正把翻译当作一种再创造的艺术的重视)，建议海内同行一起来组织一个翻译家协会，以促进我国的翻译事业，维护翻译家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