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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钱学森导师王助的生平时发现了五份珍贵的民国档案，分别是王助、白崇禧、周至柔、黄光锐和钱昌祚的手迹。王助，字禹朋，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曾经长期担任国民党空军的技术要职。1934年初，王助离开中国航空公司，调入军政部航空署（1934年5月改为“航空委员会”）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1937年1月4日，他续任空军一等机械正（相当于上校军衔）。在抗战期间，王助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与杨杰、周至柔、王叔铭、黄光锐、钱昌祚等国民党高官关系密切。1946年7月下旬，王助在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后不久便选择脱离国民党空军，返回中国航空公司任职。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五份档案的内容及其联系，还原王助脱离国民党空军的经过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
王助提议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助先后担任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方总工程师、中国航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虽然黄光锐少将先后担任中国航空研究所所长和院长，但是因为他另有要职，所以航空科研工作实际上一直是由王助负责主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各种科研机构都开始搬迁和重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改革。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由周至柔中将担任空军总司令。6月1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成立，由白崇禧一级上将担任国防部部长。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助于6月中下旬就国防科技政策和航空工业的发展等问题先后撰写了四份建议书，分别题为《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飞机材料的问题》、《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航空工业应该民营》。其中的第一份建议书基于国防科学研究的全局考虑，并非局限于航空工业领域，因而最具影响力，也最为王助所重视。
1946年6月20日，王助在位于成都的中国航空研究院写成《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一文。他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兹者陆海空军军事之一切设施事宜既已并归国防部掌管，而国防部又设有专（第六厅）及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掌理联络指导关于国防科学之研究及发展的事宜，那末，现经规划国防部管辖之各部会的研究机构，也应该统一起来，而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各自为政。”王助接着指出：“统一研究机构的办法，以整理原有的军事研究机构而裁并改组为国防科学研究院直属于国防部为宜。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同小异的应用于海陆空军三方面，研究院只分科学部门而不分陆海空军部门。”他在文中特别强调：“研究院虽属于国防部，而以其工作是科学性的，其组织应为科学机构式而不为官厅式。”王助最后在文中对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6月29日，王助满怀期待地把这份建议书分别寄给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黄光锐和国防部第六厅（掌管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长钱昌祚（空军二等机械正）。
周至柔邀请王助担任航空研究院院长
1946年6月，空军总司令部筹划成立航空工业局，并准备将中国航空研究院纳入其麾下。7月3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航空委员会主任用笺（秘丙京发296号）致函王助。信函中说：“禹朋兄，本会奉令改组新机构，于工业局下设有航空研究院。院长一职拟请兄担任。惟本日接中航公司沈总经理少悦兄来函，以该公司机航组副主任一职悬缺待选员，向董事会提出欲请兄或曾震东兄择一调充。弟意兄及震东兄两人职务重要，未便调用。未知兄意以为如何。即希考虑见复，俾便函覆少悦兄可也。”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沈德燮，字少悦，在退出军界前为空军少将、航空委员会副主任。
周至柔在写给王助的信函中表达了四个意思：第一，他邀请王助担任空军总司令部航空工业局下属的航空研究院院长；第二，中航公司总经理沈德燮希望调王助或曾震东去担任机航组副主任；第三，他希望王助和曾震东都选择留在空军；第四，他尊重王助的个人选择。这份信函没有解释为什么改组后的航空研究院院长不是黄光锐。面对空军总司令的盛情邀请，王助肯定考虑过选择担任航空研究院院长。一方面因为航空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含金量要高于中航公司机航组副主任，另一方面因为这份工作能够把他正在从事的航空科研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钱昌祚对王助建言的回复和建议
在收到王助的来信后，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在1946年7月4日以空军总司令部的信纸回信。钱昌祚对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表示钦佩，但是认为统一国防科学研究的时机目前尚不成熟。信中说：“关于组织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尊见甚钦，谠论惟鄙意宜行之以渐。如调查审议等工作属于第六厅及科学顾问委员会应有之权责，自可即行举办。至统一研究利弊参半，盖军事执行机构分隶陆海空及联勤四个总司令部。为提高军队技术水准起见，各总部应推行应有之研究。由于多不愿联系，再加以科学顾问会之审查自能免重复互损之弊，其他新兴之研究如原子能、雷达之类，自不妨成直隶国防部之研究所。俟此项研究所逐渐增设，再可酌定时机合成为国防科学研究院。”钱昌祚在信中接着指出此时整合国防科学研究机构有以下三个困难：“一、人事纠纷；二、以后各军部不管研究反使军队技术水准不易提高；三、科学家各有僻性，未必能勉强集中工作，不如予以联系调协为善。”关于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条例，钱昌祚表示他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国防部长白崇禧抉择。
钱昌祚最后在信中介绍了黄光锐的职务变动情况，并建议王助接任航空研究院院长之职。钱昌祚在信中说：“锐公因此次晋升中将后由周总座保充副总司令未蒙委座批准，已呈请辞职，大概可以批准。故以后航空研究院事应由兄负责主持，未始非贵院之福也。”这段文字说明了周至柔致函王助的原因和背景：在黄光锐晋升中将军衔后，周至柔保荐他担任空军副总司令，但是蒋介石不同意，黄光锐因此提出辞去航空研究院院长之职。因为黄光锐的辞呈即将被批准，所以周至柔邀请王助接任航空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白崇禧对王助建言的回复及影响
在收到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书后，黄光锐于1946年7月8日将它呈送给国防部长白崇禧。白崇禧在审阅后于7月19日回函（京秘发0359号）给黄光锐。黄光锐随后将白崇禧的回函转交给王助。白崇禧在回函中说：“光锐吾兄勋鉴：顷展八日手书藉审，勋茀多嘉至以为慰。承示王助君所拟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经已拜读，自当密存，藉备参考。手此布谢。顺颂勋祺。”显然，白崇禧认为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并非当务之急，王助的建议只能当作日后实施的参考。如果说钱昌祚的回信使王助感到在短期内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希望不大，那么白崇禧的回函使他仅存的希望彻底破灭。当时国民党军界高层忙于发动全面内战，根本无心整合并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因为生不逢时而胎死腹中。
眼看国民政府国防部并不支持自己提出的整合国防科学研究机构的设想，王助在失望之余决定放弃担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局下属航空研究院院长的机会，选择返回中国航空公司担任机航组副主任。1946年7月26日，空军总司令部颁发训令，同意王助调入中航公司担任机航组副主任。此时距离周至柔致函王助已经过去了23天，距离白崇禧致函黄光锐过去了7天，由此可见王助迟迟不给周至柔答复是因为他一直在等待国防部对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回复。8月5日，尚未離职的黄光锐院长以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的公文用笺颁发训令（研衡丙蓉字第2719号）给王助，表示航空研究院遵照执行空军总司令部的训令。公文中说：“令本院副院长王助：案奉空军总司令部卅五年七月廿六日人丙京字第6925号训令开：‘案准中国航空公司函请调该院副院长王助为该公司机航组副主任，应予照准，并以该员离部之日为免职止薪日期。’”王助依照这份训令从此脱离军界。综上所述，对国民党军界高层的失望是王助选择脱离国民党空军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王助提议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助先后担任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方总工程师、中国航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虽然黄光锐少将先后担任中国航空研究所所长和院长，但是因为他另有要职，所以航空科研工作实际上一直是由王助负责主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各种科研机构都开始搬迁和重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改革。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由周至柔中将担任空军总司令。6月1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成立，由白崇禧一级上将担任国防部部长。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助于6月中下旬就国防科技政策和航空工业的发展等问题先后撰写了四份建议书，分别题为《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飞机材料的问题》、《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航空工业应该民营》。其中的第一份建议书基于国防科学研究的全局考虑，并非局限于航空工业领域，因而最具影响力，也最为王助所重视。
1946年6月20日，王助在位于成都的中国航空研究院写成《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一文。他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兹者陆海空军军事之一切设施事宜既已并归国防部掌管，而国防部又设有专（第六厅）及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掌理联络指导关于国防科学之研究及发展的事宜，那末，现经规划国防部管辖之各部会的研究机构，也应该统一起来，而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各自为政。”王助接着指出：“统一研究机构的办法，以整理原有的军事研究机构而裁并改组为国防科学研究院直属于国防部为宜。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同小异的应用于海陆空军三方面，研究院只分科学部门而不分陆海空军部门。”他在文中特别强调：“研究院虽属于国防部，而以其工作是科学性的，其组织应为科学机构式而不为官厅式。”王助最后在文中对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6月29日，王助满怀期待地把这份建议书分别寄给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黄光锐和国防部第六厅（掌管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长钱昌祚（空军二等机械正）。
周至柔邀请王助担任航空研究院院长
1946年6月，空军总司令部筹划成立航空工业局，并准备将中国航空研究院纳入其麾下。7月3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航空委员会主任用笺（秘丙京发296号）致函王助。信函中说：“禹朋兄，本会奉令改组新机构，于工业局下设有航空研究院。院长一职拟请兄担任。惟本日接中航公司沈总经理少悦兄来函，以该公司机航组副主任一职悬缺待选员，向董事会提出欲请兄或曾震东兄择一调充。弟意兄及震东兄两人职务重要，未便调用。未知兄意以为如何。即希考虑见复，俾便函覆少悦兄可也。”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沈德燮，字少悦，在退出军界前为空军少将、航空委员会副主任。
周至柔在写给王助的信函中表达了四个意思：第一，他邀请王助担任空军总司令部航空工业局下属的航空研究院院长；第二，中航公司总经理沈德燮希望调王助或曾震东去担任机航组副主任；第三，他希望王助和曾震东都选择留在空军；第四，他尊重王助的个人选择。这份信函没有解释为什么改组后的航空研究院院长不是黄光锐。面对空军总司令的盛情邀请，王助肯定考虑过选择担任航空研究院院长。一方面因为航空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含金量要高于中航公司机航组副主任，另一方面因为这份工作能够把他正在从事的航空科研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钱昌祚对王助建言的回复和建议
在收到王助的来信后，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在1946年7月4日以空军总司令部的信纸回信。钱昌祚对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表示钦佩，但是认为统一国防科学研究的时机目前尚不成熟。信中说：“关于组织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尊见甚钦，谠论惟鄙意宜行之以渐。如调查审议等工作属于第六厅及科学顾问委员会应有之权责，自可即行举办。至统一研究利弊参半，盖军事执行机构分隶陆海空及联勤四个总司令部。为提高军队技术水准起见，各总部应推行应有之研究。由于多不愿联系，再加以科学顾问会之审查自能免重复互损之弊，其他新兴之研究如原子能、雷达之类，自不妨成直隶国防部之研究所。俟此项研究所逐渐增设，再可酌定时机合成为国防科学研究院。”钱昌祚在信中接着指出此时整合国防科学研究机构有以下三个困难：“一、人事纠纷；二、以后各军部不管研究反使军队技术水准不易提高；三、科学家各有僻性，未必能勉强集中工作，不如予以联系调协为善。”关于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条例，钱昌祚表示他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国防部长白崇禧抉择。
钱昌祚最后在信中介绍了黄光锐的职务变动情况，并建议王助接任航空研究院院长之职。钱昌祚在信中说：“锐公因此次晋升中将后由周总座保充副总司令未蒙委座批准，已呈请辞职，大概可以批准。故以后航空研究院事应由兄负责主持，未始非贵院之福也。”这段文字说明了周至柔致函王助的原因和背景：在黄光锐晋升中将军衔后，周至柔保荐他担任空军副总司令，但是蒋介石不同意，黄光锐因此提出辞去航空研究院院长之职。因为黄光锐的辞呈即将被批准，所以周至柔邀请王助接任航空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白崇禧对王助建言的回复及影响
在收到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书后，黄光锐于1946年7月8日将它呈送给国防部长白崇禧。白崇禧在审阅后于7月19日回函（京秘发0359号）给黄光锐。黄光锐随后将白崇禧的回函转交给王助。白崇禧在回函中说：“光锐吾兄勋鉴：顷展八日手书藉审，勋茀多嘉至以为慰。承示王助君所拟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经已拜读，自当密存，藉备参考。手此布谢。顺颂勋祺。”显然，白崇禧认为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并非当务之急，王助的建议只能当作日后实施的参考。如果说钱昌祚的回信使王助感到在短期内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希望不大，那么白崇禧的回函使他仅存的希望彻底破灭。当时国民党军界高层忙于发动全面内战，根本无心整合并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因为生不逢时而胎死腹中。
眼看国民政府国防部并不支持自己提出的整合国防科学研究机构的设想，王助在失望之余决定放弃担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局下属航空研究院院长的机会，选择返回中国航空公司担任机航组副主任。1946年7月26日，空军总司令部颁发训令，同意王助调入中航公司担任机航组副主任。此时距离周至柔致函王助已经过去了23天，距离白崇禧致函黄光锐过去了7天，由此可见王助迟迟不给周至柔答复是因为他一直在等待国防部对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回复。8月5日，尚未離职的黄光锐院长以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的公文用笺颁发训令（研衡丙蓉字第2719号）给王助，表示航空研究院遵照执行空军总司令部的训令。公文中说：“令本院副院长王助：案奉空军总司令部卅五年七月廿六日人丙京字第6925号训令开：‘案准中国航空公司函请调该院副院长王助为该公司机航组副主任，应予照准，并以该员离部之日为免职止薪日期。’”王助依照这份训令从此脱离军界。综上所述，对国民党军界高层的失望是王助选择脱离国民党空军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