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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的严峻形势和敌对势力的反苏宣传主导了时人对苏俄的认知，进而生成并强化了苏俄的负面形象。但随着苏俄政权稳固、马克思主义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和苏俄真实信息播散，苏俄负面形象逐渐消解。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反帝情绪及爱国热情，在各派的鼓动宣传下，其形象达到“高光时刻”。苏俄形象的演变，其实是各派系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塑造形象的过程，也是在苏俄现实、苏俄信息、时人思想理念和国家权益四个要素互动参与下渐进发生的。
【关键词】五四时期;苏俄;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14-10
以十月革命为界，俄国历史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十月革命成为认识苏俄国家形象的起点。与承续至今的正面认识相反，十月革命最初多以“叛乱”“暴徒”等摘要信息传入中国，并构成负面形象，主导这一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由此成立的苏俄自然同样不受国人待见。此后，在苏俄政权稳固、内外政策实施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等因素影响下，苏俄在华负面形象逐渐得以反转。学术界就五四时期苏俄在华形象的变化不乏探讨，但大多从外交史、思想史角度进行分析，且多着眼于突变。实际上，苏俄在华形象的转变是多因素互动基础上质变与量变的统一，既往研究在此方面多有忽略。有鉴于此，本文以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各界有关苏俄的言行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探析背后的原因与意涵，展现五四时期苏俄在华形象的演变历程，从而揭示苏俄形象生成、转变的简要机制。
一、负面舆论流布与苏俄初始形象生成
俄国十月革命甫一爆发，国内便获得消息称，“俄京区内参谋部及兵工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之争端，至今日而愈剧”。随后，“急进党推倒内阁，捕获阁员”，“占据俄国官立新闻社，并占中央电报局、国家银行及麻里宫”。新成立的“兵工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暂时掌握政权，承诺等到“军工代表会政府成立，再行让交之”。革命进行时，俄国国内“表面上十分平靜，人民对于所发生之事无甚感觉”，且未引起“京中”“骚乱”。此时，国内报纸关于十月革命总体过程的报道大同小异，但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大相径庭。《时事新报》最先使用“革命”一词来指称十月革命，《民国日报》《晨钟报》《大公报》则以“政变”称之，此外大多以“乱”来指称，如“骚乱”“内乱”等。措辞的差异，实质是不同群体对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革命”一词还没有完全确立其政治的正确性与正当性。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这一指称对革命党人来说颇具正面意义。相对“革命”语义色彩的不确定性，“政变”等用语使十月革命更具有典型的负面色彩，而“乱”的定性则隐喻了十月革命对正统政权和稳定秩序的破坏。对于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除《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最初运用过音译的“麦克新党”“美克齐美尔党”等称谓外，其他报刊则几乎不约而同地运用了“暴烈党”“急进党”“激烈派”等相关名称。这些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无疑会给国人带来负面观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十月革命总体上是以负面形象进入中国舆论场域的。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顺天时报》《晨钟报》为代表的国内舆论普遍不看好十月革命前景，且对苏俄政权合法性持疑。舆论认为“激烈派一时虽握政权果能永续与否，尚属疑问”，而“谓从此以后俄国即至根本动摇”，“则万无此事”，甚至进一步断定，“此次变乱发端于急进党中之黎林一派，而附和胁从者亦不过国中无知无识之徒，虽燎原之势一时难以响迩，不久究终归扑灭”。当然，以上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各地方劳兵会亦陆续通电反对”列宁政权，且“俄京各队军兵现均拥护克氏”，“蓝宁党徒现已崩溃，人民盼望克安司氏执权”等消极信息络绎不绝。甚至还有“莫斯科城已焚掠一空，西伯利亚亦极纷扰，乃至哈尔滨亦已入无政府状态”等传言。关于苏俄对德媾和，亦有舆论批评其“恬然不以为耻”，“竟公然以政府名义，令前敌总司令辍战，对德开始媾和”。此外，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亦被污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对内乃“猖獗”之“暴徒”，因为“极进党”“统辖帕塔格勒陆军学校”时，对“坚持到底”的学生进行“杀戮”，“并将尸骸抛弃之河中”，当“社会党均欲免国内流血之事，惟极进党公然表露其战事到底之意”。列宁则被认为是“德国之间谍”，因为列宁“以煽乱著名，新由德归，德人贿之”。
总体上看，从1917年11—12月，国内舆论界关于苏俄的消息总体是消极的，而这正是人们认识俄国新生政权的基本依据。由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劳农政府甚至列宁本人在中国舆论界观感不佳，进而生成了苏俄的负面形象。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中国报刊的苏俄消息，绝大多数来源于英、美、日等通讯社。例如，1917年11月10 —11日，《民国日报》关于苏俄的报道共4篇，其中“俄京电”1篇，“伦敦电”3篇。也就是说，当时国内的绝大部分消息是经他者转述而来，而这必然携有他者的印记。正如时人指出的，“英国各报之记载，从无称美过激党者”，不单是英国各报，即使是日、法、美各报也难觅苏俄之正面报道。故此中国舆论界有关苏俄的消息多呈负面也就不足为奇。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新生政权尚未稳固，且敌对斗争和制度变革同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为负面消息提供了生产、传播的空间与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实地考察与详细核实其真实状况。第三，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苏俄单独对德媾和，有损中方利益，且受英、美、日等协约国对苏俄政策的制约，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官方对苏俄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悲观敌视立场。而早期国内报道苏俄的报刊，部分以观望态度持中立立场，但由于不少报刊具有特定政治立场或思想偏向，所以也不乏以消极态度持否定立场者。例如，苏俄政府废除外债这一对外政策，《民国日报》相对客观地报道苏俄政府“六日发表命令，布告外债废除，利息停付”。数日后，《晨钟报》则以《篮宁政府抵赖债务》为题进行报道，文中直言“蓝宁政府意欲抵赖国家所负之债务”，虽然有指明该消息“至今既未正式证实”，但否定之意溢于言表。 二、多因素互动下苏俄双重面相的极化
1918年3月至1919年4月，苏俄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一方面，英、法、日、美等协约国以直接出兵或扶植反对派的方式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导致苏俄红军前线失利，其政权亦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封锁和生产衰退，苏俄国内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奇缺，同时内部反动势力制造事端，刺杀列宁，“左派社会党的中央刊物《劳动的旗帜》连篇累牍地载文攻击、诽谤、威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苏俄的残酷现实和反对派的反苏宣传主导了时人对苏俄的认知。从当时的舆论看，人们既容易形成列宁的“逃亡”形象，也容易形成“过激派”残暴的形象。如有报道称，“北俄乞开军已进逼莫斯科，劳农政府极其狼狈……列宁，杜鲁基于十日向克伦斯达多逃走”。还有报道称，“过激派占领恰克图”后“抢劫横行”，“凡居住室内所储存之铁器、家财、食料、衣服料、杂货等件，及仓库内，迄地下室所隐匿之多额物件，均没收一空”，除“抢劫之外，复强制征发物件”，所以“市民”“均视赤卫军如蛇蝎，俗称为盗贼。一闻其来袭之传说，即纷纷越国境，避难逃亡蒙古境内”，“富豪者流均战战兢兢，有何时受其来袭之惧，终日愁眉不解”，即便传闻“赤卫军”有“温顺”“富于友情”的一面，“过激政府”有“次第布施善政”之措施，但仍被解读为不过“买市民农夫欢心之用”。当然，时人最恐惧的是“妇女国有”“共产共妻”之谣言，据称“过激党所下妇女归国有命令已有实行证据，现有数镇已设自由恋爱委员会，有体面之妇女不从命令者皆被拷打”。而协约国和北洋政府担忧的是，“今过激主义已成万国大害，蔓延日甚。因过激党善于鼓动，且在各国选（煽）动，酿成世界革命”。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此时苏俄负面消息及各类谣言充斥报端，而且同一负面消息被不同报纸在不同时段重复传播。这些负面报道和宣传进一步强化了苏俄“激进”“残暴”“失败”的形象，以致时人大多对苏俄产生“悲观”甚至“恐惧”“抵制”的心理，称其为“洪水猛兽”。就连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认为，“过激派错处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
虽然此时苏俄负面形象占主流，但苏俄政权的建立以及内外政策的实施，还是引发了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考察苏俄，这也使异于主流舆论的正面认识呈现于人前。首先予以苏俄积极评价的是英国记者兰塞姆。1918年初，兰塞姆从莫斯科发消息称，“城中自归过激派管理后秩序更佳，过激党政府极有实力，办事坚决”，并“否认过激党不许民选国会开会之说”。同样在苏俄的“俄日使”内田子爵回国后，亦认为苏俄政府“成立以来，遇事果断，积极进行，大有非将旧政府积弊一扫而空不已之概”，且“行事之痛快，虽不必谓为代表一亿七千万俄民者，然似能合于多数国民之意向”，他本人对列宁亦赞赏不已，认为列宁“为人沈鸷果断，精力绝伦，现正锐意处理国政”。以上通过实地考察传递的苏俄党和政府务实、果断的信息，呈现了苏俄的正面形象，而对苏俄有所期待的国民党报纸则予以积极报道。
在中国较早以“新眼光”观察苏俄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派。他们在1918年3月出刊的《劳动》杂志上，给予十月革命极高评价，认为此乃“惊天动地的俄国社会大革命”，“所谓过激党，是主张无政府的，主张共产的”，他们满怀期待地指出：“从前也曾听过世界上有那么一流人，再想不到来的怎快，如今即共产主义，俄国里已经实行，故此他们跑到属地来，也要实行共产。首先占据哈尔滨，再复占领海参崴。”以梁冰弦、刘石心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有以上认识和期待，是因为他们确定布尔什维克党“所标揭主义：1.无政府主义;2.自由平等博爱。其所抱定之目的：1.无政府;2.废私产;3.废宗教;4.停战”。无政府主义者还把列宁描绘成一个主张无政府的“大同主义”者，他们认同列宁“激烈鼓吹”的“社会主义”，称他为“最著名最有势力的”“先锋”。无政府工团主义派能在“暴徒”“失败”的声浪中，对苏俄高度认同并充满希望，从根本上说是其所认知的苏俄“无政府主义”形象，契合无政府主义者所秉持的绝对自由、无政府、去权威、尚劳动的思想理念。
1918年马克思主义已在国内传播，并得到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国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十月革命。他從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了“流俗”“杞犹”之辈把“十月革命”称为“根本之颠覆”“非常之祸变”的“悲观”看法，认为“俄国革命”乃“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国革命虽然遇到众多艰难险阻，但“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往往“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他还举例说，法兰西革命“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李大钊深知“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倾于世界主义”，体现了“俄罗斯人道的精神”，“足为世界和平之曙光”。他号召人们“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当然，李大钊能认识十月革命的光明前景与伟大意义，与其参考的《人类生活史》《从民族特点看俄国革命与其前途》等日本著作有直接关系。以上以亲身经历和“同道中人”的立场来述说和分析苏俄的舆论，揭示了苏俄的不同面向，呈现了苏俄务实、人道、光明、充满希望的“新文明”形象。
三、实力与真相助推下苏俄形象正面转向
随着1918年底至1919年初苏俄政府相继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和义务兵役制，苏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中国舆论界亦得此消息，谓“莫斯科列宁政府最初仅有中国苦力之万人，及强制的征募俄人军三四万人，其势力甚为薄弱。最近据确实消息所传，谓列宁政府已编成八十万国军，而武器完备者，亦有三十余万人。从前俄国高级将校及优秀参谋将校均渐归列宁部下”。凭借增强的军事力量，1919年4月底，苏俄红军进入反攻阶段，经过多次战役，“过激派”在“东部战线”“北俄方面”“南俄方面”都取得军事优势，国内舆论因此称赞“列宁善战”，认为列宁“所有兵力不过八十万，然能按战况之缓急为配置，故虽遭重围，终能支持到今”。 在苏俄军事顺利推进、政权得以稳固、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影响下，人们对“日日振荡吾人耳鼓”的苏俄“衰弱”“失败”“残暴”等消息产生了怀疑。先进知识分子对以讹传讹、混沌不清的苏俄认知亦极其不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为了弄清楚苏俄各方面的真实情况，部分有识之士力图对苏俄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1919年4月10日起，《晨报》《民国日报》先后连载《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文。此文开篇即指出：“1917年，列宁一派获得政权的时候，世间有许多人都嗤笑他们，以为这不过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要消灭的”，“世间人差不多是以洪水猛兽看待他们，恐怕现在还有许多人抱了这一种思想”，但以“现在形势看起来”，劳农政府要“与世同休”，而且“他们在这种四面楚歌中，步步实现他们的理想，步步培植他们的主义”，混乱的苏俄“秩序一天好过一天”。此文还详述了苏俄政府的“教育方针”“土地国有”“男女平权”等变革政策，并将以上政策与“前克伦斯基政府”及“现北洋政府”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从而赞美苏俄政府措施的有力与正确。在呈现苏俄积极进步的方面后，作者反问国人，“诸君！我们中国人有骂劳农政府的资格吗？”作者还提醒道：“我们不宜学英美资本家的口吻，去谩骂他们;也不宜学官僚政府的脑筋，去仇视他们。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行为，我们是要细心去考究的。我们有了考究，然后才可以下一个公平的批评，这是我们必要的态度。”此文是较早全面考察苏俄的文章，且明确提出仔细考察、研究苏俄的号召。文章刊载后，引发极大关注，《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等报刊纷纷转载。由此，主流舆论下的苏俄形象逐渐反转。
在考究苏俄的号召下，探究苏俄真实状况成为知识界共识。受此影响，报道苏俄的负面消息大幅减少，类似《布尔雪维克是什么？》《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欧俄之真相》等有关苏俄的研究性译著和文章则大幅增加。此类著述力图对苏俄进行客观介绍和分析，虽存在不实信息或理解偏差，但实际上对消解苏俄负面形象、转变人们对苏俄的认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澄清舆论界关于列宁、“过激党”的种种谣传和谬误。对于“多数人，皆视李宁，脱洛斯基，启乞林（Chicherin）等”为“暴徒之领袖”的言论，有文章批评其为巨大的“谬误”，认为“李宁者，乃一学者，思想家，且著作家也”，“其人思想极发达，而脱略形骸，不事修饰，衣履不完，见之者往往以为乡农或城市中之小工，而不识其为可敬之思想家也”。关于“过激派”这一名称的由来及舆论对它的误解，亦有文章揭露指出，“过激派”不过是“日本武断的命名，在俄国叫做多数派”，它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亦不是虚无主义”，其“主张的，虽然不能说没有错处，但是他们决不象那样的空想，那样的无根据，是有一贯的条理的”，其“条理”就是将“社会民主主义要急急的，赤裸裸的、什么都不顾的完全实现出来”，但这“是时间次序的问题”，并不能马上就办到。第二，表明苏俄政权的合法性与人民性。有人从莫斯科归国后指出，“俄都秩序现已逐渐恢复，过激派之设施颇为多数人民所谅解，国中社会党无论为稳和派，为过激派皆讴歌列宁，愿予援助”，且“宪法会议议员，社会主义党员十占其九，即此可见过激派实为今日俄人大多数之代表”。同时，“俄国各地反对过激派军队近来被过激派浸化默移，两者日合为一，如素奉帝制者今且讴歌列宁杜洛斯基”。第三，呈现苏俄国内社会现状。苏俄国内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缺乏，工业破坏，财政紊乱”，但这并不是“李宁政府而始发生之现象”，乃“前政府时代之遗传的病害”，因此“不能专以此攻击李宁政府”。布尔什维克政府“待遇工人极优，凡工作者，无论男女老少，每日皆购买五百格兰姆面包之权利”，“莫斯科社会，皆一律紫色粗装，不见有奢华之习俗，不绝有贫富之分别”，“至于田野工作之组织，则有‘并耕模范社’，集合多数社员，实行并耕而食，使农人渐知并耕之利，远过独耕”。第四，表露对苏俄政府及世界革命充满希望。有报道称，“布尔塞维克派在南俄已获大成功，罗马尼亚，勃牙利、匈牙利已受该主义之感化矣……德国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之期当亦不远矣”。苏俄政府“以远大的理想为目的，明明白白的意识，向究极的解决所在前进。而且他们所企图的改革，是很广大、又为根本的一点”，“世界實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随着以上相对客观、正面消息的传播，时人对苏俄实际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进一步促进了苏俄形象的转变。
苏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存在与发展给各界提供了认识苏俄的时空与动力，列宁的著作与演讲、苏俄的制度与法规、旅俄游记等相继被介绍到中国。较早对列宁演讲与著作进行翻译的是金侣琴，他于1919年5月转译了列宁的《俄国问题》，该文分析认为“土地问题为俄国贫困之根本”，“俄国之社会党，必当实行私有土地之直接完全抛弃”，没收一切“教堂与寺院”“地主”之土地，“以分配于无土地之农民”，作者提醒读者，“列宁此文虽论俄国问题，然实世界之大问题。我国将来亦必有土地问题之发生，读者幸勿隔岸观火之”。数月后，金侣琴还转译了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两篇文章。郑振铎则翻译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一文，此文明确认为，所谓“广义派”“应该称为共产党”。此后“过激党”这一污名逐渐被“共产党”所取代。
同时，亦有介绍、翻译苏俄制度法规的著述出现。1919年6月29日，张慰慈在《每周评论》介绍了苏俄宪法，并认为“俄国的宪法最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此宪法根据最新的政府组织及政治哲学的最新思潮”，其不但在外交上规定“反对秘密条约”“不能有赔款及吞并土地”“不承认侵夺属地人民”“主张取消外债”，而且赋予“人民自由权”“平等权”。随后，张慰慈在短时间内先后翻译了《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的遗产制度之废止》《俄国的土地法》等，这些制度法规为研究苏俄提供了直接材料，李大钊亦认为，慰慈先生最近“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 此外，国外旅俄游记也被翻译到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此文全面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各方面的情况，展示了苏俄虽物质匮乏，但人民自由、平等、精神富足、充满希望。《晨报副刊》于1919年11月12日起连载此文，1920年3月出单行本后，随后《新青年》杂志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都极力推荐该书。张君劢读罢此文后，亦改变对苏俄的负面认识，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革命”。
以上材料虽大多转译于英、美、日等国，但毕竟是关于苏俄的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知识分子更接近苏俄真实的一面。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充分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宣传，并以此为重要论据与胡适进行论战。而材料中隐约呈现的平等、自由理念及外交政策上对弱小国家权益的维护，符合五四运动前后国人的政治心理和利益期待。在以苏俄制度法规、政策措施映照中国现实情况下，时人更感受到苏俄政治民主自由、社会平等正义、人民精神饱满充满希望的形象。
四、国家利益、政治立场与思想理念互动下的“高光闪现”及其分野
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觉醒，还是中国与苏俄互相转向的开始。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欧美等帝国主义感到失望，对他们传播的苏俄负面形象亦不认同，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苏俄形象的转变，为转向学习苏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苏俄后，苏俄察觉到中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而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力图转变中国对苏俄的敌对态度和负面认知，以便改善自身的国际处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发展。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3 — 4月该宣言以不同形式传到中国，随后国内主流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引发巨大反响，各界积极表达对此宣言的赞赏、拥护和支持。在敦促北洋政府承认苏俄、接受权利无果后，各团体组织自主复电，对苏俄表示感谢并称完全接受宣言所示各项权利。从中可以看到各界舆论对苏俄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歌颂。在这一舆论带动下，苏俄几乎“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宣言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苏俄善于抓住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情绪及苏俄形象反转的有利时机，还因为国民党及各社会团体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互相协助、鼓动宣传苏俄的正义行为。与此相反的是，北洋政府试图对此进行冷处理，认为这“一切计划均系孙暗中主持”，命令各地进行“驱逐”“查禁”，对相关印刷品“注意检查扣留”。此后，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报道急剧减少。北洋政府虽然暂时控制了舆论，但通过此前报道，苏俄形象达到“高光时刻”，其平等、正义、光明、伟大的形象得到广泛传播和高度认同。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发酵之际，正是维经斯基来华之时。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华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向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及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有进一步的了解”。他“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还把“关于苏俄建设的情况报道”“通过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给一个30人的学生团体讲课的方式发表”，“还利用他们到工人当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等书籍也得以翻印。此外，在维经斯基的倡导下还成立了俄华通讯社，“该通讯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俄国远东报以及《每日先驱》、《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翻译出来的。他还要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从中央和从西伯利亚”邮寄“苏俄報刊”，尤其“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同时维经斯基还特意把相关谈话者的名字通讯处记下来，以便从外国直接寄送刊物给他们。
维经斯基的上述活动，改变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赖欧美日间接获取苏俄信息的方式，这相当于掌握了苏俄形象塑造的主动权。在他的推动下，以陈独秀、李达、袁振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苏俄，《新青年》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开始设置俄罗斯研究专栏，两个月后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两个刊物刊载了大量关于苏俄的一手材料和信息，尤其是《共产党》月刊几乎全是关于苏俄、俄共（布）、共产国际、列宁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著作和消息。此类著述对苏俄、俄共（布）等的历史、现状作了详细正面介绍，并对苏俄的种种谣言和偏见作了进一步澄清。这一定意义上是苏俄塑造正面形象的延伸。受此影响，众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苏俄，主张“以俄为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直接提出，俄国“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可以当做一种过渡时代的手段，适用于中国”。由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苏俄正面形象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
对于苏俄革命的方式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派明确表示过反对。他们不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和苏俄的制度政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设立苏维埃”乃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因此“布尔扎维克真要讲什么主义，就应早早废止劳农政府，不要再将国家两个字抬出来，出自己的丑”。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布尔什维克管理的事情太多，使人民无自由、无决定权，所以布尔什维克“是独裁，是专制”，甚至比“专制魔王还要坏”。此后，无政府主义者以《奋斗》杂志为中心，不断发表反苏言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以《新青年》《共产党》为阵地，发表了《谈政治》《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驳斥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误和幻想，维护苏俄的正面形象。
反对俄式革命的还有曾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罗素。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前，《东方杂志》发表了《罗素的新俄观》一文。在该文中，罗素对苏俄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鲍尔希维主义在里面含着少数独裁主义，在外面却是武力主义”，“他们实际上独揽大权，因之获得无数的便利”，这样，“共产党员的生活，总比其余人民快活些”，他反对苏俄的暴力革命，指出战争的罪恶“是一定的而且极大的”，因为在战争中“文化的遗产不免于损失，而且人类间的仇怨，猜忌，凶残，未免要变成惯常”，而且战争胜利导致“权力集中，权力集中又不免和资本主义的富力集中一样，造成同一的罪恶”。罗素以上批判“引起多方面的反响”，“因此凡是表同情于苏维埃政府的，对罗素的新俄观，都很反对”，他们认为“贵族式的罗素是不会懂得平民的俄罗斯的内情的”。《新青年》还陆续刊登了《罗素论苏维埃》《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罗素—— 一个失望的游客》三篇文章，以反驳罗素对苏俄的批判。但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则从罗素的苏俄观中找到了智力支持，对苏俄的暴力革命、劳农专政也不认同，并以此反对在中国实行俄式革命。 由此可见，各派系基于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苏俄现实状况、制度政策的认识出现分野，对苏俄形象的认识与评价也随之分化。而这其中仅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持维护与塑造苏俄的正面形象。
五、结语
五四时期，苏俄形象经历了由“叛乱”“激进”“洪水猛兽”的负面形象到“伟大”“光明”“正义”的正面形象的演变。这其实是苏俄政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各派系由被动接受他者塑造的苏俄形象到主动塑造苏俄形象的过程。当然，这种演变并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第一次对华宣言单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在苏俄现实、苏俄信息、时人思想观念和国家权益四个要素参与下渐进发生的。首先，苏俄现实状况是决定形象的基础。形象虽然是人们的主观判断，但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国人对苏俄形象的认知，从根本上说，是由苏俄政权的存续与稳固、劳农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实行、俄共（布）的信念与力量、苏俄国家实力等现实状况决定的。其次，苏俄信息是形象认知的桥梁。信息连接着主体和客体，人们对形象的认知依赖于所获取的消息与材料，因此信息的渠道、质量、真伪甚至表述方式对形象认知与判断起着重要作用。再次，时人思想观念是形象认知的内核。基于现实状况的信息，要进入主体视域才能形成认知，进而生成形象。而且主体的思想水平、观念层次决定了其对国家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信息充分、利益无涉的情况下，时人思想观念对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国家权益是决定形象的关键。近代国家观的生成与强化，使国家权益成为评价国家形象的关键。强国对弱国权益的掠夺，容易形成弱国对强国的负面认知和敌对情绪。反之，强国对弱国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则有利于国家良好形象的塑造。当然，以上四要素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时起同样的作用，而是动态变化中互相牵制、各有凸显。
五四时期苏俄形象的转变过程，揭示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苏俄形象塑造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先进知识分子率先认同苏俄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分野，则决定了苏俄认知的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思想观念、价值立场上与苏俄构筑了共振的精神纽带，这坚定了其对苏俄的正面认知与光明期待，进而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建立中國共产党。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苏俄正面形象的提升与塑造，引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关注、研究与推崇，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传播。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关键词】五四时期;苏俄;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14-10
以十月革命为界，俄国历史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十月革命成为认识苏俄国家形象的起点。与承续至今的正面认识相反，十月革命最初多以“叛乱”“暴徒”等摘要信息传入中国，并构成负面形象，主导这一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由此成立的苏俄自然同样不受国人待见。此后，在苏俄政权稳固、内外政策实施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等因素影响下，苏俄在华负面形象逐渐得以反转。学术界就五四时期苏俄在华形象的变化不乏探讨，但大多从外交史、思想史角度进行分析，且多着眼于突变。实际上，苏俄在华形象的转变是多因素互动基础上质变与量变的统一，既往研究在此方面多有忽略。有鉴于此，本文以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各界有关苏俄的言行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探析背后的原因与意涵，展现五四时期苏俄在华形象的演变历程，从而揭示苏俄形象生成、转变的简要机制。
一、负面舆论流布与苏俄初始形象生成
俄国十月革命甫一爆发，国内便获得消息称，“俄京区内参谋部及兵工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之争端，至今日而愈剧”。随后，“急进党推倒内阁，捕获阁员”，“占据俄国官立新闻社，并占中央电报局、国家银行及麻里宫”。新成立的“兵工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暂时掌握政权，承诺等到“军工代表会政府成立，再行让交之”。革命进行时，俄国国内“表面上十分平靜，人民对于所发生之事无甚感觉”，且未引起“京中”“骚乱”。此时，国内报纸关于十月革命总体过程的报道大同小异，但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大相径庭。《时事新报》最先使用“革命”一词来指称十月革命，《民国日报》《晨钟报》《大公报》则以“政变”称之，此外大多以“乱”来指称，如“骚乱”“内乱”等。措辞的差异，实质是不同群体对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革命”一词还没有完全确立其政治的正确性与正当性。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这一指称对革命党人来说颇具正面意义。相对“革命”语义色彩的不确定性，“政变”等用语使十月革命更具有典型的负面色彩，而“乱”的定性则隐喻了十月革命对正统政权和稳定秩序的破坏。对于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除《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最初运用过音译的“麦克新党”“美克齐美尔党”等称谓外，其他报刊则几乎不约而同地运用了“暴烈党”“急进党”“激烈派”等相关名称。这些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无疑会给国人带来负面观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十月革命总体上是以负面形象进入中国舆论场域的。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顺天时报》《晨钟报》为代表的国内舆论普遍不看好十月革命前景，且对苏俄政权合法性持疑。舆论认为“激烈派一时虽握政权果能永续与否，尚属疑问”，而“谓从此以后俄国即至根本动摇”，“则万无此事”，甚至进一步断定，“此次变乱发端于急进党中之黎林一派，而附和胁从者亦不过国中无知无识之徒，虽燎原之势一时难以响迩，不久究终归扑灭”。当然，以上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各地方劳兵会亦陆续通电反对”列宁政权，且“俄京各队军兵现均拥护克氏”，“蓝宁党徒现已崩溃，人民盼望克安司氏执权”等消极信息络绎不绝。甚至还有“莫斯科城已焚掠一空，西伯利亚亦极纷扰，乃至哈尔滨亦已入无政府状态”等传言。关于苏俄对德媾和，亦有舆论批评其“恬然不以为耻”，“竟公然以政府名义，令前敌总司令辍战，对德开始媾和”。此外，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亦被污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对内乃“猖獗”之“暴徒”，因为“极进党”“统辖帕塔格勒陆军学校”时，对“坚持到底”的学生进行“杀戮”，“并将尸骸抛弃之河中”，当“社会党均欲免国内流血之事，惟极进党公然表露其战事到底之意”。列宁则被认为是“德国之间谍”，因为列宁“以煽乱著名，新由德归，德人贿之”。
总体上看，从1917年11—12月，国内舆论界关于苏俄的消息总体是消极的，而这正是人们认识俄国新生政权的基本依据。由此导致布尔什维克、劳农政府甚至列宁本人在中国舆论界观感不佳，进而生成了苏俄的负面形象。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中国报刊的苏俄消息，绝大多数来源于英、美、日等通讯社。例如，1917年11月10 —11日，《民国日报》关于苏俄的报道共4篇，其中“俄京电”1篇，“伦敦电”3篇。也就是说，当时国内的绝大部分消息是经他者转述而来，而这必然携有他者的印记。正如时人指出的，“英国各报之记载，从无称美过激党者”，不单是英国各报，即使是日、法、美各报也难觅苏俄之正面报道。故此中国舆论界有关苏俄的消息多呈负面也就不足为奇。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新生政权尚未稳固，且敌对斗争和制度变革同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为负面消息提供了生产、传播的空间与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实地考察与详细核实其真实状况。第三，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苏俄单独对德媾和，有损中方利益，且受英、美、日等协约国对苏俄政策的制约，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官方对苏俄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悲观敌视立场。而早期国内报道苏俄的报刊，部分以观望态度持中立立场，但由于不少报刊具有特定政治立场或思想偏向，所以也不乏以消极态度持否定立场者。例如，苏俄政府废除外债这一对外政策，《民国日报》相对客观地报道苏俄政府“六日发表命令，布告外债废除，利息停付”。数日后，《晨钟报》则以《篮宁政府抵赖债务》为题进行报道，文中直言“蓝宁政府意欲抵赖国家所负之债务”，虽然有指明该消息“至今既未正式证实”，但否定之意溢于言表。 二、多因素互动下苏俄双重面相的极化
1918年3月至1919年4月，苏俄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一方面，英、法、日、美等协约国以直接出兵或扶植反对派的方式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导致苏俄红军前线失利，其政权亦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封锁和生产衰退，苏俄国内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奇缺，同时内部反动势力制造事端，刺杀列宁，“左派社会党的中央刊物《劳动的旗帜》连篇累牍地载文攻击、诽谤、威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苏俄的残酷现实和反对派的反苏宣传主导了时人对苏俄的认知。从当时的舆论看，人们既容易形成列宁的“逃亡”形象，也容易形成“过激派”残暴的形象。如有报道称，“北俄乞开军已进逼莫斯科，劳农政府极其狼狈……列宁，杜鲁基于十日向克伦斯达多逃走”。还有报道称，“过激派占领恰克图”后“抢劫横行”，“凡居住室内所储存之铁器、家财、食料、衣服料、杂货等件，及仓库内，迄地下室所隐匿之多额物件，均没收一空”，除“抢劫之外，复强制征发物件”，所以“市民”“均视赤卫军如蛇蝎，俗称为盗贼。一闻其来袭之传说，即纷纷越国境，避难逃亡蒙古境内”，“富豪者流均战战兢兢，有何时受其来袭之惧，终日愁眉不解”，即便传闻“赤卫军”有“温顺”“富于友情”的一面，“过激政府”有“次第布施善政”之措施，但仍被解读为不过“买市民农夫欢心之用”。当然，时人最恐惧的是“妇女国有”“共产共妻”之谣言，据称“过激党所下妇女归国有命令已有实行证据，现有数镇已设自由恋爱委员会，有体面之妇女不从命令者皆被拷打”。而协约国和北洋政府担忧的是，“今过激主义已成万国大害，蔓延日甚。因过激党善于鼓动，且在各国选（煽）动，酿成世界革命”。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此时苏俄负面消息及各类谣言充斥报端，而且同一负面消息被不同报纸在不同时段重复传播。这些负面报道和宣传进一步强化了苏俄“激进”“残暴”“失败”的形象，以致时人大多对苏俄产生“悲观”甚至“恐惧”“抵制”的心理，称其为“洪水猛兽”。就连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认为，“过激派错处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
虽然此时苏俄负面形象占主流，但苏俄政权的建立以及内外政策的实施，还是引发了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考察苏俄，这也使异于主流舆论的正面认识呈现于人前。首先予以苏俄积极评价的是英国记者兰塞姆。1918年初，兰塞姆从莫斯科发消息称，“城中自归过激派管理后秩序更佳，过激党政府极有实力，办事坚决”，并“否认过激党不许民选国会开会之说”。同样在苏俄的“俄日使”内田子爵回国后，亦认为苏俄政府“成立以来，遇事果断，积极进行，大有非将旧政府积弊一扫而空不已之概”，且“行事之痛快，虽不必谓为代表一亿七千万俄民者，然似能合于多数国民之意向”，他本人对列宁亦赞赏不已，认为列宁“为人沈鸷果断，精力绝伦，现正锐意处理国政”。以上通过实地考察传递的苏俄党和政府务实、果断的信息，呈现了苏俄的正面形象，而对苏俄有所期待的国民党报纸则予以积极报道。
在中国较早以“新眼光”观察苏俄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派。他们在1918年3月出刊的《劳动》杂志上，给予十月革命极高评价，认为此乃“惊天动地的俄国社会大革命”，“所谓过激党，是主张无政府的，主张共产的”，他们满怀期待地指出：“从前也曾听过世界上有那么一流人，再想不到来的怎快，如今即共产主义，俄国里已经实行，故此他们跑到属地来，也要实行共产。首先占据哈尔滨，再复占领海参崴。”以梁冰弦、刘石心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有以上认识和期待，是因为他们确定布尔什维克党“所标揭主义：1.无政府主义;2.自由平等博爱。其所抱定之目的：1.无政府;2.废私产;3.废宗教;4.停战”。无政府主义者还把列宁描绘成一个主张无政府的“大同主义”者，他们认同列宁“激烈鼓吹”的“社会主义”，称他为“最著名最有势力的”“先锋”。无政府工团主义派能在“暴徒”“失败”的声浪中，对苏俄高度认同并充满希望，从根本上说是其所认知的苏俄“无政府主义”形象，契合无政府主义者所秉持的绝对自由、无政府、去权威、尚劳动的思想理念。
1918年马克思主义已在国内传播，并得到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国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十月革命。他從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了“流俗”“杞犹”之辈把“十月革命”称为“根本之颠覆”“非常之祸变”的“悲观”看法，认为“俄国革命”乃“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国革命虽然遇到众多艰难险阻，但“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往往“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他还举例说，法兰西革命“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李大钊深知“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倾于世界主义”，体现了“俄罗斯人道的精神”，“足为世界和平之曙光”。他号召人们“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当然，李大钊能认识十月革命的光明前景与伟大意义，与其参考的《人类生活史》《从民族特点看俄国革命与其前途》等日本著作有直接关系。以上以亲身经历和“同道中人”的立场来述说和分析苏俄的舆论，揭示了苏俄的不同面向，呈现了苏俄务实、人道、光明、充满希望的“新文明”形象。
三、实力与真相助推下苏俄形象正面转向
随着1918年底至1919年初苏俄政府相继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和义务兵役制，苏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中国舆论界亦得此消息，谓“莫斯科列宁政府最初仅有中国苦力之万人，及强制的征募俄人军三四万人，其势力甚为薄弱。最近据确实消息所传，谓列宁政府已编成八十万国军，而武器完备者，亦有三十余万人。从前俄国高级将校及优秀参谋将校均渐归列宁部下”。凭借增强的军事力量，1919年4月底，苏俄红军进入反攻阶段，经过多次战役，“过激派”在“东部战线”“北俄方面”“南俄方面”都取得军事优势，国内舆论因此称赞“列宁善战”，认为列宁“所有兵力不过八十万，然能按战况之缓急为配置，故虽遭重围，终能支持到今”。 在苏俄军事顺利推进、政权得以稳固、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影响下，人们对“日日振荡吾人耳鼓”的苏俄“衰弱”“失败”“残暴”等消息产生了怀疑。先进知识分子对以讹传讹、混沌不清的苏俄认知亦极其不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为了弄清楚苏俄各方面的真实情况，部分有识之士力图对苏俄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1919年4月10日起，《晨报》《民国日报》先后连载《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文。此文开篇即指出：“1917年，列宁一派获得政权的时候，世间有许多人都嗤笑他们，以为这不过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要消灭的”，“世间人差不多是以洪水猛兽看待他们，恐怕现在还有许多人抱了这一种思想”，但以“现在形势看起来”，劳农政府要“与世同休”，而且“他们在这种四面楚歌中，步步实现他们的理想，步步培植他们的主义”，混乱的苏俄“秩序一天好过一天”。此文还详述了苏俄政府的“教育方针”“土地国有”“男女平权”等变革政策，并将以上政策与“前克伦斯基政府”及“现北洋政府”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从而赞美苏俄政府措施的有力与正确。在呈现苏俄积极进步的方面后，作者反问国人，“诸君！我们中国人有骂劳农政府的资格吗？”作者还提醒道：“我们不宜学英美资本家的口吻，去谩骂他们;也不宜学官僚政府的脑筋，去仇视他们。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行为，我们是要细心去考究的。我们有了考究，然后才可以下一个公平的批评，这是我们必要的态度。”此文是较早全面考察苏俄的文章，且明确提出仔细考察、研究苏俄的号召。文章刊载后，引发极大关注，《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等报刊纷纷转载。由此，主流舆论下的苏俄形象逐渐反转。
在考究苏俄的号召下，探究苏俄真实状况成为知识界共识。受此影响，报道苏俄的负面消息大幅减少，类似《布尔雪维克是什么？》《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欧俄之真相》等有关苏俄的研究性译著和文章则大幅增加。此类著述力图对苏俄进行客观介绍和分析，虽存在不实信息或理解偏差，但实际上对消解苏俄负面形象、转变人们对苏俄的认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澄清舆论界关于列宁、“过激党”的种种谣传和谬误。对于“多数人，皆视李宁，脱洛斯基，启乞林（Chicherin）等”为“暴徒之领袖”的言论，有文章批评其为巨大的“谬误”，认为“李宁者，乃一学者，思想家，且著作家也”，“其人思想极发达，而脱略形骸，不事修饰，衣履不完，见之者往往以为乡农或城市中之小工，而不识其为可敬之思想家也”。关于“过激派”这一名称的由来及舆论对它的误解，亦有文章揭露指出，“过激派”不过是“日本武断的命名，在俄国叫做多数派”，它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亦不是虚无主义”，其“主张的，虽然不能说没有错处，但是他们决不象那样的空想，那样的无根据，是有一贯的条理的”，其“条理”就是将“社会民主主义要急急的，赤裸裸的、什么都不顾的完全实现出来”，但这“是时间次序的问题”，并不能马上就办到。第二，表明苏俄政权的合法性与人民性。有人从莫斯科归国后指出，“俄都秩序现已逐渐恢复，过激派之设施颇为多数人民所谅解，国中社会党无论为稳和派，为过激派皆讴歌列宁，愿予援助”，且“宪法会议议员，社会主义党员十占其九，即此可见过激派实为今日俄人大多数之代表”。同时，“俄国各地反对过激派军队近来被过激派浸化默移，两者日合为一，如素奉帝制者今且讴歌列宁杜洛斯基”。第三，呈现苏俄国内社会现状。苏俄国内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缺乏，工业破坏，财政紊乱”，但这并不是“李宁政府而始发生之现象”，乃“前政府时代之遗传的病害”，因此“不能专以此攻击李宁政府”。布尔什维克政府“待遇工人极优，凡工作者，无论男女老少，每日皆购买五百格兰姆面包之权利”，“莫斯科社会，皆一律紫色粗装，不见有奢华之习俗，不绝有贫富之分别”，“至于田野工作之组织，则有‘并耕模范社’，集合多数社员，实行并耕而食，使农人渐知并耕之利，远过独耕”。第四，表露对苏俄政府及世界革命充满希望。有报道称，“布尔塞维克派在南俄已获大成功，罗马尼亚，勃牙利、匈牙利已受该主义之感化矣……德国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之期当亦不远矣”。苏俄政府“以远大的理想为目的，明明白白的意识，向究极的解决所在前进。而且他们所企图的改革，是很广大、又为根本的一点”，“世界實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随着以上相对客观、正面消息的传播，时人对苏俄实际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进一步促进了苏俄形象的转变。
苏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存在与发展给各界提供了认识苏俄的时空与动力，列宁的著作与演讲、苏俄的制度与法规、旅俄游记等相继被介绍到中国。较早对列宁演讲与著作进行翻译的是金侣琴，他于1919年5月转译了列宁的《俄国问题》，该文分析认为“土地问题为俄国贫困之根本”，“俄国之社会党，必当实行私有土地之直接完全抛弃”，没收一切“教堂与寺院”“地主”之土地，“以分配于无土地之农民”，作者提醒读者，“列宁此文虽论俄国问题，然实世界之大问题。我国将来亦必有土地问题之发生，读者幸勿隔岸观火之”。数月后，金侣琴还转译了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两篇文章。郑振铎则翻译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一文，此文明确认为，所谓“广义派”“应该称为共产党”。此后“过激党”这一污名逐渐被“共产党”所取代。
同时，亦有介绍、翻译苏俄制度法规的著述出现。1919年6月29日，张慰慈在《每周评论》介绍了苏俄宪法，并认为“俄国的宪法最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此宪法根据最新的政府组织及政治哲学的最新思潮”，其不但在外交上规定“反对秘密条约”“不能有赔款及吞并土地”“不承认侵夺属地人民”“主张取消外债”，而且赋予“人民自由权”“平等权”。随后，张慰慈在短时间内先后翻译了《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的遗产制度之废止》《俄国的土地法》等，这些制度法规为研究苏俄提供了直接材料，李大钊亦认为，慰慈先生最近“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 此外，国外旅俄游记也被翻译到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此文全面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各方面的情况，展示了苏俄虽物质匮乏，但人民自由、平等、精神富足、充满希望。《晨报副刊》于1919年11月12日起连载此文，1920年3月出单行本后，随后《新青年》杂志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都极力推荐该书。张君劢读罢此文后，亦改变对苏俄的负面认识，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革命”。
以上材料虽大多转译于英、美、日等国，但毕竟是关于苏俄的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知识分子更接近苏俄真实的一面。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充分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宣传，并以此为重要论据与胡适进行论战。而材料中隐约呈现的平等、自由理念及外交政策上对弱小国家权益的维护，符合五四运动前后国人的政治心理和利益期待。在以苏俄制度法规、政策措施映照中国现实情况下，时人更感受到苏俄政治民主自由、社会平等正义、人民精神饱满充满希望的形象。
四、国家利益、政治立场与思想理念互动下的“高光闪现”及其分野
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觉醒，还是中国与苏俄互相转向的开始。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欧美等帝国主义感到失望，对他们传播的苏俄负面形象亦不认同，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苏俄形象的转变，为转向学习苏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苏俄后，苏俄察觉到中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而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力图转变中国对苏俄的敌对态度和负面认知，以便改善自身的国际处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发展。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3 — 4月该宣言以不同形式传到中国，随后国内主流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引发巨大反响，各界积极表达对此宣言的赞赏、拥护和支持。在敦促北洋政府承认苏俄、接受权利无果后，各团体组织自主复电，对苏俄表示感谢并称完全接受宣言所示各项权利。从中可以看到各界舆论对苏俄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歌颂。在这一舆论带动下，苏俄几乎“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宣言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苏俄善于抓住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情绪及苏俄形象反转的有利时机，还因为国民党及各社会团体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互相协助、鼓动宣传苏俄的正义行为。与此相反的是，北洋政府试图对此进行冷处理，认为这“一切计划均系孙暗中主持”，命令各地进行“驱逐”“查禁”，对相关印刷品“注意检查扣留”。此后，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报道急剧减少。北洋政府虽然暂时控制了舆论，但通过此前报道，苏俄形象达到“高光时刻”，其平等、正义、光明、伟大的形象得到广泛传播和高度认同。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发酵之际，正是维经斯基来华之时。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华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向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及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有进一步的了解”。他“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还把“关于苏俄建设的情况报道”“通过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给一个30人的学生团体讲课的方式发表”，“还利用他们到工人当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等书籍也得以翻印。此外，在维经斯基的倡导下还成立了俄华通讯社，“该通讯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俄国远东报以及《每日先驱》、《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翻译出来的。他还要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从中央和从西伯利亚”邮寄“苏俄報刊”，尤其“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同时维经斯基还特意把相关谈话者的名字通讯处记下来，以便从外国直接寄送刊物给他们。
维经斯基的上述活动，改变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赖欧美日间接获取苏俄信息的方式，这相当于掌握了苏俄形象塑造的主动权。在他的推动下，以陈独秀、李达、袁振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苏俄，《新青年》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开始设置俄罗斯研究专栏，两个月后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两个刊物刊载了大量关于苏俄的一手材料和信息，尤其是《共产党》月刊几乎全是关于苏俄、俄共（布）、共产国际、列宁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著作和消息。此类著述对苏俄、俄共（布）等的历史、现状作了详细正面介绍，并对苏俄的种种谣言和偏见作了进一步澄清。这一定意义上是苏俄塑造正面形象的延伸。受此影响，众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苏俄，主张“以俄为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直接提出，俄国“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可以当做一种过渡时代的手段，适用于中国”。由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苏俄正面形象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
对于苏俄革命的方式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派明确表示过反对。他们不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和苏俄的制度政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设立苏维埃”乃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因此“布尔扎维克真要讲什么主义，就应早早废止劳农政府，不要再将国家两个字抬出来，出自己的丑”。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布尔什维克管理的事情太多，使人民无自由、无决定权，所以布尔什维克“是独裁，是专制”，甚至比“专制魔王还要坏”。此后，无政府主义者以《奋斗》杂志为中心，不断发表反苏言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以《新青年》《共产党》为阵地，发表了《谈政治》《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驳斥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误和幻想，维护苏俄的正面形象。
反对俄式革命的还有曾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罗素。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前，《东方杂志》发表了《罗素的新俄观》一文。在该文中，罗素对苏俄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鲍尔希维主义在里面含着少数独裁主义，在外面却是武力主义”，“他们实际上独揽大权，因之获得无数的便利”，这样，“共产党员的生活，总比其余人民快活些”，他反对苏俄的暴力革命，指出战争的罪恶“是一定的而且极大的”，因为在战争中“文化的遗产不免于损失，而且人类间的仇怨，猜忌，凶残，未免要变成惯常”，而且战争胜利导致“权力集中，权力集中又不免和资本主义的富力集中一样，造成同一的罪恶”。罗素以上批判“引起多方面的反响”，“因此凡是表同情于苏维埃政府的，对罗素的新俄观，都很反对”，他们认为“贵族式的罗素是不会懂得平民的俄罗斯的内情的”。《新青年》还陆续刊登了《罗素论苏维埃》《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罗素—— 一个失望的游客》三篇文章，以反驳罗素对苏俄的批判。但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则从罗素的苏俄观中找到了智力支持，对苏俄的暴力革命、劳农专政也不认同，并以此反对在中国实行俄式革命。 由此可见，各派系基于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苏俄现实状况、制度政策的认识出现分野，对苏俄形象的认识与评价也随之分化。而这其中仅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持维护与塑造苏俄的正面形象。
五、结语
五四时期，苏俄形象经历了由“叛乱”“激进”“洪水猛兽”的负面形象到“伟大”“光明”“正义”的正面形象的演变。这其实是苏俄政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各派系由被动接受他者塑造的苏俄形象到主动塑造苏俄形象的过程。当然，这种演变并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第一次对华宣言单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在苏俄现实、苏俄信息、时人思想观念和国家权益四个要素参与下渐进发生的。首先，苏俄现实状况是决定形象的基础。形象虽然是人们的主观判断，但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国人对苏俄形象的认知，从根本上说，是由苏俄政权的存续与稳固、劳农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实行、俄共（布）的信念与力量、苏俄国家实力等现实状况决定的。其次，苏俄信息是形象认知的桥梁。信息连接着主体和客体，人们对形象的认知依赖于所获取的消息与材料，因此信息的渠道、质量、真伪甚至表述方式对形象认知与判断起着重要作用。再次，时人思想观念是形象认知的内核。基于现实状况的信息，要进入主体视域才能形成认知，进而生成形象。而且主体的思想水平、观念层次决定了其对国家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信息充分、利益无涉的情况下，时人思想观念对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国家权益是决定形象的关键。近代国家观的生成与强化，使国家权益成为评价国家形象的关键。强国对弱国权益的掠夺，容易形成弱国对强国的负面认知和敌对情绪。反之，强国对弱国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则有利于国家良好形象的塑造。当然，以上四要素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时起同样的作用，而是动态变化中互相牵制、各有凸显。
五四时期苏俄形象的转变过程，揭示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苏俄形象塑造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先进知识分子率先认同苏俄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分野，则决定了苏俄认知的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思想观念、价值立场上与苏俄构筑了共振的精神纽带，这坚定了其对苏俄的正面认知与光明期待，进而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建立中國共产党。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苏俄正面形象的提升与塑造，引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关注、研究与推崇，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传播。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