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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古琴尘封的容颜才逐渐显现，进而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它用吟、猱、绰、注，向人们讲述着三千年来的清微淡远，讲述着它的前世今生。晋国大夫伯牙摔琴绝弦谢知音，司马相如用“绿绮”琴弹奏 《凤求凰》赢得卓文君芳心……一个个千古流传的与古琴相关的故事和传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随着古琴逐渐复苏，斫琴人欣逢盛世，古琴制造业也走进了春天。
十八岁跟随父亲学斫琴
孙建海的父母早年都是北京民族乐器厂的工人。作为职工子弟，上世纪80年代，18岁的孙建海进厂跟随父亲学做古琴及其他乐器。“在乐器厂一年多以后，因为工厂没有招工名额不能转正，我便离开了乐器厂。”孙建海回忆道：“回家待业后，通过古琴家李祥庭老师帮忙，从中央音乐学院开了一个证明，在工商局注册了个体执照，从此我自己在家做起了古琴。”据孙建海介绍，当时弹琴的人极少，一些老琴家如果哪位收了学生，就向他订做一张琴。当时也有外国人喜欢古琴的，于是友谊商店的负责人也会来找他订制古琴，这种状况仅坚持了几年。由于古琴市场太小，孙建海深感靠斫琴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他只得放下斫琴工具另谋生路找地方上班了。
每天下班后，孙建海回到家里，见家父在灯下埋头做琴，他也会过去给父亲打打下手。
如今54岁的孙建海，从接触古琴制作至今整整36年。他亲历过古琴市场的衰微，也见证了古琴重返人间的兴盛。
工匠琴家协作 合力改良古琴
孙建海的父亲孙庆堂是一位资深的乐器制作人，也是北京较早的斫琴师。
1952年，孙庆堂在北京打磨厂的“振声斋”做学徒，从师于老板柴明远。1956年公司合营之后，“振声斋”与北京数十家私营乐器作坊并入新成立的北京民族乐器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乐器工人。
孙庆堂坦言，他当年在北京民族乐器厂从事许多乐器的制作工作，而学习制作古琴，还缘于古琴名家吴景略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民族乐器厂奉上级指示成立“琴筝瑟改革小组”，孙庆堂成为小组成员之一。国内著名琴家吴景略、龚一、李祥霆等人都参与其中，投入到改良古筝、古琴的工作中。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孙庆堂开始在吴景略的指点下学习斫琴。早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琴教授，吴景略曾尝试改良古琴，以提高古琴的音量。他曾写过古琴改良的文章在有关刊物发表。也正是缘于此，吴先生当年虽然被“边缘化”，但也时常去“琴筝瑟改革小组”对古琴的改良提出一些意见。
孙建海至今还记得，吴景略先生时常会到他家与父亲蹲在地上谈论改良古琴的情形。
用电线杆子制作古琴
看到今天学习古琴成为一种时尚，孙建海感慨道：当初全国学习古琴的人太少了。“上世纪80年代，友谊宾馆向我和父亲订制古琴，当时化学漆的古琴也就百十来块钱一张。那时斫琴材料不好找，木料属于国家控制材料，想做琴都寻不到好材料。”一次李祥霆的学生需要琴，让孙庆堂制作，因为没有木料，李祥霆就找来一节杉篙的电线杆子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家里来让他做琴。
孙建海说：那时木材匮乏，很少能用整料做琴。我父亲给人做琴，木料都是横着拼、竖着拼，快成百衲琴了，没有办法。他接着道：当时使用的漆也不是大漆，都是化学漆。灰胎用的是滑石粉。因为当时古琴的标准很低。“我们也做过鹿角霜的灰胎，去同仁堂药店买来的鹿角霜。太贵了，买不起。”孙建海与父亲共同回忆着斫琴的种种艰难。话锋一转，孙庆堂说：
而今，想买什么材料都好卖了，斫琴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干活了。孙庆堂打趣地说：当初我在家做琴的时候，工厂还点名批评我，说我搞资本主义。父子俩都笑了。
孙庆堂年事已高，几年前一场大病后，他的体力大不如从前。从此孙建海子承父业，心无旁骛地承担起做古琴的工作。从前，他是给父亲打下手，而今，父亲给他打下手。传承，成为一种必然。
孙建海打心眼里还是很热爱古琴的，他记得进乐器厂跟随父亲学习做琴后，他每周专门去一次故宫参观古琴，他笑说当时故宫的门票才一毛钱一张。
琴筝瑟改革无疾而终
孙建海和父亲住在同一栋楼里，但每天他会到父亲家的工作室干活。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面，有几张黑白老照片，那是当年“琴筝瑟改革小组”研究乐器改良的画面。其中一张照片是孙庆堂穿着工装双手举着古琴毛坯，与龚一、李祥霆等琴家围在一起进行探讨的场景;还有一张照片是李祥霆带着围裙、套袖用刨子刨古琴面板的画面。
孙庆堂回忆：“‘琴筝瑟改革小组’成立于1971年，李祥霆、龚一、康绵总、吴文光等都是小组成员。”他还记得营口乐器厂负责筝的改革。他们那里的技术人员搞了转调筝拿到北京，古筝演奏家项斯华也常来弹奏转调筝。“当年国内各个专业团体都配备了转调筝。转调筝因为转调不太灵，一转调声音就不准，后来逐渐被淘汰了。”孙庆堂说，古琴也是改了半天没有成功，改来改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如此看来，乐器改革之路十分艰难。
孙建海认为：“每个年代的斫琴标准不一样，斫琴技艺也在不断进步，比如宋琴就比唐琴有所進步。”孙庆堂师傅插话：唐琴也好，宋琴也好，刚做出来时也不是这个声音。经过上千年，声音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做琴讲究科学，用声学、音响学来衡量古琴，以保证古琴的声学品质。而过去做琴，全凭工匠的感觉和经验。
关于古琴用材，孙建海称：我们做琴还是喜欢用泡桐。泡桐面板声音厚实一些。当然泡桐也有很多种，并不是一说泡桐就是河南兰考的，山东也有很多泡桐，是小叶泡桐，兰考那里是大叶泡桐。小叶泡桐长得慢，大叶泡桐长得快。孙庆堂认为兰考的泡桐不太适合做古琴面板，为什么？它软。孙建海曾用过带着木头方钉、民国时期泡桐木的老房梁斫琴，孙建海认为杉木比泡桐的声音干净一些，它们各有优点。无论是泡桐面板还是杉木面板的古琴，能出好的声音都是好琴。孙建海说，现在来买琴的人，喜欢声音比较干净一点的。他又道：古琴是复合音，太干净也不行。
持平常心斫精品琴
孙建海指着墙上一张古琴说，这张琴就是以吴景略的一张“长风”琴为蓝本斫制的。他还记得当年父亲带着他去吴景略先生家，见过这张“长风”琴。
说起造型与众不同的“长风”琴来，孙庆堂师傅说：当初吴景略先生曾告诉我，这张琴是一个和尚（抑或是道士）送给他的，可能是明代琴。
“现在我和父亲一年也就斫七八张琴。”孙建海说，琴做的虽然不多，但为了保证质量，也不打算增加数量。
经了解，孙建海、孙庆堂父子二人斫制的古琴没有做过任何宣传，大多是慕名而来或是古琴界的朋友介绍来选琴购买，也有一些人自己带料让他们加工制作古琴。
孙庆堂坦言：“当年乐器工匠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乐器行业当年属于要饭吃的行业。解放后，乐器工匠的地位才逐步提高，随着时代的进步，乐器做得越来越精了。”
孙建海至今也没觉得会做古琴有什么了不起，“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一份工作，一份吃饭的手艺。”带着这样一颗平常心，孙建海与父亲联手，兢兢业业斫琴。他们不奢求大富大贵，只希望用心斫制的“仁智之器”能够被更多的专业人士喜爱。
随着古琴逐渐复苏，斫琴人欣逢盛世，古琴制造业也走进了春天。
十八岁跟随父亲学斫琴
孙建海的父母早年都是北京民族乐器厂的工人。作为职工子弟，上世纪80年代，18岁的孙建海进厂跟随父亲学做古琴及其他乐器。“在乐器厂一年多以后，因为工厂没有招工名额不能转正，我便离开了乐器厂。”孙建海回忆道：“回家待业后，通过古琴家李祥庭老师帮忙，从中央音乐学院开了一个证明，在工商局注册了个体执照，从此我自己在家做起了古琴。”据孙建海介绍，当时弹琴的人极少，一些老琴家如果哪位收了学生，就向他订做一张琴。当时也有外国人喜欢古琴的，于是友谊商店的负责人也会来找他订制古琴，这种状况仅坚持了几年。由于古琴市场太小，孙建海深感靠斫琴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他只得放下斫琴工具另谋生路找地方上班了。
每天下班后，孙建海回到家里，见家父在灯下埋头做琴，他也会过去给父亲打打下手。
如今54岁的孙建海，从接触古琴制作至今整整36年。他亲历过古琴市场的衰微，也见证了古琴重返人间的兴盛。
工匠琴家协作 合力改良古琴
孙建海的父亲孙庆堂是一位资深的乐器制作人，也是北京较早的斫琴师。
1952年，孙庆堂在北京打磨厂的“振声斋”做学徒，从师于老板柴明远。1956年公司合营之后，“振声斋”与北京数十家私营乐器作坊并入新成立的北京民族乐器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乐器工人。
孙庆堂坦言，他当年在北京民族乐器厂从事许多乐器的制作工作，而学习制作古琴，还缘于古琴名家吴景略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民族乐器厂奉上级指示成立“琴筝瑟改革小组”，孙庆堂成为小组成员之一。国内著名琴家吴景略、龚一、李祥霆等人都参与其中，投入到改良古筝、古琴的工作中。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孙庆堂开始在吴景略的指点下学习斫琴。早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琴教授，吴景略曾尝试改良古琴，以提高古琴的音量。他曾写过古琴改良的文章在有关刊物发表。也正是缘于此，吴先生当年虽然被“边缘化”，但也时常去“琴筝瑟改革小组”对古琴的改良提出一些意见。
孙建海至今还记得，吴景略先生时常会到他家与父亲蹲在地上谈论改良古琴的情形。
用电线杆子制作古琴
看到今天学习古琴成为一种时尚，孙建海感慨道：当初全国学习古琴的人太少了。“上世纪80年代，友谊宾馆向我和父亲订制古琴，当时化学漆的古琴也就百十来块钱一张。那时斫琴材料不好找，木料属于国家控制材料，想做琴都寻不到好材料。”一次李祥霆的学生需要琴，让孙庆堂制作，因为没有木料，李祥霆就找来一节杉篙的电线杆子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家里来让他做琴。
孙建海说：那时木材匮乏，很少能用整料做琴。我父亲给人做琴，木料都是横着拼、竖着拼，快成百衲琴了，没有办法。他接着道：当时使用的漆也不是大漆，都是化学漆。灰胎用的是滑石粉。因为当时古琴的标准很低。“我们也做过鹿角霜的灰胎，去同仁堂药店买来的鹿角霜。太贵了，买不起。”孙建海与父亲共同回忆着斫琴的种种艰难。话锋一转，孙庆堂说：
而今，想买什么材料都好卖了，斫琴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干活了。孙庆堂打趣地说：当初我在家做琴的时候，工厂还点名批评我，说我搞资本主义。父子俩都笑了。
孙庆堂年事已高，几年前一场大病后，他的体力大不如从前。从此孙建海子承父业，心无旁骛地承担起做古琴的工作。从前，他是给父亲打下手，而今，父亲给他打下手。传承，成为一种必然。
孙建海打心眼里还是很热爱古琴的，他记得进乐器厂跟随父亲学习做琴后，他每周专门去一次故宫参观古琴，他笑说当时故宫的门票才一毛钱一张。
琴筝瑟改革无疾而终
孙建海和父亲住在同一栋楼里，但每天他会到父亲家的工作室干活。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面，有几张黑白老照片，那是当年“琴筝瑟改革小组”研究乐器改良的画面。其中一张照片是孙庆堂穿着工装双手举着古琴毛坯，与龚一、李祥霆等琴家围在一起进行探讨的场景;还有一张照片是李祥霆带着围裙、套袖用刨子刨古琴面板的画面。
孙庆堂回忆：“‘琴筝瑟改革小组’成立于1971年，李祥霆、龚一、康绵总、吴文光等都是小组成员。”他还记得营口乐器厂负责筝的改革。他们那里的技术人员搞了转调筝拿到北京，古筝演奏家项斯华也常来弹奏转调筝。“当年国内各个专业团体都配备了转调筝。转调筝因为转调不太灵，一转调声音就不准，后来逐渐被淘汰了。”孙庆堂说，古琴也是改了半天没有成功，改来改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如此看来，乐器改革之路十分艰难。
孙建海认为：“每个年代的斫琴标准不一样，斫琴技艺也在不断进步，比如宋琴就比唐琴有所進步。”孙庆堂师傅插话：唐琴也好，宋琴也好，刚做出来时也不是这个声音。经过上千年，声音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做琴讲究科学，用声学、音响学来衡量古琴，以保证古琴的声学品质。而过去做琴，全凭工匠的感觉和经验。
关于古琴用材，孙建海称：我们做琴还是喜欢用泡桐。泡桐面板声音厚实一些。当然泡桐也有很多种，并不是一说泡桐就是河南兰考的，山东也有很多泡桐，是小叶泡桐，兰考那里是大叶泡桐。小叶泡桐长得慢，大叶泡桐长得快。孙庆堂认为兰考的泡桐不太适合做古琴面板，为什么？它软。孙建海曾用过带着木头方钉、民国时期泡桐木的老房梁斫琴，孙建海认为杉木比泡桐的声音干净一些，它们各有优点。无论是泡桐面板还是杉木面板的古琴，能出好的声音都是好琴。孙建海说，现在来买琴的人，喜欢声音比较干净一点的。他又道：古琴是复合音，太干净也不行。
持平常心斫精品琴
孙建海指着墙上一张古琴说，这张琴就是以吴景略的一张“长风”琴为蓝本斫制的。他还记得当年父亲带着他去吴景略先生家，见过这张“长风”琴。
说起造型与众不同的“长风”琴来，孙庆堂师傅说：当初吴景略先生曾告诉我，这张琴是一个和尚（抑或是道士）送给他的，可能是明代琴。
“现在我和父亲一年也就斫七八张琴。”孙建海说，琴做的虽然不多，但为了保证质量，也不打算增加数量。
经了解，孙建海、孙庆堂父子二人斫制的古琴没有做过任何宣传，大多是慕名而来或是古琴界的朋友介绍来选琴购买，也有一些人自己带料让他们加工制作古琴。
孙庆堂坦言：“当年乐器工匠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乐器行业当年属于要饭吃的行业。解放后，乐器工匠的地位才逐步提高，随着时代的进步，乐器做得越来越精了。”
孙建海至今也没觉得会做古琴有什么了不起，“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一份工作，一份吃饭的手艺。”带着这样一颗平常心，孙建海与父亲联手，兢兢业业斫琴。他们不奢求大富大贵，只希望用心斫制的“仁智之器”能够被更多的专业人士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