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普惠金融概念自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已超过10年。在诸多国家经过了不同层次的实验，而其在中国的落地，伴随互联网金融的高调发展展现出了更为多样的面貌。
普惠金融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G20杭州峰会上，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是有关金融的两项重要议题。其中与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议题是包容性增长，不断整合所有的资源让更多用户受益。而本次峰会也是首次将普惠金融与“数字”相结合，包括《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份重要文件经峰会公布后，正式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普惠金融概念自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已超过10年。在诸多国家经过了不同层次的实验，而其在中国的落地，伴随互联网金融的高调发展展现出了更为多样的面貌。通过数字化的结合，以及G20峰会更高规格的重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是否将更为顺畅，而中国在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又是否会迎来“弯道超车”的机会？
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系统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那些此前无法接触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更容易地获得服务。
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未来5年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勾勒出了路线图，普惠金融也因此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十三·五”计划实施的优先领域。由此引发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这一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与者纷至沓来。
宜信CEO唐宁曾经在10多年前亲赴孟加拉“朝圣”，希望从普惠金融鼻祖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中寻找“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奥秘。但当他从美国舟车辗转20多个小时到达孟加拉乡村网点后，却惊讶于现场没有一个办业务的客户。“工作人员给我的装备是一辆自行车，然后跟着他一起骑出去翻山越岭找客户。”唐宁说。
泥腿子、接地气，活脏活累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横切面。在多年前宜信刚刚开始从事网贷业务时，很多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普惠金融”为何物，“大家认为无法介绍自己的业务，甚至觉得很low。”唐宁表示。
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也不得不承认普惠金融是一项说易行难的事业。
“普惠金融是因市场缺陷而产生的理念。普惠金融的先驱最早都是用非政府公益性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
《2016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近10年，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得“速快面广”，形成了包括各规模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在内的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并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有力支持。但另一方面，金融结构失衡、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以及匮乏的金融教育仍是困扰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开展的明显障碍。
为了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格莱珉银行和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者均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有时候去一个客户家中做风险审核，往返车程就需要6个小时。这些成本都需要叠加进贷款利息里。”一位农村金融从业者告诉笔者。
受制于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当各类金融机构甚至“民间金融”去关注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时，往往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新客户的基础资料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得，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业务开展面临困难。“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社会征信系统、农村电子支付系统等都相对比较薄弱。”贝多广表示。
因此，当“数字普惠金融”被此次G20峰会列入重要议题时，贝多广及众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世界看到了数字化可以为普惠金融“开”出一条新路。
数字化破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中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指让长期被现代服务业排斥的人群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一种数字化途径。而“数字化”，则是计算机、信息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相关技术的统称。
事实上，即使在资讯最为发达的传媒行业，对于被G20峰会推到聚光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仍觉得并不好理解。这种情况也让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朋友圈忍不住感慨：“最近突然意识到普惠金融是这样一个干巴巴的词，如果再加上数字两个字，其效果相当于咀嚼蜡烛。这种枯燥的东西居然还有高级原则，如果不是G20峰会，估计大部分人打死也不采访。”
如何理解这种数字化？一些观点认为，如果你拥有一部可以进行支付、理财、借贷等各种需求的智能手机，那么之前很多金融服务则有了“一键解决”的可能。
陈龙认为，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很多亿人每天随时随地可以很爽地使用无需付费的移动支付，一块钱也可以升值的余额宝，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好案例。“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技术驱动的触手可及，可承担可依赖的金融。”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轫，得益于几个关键条件的成熟。首先是移动终端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超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就达24.5%。
此外，则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不久前的一次公开场合就曾指出，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达到了79%。而中国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各种金融机构在农村覆盖的网点有99.75万个，覆盖村级的行政区54万个，覆盖率超过了90%，农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得到存款、贷款、取款、支付、汇款，还有查询等服务。 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业态，近年来在备受各界关注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通过数字技术，孟加拉乡村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自行车”在中国已经找到替代品。以宜信面向农村金融市场而推出的惠农平台为例，农户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移动APP，完成借贷、支付、理财等“一站式”需求，成本仅仅是一部智能手机。“通过下乡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客户其实更容易接受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宜信普惠高级副总裁王威告诉记者，数字技术让时效性、便捷性提升了，农户可以更快速地了解和找到服务，一些试点地区的获客成本明显降低。
弯道超车
此次提交给G20峰会的《高级原则》包括八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
据悉，八项原则具体为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66条行动建议包括：支持跨境普惠金融服务，为各国数字金融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方便；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化与平台之间的兼容互通性；探索利用分布式记账（区块链）技术升级金融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与安全性；鼓励出台高于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自律标准；通过普及数字金融服务，强化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等。
这也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作为G20峰会的一员，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经验以及重点关注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也被融入《高级原则》。在业内看来，这将促使中国在未来国际普惠金融事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此前，包括蚂蚁金服、宜信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代表参与了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针对此次高级原则制定的讨论与研究。
在唐宁看来，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有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小额信贷，其推动了普惠金融最早的发展，整个普惠金融在国际上的实践也是从小额信贷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微金融，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存款、理财、支付、保险等等；第三阶段是能力建设，“一方面是信用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指导借款人更好地用小额资金把自己的事业和业务做好，这种能力建设可以视为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一个重要区分。”
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数字化，强调利用技术实现普惠金融一脉相承；可持续，重点强调风险与创新的平衡；负责任，着眼创新过程中对消费者、社会的责任担当；智慧，则要求在监管方面寻求给予创新以空间和坚守底线的平衡。
虽然在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可持续问题、监管力度等都是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征信等基础设置建设缺失无疑仍是最大短板。
调查表明，中国现有的征信系统覆盖率仅为38%，大量用户金融需求由此被排除在外。中国现行的以央行为主导的征信系统在数据覆盖面上尚不能完全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
通过数字技术解决上述问题也因此被寄予厚望。在此次峰会通过的《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就对包括账户的普及率、信贷的普及率、数字支付、网上支付、移动支付普及率，以及ATM机和银行网点的密度，客户账户的使用频度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要求。据悉，这些指标将对政府采用政策鼓励和扶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指引。
在陈龙看来，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普惠金融的正道，如果没有技术的支持，普惠金融则比较难推广和持续。“传统的普惠金融，如果不使用技术去降低触达用户的成本、提高搜集信息判断用户风险的能力，一定面临成本高、风险高、收益小的问题，要做好非常困难，经营模式也很难持续。而随着移动互联、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触达用户和理解用户的能力正在被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效率和成本都与以往显著不同。”
而从实际案例看来，刚刚召开过G20峰会的杭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覆盖出租车、超市便利店、餐饮门店、美容美发、KTV、休闲娱乐等多行业。而服务范围的扩大，更多难点痛点同样可以找到解决答案。搭乘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车，中国普惠金融将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多样本。
李 晖 中国经营报记者
普惠金融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G20杭州峰会上，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是有关金融的两项重要议题。其中与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议题是包容性增长，不断整合所有的资源让更多用户受益。而本次峰会也是首次将普惠金融与“数字”相结合，包括《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份重要文件经峰会公布后，正式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普惠金融概念自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已超过10年。在诸多国家经过了不同层次的实验，而其在中国的落地，伴随互联网金融的高调发展展现出了更为多样的面貌。通过数字化的结合，以及G20峰会更高规格的重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是否将更为顺畅，而中国在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又是否会迎来“弯道超车”的机会？
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系统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那些此前无法接触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更容易地获得服务。
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未来5年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勾勒出了路线图，普惠金融也因此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十三·五”计划实施的优先领域。由此引发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这一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与者纷至沓来。
宜信CEO唐宁曾经在10多年前亲赴孟加拉“朝圣”，希望从普惠金融鼻祖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中寻找“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奥秘。但当他从美国舟车辗转20多个小时到达孟加拉乡村网点后，却惊讶于现场没有一个办业务的客户。“工作人员给我的装备是一辆自行车，然后跟着他一起骑出去翻山越岭找客户。”唐宁说。
泥腿子、接地气，活脏活累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横切面。在多年前宜信刚刚开始从事网贷业务时，很多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普惠金融”为何物，“大家认为无法介绍自己的业务，甚至觉得很low。”唐宁表示。
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也不得不承认普惠金融是一项说易行难的事业。
“普惠金融是因市场缺陷而产生的理念。普惠金融的先驱最早都是用非政府公益性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
《2016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近10年，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得“速快面广”，形成了包括各规模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在内的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并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有力支持。但另一方面，金融结构失衡、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以及匮乏的金融教育仍是困扰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开展的明显障碍。
为了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格莱珉银行和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者均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有时候去一个客户家中做风险审核，往返车程就需要6个小时。这些成本都需要叠加进贷款利息里。”一位农村金融从业者告诉笔者。
受制于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当各类金融机构甚至“民间金融”去关注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时，往往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新客户的基础资料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得，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业务开展面临困难。“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社会征信系统、农村电子支付系统等都相对比较薄弱。”贝多广表示。
因此，当“数字普惠金融”被此次G20峰会列入重要议题时，贝多广及众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世界看到了数字化可以为普惠金融“开”出一条新路。
数字化破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中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指让长期被现代服务业排斥的人群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一种数字化途径。而“数字化”，则是计算机、信息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相关技术的统称。
事实上，即使在资讯最为发达的传媒行业，对于被G20峰会推到聚光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仍觉得并不好理解。这种情况也让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朋友圈忍不住感慨：“最近突然意识到普惠金融是这样一个干巴巴的词，如果再加上数字两个字，其效果相当于咀嚼蜡烛。这种枯燥的东西居然还有高级原则，如果不是G20峰会，估计大部分人打死也不采访。”
如何理解这种数字化？一些观点认为，如果你拥有一部可以进行支付、理财、借贷等各种需求的智能手机，那么之前很多金融服务则有了“一键解决”的可能。
陈龙认为，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很多亿人每天随时随地可以很爽地使用无需付费的移动支付，一块钱也可以升值的余额宝，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好案例。“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技术驱动的触手可及，可承担可依赖的金融。”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轫，得益于几个关键条件的成熟。首先是移动终端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超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就达24.5%。
此外，则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不久前的一次公开场合就曾指出，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达到了79%。而中国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各种金融机构在农村覆盖的网点有99.75万个，覆盖村级的行政区54万个，覆盖率超过了90%，农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得到存款、贷款、取款、支付、汇款，还有查询等服务。 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业态，近年来在备受各界关注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通过数字技术，孟加拉乡村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自行车”在中国已经找到替代品。以宜信面向农村金融市场而推出的惠农平台为例，农户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移动APP，完成借贷、支付、理财等“一站式”需求，成本仅仅是一部智能手机。“通过下乡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客户其实更容易接受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宜信普惠高级副总裁王威告诉记者，数字技术让时效性、便捷性提升了，农户可以更快速地了解和找到服务，一些试点地区的获客成本明显降低。
弯道超车
此次提交给G20峰会的《高级原则》包括八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
据悉，八项原则具体为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66条行动建议包括：支持跨境普惠金融服务，为各国数字金融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方便；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化与平台之间的兼容互通性；探索利用分布式记账（区块链）技术升级金融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与安全性；鼓励出台高于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自律标准；通过普及数字金融服务，强化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等。
这也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作为G20峰会的一员，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经验以及重点关注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也被融入《高级原则》。在业内看来，这将促使中国在未来国际普惠金融事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此前，包括蚂蚁金服、宜信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代表参与了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针对此次高级原则制定的讨论与研究。
在唐宁看来，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有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小额信贷，其推动了普惠金融最早的发展，整个普惠金融在国际上的实践也是从小额信贷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微金融，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存款、理财、支付、保险等等；第三阶段是能力建设，“一方面是信用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指导借款人更好地用小额资金把自己的事业和业务做好，这种能力建设可以视为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一个重要区分。”
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数字化，强调利用技术实现普惠金融一脉相承；可持续，重点强调风险与创新的平衡；负责任，着眼创新过程中对消费者、社会的责任担当；智慧，则要求在监管方面寻求给予创新以空间和坚守底线的平衡。
虽然在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可持续问题、监管力度等都是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征信等基础设置建设缺失无疑仍是最大短板。
调查表明，中国现有的征信系统覆盖率仅为38%，大量用户金融需求由此被排除在外。中国现行的以央行为主导的征信系统在数据覆盖面上尚不能完全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
通过数字技术解决上述问题也因此被寄予厚望。在此次峰会通过的《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就对包括账户的普及率、信贷的普及率、数字支付、网上支付、移动支付普及率，以及ATM机和银行网点的密度，客户账户的使用频度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要求。据悉，这些指标将对政府采用政策鼓励和扶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指引。
在陈龙看来，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普惠金融的正道，如果没有技术的支持，普惠金融则比较难推广和持续。“传统的普惠金融，如果不使用技术去降低触达用户的成本、提高搜集信息判断用户风险的能力，一定面临成本高、风险高、收益小的问题，要做好非常困难，经营模式也很难持续。而随着移动互联、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触达用户和理解用户的能力正在被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效率和成本都与以往显著不同。”
而从实际案例看来，刚刚召开过G20峰会的杭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覆盖出租车、超市便利店、餐饮门店、美容美发、KTV、休闲娱乐等多行业。而服务范围的扩大，更多难点痛点同样可以找到解决答案。搭乘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车，中国普惠金融将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多样本。
李 晖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