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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孩子，4个没户口……我要把这件事情告到联合国去。”当张承柱说出这句话后，到访的家乡干部掐灭烟头，转身离去……
这一幕发生在广东省惠东平海镇南门海一侧一户低矮窝棚中，今年52岁的张承柱是窝棚的主人，来访的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乡长。
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至少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占中国所有人口的1%。张承柱的四个孩子就在其中。
“总体来看，不符合政策超生、没有主动上户口、未婚先育、毕业迁移证丢失是导致‘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在他近期公布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中分析道。
四个“黑户”孩子
从2000年至2013年，张承柱的妻子龙桂莲在窝棚内先后生下5胎，3女2男。算上大女儿，夫妇二人先后生育6個子女。除了18岁的老大和15岁的老二，其余4个子女均是“黑户”，而且从诞生起就没有离开过海滩。
自1998年到南门海边居住生活以来，张承柱主要以捡拾垃圾为生，月收入千余元。
张承柱并非没有职业，《南方都市报》去年8月报道称，他原来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一位乡中老师。
远在贵州的一位老师因何成了惠东海边的棚居者？一切要从一纸计生通知说起。
1998年6月22日，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股给张承柱下了一纸通知：你夫妇已生育子女1孩，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试行条例》及上级文件有关规定，你夫妇应由女方落实上环手术。经乡镇府研究决定，限你夫妇务于1998年7月1日（农历5月8日）之前主动到彦洞乡兑现落实手术。若到期不主动兑现上述手术，给予处罚超期费50元，并强制落实应做手术。
已生育一女的张承柱夫妇并未按时做手术，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寨子里的习俗，他们还有再生育一胎的机会。
不过，他们的拖延并未换得机会。
张承柱说，一天，他正在干农活儿，有村民送信说，一帮人要带他的妻子去上环。闻讯后，他赶回家，屋里不见妻子踪影，便拿起扁担，集结20余名村民沿小路追赶。在村路与乡道结合处，两路人碰个正着。
几番厮打后，妻子被抢回来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数日后，张承柱的房屋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打砸。等张承柱跑回家时，眼前一幕把他惊呆了：木架结构的吊脚楼的墙壁、屋顶不见了，只剩下木桩;院子里瓦砾、茅草满地;炊具、用具尽毁……
无处可去的张承柱决定携妻女出走南门海域，因为老乡告诉他“那边好活”。
张承柱和四个没有户口的孩子。
图/王丽
张承柱到南门海域时，窝棚区尚未形成规模，但多数是因“躲避计划生育”而来。
而南门海域所属惠东县平海镇政府一度试图驱离他们。附近一家开杂货店的老板曾看到，“一有人开车来，那些住在窝棚里的男女老少就往大海里跑。”在“一来一跑”间，窝棚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搭越多，最多时达100多个，人口近400人。久而久之，无论面对何种来者，没有人再往外跑。
16年后，这次的来者与以往不同。当彦洞乡干部到窝棚看望张承柱时，同样来自黔东南州的老乡郭秋壁颇为羡慕：“他上报纸后成了名人，都有两拨干部来过了。”
据平海镇政府最早接触张承柱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自张承柱的故事见报后，镇里、县里都去人过问了。这位工作人员推测，“这次贵州来人，很有可能是惠东县政府跟锦屏县政府沟通后，彦洞乡才派人过来。”
张承柱说，来者是彦洞乡现任乡长。经过一番交涉，乡长要给4个孩子在彦洞乡落户。当张承柱提出查找打砸其房屋的肇事者时，乡长建议可以从棚户区改造款中拨2万元给他作为补偿，此事到此为止。
不过，张承柱并没有接受乡长的建议，坚持要乡里给自己个说法。张承柱说，当他提出要告到联合国时，乡长转身离去，再没回来。
大学生“黑白”人生
与张承柱四个子女一直是“黑户”不同，来自广东汕头的一位大学生则有着非一般的“黑白黑白”经历。
朱兆时，男，原籍广东省汕头市某村人。2008年毕业于河北省一所大学后被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雇佣，5年后，朱兆时向原企业提出辞职，打算回乡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创业从事服装生意。
2013年6月，在去银行办理业务贷款时，他被告知所提供的材料里缺一纸“户籍证明”，于是返回乡派出所，结果户籍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已经“洗白”16年的朱兆时再次变“黑户”。
朱兆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还有两个姐姐，当时，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村里比较普遍。不过，1982年—1984年恰逢国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在母亲东躲西藏中，朱兆时于1984年出生。
按当时政策，朱兆时属于“超生儿”，一直没有户口，直至1997年，因为要考中学，其父交完超生罚款8000元才得以落户，那一年他13岁。
16年后，已经29岁的朱兆时从户籍系统“消失”，又成为“黑户”。由此他再次走上“洗白”道路。
2013年8月，朱兆时花费千余元坐高铁到石家庄，回学校查询。9月，在交了100元查询费后，学校学生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档案已迁出。而广州人才中心明确表示，他的档案根本就没有进入的记录，也就是说再跑回广州不可能有进展。朱兆时找到原辅导员，在其帮助下，查到有记录显示他的档案已寄出，登记的时间为2008年10月。
至此，朱兆时的档案已查无所踪。
2014年4月，朱兆时决定重新办理落户手续。5月，他第二次从广州出发，返回学校。学生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一般情况下学校只为应届毕业生保管2年档案，逾期不办理迁移手续，户籍资料会被自动注销。 在这位负责人的建议下，朱兆时来到学校档案科查询，被告知必须要学院出具“查询证明”才可以。在多次往返学院办公室与辅导员办公室后，他拿着“查询证明”在学校档案科档案室查到了一个属于他的档案袋，并从里面找到了一张2008年的毕业生报到证，而户口资料因逾期，在2010年11月被注销，只有复印件可查。
朱兆时在档案科交完档案保管费1200元，又在辅导员处补齐党费500元，派遣事宜总算了结。
不过，在重新办理迁移证时，朱兆时再次遇到麻烦。按照政策，个人是不允许自己携带档案，必须要有资质的档案接收部门出具“人事接收证明”，学校相关部门才会派发户口迁移证。
2014年6月，拿着花费3000元开出来的“人事接收证明”，朱兆时终于得到户口迁移证。这是他第3次往返于广州与石家庄之间。
不过，这不是最后一次。学校所在派出所要求他提供“迁回原籍情况说明书”，才能为他办理迁回原籍事宜。
一個星期后，朱兆时第4次踏上去石家庄的动车，在提交了盖有原籍派出所印章的“迁回原籍情况说明书”后，终于拿到了派出所的户口迁移证。
7月，朱兆时前往原籍乡派出所落户，却被告知他迁回的是“非农业户口”，要想落回农业户口必须首先经过村委会同意，而后到公安局审批。但要落城镇户口随时可以办。
经沟通，村里通过了其回迁农业户口的申请，而后交给公安局审批。2个多月后，朱兆时的审批没通过，原因是“非转农”会使城镇化率走低。最终，他落了城镇户口。
标题
31岁的朱兆时给自己的经历算了一笔账，除去食宿费用，他先后花费了20800元。
万海远的调查结果显示，像朱兆时这样因毕业迁移证过期、丢失造成的“黑户”大学生占到“黑户”总人口的15%，全国约有195万～390万人。
两代“黑户”船民
除了大学生群体，还有一部分人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成为“黑户”，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在195万～390万之间。距汕头290公里以外的惠州就有这样一个案例。
初春的晨阳，掠过惠州市区东江大石桥江面，照在河对岸的建筑上，城市里的人们开始进入新的一天。
在东江大石桥江面附近一条破旧的木船上，62岁的霍华全叫醒小女儿霍小燕，准备去上学。虽然已经15岁了，但霍小燕却刚上小学5年级。自女儿10岁那年第一天踏入校门起，霍华全坚持每天接送4次，而学校距他们的居住地——木船不超过2公里。
霍华全来自一个特殊人群，时间可以追溯到1956年。
从那一年开始，在河源老隆港至惠州水东街之间，陆续开始航行着8支船队，分别来自广西梧州藤县象棋镇、太平镇、大黎镇、金鸡镇以及广西贺州、北流、容县、岑溪。他们从自发而来到广东正式出函邀请，与广东本土船队一起承担了众多运输任务，主要包括建国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惠州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部分煤矿、铁矿、大米等物资的运输。
那一年，3岁的霍华全随父母加入藤县金鸡镇船民组成的金鸡船队，与另外7支以同乡船民组成的船队一起开启了第一代的远航。
据记载，原惠阳航运局在每年3至7月东江航运黄金季节，都会组织“煤运大会战”，老隆港最高峰时参战人数达到1000多人。在此期间，霍华全常常被父母拴在自家船头防止落水，因为在他之前的10个哥哥姐姐中，先后有4人在往来的码头间落水溺亡。
“当时特别忙，孩子啥时候掉下去的都不知道，怎么捞？”霍华全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71年，18岁的霍华全与4个哥哥一起接过父母手中的摇橹，作为“航二代”，他们继续为东江沿岸各市县以及中山、南海、番禺等地的氮肥厂、水泥厂、煤建公司服务。
当时广西籍船队的待遇相较广东本土船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除了惠州给广西船队提供燃料外，广西船民还能从家乡获取额外的粮票，每月每人19公斤。
但这种好日子在1982年发生了改变。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批准12个广西航运船队成立水运公司。而霍华全所在的金鸡船队向惠州市政府申请后，最终更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金鸡水运公司驻惠州船队。
由“航运社”到“水运公司”的转变，使得船民们的命运也一同发生变化。
霍华全因金鸡水运公司在脱离“广西藤县金鸡航运队（社）”时成为“黑户”。他习惯了将一切都交给组织，在无组织通知他需要办理户口事宜的情况下，他没有回广西落户，从小长在惠州东江边船上的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惠州人，而像他这样没有户口的“航二代”不在少数。
1994年，“航二代”以粮票换粮食的政策配额戛然而止，同时，随着公路、铁路建设严重冲击东江水运业，东江航运陷入衰落期。
进入新千年，“航二代”纷纷弃大船，在东江边干起了驾小船打鱼捞虾的营生。
这一年，霍华全的三个孩子，均已超过读书年龄，迫于“黑户”身份，三个孩子从未进过学校大门。
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的霍华全决定，将时年10岁的老二和6岁的老三送回广西亲戚家寄养，一来减轻负担，二来可以让这两孩子在当地农村上学。同时，他将时年12岁的老大和刚刚出生的老四留在船上，老大同自己打鱼。
2003年1月14日，惠州市政府发出“关于整治东江惠州市区河段的通告”，限令在船上居住的船民必须在50天内迁出，而船则被要求拆除，逾期将会被强制执行，惠州市政府给予每船3万元补贴作为安置费。
3万元是霍华全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一笔钱，他并没有上岸安置家人，而是将这笔钱包好，驾一艘更小的木船遁入人迹罕至的东江支流。
2010年，适逢全国第六次普查人口，在原金鸡船队干部的帮助下，霍华全拿出那笔钱，回广西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分别为四个孩子落了户口。
当年，22岁的老大离开木船，拿着身份证第一次乘坐火车去外地打工，20岁的老二远嫁河南新乡，16岁的老三在广西当学徒，10岁的霍小燕拿到了广西户口，在惠州英头小学交了250元/期借读费后，成功入学。
霍华全希望小女儿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霍小燕则说她已经习惯了住在船上，今后不愿意上岸，她至今还有个困惑：“同学们问我到底是哪里人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一幕发生在广东省惠东平海镇南门海一侧一户低矮窝棚中，今年52岁的张承柱是窝棚的主人，来访的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乡长。
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至少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占中国所有人口的1%。张承柱的四个孩子就在其中。
“总体来看，不符合政策超生、没有主动上户口、未婚先育、毕业迁移证丢失是导致‘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在他近期公布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中分析道。
四个“黑户”孩子
从2000年至2013年，张承柱的妻子龙桂莲在窝棚内先后生下5胎，3女2男。算上大女儿，夫妇二人先后生育6個子女。除了18岁的老大和15岁的老二，其余4个子女均是“黑户”，而且从诞生起就没有离开过海滩。
自1998年到南门海边居住生活以来，张承柱主要以捡拾垃圾为生，月收入千余元。
张承柱并非没有职业，《南方都市报》去年8月报道称，他原来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一位乡中老师。
远在贵州的一位老师因何成了惠东海边的棚居者？一切要从一纸计生通知说起。
1998年6月22日，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股给张承柱下了一纸通知：你夫妇已生育子女1孩，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试行条例》及上级文件有关规定，你夫妇应由女方落实上环手术。经乡镇府研究决定，限你夫妇务于1998年7月1日（农历5月8日）之前主动到彦洞乡兑现落实手术。若到期不主动兑现上述手术，给予处罚超期费50元，并强制落实应做手术。
已生育一女的张承柱夫妇并未按时做手术，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寨子里的习俗，他们还有再生育一胎的机会。
不过，他们的拖延并未换得机会。
张承柱说，一天，他正在干农活儿，有村民送信说，一帮人要带他的妻子去上环。闻讯后，他赶回家，屋里不见妻子踪影，便拿起扁担，集结20余名村民沿小路追赶。在村路与乡道结合处，两路人碰个正着。
几番厮打后，妻子被抢回来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数日后，张承柱的房屋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打砸。等张承柱跑回家时，眼前一幕把他惊呆了：木架结构的吊脚楼的墙壁、屋顶不见了，只剩下木桩;院子里瓦砾、茅草满地;炊具、用具尽毁……
无处可去的张承柱决定携妻女出走南门海域，因为老乡告诉他“那边好活”。
图/王丽
张承柱到南门海域时，窝棚区尚未形成规模，但多数是因“躲避计划生育”而来。
而南门海域所属惠东县平海镇政府一度试图驱离他们。附近一家开杂货店的老板曾看到，“一有人开车来，那些住在窝棚里的男女老少就往大海里跑。”在“一来一跑”间，窝棚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搭越多，最多时达100多个，人口近400人。久而久之，无论面对何种来者，没有人再往外跑。
16年后，这次的来者与以往不同。当彦洞乡干部到窝棚看望张承柱时，同样来自黔东南州的老乡郭秋壁颇为羡慕：“他上报纸后成了名人，都有两拨干部来过了。”
据平海镇政府最早接触张承柱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自张承柱的故事见报后，镇里、县里都去人过问了。这位工作人员推测，“这次贵州来人，很有可能是惠东县政府跟锦屏县政府沟通后，彦洞乡才派人过来。”
张承柱说，来者是彦洞乡现任乡长。经过一番交涉，乡长要给4个孩子在彦洞乡落户。当张承柱提出查找打砸其房屋的肇事者时，乡长建议可以从棚户区改造款中拨2万元给他作为补偿，此事到此为止。
不过，张承柱并没有接受乡长的建议，坚持要乡里给自己个说法。张承柱说，当他提出要告到联合国时，乡长转身离去，再没回来。
大学生“黑白”人生
与张承柱四个子女一直是“黑户”不同，来自广东汕头的一位大学生则有着非一般的“黑白黑白”经历。
朱兆时，男，原籍广东省汕头市某村人。2008年毕业于河北省一所大学后被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雇佣，5年后，朱兆时向原企业提出辞职，打算回乡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创业从事服装生意。
2013年6月，在去银行办理业务贷款时，他被告知所提供的材料里缺一纸“户籍证明”，于是返回乡派出所，结果户籍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已经“洗白”16年的朱兆时再次变“黑户”。
朱兆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还有两个姐姐，当时，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村里比较普遍。不过，1982年—1984年恰逢国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在母亲东躲西藏中，朱兆时于1984年出生。
按当时政策，朱兆时属于“超生儿”，一直没有户口，直至1997年，因为要考中学，其父交完超生罚款8000元才得以落户，那一年他13岁。
16年后，已经29岁的朱兆时从户籍系统“消失”，又成为“黑户”。由此他再次走上“洗白”道路。
2013年8月，朱兆时花费千余元坐高铁到石家庄，回学校查询。9月，在交了100元查询费后，学校学生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档案已迁出。而广州人才中心明确表示，他的档案根本就没有进入的记录，也就是说再跑回广州不可能有进展。朱兆时找到原辅导员，在其帮助下，查到有记录显示他的档案已寄出，登记的时间为2008年10月。
至此，朱兆时的档案已查无所踪。
2014年4月，朱兆时决定重新办理落户手续。5月，他第二次从广州出发，返回学校。学生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一般情况下学校只为应届毕业生保管2年档案，逾期不办理迁移手续，户籍资料会被自动注销。 在这位负责人的建议下，朱兆时来到学校档案科查询，被告知必须要学院出具“查询证明”才可以。在多次往返学院办公室与辅导员办公室后，他拿着“查询证明”在学校档案科档案室查到了一个属于他的档案袋，并从里面找到了一张2008年的毕业生报到证，而户口资料因逾期，在2010年11月被注销，只有复印件可查。
朱兆时在档案科交完档案保管费1200元，又在辅导员处补齐党费500元，派遣事宜总算了结。
不过，在重新办理迁移证时，朱兆时再次遇到麻烦。按照政策，个人是不允许自己携带档案，必须要有资质的档案接收部门出具“人事接收证明”，学校相关部门才会派发户口迁移证。
2014年6月，拿着花费3000元开出来的“人事接收证明”，朱兆时终于得到户口迁移证。这是他第3次往返于广州与石家庄之间。
不过，这不是最后一次。学校所在派出所要求他提供“迁回原籍情况说明书”，才能为他办理迁回原籍事宜。
一個星期后，朱兆时第4次踏上去石家庄的动车，在提交了盖有原籍派出所印章的“迁回原籍情况说明书”后，终于拿到了派出所的户口迁移证。
7月，朱兆时前往原籍乡派出所落户，却被告知他迁回的是“非农业户口”，要想落回农业户口必须首先经过村委会同意，而后到公安局审批。但要落城镇户口随时可以办。
经沟通，村里通过了其回迁农业户口的申请，而后交给公安局审批。2个多月后，朱兆时的审批没通过，原因是“非转农”会使城镇化率走低。最终，他落了城镇户口。
31岁的朱兆时给自己的经历算了一笔账，除去食宿费用，他先后花费了20800元。
万海远的调查结果显示，像朱兆时这样因毕业迁移证过期、丢失造成的“黑户”大学生占到“黑户”总人口的15%，全国约有195万～390万人。
两代“黑户”船民
除了大学生群体，还有一部分人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成为“黑户”，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在195万～390万之间。距汕头290公里以外的惠州就有这样一个案例。
初春的晨阳，掠过惠州市区东江大石桥江面，照在河对岸的建筑上，城市里的人们开始进入新的一天。
在东江大石桥江面附近一条破旧的木船上，62岁的霍华全叫醒小女儿霍小燕，准备去上学。虽然已经15岁了，但霍小燕却刚上小学5年级。自女儿10岁那年第一天踏入校门起，霍华全坚持每天接送4次，而学校距他们的居住地——木船不超过2公里。
霍华全来自一个特殊人群，时间可以追溯到1956年。
从那一年开始，在河源老隆港至惠州水东街之间，陆续开始航行着8支船队，分别来自广西梧州藤县象棋镇、太平镇、大黎镇、金鸡镇以及广西贺州、北流、容县、岑溪。他们从自发而来到广东正式出函邀请，与广东本土船队一起承担了众多运输任务，主要包括建国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惠州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部分煤矿、铁矿、大米等物资的运输。
那一年，3岁的霍华全随父母加入藤县金鸡镇船民组成的金鸡船队，与另外7支以同乡船民组成的船队一起开启了第一代的远航。
据记载，原惠阳航运局在每年3至7月东江航运黄金季节，都会组织“煤运大会战”，老隆港最高峰时参战人数达到1000多人。在此期间，霍华全常常被父母拴在自家船头防止落水，因为在他之前的10个哥哥姐姐中，先后有4人在往来的码头间落水溺亡。
“当时特别忙，孩子啥时候掉下去的都不知道，怎么捞？”霍华全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71年，18岁的霍华全与4个哥哥一起接过父母手中的摇橹，作为“航二代”，他们继续为东江沿岸各市县以及中山、南海、番禺等地的氮肥厂、水泥厂、煤建公司服务。
当时广西籍船队的待遇相较广东本土船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除了惠州给广西船队提供燃料外，广西船民还能从家乡获取额外的粮票，每月每人19公斤。
但这种好日子在1982年发生了改变。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批准12个广西航运船队成立水运公司。而霍华全所在的金鸡船队向惠州市政府申请后，最终更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金鸡水运公司驻惠州船队。
由“航运社”到“水运公司”的转变，使得船民们的命运也一同发生变化。
霍华全因金鸡水运公司在脱离“广西藤县金鸡航运队（社）”时成为“黑户”。他习惯了将一切都交给组织，在无组织通知他需要办理户口事宜的情况下，他没有回广西落户，从小长在惠州东江边船上的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惠州人，而像他这样没有户口的“航二代”不在少数。
1994年，“航二代”以粮票换粮食的政策配额戛然而止，同时，随着公路、铁路建设严重冲击东江水运业，东江航运陷入衰落期。
进入新千年，“航二代”纷纷弃大船，在东江边干起了驾小船打鱼捞虾的营生。
这一年，霍华全的三个孩子，均已超过读书年龄，迫于“黑户”身份，三个孩子从未进过学校大门。
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的霍华全决定，将时年10岁的老二和6岁的老三送回广西亲戚家寄养，一来减轻负担，二来可以让这两孩子在当地农村上学。同时，他将时年12岁的老大和刚刚出生的老四留在船上，老大同自己打鱼。
2003年1月14日，惠州市政府发出“关于整治东江惠州市区河段的通告”，限令在船上居住的船民必须在50天内迁出，而船则被要求拆除，逾期将会被强制执行，惠州市政府给予每船3万元补贴作为安置费。
3万元是霍华全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一笔钱，他并没有上岸安置家人，而是将这笔钱包好，驾一艘更小的木船遁入人迹罕至的东江支流。
2010年，适逢全国第六次普查人口，在原金鸡船队干部的帮助下，霍华全拿出那笔钱，回广西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分别为四个孩子落了户口。
当年，22岁的老大离开木船，拿着身份证第一次乘坐火车去外地打工，20岁的老二远嫁河南新乡，16岁的老三在广西当学徒，10岁的霍小燕拿到了广西户口，在惠州英头小学交了250元/期借读费后，成功入学。
霍华全希望小女儿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霍小燕则说她已经习惯了住在船上，今后不愿意上岸，她至今还有个困惑：“同学们问我到底是哪里人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