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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西方两部史诗影片《亚瑟王》和《东归英雄传》同是对自由和追求自由的讴歌和礼赞，都在探讨自由和制度的关系，但不同的是获取自由的方式大有出入，这是由于主体不同的文化心理、文化地位等因素造成的。
[关键词] 《亚瑟王》《东归英雄传》自由 文化心理 文化地位
《亚瑟王》作为西方史诗片的代表，反映了亚瑟王率领自己的骑士为自由而战这样一段传奇《东归英雄传》中，土尔扈特部落为追求自由而饰演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的主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主题，它贯穿了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但在实现自由的方式方法上，却由于文化的不同而有颇大的出入。
一、对自由的追求及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
1、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属于天赋人权。它是在与制度的博弈过程中相对存在的，受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确实，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教权与政权成了人类制度的代表，因此，由宗教演变成的教权、由政治制度衍生的国家机器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自由实行着保障与制约《亚瑟王》和《东归英雄传》都反映了自由与人为制度闻的矛盾以及人的抗争过程。
早在亚瑟王出生之前，大不列颠半岛已经臣服于罗马帝国，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骑士为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而战斗。同样。亚瑟王的骑士们成了帝国治理不列颠的雇佣兵，他们要用15年时间为罗马帝国东征西伐，来换取最后的自由。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自由而战斗，看似矛盾，实际反映的是后天人为制度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影响，骑士们的权利成了存放在被当权者上了锁的盒子里面的一纸契约，变成了教权与人权进行交换的凭据，只有当骑士们将“神子”顺利护送到目的地之后，主教才把契约分发到骑士们手中。畅想着自由后的场景，骑士们只得无奈地和帝国的敌对阶层进行厮杀。所以，与其说格兰斯在赛克森人逼近的时候拿起斧头斩碎冰层的举动是勇敢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对友谊的尊重，是在保护着亚瑟王认定的自由梦想。自由的骑士们为了保障他人的自由而与来犯者进行决战，写下了自由是人类基本权利的诗篇，彰显了自由的价值。
土尔扈特部不满沙俄的束缚而回归，同样体现了后天人为制度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影响。是政权对自由的束缚。游牧政权强大时，很好地保障了自身的自由，而当游牧民族势力衰微的时候，沙俄政权把他们活动的范围局限在一定区域，这和游牧民族的内在本性相违背，是对游牧民族身份归属感的扼杀；除此之外，部落的族人还成了沙皇的雇佣兵，充当起了沙俄贵族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变相的种族灭绝政策面前，在自由的指引下，土尔扈特人开始了为自由而脱离制度束缚的回归。
2、自由与人为制度冲突的形式
在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过程中，二者都体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1)个人自由与人为制度的；中突。个人相对于人为制度来说。力量是弱小的，因此。其争取的程度以及形式也显得柔和。骑士们在接到最后一次任务之前，虽然每个人都对罗马教权颇有微言，不过，他们除了喝酒与惆怅外别无它法，是患难中的友谊把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为了自由的梦想而战斗。因为骑士的个人自由依附在亚瑟梦想的集体自由上而得到实现。在《东归英雄传》中，桑格尔为了个人自由。屈服于沙俄政府，试图破坏整个部落的东归大业。桑格尔是土尔扈特部落与沙俄政权冲突中的个体，他以出卖集体自由的方式来试图获取自己的自由。虽然他所实施的行径不可取，但其目的和骑士的目的是相同的，试图通过依靠集体自由来实现个人自由。
(2)集体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集体自由不是个人自由的简单相加。而是集体权益的重要保障。集体权益作为特定群体的权益，涉及到群体的生活方式选择、价值观选择等方面，必然会关乎不同权力集团的存在状态，因此，一旦产生冲突，集体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会演绎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对峙，它与人为制度束缚之间的矛盾或许会通过剧烈的形式解决。土尔扈特部落的东归之路，十几万人客死异乡，部落摆脱了沙俄政府的控制，于民众来说，他们又可以延续祖先的宗教信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民众价值观的保持是部落既有政权存在的重要保障，价值观没改变，汗王的权力得以保全。《亚瑟王》里，面对来犯者，自由的骑士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自发地用自身的自由当作筹码去战斗。格兰斯舍自由之身延续骑士们的自由。以个人自由来换取整体的自由。
二、文化心理及文化地位的不同导致自由获取方式的不同
骑士们只做出无声的抗争。而土尔扈特人则以牺牲十几万人为代价来争取整个部落的自由，是什么让同样渴求自由的人们作出如此大反差的选择?
1、文化心理不同
美国的传播心理学家G·H·米德将“我”分为“主我”与“客我”，“客我”体现个体的社会关系方面，“客我”的形成对“主我”有改造之功。赛亚叫自林在界定自由时曾论述到“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干涉?”这样一个问题。由此可以理解，自我角色认定实现的程度是衡量自由与否的标准之一。骑士能坐在圆桌四周即其“客我”表明其在当权者心目中比较高的地位，骑士的地位得到当权者的肯定，这与其亚自由状态相矛盾，但在伯林看来，个体为自由而战“都是为了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代表来治理的权力——必要的时候，只要让他们参与，或让他们觉得是在参与立法或正在参与管理他们的集体生活的程序，他们也愿意只享受极小量的自由。而被人用一种斯巴达的严厉方式来治理。”在骑士为自由征战的过程中，亚瑟做为骑士的代表，成了骑士们客我角色的集合，充当着骑士失自由却又为自由而战的平衡点，亚瑟参加罗马的事务也给了骑士们虚拟的满足感。因此，当亚瑟王的骑士们在失去自由时，他们用获取自由的希望来支配自己战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仰望自由，期待着自己将要成为的角色，他们才甘心暂时受制于约束。
土尔扈特人的客我形象不是战斗工具，就是炮灰，政治上失位，生活方式受干扰，宗教信仰被强加。其客我角色认定失败是其自由之疆界失守的体现。沙俄政府一边通过画地为牢，将他们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一边又把游牧民族后裔送到与土耳其争夺利益的前线。游牧民族的归属感一点点的丧失，原有生活模式中所希冀的角色在逐渐淡化，自我角色认定失败，整个部落的自由感接近了“冰点”。另外，汗王也不能真正参与沙俄的管理事务。所以在东归受阻的时候，他们用武装来反抗哥萨克人的追击。
这是大众阶层对自身角色认定程度不同造成了反抗程度的不同。
还有，各自领导集团的角色认定程度，即在整个政权链条中的不同地位，也会造成抗争 程度的区别。土尔扈特部落的汗王在强大的沙俄政权前。还得受沙俄政权的监管，成了杰里米·边沁圆形监狱理论中的监管人。其角色从万人之上的总负责人沦落为一人之下的监管人，客我认定失败；部落中的贵族亦随之从监管人的地位下降。泽格蒙特·鲍曼认为“监管人的自由作为一种关系性的自由，它的指向必然是单一性的。从很多角度看来，全能且无所不在的监管人是不自由的。”部落领导集团客我认定失败、领导权失守直接影响到其主我的改造。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为最后的武装反抗做了铺垫。与汗王不同，亚瑟王的角色认定无以复加，又逢罗马国运多舛，所以亚瑟王以及骑士就是罗马帝国仰仗的利器。罗马已打算移交治理权，亚瑟由监管人又变成了总负责人，角色的转换也意味着利益的回归。
2、文化地位不同
自由受社会规范的限制。“在考察人的自由时，还必须注意人的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诸多社会规范中，法律规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尤其封建国家，法律规范很少体现人民的意愿，因此，法律规范作为政权的反映，直接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当时的沙俄统治集团正在通过无休止的扩张打造帝国版图，它也绝不容许土尔扈特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战争工具溜走，它通过各种措施，限制部落自由，企图磨灭他们的身份认同。沙俄把统治阶级意志强加于游牧民众，受益的不是汗王集团，而是沙皇，沙皇的举措侵害了另一个领导集团的利益。而亚瑟时代的罗马帝国已是日薄西山，罗马对于不列颠已是鞭长莫及，在两个统治集团势力的一张一弛中，亚瑟集团的自由有了实现的空间，抗击赛克森人的最终受益者也还是亚瑟及骑士集团。
不过，两者也从另一个向度反衬出了统治阶级的自由：它们能够控制、干涉某人做什么成为某种人，而不是往别的方向发展。这些属于政权或教权的自由，确切点说是最高统治者追求的积极自由。赛亚·伯林对积极自由做了精辟论述，“伯林说积极自由的本质是控制、驾驭……它起源于人的自主性的要求”，还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本身就含有反对自由的成分”，因为积极自由“用在社会政治领域，导致一种自居式的专制的产生”。这在《东归英雄传=》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叶卡捷琳娜可以看作是追求积极自由的代表，作为沙俄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保障，在政权面前她有着完全的自主性，施行着“我必须”式的专制管理，其所谓的利益欲望都是在控制与驾驭别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控制与驾驭的程度关乎利益和积极自由的实现程度。对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沙俄政府是极力阻止，企图始终保持土尔扈特人作为雇佣兵的角色以维护积极自由的实现。但是，土尔扈特人是不再认同沙皇的决定了，他们的不顺从是对沙皇在自由世界中自我角色认定的“破坏”，是对沙皇积极自由的挑战，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角色。沙皇政府便与同样需要角色认定的东归部落展开了对各自所属自由的争斗大战。在不列颠半岛上，罗马下派的主教就是最高长官，虽不说具有和沙皇一样的自主性。但他也在充分地追逐控制和驾驭其他人自由，以自由逼迫骑士们去征战，在积极自由世界里，其角色无限膨胀。但是因为时局不容许，他被迫舍弃一部分积极自由，就如同影片中体现的那样，主教许以交还骑士自由，骑士们为其出生入死，双方角色得到认定，统治集团的积极自由和骑士的自由得到了实现。
总之，虽然两部影片展现的只是人类为自由而战这一历程的缩影，但是他们争取自由的行动值得后人思考和敬佩，由此他们也在自由这一人类恒久主题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关键词] 《亚瑟王》《东归英雄传》自由 文化心理 文化地位
《亚瑟王》作为西方史诗片的代表，反映了亚瑟王率领自己的骑士为自由而战这样一段传奇《东归英雄传》中，土尔扈特部落为追求自由而饰演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的主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主题，它贯穿了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但在实现自由的方式方法上，却由于文化的不同而有颇大的出入。
一、对自由的追求及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
1、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属于天赋人权。它是在与制度的博弈过程中相对存在的，受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确实，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教权与政权成了人类制度的代表，因此，由宗教演变成的教权、由政治制度衍生的国家机器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自由实行着保障与制约《亚瑟王》和《东归英雄传》都反映了自由与人为制度闻的矛盾以及人的抗争过程。
早在亚瑟王出生之前，大不列颠半岛已经臣服于罗马帝国，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骑士为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而战斗。同样。亚瑟王的骑士们成了帝国治理不列颠的雇佣兵，他们要用15年时间为罗马帝国东征西伐，来换取最后的自由。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自由而战斗，看似矛盾，实际反映的是后天人为制度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影响，骑士们的权利成了存放在被当权者上了锁的盒子里面的一纸契约，变成了教权与人权进行交换的凭据，只有当骑士们将“神子”顺利护送到目的地之后，主教才把契约分发到骑士们手中。畅想着自由后的场景，骑士们只得无奈地和帝国的敌对阶层进行厮杀。所以，与其说格兰斯在赛克森人逼近的时候拿起斧头斩碎冰层的举动是勇敢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对友谊的尊重，是在保护着亚瑟王认定的自由梦想。自由的骑士们为了保障他人的自由而与来犯者进行决战，写下了自由是人类基本权利的诗篇，彰显了自由的价值。
土尔扈特部不满沙俄的束缚而回归，同样体现了后天人为制度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影响。是政权对自由的束缚。游牧政权强大时，很好地保障了自身的自由，而当游牧民族势力衰微的时候，沙俄政权把他们活动的范围局限在一定区域，这和游牧民族的内在本性相违背，是对游牧民族身份归属感的扼杀；除此之外，部落的族人还成了沙皇的雇佣兵，充当起了沙俄贵族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变相的种族灭绝政策面前，在自由的指引下，土尔扈特人开始了为自由而脱离制度束缚的回归。
2、自由与人为制度冲突的形式
在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过程中，二者都体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1)个人自由与人为制度的；中突。个人相对于人为制度来说。力量是弱小的，因此。其争取的程度以及形式也显得柔和。骑士们在接到最后一次任务之前，虽然每个人都对罗马教权颇有微言，不过，他们除了喝酒与惆怅外别无它法，是患难中的友谊把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为了自由的梦想而战斗。因为骑士的个人自由依附在亚瑟梦想的集体自由上而得到实现。在《东归英雄传》中，桑格尔为了个人自由。屈服于沙俄政府，试图破坏整个部落的东归大业。桑格尔是土尔扈特部落与沙俄政权冲突中的个体，他以出卖集体自由的方式来试图获取自己的自由。虽然他所实施的行径不可取，但其目的和骑士的目的是相同的，试图通过依靠集体自由来实现个人自由。
(2)集体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集体自由不是个人自由的简单相加。而是集体权益的重要保障。集体权益作为特定群体的权益，涉及到群体的生活方式选择、价值观选择等方面，必然会关乎不同权力集团的存在状态，因此，一旦产生冲突，集体自由与人为制度的冲突会演绎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对峙，它与人为制度束缚之间的矛盾或许会通过剧烈的形式解决。土尔扈特部落的东归之路，十几万人客死异乡，部落摆脱了沙俄政府的控制，于民众来说，他们又可以延续祖先的宗教信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民众价值观的保持是部落既有政权存在的重要保障，价值观没改变，汗王的权力得以保全。《亚瑟王》里，面对来犯者，自由的骑士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自发地用自身的自由当作筹码去战斗。格兰斯舍自由之身延续骑士们的自由。以个人自由来换取整体的自由。
二、文化心理及文化地位的不同导致自由获取方式的不同
骑士们只做出无声的抗争。而土尔扈特人则以牺牲十几万人为代价来争取整个部落的自由，是什么让同样渴求自由的人们作出如此大反差的选择?
1、文化心理不同
美国的传播心理学家G·H·米德将“我”分为“主我”与“客我”，“客我”体现个体的社会关系方面，“客我”的形成对“主我”有改造之功。赛亚叫自林在界定自由时曾论述到“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干涉?”这样一个问题。由此可以理解，自我角色认定实现的程度是衡量自由与否的标准之一。骑士能坐在圆桌四周即其“客我”表明其在当权者心目中比较高的地位，骑士的地位得到当权者的肯定，这与其亚自由状态相矛盾，但在伯林看来，个体为自由而战“都是为了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代表来治理的权力——必要的时候，只要让他们参与，或让他们觉得是在参与立法或正在参与管理他们的集体生活的程序，他们也愿意只享受极小量的自由。而被人用一种斯巴达的严厉方式来治理。”在骑士为自由征战的过程中，亚瑟做为骑士的代表，成了骑士们客我角色的集合，充当着骑士失自由却又为自由而战的平衡点，亚瑟参加罗马的事务也给了骑士们虚拟的满足感。因此，当亚瑟王的骑士们在失去自由时，他们用获取自由的希望来支配自己战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仰望自由，期待着自己将要成为的角色，他们才甘心暂时受制于约束。
土尔扈特人的客我形象不是战斗工具，就是炮灰，政治上失位，生活方式受干扰，宗教信仰被强加。其客我角色认定失败是其自由之疆界失守的体现。沙俄政府一边通过画地为牢，将他们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一边又把游牧民族后裔送到与土耳其争夺利益的前线。游牧民族的归属感一点点的丧失，原有生活模式中所希冀的角色在逐渐淡化，自我角色认定失败，整个部落的自由感接近了“冰点”。另外，汗王也不能真正参与沙俄的管理事务。所以在东归受阻的时候，他们用武装来反抗哥萨克人的追击。
这是大众阶层对自身角色认定程度不同造成了反抗程度的不同。
还有，各自领导集团的角色认定程度，即在整个政权链条中的不同地位，也会造成抗争 程度的区别。土尔扈特部落的汗王在强大的沙俄政权前。还得受沙俄政权的监管，成了杰里米·边沁圆形监狱理论中的监管人。其角色从万人之上的总负责人沦落为一人之下的监管人，客我认定失败；部落中的贵族亦随之从监管人的地位下降。泽格蒙特·鲍曼认为“监管人的自由作为一种关系性的自由，它的指向必然是单一性的。从很多角度看来，全能且无所不在的监管人是不自由的。”部落领导集团客我认定失败、领导权失守直接影响到其主我的改造。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为最后的武装反抗做了铺垫。与汗王不同，亚瑟王的角色认定无以复加，又逢罗马国运多舛，所以亚瑟王以及骑士就是罗马帝国仰仗的利器。罗马已打算移交治理权，亚瑟由监管人又变成了总负责人，角色的转换也意味着利益的回归。
2、文化地位不同
自由受社会规范的限制。“在考察人的自由时，还必须注意人的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诸多社会规范中，法律规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尤其封建国家，法律规范很少体现人民的意愿，因此，法律规范作为政权的反映，直接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当时的沙俄统治集团正在通过无休止的扩张打造帝国版图，它也绝不容许土尔扈特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战争工具溜走，它通过各种措施，限制部落自由，企图磨灭他们的身份认同。沙俄把统治阶级意志强加于游牧民众，受益的不是汗王集团，而是沙皇，沙皇的举措侵害了另一个领导集团的利益。而亚瑟时代的罗马帝国已是日薄西山，罗马对于不列颠已是鞭长莫及，在两个统治集团势力的一张一弛中，亚瑟集团的自由有了实现的空间，抗击赛克森人的最终受益者也还是亚瑟及骑士集团。
不过，两者也从另一个向度反衬出了统治阶级的自由：它们能够控制、干涉某人做什么成为某种人，而不是往别的方向发展。这些属于政权或教权的自由，确切点说是最高统治者追求的积极自由。赛亚·伯林对积极自由做了精辟论述，“伯林说积极自由的本质是控制、驾驭……它起源于人的自主性的要求”，还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本身就含有反对自由的成分”，因为积极自由“用在社会政治领域，导致一种自居式的专制的产生”。这在《东归英雄传=》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叶卡捷琳娜可以看作是追求积极自由的代表，作为沙俄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保障，在政权面前她有着完全的自主性，施行着“我必须”式的专制管理，其所谓的利益欲望都是在控制与驾驭别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控制与驾驭的程度关乎利益和积极自由的实现程度。对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沙俄政府是极力阻止，企图始终保持土尔扈特人作为雇佣兵的角色以维护积极自由的实现。但是，土尔扈特人是不再认同沙皇的决定了，他们的不顺从是对沙皇在自由世界中自我角色认定的“破坏”，是对沙皇积极自由的挑战，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角色。沙皇政府便与同样需要角色认定的东归部落展开了对各自所属自由的争斗大战。在不列颠半岛上，罗马下派的主教就是最高长官，虽不说具有和沙皇一样的自主性。但他也在充分地追逐控制和驾驭其他人自由，以自由逼迫骑士们去征战，在积极自由世界里，其角色无限膨胀。但是因为时局不容许，他被迫舍弃一部分积极自由，就如同影片中体现的那样，主教许以交还骑士自由，骑士们为其出生入死，双方角色得到认定，统治集团的积极自由和骑士的自由得到了实现。
总之，虽然两部影片展现的只是人类为自由而战这一历程的缩影，但是他们争取自由的行动值得后人思考和敬佩，由此他们也在自由这一人类恒久主题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