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2016书香江苏形象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一级作家。著有图书《红墙里的瞬间》《我的父亲朱德》《牺牲：毛泽东和失去的亲人》等纪实文学著作。2015年出版的《周恩来最后600天》入选2016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
　　记者：
　　作为书香江苏形象大使，这几天您奔波于书展的各个会场，请问今年的江苏书展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顾保孜：
　　书香诗意。南通新建的图书馆刚开馆，我在那里开书展、做讲座。在镇江到了北汽集团下的大型汽车制造工厂，直接走进车间会议厅，休息的工人们一起来听我的讲座。南京这边，直接进入新华书店，做讲座和签售。在我看来，讲座的触角已经伸入到了最基层。我能够感觉到江苏的阅读氛围和咱们这届政府下的力气。
　　记者：
　　进入工厂车间这样基层的社会组织进行阅读推广是第一次吗？您的感受如何？
　　顾保孜：
　　我去过部队，去过机关，去过学校，甚至去过街道，但是走进工厂，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体会，确实是第一次。
　　现代化的工人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不一样。他们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我问了他们的读书情况，他们对阅读的态度都比较积极，对于读书也非常渴望，经常买书阅读，只是他们的阅读范围局限在通俗小说上，工作之余，总是喜欢看一些轻松一点的，像金庸的小说。昨天下午在南通图书馆，我和徐雁教授一起与读者进行了一次互动。问读者一个月读几本书，最多的一个月读4本书，都是小说。有位年纪大的读者一个月读3本书，读的什么呢？读纪实作品比较多。年轻的和年长的阅读需求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些互动，我们对读者的读书状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记者：
　　您觉得您的作品的受众范围是怎样的？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喜欢，或者说有共鸣？
　　顾保孜：
　　我的作品写领袖题材，写共和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写大事、国事、外事，作品的受众面80%在40岁以上。我在北京签售的时候，来的读者里五六十岁的非常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是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那个时代，我们还年少，像《周恩来最后600天》里说的十里长街，在寒风中和父母一起为总理送灵，对这种往事，特别难以忘怀。
　　也有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和我进行过交流。有个大学生，他看过纪录片，非常不理解地问我，十里长街送总理，这是单位组织的吗？如果是单位组织的，大家去了有没有劳务费？但是，他后来读完我的书之后，最终理解了，为什么人民能在寒风中送别周总理，为什么整整40年了，人们还在怀念周总理。因为周总理伟大的人格，他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是一个无私无我的人，而且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周总理生前没有子女，没有存款，身后骨灰抛洒没有墓碑，死后连一套完好的寿衣都没有。总理身患重病的时候，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一顿饭，要三次去付费，一国总理日理万机，连一顿饭都在担心钱没付够。建国几十年来，可以说总理掌握着中国所有的经济大权，但是他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没有花过国家的一分钱，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值得人们对他崇敬和景仰吗？不值得首都人民冒着寒风去送他吗？
　　记者：
　　遇见一本好书，对年轻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种精神和信仰的重塑。您写作的题材多为政治人物传记类，可以说是属于红色教育的一个部分。您从个人的视角、从人物本身人性的角度来表达这样一个教育主题，您觉得这是您的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吗？
　　顾保孜：
　　我的作品可以说是红色教育中的一类，红色革命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强调红色革命传统的传承，就是要在每个年轻人心中播下一颗红色种子，培养出一个红色基因，这首先就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历史。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培育一个红色的种子，如果你读了，有一点感触，哪怕只有一丁点，我都觉得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尽我的力量去写一点我所知道的、我所理解的、能打动我的东西，我也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去打动更多的人。对老年人来说，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忆；对于中年人，通过我的作品他们会懂得更多；对年轻人而言，则是一种普及，一种对过去的讲述和聆听。
　　记者：
　　阅读和生活，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顾保孜：
　　说句真话，没有阅读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文革的时候我还小，读不到书，一些所谓的走资派被抄家，家里的书都叫毒草，被一车一车地往外拉，我跟着车后捡了很多书，偷偷读了很多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灵深处种下，我就想我长大后也要当作家，也要写出这样打动人的作品来。这是一个作家梦。为了这个梦想，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写，没命地写，看一本书要写读后感，看到令自己非常难忘的书，我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我曾经在西藏工作了很多年，做机要员，跟写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随我而行的永远会有书。后来回到扬州工作，一个星期至少三四个晚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边读书边写作。
　　1990年我在北京进修，我的亲戚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让我替他写本书，我的第一本书《红墙里的瞬间》就是这样碰撞出来的，机缘巧合。我在整理他的很多照片资料，乃至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出去采访、搜集资料的时候，认识了与我有遥远距离的领袖，这样一点一点地走近他们，了解他们。
　　记者：
　　您26年前开始创作，已经创作了二十几部这类红色系列的作品，这个过程中，您的创作风格有没有一些变化？
　　顾保孜：
　　肯定有变化。年轻时候的作品喜欢用一些华丽的词藻和惊叹号，修饰的词特别多，生怕对人物的描写不到位，写作的分寸感把握得不好，总会忽略人物的政治身份，把他们当做文艺人物去塑造。随着年岁的增长，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对一个人的背景，特别是对领袖的心路历程慢慢把握和体会以后，突然意识到，领袖人物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朴实无华的，这才符合他们的身份，而且这样平实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我现在写领导人，就会对他的命运、对他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挖掘得更到位，分寸感掌握得更好，这也是几十年不断在这个领域里耕耘的结果吧。
　　记者：
　　对您创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或者作品有哪些？
　　顾保孜：
　　我觉得非常多，小的时候最早看的就是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还有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前苏联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觉得奠定我写作基础的就是苏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第一次知道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能通过这样一种优美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猎人笔记》《百年孤独》《巴尔扎克全集》，几乎那时候被称为世界名著的书我全部都读过。我觉得阅读应该是一种生命状态，阅读就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