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科尔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个午后。我迟到了，远远地看到一个高大的白人少年坐在图书馆外，紧张拘束。他会挺直身板、放低声音以强调自己是个男子汉，同时又难掩笨拙地跟我谈起他在船队、在学校和谈恋爱的事。
　　我花了两年时间，和来自美国不同地方的100多名16～21岁男孩探讨何为男子气概、性与爱——这些将他们塑造成男人的有形无形的力量。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对女性持有相对平等的看法，觉得身边的女同学们聪明又能干，品学兼优，热心校园公益。这些男孩都有女性朋友，其中不少人也有男同性恋朋友。这和50年、40年甚至是20年前相比，是一场巨变。他们摆脱了大男子主义的束缚，关注社会热点新闻：性骚扰、校园霸凌、家庭暴力、大规模枪击等。我采访过一位出名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对“大男子主义”一词嗤之以鼻：“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这着实让我惊讶。

| 何为“男子汉”|

　　然而，当被问起“如何才算是一个理想的男性”时，这些男孩的答案仿佛回到了1955年：侵略性、统治地位、理性主义、高大的身姿、强悍的性能力、擅长运动和赚钱。这些品质并不是不好，只是与当代女性多样化的成功观念相比，对如今的男孩来说，成功男性的道路实在显得太过狭窄单一了。
　　1/3的受访者表示，当感到悲伤或害怕时，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必须逼着自己“更像个爷们”。超过40%的男孩认为，当他们感到愤怒时，周围人会鼓动他们打起来。另一项对美国、英国和墨西哥年轻男性的调查表明，他们承担着和性相关的社会压力，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他们对同性恋更为排斥，也更多地被教导应该控制自己的女性伴侣。
　　女权主义为女性提供了除成为传统女性之外的另一条明晰道路，亦提供了一套可以阐述自我的语言体系，这恰恰是当下男性所缺少的。男子气概的定义似乎逐渐变得狭隘而保守。
　　当男孩有什么好？面对这个问题，大部分男孩的脑子是空白的。“有意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平时听到关于男孩有什么不好的比较多。”大二学生乔什喃喃道。虽然遵循固有的剧本的确会给男性带来社会和工作上的便利，但调查表明，那些严格执行“男子汉准则”的人，不仅更有可能欺辱他人，他们自身也更易成为语言或肢体暴力的受害者。比起其他人，他们更容易不快乐、抑郁，也更难交朋友。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曾深入研究西方男性主义历史的心理学家安德鲁·塞弥尔说，在19世纪末，理想男性的形象是富有同情心的守望者，但这样的品质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渐被消磨掉了。1910年建立的童子军制度，其信条要求童子军们忠诚、有礼和友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非人性化的趋势。
　　塞弥尔认为，男性主义的进一步扭曲源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反女权思想。一战期间，妇女们证明了她們可以像男性一样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随后又赢得了投票权。为了抵制女权浪潮，美国的领导者们刻意“提高”了男权的门槛，彰显男性在统治上的天然优越性，强调只有更理性的人才足以领导国家。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传统的“男子汉之路”——早婚早养家——已经逐渐变得狭窄，一些优秀品质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如今，许多父母对如何养育男孩感到迷茫。一种融合了超理性、性征服、统治权，以及对男性暴力赞美有加的青春期文化，正在荼毒这些男孩。

　　对许多男孩来说，这种扭曲的男子气概已然成为了他们决策的参考标准。即使在许多看起来和男性身份毫无关系的事情上，他们也会沿用这套准则。科尔念高中时曾和船队队友提议维持一段时间的素食，来证明运动员也是可以采用素食食谱的，但其他人都说：“得了吧，这太蠢了，我们会变成最差的那一批。”“我们确实得从肉类中获取人体所需的脂肪和蛋白质，但对我身边的人来说，这个提议不可取的原因还在于，不吃肉看起来很窝囊。”科尔回忆道。

|“男孩不准哭”|

　　婴儿阶段的人类对身体接触和情感表达的需求并无性别层面的区别。事实上，部分证据表明，男婴比女婴更具表达能力。然而从一开始，男孩们情感表达能力稍欠的形象就被固定下来了。
　　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讲师朱迪·赵研究了学前班到小学一年级的男孩的心理，发现小男孩对情感有着敏锐的理解，并渴望建立亲密关系。但从五六岁开始，他们就得学着抹去这种敏感：不能软弱，不和女孩玩，和同龄男孩进行有等级区分的社交。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表示，这一时期的男孩往往存在一种“羞耻恐惧”，认为谈论个人隐私话题是一种失去尊严的表现。“我把天聊死了。”许多男孩坦言，他们的一切情感流露总是被同龄男孩、女友、老师、教练、社交媒体甚至是父亲否定。 　　18岁的罗伯透露，当他在学校或棒球训练中遇到困难时，他的父亲只会告诉他“像个爷们儿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的问题。”罗伯总是想，如果我自己不能解决这些困难，那我就不算个男子汉。罗伯和交往三年的女友分手了，“我不再和她说话，已经彻底忘了她。”但忘记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潇洒。我问他和谁聊过失恋的事，他无奈地耸耸肩，因为如果他跟朋友说他对一个女孩念念不忘，他们只会说“别像个娘儿们一样唧唧歪歪”。罗伯很忧郁，唯一能让他卸下心防的人是女友，而现在他已经失去和她说说心里话的机会了。
　　女友、母亲和姐妹是我遇到的男孩们最常提到的知己。有倾诉对象当然是件好事，但母亲常常会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男孩。她们告诉男孩，女性全权负责情感方面的工作，负责处理男性的情感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男性独立解决感情问题。这种教育会让男性无法正确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进而难以维系一段同他人的长久的成年人关系。
　　失恋后的罗伯心绪不宁，某晚和母亲在厨房聊天时“情绪崩溃”。“我快垮了，”他说，“班上的琐事，我的女朋友……”他无法形容那种“崩溃”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有一句：“我没有哭，我真的没有哭。”
　　这是男孩提到哭泣时的常见反应：想哭，但不许哭，不能哭。对多数男孩来说，这是一件少有的屈辱的事，仿佛精心建造的大厦基座上的危险裂缝。一名大二男生说，他父母离婚时，他都不能哭，“我真的很想哭，我需要哭出来。”为此，他的解决办法是周末连着看了三部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当男孩们向一个人吐露关于哭泣的想法，甚至在那个人面前哭泣时，这对他们而言是一场将宝贵隐私全权交托的冒险。眼泪是他们脆弱的证据，也是他们展现自我的渴望，这是何等辛酸的现实。

| 充满歧视的“哥们文化”|

　　多数男孩认为，运动是他们作为男孩最喜欢的一部分。他们回忆起在运动场上玩耍的日子，浪漫而温馨。但同时，许多男孩却因队友或教练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运动。
　　我听闻的最极端的例子来自伊森。他擅长打长曲棍球，预料到进入校队会遭遇“流氓兄弟”文化，但却低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满嘴都是性和泡妞的吹嘘，连教练都支持‘荡妇羞辱’。”伊森说，“我在班里或旁人面前都不会这样，但只要进了更衣室……”他摇了摇头，“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作为一名新生，伊森无法挑战这些前辈的权威，更何况他还没有教练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退出长曲棍球队。不仅如此，他干脆转学了。“如果我退队却仍留在学校，会承受因退队带来的愤恨，还要和那些家伙成日低头不见抬头见。转学就没有这些破事了。”在新学校，伊森再也没有参加长曲棍球队和其他运动社团。

　　资深体育作家罗伯特·利普希特把这种“运动员文化”（我的采访对象称之为“哥们文化”）视作男权统治“飞地”上的黑暗软肋。这种文化不仅流行于体育运动领域，还出现在男校、兄弟会、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和军界。即使这种文化让团队联系更加紧密，实现了荣耀的目标，也不能抹去它控制男孩的观念的丑恶事实：将一切非我族类视为敌人。女性中唯一的例外是直系血亲，但原则上仍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忠诚是最重要的，而所谓的男子气概也是建立在厭女和恐同言论基础之上的。
　　科尔和队友们在更衣室里最常说的是“操”，几乎每句话都有，也会互相称呼对方“傻逼”“婊子”。
　　“那么‘死基佬’和‘黑鬼’呢？”我问。
　　“不。”他非常肯定地摇头。
　　“为什么你们不准骂‘死基佬’和‘黑鬼’，但却可以骂‘傻逼’或‘婊子’呢？难道后两个就不那么难听吗？”我问。
　　“我有一个朋友说，我们不应该说脏话，但有什么词能够代替这些脏话吗？我们想不出比它们更带劲儿的词。”他回答。

　　“带劲儿？”我有点茫然。
　　“对，打个比方。有人在训练时骂我：‘傻逼！快啊！你他妈的动起来啊！’这就很有效果。但如果你说：‘快啊，科尔！不要那么弱！坚强点！’这就不会那么深刻地烙在我的脑子里。”科尔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我只是不想考虑那么多。”

| 是玩笑还是隐忧？|

　　这些男孩也会沉浸在甜蜜美好的爱情中，但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刺耳不堪？更衣室内的谈话内容本质上和性无关，他们所讲的故事实际关乎权力：利用对女性的语言侵犯来确认聊天对象是否是异性恋，或者在其他少年面前炫耀自己是性方面的佼佼者。
　　作为证据，我们可以看看近几年的美国高校丑闻，比如哈佛、阿默斯特、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2010年臭名昭著的大学兄弟会合唱现场：“女生说‘不要’就是‘要’，说‘要’意思就是‘可以肛交’。”2019年春天，政治上向来前卫激进的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其学生刊物公开发表了该校兄弟会过去几年的会议记录片段，其中多为侮辱女性的色情笑话。会议记录被公开后，所牵涉到的兄弟会被解散。事发后，有关部门讯问这些男孩，他们通常认为这只是“好玩”，是一种小孩间屎尿屁笑话的延伸，是一种测试语言道德边界，理解人体构造并在同龄人中获取名声的手段。 　　但正如运动界的“更衣室聊天”一样，他们的笑话也可以用于掩盖性别歧视。10岁的小男孩询问朋友打胎和打保龄球有什么区别或许还无伤大雅，但到16岁还在讨论女人和保龄球有什么共同点就值得我们反思了。
　　防微杜渐，我们不知道这些男孩未来还会讲出什么侮辱女性、黑人、同性恋群体或残疾人的笑话，会不会对遭受强奸的女孩进行“荡妇羞辱”并分享给朋友，嘲讽处于热恋中的同伴，或者在18岁时把泡过的女孩的名字列在宿舍的墙壁上，与朋友攀比谁交往的女友更多。我采访过的有些非常优秀、聪明又礼貌的大男孩，或多或少都干过这样的事情。
　　“起哄”则是男孩们在结伴玩闹的包裹下，无视他人和自身感受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当男孩感到自己的行为违背道德规范时，“起哄”这针麻醉剂既可以麻痹他们良心上的不安，也能让针对他们的指责显得过分又过时，“我不过是凑凑热闹嘛！没什么错吧？”男孩们甚至可能知道这样不对，但出于社交的礼貌或对被孤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顺应着做，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甚至成为集体嘲讽的对象。

| 听听少年的声音 |

　　“我也是”女权运动创造了一个机会，让男孩们可以借着这股东风，参与到关于性别和亲密关系的迟来的对话中。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长会为他们女儿的出言不逊而忧心。这些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女孩，会因太过扎眼而被同龄人排挤。尽管现在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情况对女孩来说已经不同了。
　　如今到了重新考虑如何教育男孩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重视情绪和心理健康的新男子汉标准。理性主义是有价值的，自由表达亦是如此。坚韧和温柔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存。我们不能低估错误文化对青春期男孩的误导，真正的变革需要父母、老师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达成。
　　我们必须注重拓宽男子气概的定义，以帮助男孩们面对失望、愤怒和渴望。我们不能只会说，我们不希望男孩成什么样，而要说说，我们希望男孩成什么样。告诉他们尊重女性和不要随便让女性怀孕是远远不够的。
　　“保持沉默”——这让许多美国大男孩处于困惑甚至是戒备状态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只能让自己沦为下半身思考的野蛮人。科尔告诉我，在高中历史课上学过越南战争中臭名昭著的美莱村屠杀后，他决定去参军，“我想成为能够发号施令的长官，从而阻止这样的行径。”这样崇高的目标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去反对性别歧视吗？如果科尔没有尝试着站出来，没有想办法去捍卫并分享自己的价值观，那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大男子主义文化中，我们往往用‘傻逼’‘婊子’和‘蛆虫’来骂人。”科尔说，“将蛆虫和女性划等号来证明男性的强大是不对的，我们的自强不应建立在对别人的侮辱之上。我不明白，或许我应该成为某个英雄去阻止这种事。”科尔沉默了。“或许我最好能成为一个有模有样的大人，”他皱着眉头补充道，“我要成为榜样，这世界需要改變。”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