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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9－0068－05
20世纪80年代初，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1990年以后，海峡两岸“不仅有关辛亥革命性质与成败的论战逐渐平息，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亦开始趋于式微”[1]。随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即将到来，辛亥革命研究再度受到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本文仅介绍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供参考。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界近些年产生了很多新的看法。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学者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章开沅先生指出：“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产生了不同影响。”[2]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抉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在新旧嬗递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3] （p.327）。这种历史意义集中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从政治上讲，辛亥革命完全打乱了中国旧社会千百年来建立的统治网络；从思想上讲，最重要的影响是民主精神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4]。
也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它还为中国人民创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新的起点。”[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辛亥革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也开始备受关注[6]。从现代化的角度，金冲及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应该将其放在百年来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历程中进行考察，“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即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其中第一次历史巨变就是辛亥革命”[4]。什么是“历史巨变”？能称得上“历史性巨变”的，不只是某个孤立事件，“它总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准备，是中国社会和内外环境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又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7]。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从1840年到1919年这八十年间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处于这一阶段，其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摆脱民族愚昧、落后的状况。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化。
辛亥革命在此前现代化运动所积蓄的基础上，突显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1898年的维新变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变法失败三年之后，清末新政全面实施了百日维新提出的措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蔚然成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新式商会、商团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在城市建设、管理、治安、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抵制洋货、争取立宪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影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续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引进中国，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辛亥革命是诸多现代化因素——新的经济成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文化潮流等綜合作用的结果。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一方面广罗人才，组建临时政府，一方面积极筹备实业建设，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保护、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保护民族工商业。特别是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选举、参政、集会、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拓了前进的道路[8]。
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上，李文海先生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挫折成为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而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则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准备，辛亥革命也为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有利于经济现代化以及思想启蒙、观念的现代化；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却不能因此而低估这场革命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9]。在此，李先生指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于：促进了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并由此产生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中国社科院虞和平研究员认为从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清季十余年发生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四次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但前三次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行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最终结果都不成功，只有辛亥革命才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10]。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洋务运动，虞先生在对比了清季有重大影响的四次政治变革之后，认为中国早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始于辛亥革命，这就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同时，辛亥革命也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就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而言，他们在探索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以其亲身经历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扣响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据此，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正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建构的元点[11]。
二、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往学术界强调辛亥革命失败了，主要理由有五点：（1）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仍然遗留了下来；（3）新生的民国政权旁落他人；（4）民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5）革命先烈尸骨未寒，帝制复辟就接踵而来[6]。从1912年初到二月清政府灭亡，中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基本分为两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总代表的北洋派。结果是：“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民国的名器。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3] (p.359)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失败了？除了上述观点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在对外关系上，为了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清政府和列强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承担一切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从表面上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没有彻底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当初，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就明确提出:“满清时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12] (p.2)继而，孙中山先生也表达了对待不平等条约需要通过外交途径逐步解决，即“应侯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在大局未定以前，只能“暂仍旧贯，留待后图”[12] (p.10)。然而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之中，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在现实利益的权衡上都无一例外的支持袁世凯。帝国主义者认为袁世凯“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并且“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立宪派认为袁世凯具备孙中山所缺乏的财力、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不仅是“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而且代表了民国外交的秩序[3] (p.354)。
第二，在文化方面，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当时以“中等阶级”自称，他们所倡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和“天赋人权”观念并非产自中国的土壤，未能得到充分的养料，只是受到异国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或者只是出于对新制度的向往，远远没有达到对共和制度深刻而系统理解。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在武昌起义之前，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真正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的为数极少，其阶级意识还十分模糊，导致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也很模糊。而民众在政治上更是处于未觉悟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曾经历过清末社会的鲁迅和郭沫若等人在许多著作中都有深刻的论述。群众在政治上未觉悟的原因是“当时那个幼弱得可怜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远不足以向一般群众显示出它的强大优越性，远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旧的价值观念”[13]。事实上，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或反动立场的人总是少数，而中间分子却是多数。他们平时在政治上比较沉默，当历史大变革时又摇摆不定。常常在革命高潮时左派多，革命低潮时右派多。但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决定人心向背大变动的则是这些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态度的变化[7]。
第三，在政治方面，表面看来革命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抗拒，实际上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深深地隐患和危机。
刘曼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农村的变动，所以注定要失败[14]。《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即是明证，没有明确提出革命的任务和实现革命的步骤，革命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并没有多大吸引力，理所当然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资产阶级刚刚取得局部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因此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15] (p.392)。此外，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政权表面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府县等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然而就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后也很快右转，其中有些人悦变成为新军阀。更诡异的是：湖南、湖北、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军政府都是把巡抚的招牌改头换面为军政府，巡抚也就摇身一变成了都督，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16] (pp.42~43)。
总之，从表面上看辛亥革命完成了“从君主到民主”的社会转型：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从“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社会转型。因此，从结果看来，辛亥革命改变的仅仅是封建政权的形式，并没有使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辛亥革命是悲壮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与此看法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结局进行再认识后，对辛亥革命的结局却抱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以上论据都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就已经失败。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内涵及其变化过程还属于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课题。以政权转移为依据来断定革命全局就已经失败，其说服力显得不够。一场亘古未有的民主革命运动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进步则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而悄悄来临[6]。
三、对辛亥革命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价值进行质疑，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第一，“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国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充分肯定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批评革命党人“理性不足”和对革命的设计“超越国情”，认为“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17]。有学者推出专著对清末立宪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预备立宪并非骗局，它“使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并且“开了近代中国合法民主运动的先河”，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根本宗旨无二[6]。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都是源于清季国势阽危而激起，清朝被推翻，革命派成功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但革命之后，立宪派同时卷入，对革命则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张朋园先生坦承：“学界很少从立宪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从立宪角度看革命，则都只是改造国家的方法，而且革命的方法容易引起新的革命，变成动乱。”[1]
第二，“辛亥革命应该避免”，原因是：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消耗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建设现代化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社会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行。辛亥革命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18]。针对这种看法，一部分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就能发生的，而是当时社会逼迫的结果，是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历史早已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结论，今天的论者即使从学术上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也应从史实出发，而不能简单地发一通感想式的议论”[6]。事实证明，和平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以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局面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6]。台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的划时代意义，但也认为辛亥革命确实“带来了民国以后的混乱”，以及“政治现代化发生退却现象”。究其原因，他们都强调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而在于“武人当道，政争不已，兵变频仍”，或者是“政治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农业失调”[19]。
第三，“革命否定论”或“告别革命论”，李泽厚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并指责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20]。如何认识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王先明教授指出：“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影响下，形成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然而，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也还缺乏扎实的实证性和理论性研究。……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之间的相关性、相异性，以及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问题，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课题。而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应该源于辛亥革命。”[11]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也指出“单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辛亥时期历史整体性的失位，不仅全局上往往漏洞百出，而且具体上容易捉襟见肘”[21]。中国社科院雷颐研究员则认为与其归罪于革命派“激进”，不如说清政府太“极端”。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和平变革无望，转而走向革命。四川保路运动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却遭清政府残酷镇压，是民众“激进”还是政府“极端”？清政府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变革，总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才采取应对措施，一而再再而三的耽误变革的良机[22]。
四、结论
回顾、检讨辛亥革命研究，“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23]。同时，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也指出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23]对此，桑兵教授也指出：辛亥革命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较为成熟，当然，并不是说已经完善，只是难度较高，由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初级阶段，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期。面对前贤遗留的各式难题，往往需要学人训练较好，超越前人的局限，才能别开生面，达到高明的境界[21]。高中历史教师应及时了解和研究学术界相关较新研究成果，以深化和拓展我们的教学。
【作者简介】田苹，女，湖北宜昌人，宜昌市夷陵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历史教学研究。
孟凡明，男，1977生，湖北省枣阳人，宜昌市夷陵中学一级教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何卓恩.台湾学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转盛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小史[N].北京日报,2001—10—22(15).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张岂之，金冲及.张岂之、金冲及对话辛亥革命[N].中华读书报,2011—04—13（5).
[5]耿云志.我对辛亥革命的一点看法[N].北京日报,2001—10—22.
[6]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辛亥革命研究綜述[J].理论月刊,2001,(10).
[7]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16(9).
[8]史全生.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A].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论文集[C].2001.
[9]李文海.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A].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
[10]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A].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
[11]王先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
——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2011(2).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3]汪林茂.从文化背景看辛亥革命的失败[J].中州学刊,1988(1).
[14]刘曼容.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变[J].广东杜会科学，1997(l).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增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7]吴剑杰.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J].历史研究,1991(３).
[18]陈小雅.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J].求是,1996(３).
[19]罗福惠.台湾、香港辛亥革命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1991(3).
[20]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J].走向未来,1986(1).
[21]桑兵.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J].社会科学,2011(2).
[22]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下移与空间丧失[J].领导文萃，2001（7）.
[23]朱英.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J].读书,2011(6).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9－0068－05
20世纪80年代初，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1990年以后，海峡两岸“不仅有关辛亥革命性质与成败的论战逐渐平息，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亦开始趋于式微”[1]。随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即将到来，辛亥革命研究再度受到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本文仅介绍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供参考。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界近些年产生了很多新的看法。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学者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章开沅先生指出：“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产生了不同影响。”[2]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抉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在新旧嬗递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3] （p.327）。这种历史意义集中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从政治上讲，辛亥革命完全打乱了中国旧社会千百年来建立的统治网络；从思想上讲，最重要的影响是民主精神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4]。
也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它还为中国人民创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新的起点。”[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辛亥革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也开始备受关注[6]。从现代化的角度，金冲及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应该将其放在百年来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历程中进行考察，“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即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其中第一次历史巨变就是辛亥革命”[4]。什么是“历史巨变”？能称得上“历史性巨变”的，不只是某个孤立事件，“它总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准备，是中国社会和内外环境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又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7]。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从1840年到1919年这八十年间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处于这一阶段，其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摆脱民族愚昧、落后的状况。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化。
辛亥革命在此前现代化运动所积蓄的基础上，突显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1898年的维新变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变法失败三年之后，清末新政全面实施了百日维新提出的措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蔚然成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新式商会、商团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在城市建设、管理、治安、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抵制洋货、争取立宪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影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续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引进中国，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辛亥革命是诸多现代化因素——新的经济成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文化潮流等綜合作用的结果。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一方面广罗人才，组建临时政府，一方面积极筹备实业建设，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保护、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保护民族工商业。特别是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选举、参政、集会、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拓了前进的道路[8]。
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上，李文海先生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挫折成为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而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则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准备，辛亥革命也为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有利于经济现代化以及思想启蒙、观念的现代化；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却不能因此而低估这场革命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9]。在此，李先生指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于：促进了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并由此产生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中国社科院虞和平研究员认为从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清季十余年发生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四次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但前三次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行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最终结果都不成功，只有辛亥革命才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10]。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洋务运动，虞先生在对比了清季有重大影响的四次政治变革之后，认为中国早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始于辛亥革命，这就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同时，辛亥革命也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就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而言，他们在探索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以其亲身经历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扣响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据此，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正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建构的元点[11]。
二、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往学术界强调辛亥革命失败了，主要理由有五点：（1）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仍然遗留了下来；（3）新生的民国政权旁落他人；（4）民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5）革命先烈尸骨未寒，帝制复辟就接踵而来[6]。从1912年初到二月清政府灭亡，中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基本分为两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总代表的北洋派。结果是：“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民国的名器。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3] (p.359)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失败了？除了上述观点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在对外关系上，为了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清政府和列强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承担一切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从表面上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没有彻底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当初，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就明确提出:“满清时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12] (p.2)继而，孙中山先生也表达了对待不平等条约需要通过外交途径逐步解决，即“应侯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在大局未定以前，只能“暂仍旧贯，留待后图”[12] (p.10)。然而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之中，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在现实利益的权衡上都无一例外的支持袁世凯。帝国主义者认为袁世凯“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并且“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立宪派认为袁世凯具备孙中山所缺乏的财力、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不仅是“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而且代表了民国外交的秩序[3] (p.354)。
第二，在文化方面，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当时以“中等阶级”自称，他们所倡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和“天赋人权”观念并非产自中国的土壤，未能得到充分的养料，只是受到异国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或者只是出于对新制度的向往，远远没有达到对共和制度深刻而系统理解。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在武昌起义之前，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真正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的为数极少，其阶级意识还十分模糊，导致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也很模糊。而民众在政治上更是处于未觉悟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曾经历过清末社会的鲁迅和郭沫若等人在许多著作中都有深刻的论述。群众在政治上未觉悟的原因是“当时那个幼弱得可怜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远不足以向一般群众显示出它的强大优越性，远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旧的价值观念”[13]。事实上，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或反动立场的人总是少数，而中间分子却是多数。他们平时在政治上比较沉默，当历史大变革时又摇摆不定。常常在革命高潮时左派多，革命低潮时右派多。但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决定人心向背大变动的则是这些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态度的变化[7]。
第三，在政治方面，表面看来革命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抗拒，实际上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深深地隐患和危机。
刘曼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农村的变动，所以注定要失败[14]。《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即是明证，没有明确提出革命的任务和实现革命的步骤，革命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并没有多大吸引力，理所当然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资产阶级刚刚取得局部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因此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15] (p.392)。此外，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政权表面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府县等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然而就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后也很快右转，其中有些人悦变成为新军阀。更诡异的是：湖南、湖北、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军政府都是把巡抚的招牌改头换面为军政府，巡抚也就摇身一变成了都督，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16] (pp.42~43)。
总之，从表面上看辛亥革命完成了“从君主到民主”的社会转型：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从“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社会转型。因此，从结果看来，辛亥革命改变的仅仅是封建政权的形式，并没有使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辛亥革命是悲壮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与此看法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结局进行再认识后，对辛亥革命的结局却抱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以上论据都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就已经失败。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内涵及其变化过程还属于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课题。以政权转移为依据来断定革命全局就已经失败，其说服力显得不够。一场亘古未有的民主革命运动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进步则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而悄悄来临[6]。
三、对辛亥革命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价值进行质疑，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第一，“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国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充分肯定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批评革命党人“理性不足”和对革命的设计“超越国情”，认为“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17]。有学者推出专著对清末立宪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预备立宪并非骗局，它“使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并且“开了近代中国合法民主运动的先河”，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根本宗旨无二[6]。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都是源于清季国势阽危而激起，清朝被推翻，革命派成功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但革命之后，立宪派同时卷入，对革命则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张朋园先生坦承：“学界很少从立宪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从立宪角度看革命，则都只是改造国家的方法，而且革命的方法容易引起新的革命，变成动乱。”[1]
第二，“辛亥革命应该避免”，原因是：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消耗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建设现代化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社会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行。辛亥革命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18]。针对这种看法，一部分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就能发生的，而是当时社会逼迫的结果，是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历史早已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结论，今天的论者即使从学术上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也应从史实出发，而不能简单地发一通感想式的议论”[6]。事实证明，和平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以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局面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6]。台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的划时代意义，但也认为辛亥革命确实“带来了民国以后的混乱”，以及“政治现代化发生退却现象”。究其原因，他们都强调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而在于“武人当道，政争不已，兵变频仍”，或者是“政治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农业失调”[19]。
第三，“革命否定论”或“告别革命论”，李泽厚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并指责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20]。如何认识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王先明教授指出：“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影响下，形成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然而，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也还缺乏扎实的实证性和理论性研究。……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之间的相关性、相异性，以及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问题，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课题。而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应该源于辛亥革命。”[11]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也指出“单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辛亥时期历史整体性的失位，不仅全局上往往漏洞百出，而且具体上容易捉襟见肘”[21]。中国社科院雷颐研究员则认为与其归罪于革命派“激进”，不如说清政府太“极端”。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和平变革无望，转而走向革命。四川保路运动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却遭清政府残酷镇压，是民众“激进”还是政府“极端”？清政府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变革，总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才采取应对措施，一而再再而三的耽误变革的良机[22]。
四、结论
回顾、检讨辛亥革命研究，“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23]。同时，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也指出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23]对此，桑兵教授也指出：辛亥革命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较为成熟，当然，并不是说已经完善，只是难度较高，由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初级阶段，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期。面对前贤遗留的各式难题，往往需要学人训练较好，超越前人的局限，才能别开生面，达到高明的境界[21]。高中历史教师应及时了解和研究学术界相关较新研究成果，以深化和拓展我们的教学。
【作者简介】田苹，女，湖北宜昌人，宜昌市夷陵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历史教学研究。
孟凡明，男，1977生，湖北省枣阳人，宜昌市夷陵中学一级教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何卓恩.台湾学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转盛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小史[N].北京日报,2001—10—22(15).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张岂之，金冲及.张岂之、金冲及对话辛亥革命[N].中华读书报,2011—04—13（5).
[5]耿云志.我对辛亥革命的一点看法[N].北京日报,2001—10—22.
[6]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辛亥革命研究綜述[J].理论月刊,2001,(10).
[7]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16(9).
[8]史全生.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A].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论文集[C].2001.
[9]李文海.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A].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
[10]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A].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
[11]王先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
——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2011(2).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3]汪林茂.从文化背景看辛亥革命的失败[J].中州学刊,1988(1).
[14]刘曼容.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变[J].广东杜会科学，1997(l).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增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7]吴剑杰.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J].历史研究,1991(３).
[18]陈小雅.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J].求是,1996(３).
[19]罗福惠.台湾、香港辛亥革命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1991(3).
[20]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J].走向未来,1986(1).
[21]桑兵.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J].社会科学,2011(2).
[22]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下移与空间丧失[J].领导文萃，2001（7）.
[23]朱英.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J].读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