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粉丝文化研究中，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58—）是一位无法绕过的重量级学者。作为学者粉丝（aca-fan）的代表，詹金斯主要借鉴了德赛杜关于“消费者二度创作”的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等，激活了“战术”、“战略”、“盗猎”和“游击战”等术语，强调受众的抵抗式解读，把大众媒介消费看成是一个权力的战场，具有强烈的文化乐观论倾向，与受众研究脉络中的文化悲观论（以阿多诺等人為代表）和伯明翰学派的市场收编理论（以赫伯迪格为代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鄄patory Culture，1992，以下简称《文本盗猎者》）是詹金斯的代表作。该书记录了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亲自参与的媒体粉丝的景观。媒体粉丝不同于明星粉丝、体育粉丝等真人粉丝群体，他们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狂热爱好者，成员遍布所有的英语国家和欧洲大陆，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白人、中产阶级，但对其他人也持开放欢迎的态度。用詹金斯的话来讲，他写这本书是为了粉丝、写给粉丝、关于粉丝的，但同时也是对学术界内部争论的回应。詹金斯在与粉丝对话的过程中，希望能够重新定义粉丝圈在公共领域的身份，让更多公众意识到粉丝文化的复杂和精细。
　　《文本盗猎者》挑战了对“粉丝”这一概念的传统理解，改变了观众研究领域的整体走向。在詹金斯开始研究媒体粉丝的时候，坊间流行着关于粉丝的种种刻板印象：迷恋于细节、花边新闻及名人的、有收集癖的“怪人”和不适应社会者和“疯子”，是“当代文化中见不得人的丑陋范畴”；被看作“宗教狂热分子”、“精神变态的杀手”、“神经质的妄想狂”或者情欲偾张的“骨肉皮”（即狂热的试图与明星发生性行为的粉丝）。詹金斯决定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他细致记录了粉丝的社会结构、文化行为及与大众媒体和消费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提出了“重估粉丝圈”的口号。
　　詹金斯把媒体粉丝文化界定为一种广泛而多样的亚文化，它对传统文化、主导文化、大众文化构成了抵抗。在他看来，粉丝既不是单纯的制作商和大众文化宣传的意识形态接受者，也不是一个毫无理性的群体，而是积极的创作者和意义的操控者。粉丝圈同时从正、负两面为粉丝赋权，它的体制既允许粉丝们表达反对的东西，也能表达为之奋斗的东西。媒体粉丝圈形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将媒体消费变成了新文本、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不断将他人眼中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文化材料构造出意义。作为亚文化群体，粉丝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原作不断的否定和再创作之中，在对主流文化、现实世界的抗争中拒绝世俗价值。他们在接受、生产、创造批评的过程中，对现实中未曾解决的问题给予独特的表达，在看似狂热的行为中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形态。通过“盗猎”、“游猎”等方式，粉丝的行为制造了一个乌托邦、一个逃离尘世的空间，创造出盗猎者的诗意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他后来的《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2006）一书中，他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更有力量，粉丝们把互联网看作实现集体解决问题、公众商议和草根创造性的一种手段，粉丝文化的创造力与媒介素养的培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尽管詹金斯对粉丝文化进行了高度评价，但是他为其做总结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没有宣称粉丝圈必然代表进步力量，也不认为粉丝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内部逻辑自洽的或一以贯之的；他认为粉丝圈的存在不能证明所有的观众都是积极活跃的，然而它显然证明了并非所有观众都是消极的。
　　詹金斯从学者粉丝的立场出发，平衡了盛行的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著作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草根权力受到的结构性限制，一次又一次地指向粉丝和其他草根社群的集体主动性，他认为当代媒体理论过度强调学术批判的批评性一面，这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发展，提前关闭了很多可能性，因此他主张做一个倡导者而不仅仅是批判者。
　　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完成于二十多年前，当时粉丝圈还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只能在非正式渠道里活动，粉丝们用邮政系统共享自己的作品，使用复印机和录像机来传播、翻录文本。在《文本盗猎者》出版后，似乎一切都变了：媒介、粉丝活动的方式，粉丝文化已经变得惊人的多样化，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文本盗猎者》依然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各国粉丝文化的经典著作，我们在书中可以发觉电子时代开始的迹象，瞥见全球化粉丝文化的蛛丝马迹。更重要的是，詹金斯所描述的文化现象、粉丝圈的文本驱动力、分析和创作的乐趣也依然没变。《文本盗猎者》提供的核心概念和思考仍然在不断产生共鸣，《文本盗猎者》的基本构想和路径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依然是一块磨砺当代文化的“试金石”，为读者留足了涂写的空间，表现出不断启发新应用和新问题的持久能力，让我们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理解草根媒体制作和参与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