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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发展壮大的强大法宝。但是，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和深刻危机，必须重提、重振群众路线。这种重提、重振又必须秉持改革的精神，创新群众路线的境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形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注重利益格局的合理配置与调整，抓住制度建设的根本，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民主法治的可靠保障。
关键词：群众路线；改革创新；利益；制度；民主法治
中图分类号：D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5-0005-05
党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在重温群众路线的要义、分析党群关系面临挑战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创新发展群众路线，为其开辟新境界、迈上新台阶、增添正能量的问题。
一、群众路线：党的建设和
工作的重要法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①
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党的领导集体的长期努力，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殊为重要，尤其是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创造方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江西瑞金）。在该文中，毛泽东提出，要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②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③《〈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重申该文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提出，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具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为中共中央写的决定）。在此，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论联合政府》（1945年七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在关于党的建设部分中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其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到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其中特别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刘少奇指出：“在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和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他还具体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四个基本观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其中提到把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分开来看是错误的，他强调，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大和最后的责任。这是最高的标准。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最后总结说：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的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和力量。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群众路线是党的建设、党的工作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述则是这一理论的精华。此后，邓小平等诸多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均可溯源于此。从根本上说，九十多年来，我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和胜利，都是因为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依靠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相反，我党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和失败，也无不是因为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路线，过去、现在、将来始终是我们克敌制胜、百试不爽的法宝。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而不是表面应付地、扎实地而不是浮躁地、持久地而不是一时地、富有现代意识而不是墨守成规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就将无往而不胜，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二、党群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实事求是地说，与革命战争年代党群关系的鱼水状态相比，现在的党群关系的现状就很难再用鱼水关系来形容。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文革”前相比，与“文革”后的八十年代相比，也给人一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觉，人们的精神状态很难得到真正的提振，比较普遍地弥漫着无望无奈无助的气氛，信仰流失、道德滑坡、精神涣散。我们不禁要问，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究竟如何？党群关系与其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如说是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这是为什么？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从党自身的情况看，是由党的地位的根本转变造成的。即由一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转变而带来了挑战和危机。
1980年11月26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变到在全国执政的地位，这是个根本的变化。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1月28日。
10年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证明了胡耀邦的话确实是先见之明。那些党为什么垮台了，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了。
胡耀邦还指出：“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象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在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之前，环境迫使我们要搞唯物论的反映论。”《人民日报》，1981年1月28日。
为什么我们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就会出现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呢？而且即便我们不断提出两个“务必”来自省自警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险呢？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及特性决定的。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某个机构或个人用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控制他人行为的影响力。它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家形态的强制力，也可以是非国家形态的强制力。权力的特点是：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力具有独占性；权力具有膨胀性；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要保证权力只能行善而不能作恶，必须依靠民主和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它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可惜，我们执掌了国家权力，但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我们政治生活“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语）。一朝权力在手、大权在握，原来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动力与环境就不复存在了，还有什么必要非去联系群众呢？因为敌人的追杀堵截随着革命的胜利早已烟消灰灭。再有，既然权力具有强制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不便给你穿小鞋，但不再增加利益供给则是轻而易举的，哪还有什么必要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权力就是真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动员群众、说服群众成了号令群众、驱使群众了。
这就是与民主法治无缘的权力的腐蚀性之恶！权力成了与民争利、攫取私利、打压群众的工具。
第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也给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提供了变现的可能和平台，分配不公促使党群关系发生断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运行机制虽然与现在大致相仿，但是物质非常匮乏，想贪也没有什么利可贪。再者，所有的资源都是计划配置的，交易的范围十分狭小，权钱交易缺少变现的机会，所以腐败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改革开放后就不同了，财富急剧涌现，放出挡不住的诱惑，贪腐有了现实的标的物。同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什么都是市场化，改制、兼并、重组、租赁、承包、招投标、上市，各种各样的交易方式，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膨胀了贪欲。问题在于权力下放了，市场搞活了，财富增加了，但权力失控、市场无序，贪腐便大行其道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实际上就是大肆侵吞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种贪腐猖獗、利益分配与宗旨背离的格局下，密切联系群众与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无缘，密切联系群众岂不成了空中楼阁！老百姓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了。
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很有必要，1989年邓小平对当时新的领导班子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314页。
第三，世界眼光之下，人们对政府行为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对外开放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民主化潮流背景下，我们有一些领导的行为方式相形见拙，在老百姓心目中远不是楷模，怎么能让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你？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宏大叙事的讲历史讲传统而是看你现在究竟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人们也不是孤立地看你的所作所为，而是会把你同各国的政府和领导人的作为加以比较，人们自然会想人家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世界进步的潮流是挡不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也是挡不住的。再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形象设计了。人们是在用世界眼光看你的所作所为，你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信赖。
三、开辟群众路线的新境界
群众路线在当代必须与时俱进，囿于陈式、缺乏创新，是难收显效的。今天，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必须开辟新视野、进入新境界、迈上新台阶。
1.注重教育实践围绕和突出主题
毛泽东提出群众路线，是为了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今天重提群众路线是为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继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主题、灵魂。我们是要通过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过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背离这样的价值观的任何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之“特”，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任何工作当然也包括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都应该是紧紧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 2.注重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物质利益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党群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以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为基础的，以党能够代表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对利益格局不满意必然会起对执政党的不满意。所以密切党群关系，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让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邓小平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问题就会出来。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的谈话，《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1364页。解决分配不公、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切实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3.注重权力的赋予、配置、监督、制约
影响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因素是权力，我们党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权力。就是说，在人民群众与我们党之间存阻着一堵墙、一道沟，这个墙和沟就是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和消灭权力，因为健康的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必备条件。任何国家和社会，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离不开权力。问题是如何让权力只能行善而不能作恶，这是人类政治文明永恒的课题。首先必须解决好权为民所赋的问题。因为任何权力的运行方向都是趋于向权力的委托方负责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密切联系群众才会具有动力源泉，对权力的受托者即使不常常教育，他也会因受制于这种权力机制的压力而去取悦人民。第二从实际出发合理地分解和配置权力，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使其形成一定的牵制、制约、监督关系。这种设置是政治文明在政治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三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而不是使其流于空谈。做到了这些，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就有了权力机制的强支撑、硬约束了。当然，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4.注重制度建设的决定性、长期性
这次中央关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中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很得要领之举。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良文风的教育已经进行过若干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旧病未除，又添新病。这次又添了一个奢靡之风，形式主义都升级成了豪华版了。笔者曾经受命作为《学习时报》特约评论员，2001年4月9日在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议病”不可不治》的评论员文章。9年之后，2010年6月21日，笔者在这张报纸的第一版发表了《克服不良文风重在制度建设》的文章。平心而论，人们对一般的教育能切实转变作风缺乏信心。因为作风不正的根子是制度，只有除根才能正风。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分析指出了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总病根，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他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可见，制度问题是关键所在，确实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制度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缺少民主和法治。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各级官员的眼睛都会向权力的上方看，与上级与主要负责人保持一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套话、空话、假话自然大行其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存在弊端的制度长期不改革，那么结果只能是有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坏人会变得更坏。
5.注重用改革的精神推进教育
在中央关于这次教育活动的要求中，特别提出“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教育。邓小平说，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同样也是决定群众路线命运的一招。这次群众路线能不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成果，关键就看教育有没有融入了改革的精神。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过去的做法，哪怕是做得很认真，收效也会有限。今日已非昨日，不改革创新，原有的教育形式的成效只会越来越减弱，必须避免用形式主义克服形式主义的倾向。离开改革的建章立制，结果往往是固化原有的特权，给它穿上合法的马甲。
一个领导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党自身也必须改革，否则难以胜任领导这一事业的重任。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不能继续前行、到达胜利的彼岸，关键在党，在党的自身的改革，在党自身改革的自觉和能力。改革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动力。前苏共不思改革尤其是自身的改革，93年一贯制，一再错失自身改革的良机，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所以，以提升正能量的各种教育固然重要，把改革的精神灌注到教育之中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们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切实发展党内民主，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责任编辑：严国萍）
关键词：群众路线；改革创新；利益；制度；民主法治
中图分类号：D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5-0005-05
党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在重温群众路线的要义、分析党群关系面临挑战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创新发展群众路线，为其开辟新境界、迈上新台阶、增添正能量的问题。
一、群众路线：党的建设和
工作的重要法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①
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党的领导集体的长期努力，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殊为重要，尤其是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创造方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江西瑞金）。在该文中，毛泽东提出，要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②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③《〈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重申该文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提出，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具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为中共中央写的决定）。在此，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论联合政府》（1945年七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在关于党的建设部分中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其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到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其中特别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刘少奇指出：“在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和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他还具体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四个基本观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其中提到把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分开来看是错误的，他强调，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大和最后的责任。这是最高的标准。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最后总结说：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的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和力量。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群众路线是党的建设、党的工作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述则是这一理论的精华。此后，邓小平等诸多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均可溯源于此。从根本上说，九十多年来，我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和胜利，都是因为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依靠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相反，我党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和失败，也无不是因为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路线，过去、现在、将来始终是我们克敌制胜、百试不爽的法宝。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而不是表面应付地、扎实地而不是浮躁地、持久地而不是一时地、富有现代意识而不是墨守成规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就将无往而不胜，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二、党群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实事求是地说，与革命战争年代党群关系的鱼水状态相比，现在的党群关系的现状就很难再用鱼水关系来形容。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文革”前相比，与“文革”后的八十年代相比，也给人一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觉，人们的精神状态很难得到真正的提振，比较普遍地弥漫着无望无奈无助的气氛，信仰流失、道德滑坡、精神涣散。我们不禁要问，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究竟如何？党群关系与其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如说是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这是为什么？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从党自身的情况看，是由党的地位的根本转变造成的。即由一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转变而带来了挑战和危机。
1980年11月26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变到在全国执政的地位，这是个根本的变化。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1月28日。
10年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证明了胡耀邦的话确实是先见之明。那些党为什么垮台了，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了。
胡耀邦还指出：“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象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在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之前，环境迫使我们要搞唯物论的反映论。”《人民日报》，1981年1月28日。
为什么我们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就会出现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呢？而且即便我们不断提出两个“务必”来自省自警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险呢？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及特性决定的。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某个机构或个人用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控制他人行为的影响力。它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家形态的强制力，也可以是非国家形态的强制力。权力的特点是：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力具有独占性；权力具有膨胀性；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要保证权力只能行善而不能作恶，必须依靠民主和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它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可惜，我们执掌了国家权力，但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我们政治生活“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语）。一朝权力在手、大权在握，原来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动力与环境就不复存在了，还有什么必要非去联系群众呢？因为敌人的追杀堵截随着革命的胜利早已烟消灰灭。再有，既然权力具有强制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不便给你穿小鞋，但不再增加利益供给则是轻而易举的，哪还有什么必要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权力就是真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动员群众、说服群众成了号令群众、驱使群众了。
这就是与民主法治无缘的权力的腐蚀性之恶！权力成了与民争利、攫取私利、打压群众的工具。
第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也给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提供了变现的可能和平台，分配不公促使党群关系发生断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运行机制虽然与现在大致相仿，但是物质非常匮乏，想贪也没有什么利可贪。再者，所有的资源都是计划配置的，交易的范围十分狭小，权钱交易缺少变现的机会，所以腐败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改革开放后就不同了，财富急剧涌现，放出挡不住的诱惑，贪腐有了现实的标的物。同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什么都是市场化，改制、兼并、重组、租赁、承包、招投标、上市，各种各样的交易方式，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膨胀了贪欲。问题在于权力下放了，市场搞活了，财富增加了，但权力失控、市场无序，贪腐便大行其道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实际上就是大肆侵吞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种贪腐猖獗、利益分配与宗旨背离的格局下，密切联系群众与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无缘，密切联系群众岂不成了空中楼阁！老百姓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了。
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很有必要，1989年邓小平对当时新的领导班子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314页。
第三，世界眼光之下，人们对政府行为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对外开放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民主化潮流背景下，我们有一些领导的行为方式相形见拙，在老百姓心目中远不是楷模，怎么能让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你？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宏大叙事的讲历史讲传统而是看你现在究竟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人们也不是孤立地看你的所作所为，而是会把你同各国的政府和领导人的作为加以比较，人们自然会想人家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世界进步的潮流是挡不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也是挡不住的。再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形象设计了。人们是在用世界眼光看你的所作所为，你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信赖。
三、开辟群众路线的新境界
群众路线在当代必须与时俱进，囿于陈式、缺乏创新，是难收显效的。今天，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必须开辟新视野、进入新境界、迈上新台阶。
1.注重教育实践围绕和突出主题
毛泽东提出群众路线，是为了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今天重提群众路线是为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继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主题、灵魂。我们是要通过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过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背离这样的价值观的任何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之“特”，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任何工作当然也包括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都应该是紧紧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 2.注重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物质利益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党群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以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为基础的，以党能够代表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对利益格局不满意必然会起对执政党的不满意。所以密切党群关系，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让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邓小平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问题就会出来。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的谈话，《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1364页。解决分配不公、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切实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3.注重权力的赋予、配置、监督、制约
影响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因素是权力，我们党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权力。就是说，在人民群众与我们党之间存阻着一堵墙、一道沟，这个墙和沟就是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和消灭权力，因为健康的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必备条件。任何国家和社会，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离不开权力。问题是如何让权力只能行善而不能作恶，这是人类政治文明永恒的课题。首先必须解决好权为民所赋的问题。因为任何权力的运行方向都是趋于向权力的委托方负责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密切联系群众才会具有动力源泉，对权力的受托者即使不常常教育，他也会因受制于这种权力机制的压力而去取悦人民。第二从实际出发合理地分解和配置权力，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使其形成一定的牵制、制约、监督关系。这种设置是政治文明在政治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三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而不是使其流于空谈。做到了这些，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就有了权力机制的强支撑、硬约束了。当然，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4.注重制度建设的决定性、长期性
这次中央关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中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很得要领之举。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良文风的教育已经进行过若干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旧病未除，又添新病。这次又添了一个奢靡之风，形式主义都升级成了豪华版了。笔者曾经受命作为《学习时报》特约评论员，2001年4月9日在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议病”不可不治》的评论员文章。9年之后，2010年6月21日，笔者在这张报纸的第一版发表了《克服不良文风重在制度建设》的文章。平心而论，人们对一般的教育能切实转变作风缺乏信心。因为作风不正的根子是制度，只有除根才能正风。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分析指出了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总病根，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他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可见，制度问题是关键所在，确实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制度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缺少民主和法治。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各级官员的眼睛都会向权力的上方看，与上级与主要负责人保持一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套话、空话、假话自然大行其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存在弊端的制度长期不改革，那么结果只能是有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坏人会变得更坏。
5.注重用改革的精神推进教育
在中央关于这次教育活动的要求中，特别提出“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教育。邓小平说，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同样也是决定群众路线命运的一招。这次群众路线能不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成果，关键就看教育有没有融入了改革的精神。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过去的做法，哪怕是做得很认真，收效也会有限。今日已非昨日，不改革创新，原有的教育形式的成效只会越来越减弱，必须避免用形式主义克服形式主义的倾向。离开改革的建章立制，结果往往是固化原有的特权，给它穿上合法的马甲。
一个领导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党自身也必须改革，否则难以胜任领导这一事业的重任。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不能继续前行、到达胜利的彼岸，关键在党，在党的自身的改革，在党自身改革的自觉和能力。改革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动力。前苏共不思改革尤其是自身的改革，93年一贯制，一再错失自身改革的良机，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所以，以提升正能量的各种教育固然重要，把改革的精神灌注到教育之中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们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切实发展党内民主，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责任编辑：严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