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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创办、主编、参与编辑报刊30多种，其中尤以《苏报》《民立报》《甲寅》《新闻报》著名，影响广泛，这与之先进的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章士钊的新闻编辑思想主要包括质量至上、业务创新、注重“通信”、善待读者、网罗作者五个方面。其特别强调报刊编辑要有“独立的”“旁观者”的新闻立场、“朴实说理”“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奠定了“甲寅派”聚合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章士钊 编辑思想 甲寅派
中国的编辑学理论与实践非常古老，但报刊编辑学的出现，仅是近代的事情。清末民初，摆在报人面前的是一片崭新领域，他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借鉴，因此设计新的文化结构、创造新的传播范式，就成了历史赋予近代新闻编辑的庄严使命。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急剧转型的历史关头，编辑作为出版、传播思想文化核心环节中的核心群体，对于思想解放、文化重构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位资深的老编辑，章士钊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真诚努力，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质量至上
章士钊选稿、用稿的原则是“选稿多多益善，但必宁缺毋滥”。他每办一份报纸或杂志，总是想办法搜罗挖掘和培养一批骨干编辑，为报刊储备雄厚的智力基础。同时，采取有效办法提高自由投稿的积极性。如在《独立周报》时期，就曾用经济奖励的办法来获得充足稿源和优质稿件：
本报发行以来，向无偏颇，唯务心安，不畏强梁，至于时政问题多主讨论，不尚纷争。唯同仁自顾浅陋，虑难尽阐其理，思欲遍求硕彦，集思广益，务摒除党见，并定薄酬用答：甲等篇酬二十元，乙等十五元，丙等十元，丁等本报全年一份，戊等本报半年一份，如有特别巨篇，自当特酬。[1]
而当时80个页码的《独立周报》定价仅1.5角，全年定价6.6元，广告价格为整版12元，与这些价格相比，为求优稿，可谓“悬赏”，自由来稿的数量因此日益增多。但有时会出现没有合适稿子的尴尬，他便遵守“宁缺毋滥”的原则，如《独立周报》第27期就没有社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本报特别宣言》：
近顷以来，警耗纷纷，各报所持，多附潮流，既有齐楚之互见，遂无卓识之可见。夫报章天职，本为牖民问题，既生功用斯显，乃偶有潮流，遂尽污浊，是报章因时势为动摇，又何造成时势之有？连日议论，竟鲜可采。本报宁受简陋之诮，不欲搪塞之图。本报之评论一栏，本期暂付阙如，海内读者当谅此心。呜呼！同业诸友，岂乏达人，苟始终为意气之图，本报亦唯有始终存名缺实耳！[2]
中国近代报纸一般一半版面是广告，这固然是近代报刊在困境中挣扎生存的写照。但章士钊认为我国的近代报刊在新闻信息含量方面，与西方相比还有巨大差异。他举例英国《泰晤士报》，1911年5月24日“发行之报共七十三披其（page，版面）。……英伦一日之报，在吾国当出五十三日也。度量相越，乃至于此”。[3]章士钊主张中国报刊应向西方学习，根据新闻的具体数量决定当期版面的多少，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新闻和资讯，而不应版面多、新闻少，虚张声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实际上道出了近代报刊谋求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质量意识。
二、业务改革与创新
近代报刊的日期排列比较混乱，在清末有的使用帝王年号，有的使用黄帝纪元，有的采用西洋历法，有的甚至两者或多者混用。民国之后，临时政府规定一律采用阳历纪年，但仍十分混乱，或使用阴历，或使用阳历，甚至还使用“宫”的概念。章士钊则主张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年”“月”“日”（或“号”），[4]这是很有创见的做法。
1903年6月章士钊入主《苏报》。《苏报》原来的版式设计，平凡呆板，栏目稀少，陈陈相因，毫无特色。章士钊初登报坛，便注重“版式”对于报刊的重要性。为凸显《苏报》特色，首创“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5]“二号字样”为《苏报》普通行文字体的四倍大，与文章标题字符相同，为该报所用的最大字符，排列于文章当中，尤引人注目。
从1903年6月1日到25日，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章士钊在《苏报》头条刊布声明改革《苏报》的告白共计7次，节奏之快，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时读者对于《苏报》的新气象给予极高评价，有读者称：“近读贵报，惊心夺魄。尝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之涨进，何其速也！”[6]“贵报近日大改良，实为支那报界之进步，不才日日读之，顶踵而膜拜之。”[7]
针对报刊版式的排列，民国初年有三种方案：王怀曾提出：“无论何种文稿，一律横写右行。”罗鸿年主张：“一篇之中不嫌横直互见。”钱宝琮等认为：“左起右行。”章士钊认为罗说“易生读者之恶感”“实不可行”。
至于钱宝琮的观点，“必左起右行……不可行”。最后他指出“王君怀曾之说甚伟”，即肯定了左起向右横写的现代汉字横排格式。然而直到现在，大多数学者引证1917年5月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8]陈独秀答复说“极以为然”为证据，[9]认为这种主张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实这是不恰当的。章士钊等人所主张的汉字左起右行的排列法，比新文化运动提前了近十年。
三、注重“通信”
近代报刊的栏目设置一直是编辑们绞尽脑汁、苦苦探索的事情，这是一份报刊吸引读者的重要方式。为不同读者的不同口味设置新颖、稳定的栏目，既可表现编辑的学识和眼力，又可借此形成固定的读者群，从而保证报刊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的稳定性。从主编《苏报》开始，章士钊便十分重视这一重要的编辑环节。
章士钊主编的报刊，都有“通信”一栏。“通信”的名称先后有所不同，如《苏报》时称“舆论商榷”（后称通信栏）；《国民日日报》时称“南鸿北雁”；《民立报》时称“投函”；《独立周报》时亦称“投函”；《甲寅》时始称“通信”。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与之“公理的世界观”和“新闻自由”主张有关。章士钊历来主张“吾人当欢迎批评”，报刊尤其要注意倾听读者的心声，尊重读者的意见，“使投函者能以理由相饷，记者必以其书公之于世，相与商榷，以共求真理”。 章士钊也对自己的“通信”栏十分得意：“尤足以尽新闻之职务而为他报所忽者，则为唱导‘投函’一事。”[10]他在“通信”栏上投入很大的精力，使之成为一品牌栏目，如《民立报》时有读者称：“自大记者主持《民报》（《民立报》）以来，仆即见其对于‘通信’一门，颇为注意，意在步武欧美诸大周刊、日刊诸报，以范成舆论之中心。”[11]《甲寅》时有读者称：“前于足下创办《独立周报》时，每欲以此见询，辄因循而中辍，及见大志，特设‘通信’一门，喜甚。”[12]
章士钊申明自己设置“通信”栏目的主旨，是广开言路，“剖肝胆以为言，掬诚相示”“志在开发天下思辨之量”，绝不是“妆点门面，挂榜圣贤”。“通信”栏目是报刊联系读者和社会的纽带，它使读者和报刊之间发生紧密联系，其价值和作用是无法否定的。因此它成了中国近代报刊普遍认可的重要栏目。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报刊的“通信”能够像章士钊的“通信”那样，给近代许多名流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高一涵等以最初的赏识和锻炼。
四、善待读者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报刊的发达程度与其对于读者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鲁迅的善待读者有口皆碑，邹韬奋的“读者信箱”更是连接报刊和读者的纽带。尊重读者、善待读者、热心为读者服务、平等与读者交流，成为许多报刊成功的决定性要素。章士钊的“读者观”也有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在长期的新闻生涯中，他总是以极大热情和耐心不断与读者保持联系，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互动、双赢格局在他和读者间的默契和信任中形成。
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章士钊在工作之余，还要阅读读者来信，或公开回复，或私下作答，或洋洋万言，或片言只语，都事必躬亲，认真对待。最多时，一周内曾处理读者来信2300件。据统计，他在《甲寅》周刊时，仅在刊物上公开答复的信件就有240多件，每期4到6篇，如是者年余。至于私下答复的信件，自然也不在少数。梁漱溟回忆：“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曾得答书不少，皆保存之。”[13]而在刊物上公开答复梁漱溟只两次。
章士钊对于读者的态度，有一段肺腑之言：“愚与读者之间，宜乎心情相照，不生睽忤，设不幸而有巨眚显慝，法无可宥，宜亦勤勤襮白，使爱我者终得略其迹，而原其心，无为多方遽遁，重人踽踽凉凉之叹，致什匿克之心理。因而广衍，又设不幸而有奇耻大辱，播布于众，真相并非尔尔。是当据情自理，毋令社会混淆观听，及君子为踌躇于人言举废之间者，其义亦同。昔直不疑偿金同舍，天下称为长者。愚谓此特不疑料人必来归金，故徐徐焉，俟其自白耳，非真不辩也。” 章士钊的读者，成分极其复杂，包括了社会各阶层，但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学者、学生是其最大的读者群。他们之间讨论的问题，范围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网罗优秀作者
章士钊深知，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缺乏人才，不重视人才，都是难以长远的，尤其对于初生阶段的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来说，更是如此：“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举，政治之得失，无不视人才之得失为比例。故政治为枝叶，而人才始为本根。”[14]他对于旧中国人才匮乏又存在巨大浪费的现状痛心疾首：“中国人才消乏，到处如是，在新闻贫苦之业，尤呈此象。”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政治气候对人才的摧残和浪费，使本来匮乏的人才更加不能敷用。[15]具体到报刊业务，章士钊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以国际的视野，加强新闻行业和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国际竞争力。他呼吁新闻界探索先进的新闻理念，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突出的专业能力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的高素质的新闻人才。因此他提出珍惜人才、爱护人才的主张。
为实现这一目标，章士钊呼吁向世界一流报纸学习，如“伦敦《泰晤士报》之特派访员布满全世界，其数乃达六十人之多，薪资及旅费、电费种种，其为额之巨，乃至全英新闻社莫与比伦”。提议增加新闻记者的数量和覆盖面，全国各报馆间应加强合作，实现新闻资源共享，“裁其执事人员，各社记者通力，而合力派遣国内外之通信员，重其薪资，使专责成”。
章士钊具有先进的新闻人才观。[16]他在长期的奋斗中，把自己打造成中国近代新闻界一匹千里马的同时，也成为一位发现千里马的伯乐。由于他不懈而真诚的努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士钊及其《甲寅》等刊物连接着一个相对稳定、颇有能量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同侪的团结和沟通，如章太炎、陈独秀、杨毓麟、林白水、张继、吴稚晖、吴虞、何梅施、苏曼殊、胡适、邵飘萍、易培基、杨永泰、刘少少、秦力山、林长民、王无生（渐生）等；二是对于新人的提携与培养，如李大钊、易白沙、周鲠生、杨端升、王星拱、李剑农、梁漱溟、黄侃、张东荪、汪馥炎、金岳霖、梁厚甫等；三是对于同行的尊重，如梁启超、史量才、黄远庸、丁佛言等。
章士钊主张报刊编辑要有“独立的”“旁观者”的新闻立场、“朴实说理”“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这使同侪和同行十分钦佩，也对新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一度矢志追随章士钊，文笔文风和政治态度都受到章士钊的深刻影响。“章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得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所为文，而一以衷于逻辑，掉鞅文坛，焯有殊誉。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17]他们一度高度认同章士钊“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的基本政治立场，主张“为政有容”“不党同伐异”，强调“调和立国”“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最终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和重要的思想流派——“甲寅派”。可以说，章士钊的报刊编辑思想是“甲寅派”聚合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文化、政治主张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金资助（10YJC770050）
参考文献：
[1] 章士钊.启事[N].独立周报，1913-04-06：（9）.
[2] 章士钊.本报特别宣言[N].独立周报，1913-04-13：（1）.
[3]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1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4] 章士钊.论月日定名[M]//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5] 章士钊.本报大改良[N].苏报，1903-06-01：（1）.
[6] 寝馈风潮中人.致苏报主笔函[N].苏报，1903-06-05：（23）.
[7] 同洲热血人.投书[N].苏报，1903-06-15：（17）.
[8] 钱玄同.致陈独秀[M]//独秀文存.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9] 刘娟.论五四文化转型中《新青年》编辑建树[J].编辑之友，1998（5）：59.
[10] 章士钊.周刊之职[M]//章士钊全集：第6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1] 李君炎.致甲寅记者函[J].甲寅杂志，1914（1）：30.
[12] 王渭西.致甲寅记者函[J].甲寅杂志，1914（4）：28.
[13] 梁漱溟.我与章士钊先生[A]//章士钊、梁漱溟与毛泽东.香港：达艺出版社，1988.
[14] 章士钊，政本[M]//章士钊全集：第3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5] 李日.试论章士钊的新闻思想[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4）：96-99.
[16] 李日.试论章士钊的新闻人才观[J].船山学刊，2007（1）：196-199.
[17]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新闻系）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创办、主编、参与编辑报刊30多种，其中尤以《苏报》《民立报》《甲寅》《新闻报》著名，影响广泛，这与之先进的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章士钊的新闻编辑思想主要包括质量至上、业务创新、注重“通信”、善待读者、网罗作者五个方面。其特别强调报刊编辑要有“独立的”“旁观者”的新闻立场、“朴实说理”“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奠定了“甲寅派”聚合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章士钊 编辑思想 甲寅派
中国的编辑学理论与实践非常古老，但报刊编辑学的出现，仅是近代的事情。清末民初，摆在报人面前的是一片崭新领域，他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借鉴，因此设计新的文化结构、创造新的传播范式，就成了历史赋予近代新闻编辑的庄严使命。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急剧转型的历史关头，编辑作为出版、传播思想文化核心环节中的核心群体，对于思想解放、文化重构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位资深的老编辑，章士钊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真诚努力，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质量至上
章士钊选稿、用稿的原则是“选稿多多益善，但必宁缺毋滥”。他每办一份报纸或杂志，总是想办法搜罗挖掘和培养一批骨干编辑，为报刊储备雄厚的智力基础。同时，采取有效办法提高自由投稿的积极性。如在《独立周报》时期，就曾用经济奖励的办法来获得充足稿源和优质稿件：
本报发行以来，向无偏颇，唯务心安，不畏强梁，至于时政问题多主讨论，不尚纷争。唯同仁自顾浅陋，虑难尽阐其理，思欲遍求硕彦，集思广益，务摒除党见，并定薄酬用答：甲等篇酬二十元，乙等十五元，丙等十元，丁等本报全年一份，戊等本报半年一份，如有特别巨篇，自当特酬。[1]
而当时80个页码的《独立周报》定价仅1.5角，全年定价6.6元，广告价格为整版12元，与这些价格相比，为求优稿，可谓“悬赏”，自由来稿的数量因此日益增多。但有时会出现没有合适稿子的尴尬，他便遵守“宁缺毋滥”的原则，如《独立周报》第27期就没有社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本报特别宣言》：
近顷以来，警耗纷纷，各报所持，多附潮流，既有齐楚之互见，遂无卓识之可见。夫报章天职，本为牖民问题，既生功用斯显，乃偶有潮流，遂尽污浊，是报章因时势为动摇，又何造成时势之有？连日议论，竟鲜可采。本报宁受简陋之诮，不欲搪塞之图。本报之评论一栏，本期暂付阙如，海内读者当谅此心。呜呼！同业诸友，岂乏达人，苟始终为意气之图，本报亦唯有始终存名缺实耳！[2]
中国近代报纸一般一半版面是广告，这固然是近代报刊在困境中挣扎生存的写照。但章士钊认为我国的近代报刊在新闻信息含量方面，与西方相比还有巨大差异。他举例英国《泰晤士报》，1911年5月24日“发行之报共七十三披其（page，版面）。……英伦一日之报，在吾国当出五十三日也。度量相越，乃至于此”。[3]章士钊主张中国报刊应向西方学习，根据新闻的具体数量决定当期版面的多少，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新闻和资讯，而不应版面多、新闻少，虚张声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实际上道出了近代报刊谋求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质量意识。
二、业务改革与创新
近代报刊的日期排列比较混乱，在清末有的使用帝王年号，有的使用黄帝纪元，有的采用西洋历法，有的甚至两者或多者混用。民国之后，临时政府规定一律采用阳历纪年，但仍十分混乱，或使用阴历，或使用阳历，甚至还使用“宫”的概念。章士钊则主张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年”“月”“日”（或“号”），[4]这是很有创见的做法。
1903年6月章士钊入主《苏报》。《苏报》原来的版式设计，平凡呆板，栏目稀少，陈陈相因，毫无特色。章士钊初登报坛，便注重“版式”对于报刊的重要性。为凸显《苏报》特色，首创“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5]“二号字样”为《苏报》普通行文字体的四倍大，与文章标题字符相同，为该报所用的最大字符，排列于文章当中，尤引人注目。
从1903年6月1日到25日，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章士钊在《苏报》头条刊布声明改革《苏报》的告白共计7次，节奏之快，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时读者对于《苏报》的新气象给予极高评价，有读者称：“近读贵报，惊心夺魄。尝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之涨进，何其速也！”[6]“贵报近日大改良，实为支那报界之进步，不才日日读之，顶踵而膜拜之。”[7]
针对报刊版式的排列，民国初年有三种方案：王怀曾提出：“无论何种文稿，一律横写右行。”罗鸿年主张：“一篇之中不嫌横直互见。”钱宝琮等认为：“左起右行。”章士钊认为罗说“易生读者之恶感”“实不可行”。
至于钱宝琮的观点，“必左起右行……不可行”。最后他指出“王君怀曾之说甚伟”，即肯定了左起向右横写的现代汉字横排格式。然而直到现在，大多数学者引证1917年5月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8]陈独秀答复说“极以为然”为证据，[9]认为这种主张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实这是不恰当的。章士钊等人所主张的汉字左起右行的排列法，比新文化运动提前了近十年。
三、注重“通信”
近代报刊的栏目设置一直是编辑们绞尽脑汁、苦苦探索的事情，这是一份报刊吸引读者的重要方式。为不同读者的不同口味设置新颖、稳定的栏目，既可表现编辑的学识和眼力，又可借此形成固定的读者群，从而保证报刊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的稳定性。从主编《苏报》开始，章士钊便十分重视这一重要的编辑环节。
章士钊主编的报刊，都有“通信”一栏。“通信”的名称先后有所不同，如《苏报》时称“舆论商榷”（后称通信栏）；《国民日日报》时称“南鸿北雁”；《民立报》时称“投函”；《独立周报》时亦称“投函”；《甲寅》时始称“通信”。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与之“公理的世界观”和“新闻自由”主张有关。章士钊历来主张“吾人当欢迎批评”，报刊尤其要注意倾听读者的心声，尊重读者的意见，“使投函者能以理由相饷，记者必以其书公之于世，相与商榷，以共求真理”。 章士钊也对自己的“通信”栏十分得意：“尤足以尽新闻之职务而为他报所忽者，则为唱导‘投函’一事。”[10]他在“通信”栏上投入很大的精力，使之成为一品牌栏目，如《民立报》时有读者称：“自大记者主持《民报》（《民立报》）以来，仆即见其对于‘通信’一门，颇为注意，意在步武欧美诸大周刊、日刊诸报，以范成舆论之中心。”[11]《甲寅》时有读者称：“前于足下创办《独立周报》时，每欲以此见询，辄因循而中辍，及见大志，特设‘通信’一门，喜甚。”[12]
章士钊申明自己设置“通信”栏目的主旨，是广开言路，“剖肝胆以为言，掬诚相示”“志在开发天下思辨之量”，绝不是“妆点门面，挂榜圣贤”。“通信”栏目是报刊联系读者和社会的纽带，它使读者和报刊之间发生紧密联系，其价值和作用是无法否定的。因此它成了中国近代报刊普遍认可的重要栏目。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报刊的“通信”能够像章士钊的“通信”那样，给近代许多名流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高一涵等以最初的赏识和锻炼。
四、善待读者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报刊的发达程度与其对于读者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鲁迅的善待读者有口皆碑，邹韬奋的“读者信箱”更是连接报刊和读者的纽带。尊重读者、善待读者、热心为读者服务、平等与读者交流，成为许多报刊成功的决定性要素。章士钊的“读者观”也有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在长期的新闻生涯中，他总是以极大热情和耐心不断与读者保持联系，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互动、双赢格局在他和读者间的默契和信任中形成。
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章士钊在工作之余，还要阅读读者来信，或公开回复，或私下作答，或洋洋万言，或片言只语，都事必躬亲，认真对待。最多时，一周内曾处理读者来信2300件。据统计，他在《甲寅》周刊时，仅在刊物上公开答复的信件就有240多件，每期4到6篇，如是者年余。至于私下答复的信件，自然也不在少数。梁漱溟回忆：“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曾得答书不少，皆保存之。”[13]而在刊物上公开答复梁漱溟只两次。
章士钊对于读者的态度，有一段肺腑之言：“愚与读者之间，宜乎心情相照，不生睽忤，设不幸而有巨眚显慝，法无可宥，宜亦勤勤襮白，使爱我者终得略其迹，而原其心，无为多方遽遁，重人踽踽凉凉之叹，致什匿克之心理。因而广衍，又设不幸而有奇耻大辱，播布于众，真相并非尔尔。是当据情自理，毋令社会混淆观听，及君子为踌躇于人言举废之间者，其义亦同。昔直不疑偿金同舍，天下称为长者。愚谓此特不疑料人必来归金，故徐徐焉，俟其自白耳，非真不辩也。” 章士钊的读者，成分极其复杂，包括了社会各阶层，但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学者、学生是其最大的读者群。他们之间讨论的问题，范围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网罗优秀作者
章士钊深知，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缺乏人才，不重视人才，都是难以长远的，尤其对于初生阶段的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来说，更是如此：“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举，政治之得失，无不视人才之得失为比例。故政治为枝叶，而人才始为本根。”[14]他对于旧中国人才匮乏又存在巨大浪费的现状痛心疾首：“中国人才消乏，到处如是，在新闻贫苦之业，尤呈此象。”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政治气候对人才的摧残和浪费，使本来匮乏的人才更加不能敷用。[15]具体到报刊业务，章士钊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以国际的视野，加强新闻行业和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国际竞争力。他呼吁新闻界探索先进的新闻理念，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突出的专业能力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的高素质的新闻人才。因此他提出珍惜人才、爱护人才的主张。
为实现这一目标，章士钊呼吁向世界一流报纸学习，如“伦敦《泰晤士报》之特派访员布满全世界，其数乃达六十人之多，薪资及旅费、电费种种，其为额之巨，乃至全英新闻社莫与比伦”。提议增加新闻记者的数量和覆盖面，全国各报馆间应加强合作，实现新闻资源共享，“裁其执事人员，各社记者通力，而合力派遣国内外之通信员，重其薪资，使专责成”。
章士钊具有先进的新闻人才观。[16]他在长期的奋斗中，把自己打造成中国近代新闻界一匹千里马的同时，也成为一位发现千里马的伯乐。由于他不懈而真诚的努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士钊及其《甲寅》等刊物连接着一个相对稳定、颇有能量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同侪的团结和沟通，如章太炎、陈独秀、杨毓麟、林白水、张继、吴稚晖、吴虞、何梅施、苏曼殊、胡适、邵飘萍、易培基、杨永泰、刘少少、秦力山、林长民、王无生（渐生）等；二是对于新人的提携与培养，如李大钊、易白沙、周鲠生、杨端升、王星拱、李剑农、梁漱溟、黄侃、张东荪、汪馥炎、金岳霖、梁厚甫等；三是对于同行的尊重，如梁启超、史量才、黄远庸、丁佛言等。
章士钊主张报刊编辑要有“独立的”“旁观者”的新闻立场、“朴实说理”“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这使同侪和同行十分钦佩，也对新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一度矢志追随章士钊，文笔文风和政治态度都受到章士钊的深刻影响。“章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得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所为文，而一以衷于逻辑，掉鞅文坛，焯有殊誉。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17]他们一度高度认同章士钊“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的基本政治立场，主张“为政有容”“不党同伐异”，强调“调和立国”“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最终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和重要的思想流派——“甲寅派”。可以说，章士钊的报刊编辑思想是“甲寅派”聚合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文化、政治主张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金资助（10YJC77005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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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日.试论章士钊的新闻人才观[J].船山学刊，2007（1）：196-199.
[17]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