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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赣以时间空间化的方式建构了《路边野餐》的叙事空间。将现时约束在凯里，不断叠合幻觉、梦境、回忆表现陈升在现实的真实空间（凯里）中梦魇般的生活。将过去置放于镇远，同时将镇远设置为旅途目的地，借以表明人物既无法回到过去，又无法抵达现在的尴尬处境。将未来安放在荡麦，过去与未来相遇于荡麦，形成独具特色的毕赣式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通过叙事空间凯里——荡麦——镇远的游走，阐释影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主旨。
关键词：路边野餐;叙事空间;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4-0065-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4.010
Space Besieged by Time：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 in Kaili Blues
ZHAO Jiny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Fujian 130000，China）
Abstract：BI Gan constructs a narrative space with spatialized time in Kaili Blues in which the reality is confined in Kaili，constantly overlapped with illusion，dream and memory to reveal CHEN Sheng’s actual life that is like a nightmare in real space （Kaili）. This film indicates the protagonist’s awkward situation as he cannot return to the past nor can he reach the present by setting the past in Zhenyuan，meanwhile it is also the destination. A distinctive magic realistic style was formed by setting the future in Dangmai where the past encounters the future. With the wanderings in the narrative space between Kaili—Dangmai—Zhenyuan，this film conveys the theme of the unattainability of 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 words：Kaili Blues; narrative space; modernization
《路邊野餐》中的主人公陈升为寻找卫卫踏上镇远之行，在火车上意外堕入荡麦的梦幻空间。实际上旅途中的故事并未真正发生，所有发生在荡麦的故事仅是一场梦境的内容。电影显现了人物与地理空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人物无处可依的漂泊状态。
影片中花和尚、酒鬼、陈升、老医生不仅游走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而且在时间中流浪。漂泊于镇远、凯里、荡麦三地，游走于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在时间状态中，还是在空间位置中，人物都无法找到心灵的寓居之地。为了摆脱此种生存困境、恢复现实生活的意义，影片主人公陈升踏上镇远之行。在空间意义上，影片被分为三个段落：凯里、镇远、荡麦，并以时间空间化的独特方式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相联系。时间被凝滞在独立的地理空间中，每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展现着全然不同的生存样态。凯里作为陈升现实真实生活的空间，人们被过去禁锢，生活毫无意义，在此的生活如同梦魇，凸显了民众背负沉重负荷的毫无意义的现实生存样态。陈升旅途的目的地——镇远——象征着回不去的过去，处于被搁置的“他者”的尴尬地位，展现了已卸下沉重记忆负荷的民众努力于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的生存样态。陈升在通往凯里的火车上意外堕入了梦幻空间——荡麦。在象征未来空间的荡麦中，陈升弥补了过去所犯种种错误。在此空间中，过去与未来相遇，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幻想，显示了理想的未来生活样态。影片通过镇远、荡麦之行的巧妙安排，阐释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的主旨。
一、凯里——幻像丛生的现实世界
影片开始于地理空间凯里——位于西南偏远的小城。在象征现实空间的凯里，陈升作为一个医生，与老医生合伙开一个诊所;卫卫被不负责任的父亲老歪关在家中;老歪整日无所事事，打牌、台球、游戏充斥着他的生活;酒鬼的生活更是浑浑噩噩。影片在破败不堪的小城，阴沉晦暗的色调中展开叙述。在影片对凯里的描绘中，并未酝酿剧烈的戏剧冲突，只是充斥着全方位琐屑不堪的现实生活。影片对人们安然的生活状态的叙述极为表层，掩盖着被时间、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生活本质意义的表达。“没有心脏却活了九年”是凯里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凯里民众的灵魂禁锢于过去，真实生活状态浑浑噩噩，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寄托在怀念过去、弥补过去之上。花和尚死去的儿子总托梦说想要手表，即使经过烧手表这一祭奠行为后，花和尚依旧无法摆脱这一梦魇，只能以现实生活的转向——开钟表店铺的行为弥补过去。手表并非是已逝的亲人的心愿，而是现存之人内心无法摆脱对亲人愧疚的表现。无法走出沉痛的过去，只能将过去延续至今，在现实生活中采取种种措施去弥补自我过去的悲痛。陈升和老医生合伙开诊所同样寄托着陈升想要医救妻子、老医生想要救回儿子的心愿，现实生活只是过去生活的残存影像。亲人已逝，无法从现在的行为中获得实质性的补偿，但是残存于世的当事人无法放下过去沉重的包袱，现在的生活依旧被过去所累。残存于世的当事人更是无法从这种残存的影像中获得补偿，重新建构现实生活的意义，只能借出走当下，来重新建构生活。 现实生活中的酒鬼以疯傻的状态出现，酒鬼失去了把握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徒留一颗滞留在过去的灵魂。影片持续闪回于陈升现实的真实生活与过去回忆中的生活。影片伊始，寻找卫卫的陈升在其家中目光聚焦于悬挂的属于迪斯科舞厅的镭射球。画面毫无铺垫地转向陈升与妻子在舞厅中度过的愉快时光，作为特殊意象的镭射球连接了时空。陈升祭拜母亲时，发觉墓碑中自己名字消失，回来后在台球厅与弟弟老歪对峙。镜头以横摇方式将画面瞬移至花和尚的儿子与许英对峙的场景，时间瞬回九年前。并未停止于此的镜头，再次横摇，画面回至当下老歪与陈升打架的场景。从陈升睡眠场面的描绘突然转向水中漂浮着的一只老布鞋的画面，影片中大量插入了陈升的梦境。陈升虽然身处当下，但现实环境中与过去叠合的种种场景不断将陈升拉回至过去。与过去生活联系极为紧密的场景，对陈升的现实生活产生压迫。他被现实生活隔绝，与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层名为过去的隔膜，他一直被过去所困扰，以至于他无法参与到真实生活中。面对真实时间持续不断地发展，陈升无法回到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对其行为造成的伤害予以弥补。大量回忆、梦境画面的突然出现，毫无铺垫的画面转向，现实空间的表达亦真亦幻，使观看者无暇分辨现实与梦幻。
陈升的现实生活、回忆、梦境纠缠极为紧密，无法分离。陈升无法在平凡、琐屑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意义，他沉湎于过去，沉浸在对妻子的缅怀中。梦境中出现的意象——“母亲的老布鞋”——寄托着过去的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与责任。“母亲的老布鞋”的意象更是催生了陈升离开毫无意义的现实生活的决心。母亲去世前曾托话，希望陈升能够照顾卫卫。对在老歪将卫卫送给花和尚后，受责任感驱使，陈升决定前往镇远带回卫卫。过去的沉湎促使陈升离开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踏上了镇远之行。以寻回卫卫为目的的旅行预示着陈升对于摆脱无意义生活及再次建构有意义的现实生活所做的努力。于此，影片首次揭示了“现在心不可得”（无意义现在的不可得）的主旨，暗示了沉湎的过去“不可得”。
二、蕩麦——白日梦幻的异度空间
在前往镇远的路途中，火车经过了一条漫长的隧道后，陈升意外堕入了一个虚幻的异度空间——荡麦。画面由陈升观看一位吹芦笙的苗人正在穿越隧道，突然转为陈升在询问乡民是否知道吹芦笙的苗人，就此陈升展开了他在荡麦的旅行。在荡麦，陈升与卫卫、酒鬼、“妻子张夕”再次相遇。但是，在荡麦空间中的人物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卫卫顺利成长为青年。与妻子张夕拥有相像面容的理发师仍旧活着并与他人结了婚。酒鬼精神状态正常，不再疯癫。人物状态的变化，寄托着陈升美好的心愿，不仅蕴含着陈升对未来生活的期盼，还弥补了陈升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接受的过错。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空间中，陈升对于卫卫的成长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作为叔父，并不能真正干预卫卫的成长。然而，母亲的遗愿使陈升背负照顾卫卫的责任，卫卫寄托着陈升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在荡麦的未来空间中，看到长大成熟的卫卫有助于陈升建构“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精神正常的酒鬼寄托着陈升内心深处的期冀：渴望摆脱过去“无意义”的沉湎。陈升心中仍存有对妻子浓烈的爱意与极为深切的愧疚。愧于自己无法陪伴妻子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愧于未能与妻子好好地告别。处于现实生活真实空间中的陈升对过去无能为力，只能以无穷尽的沉湎来表达自我愧意。在荡麦，与理发师相逢，陈升获得了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陈升通过手电筒变相满足了妻子看海的愿望，为妻子笨拙地唱了一首《小茉莉》，将《告别》的磁带赠予妻子，完满地完成了告别仪式。过去交汇在象征未来的荡麦空间中，陈升不仅再次拾得重新生活的希望，而且与回忆中的生活进行了完满的告别。告别仪式的意义不只指向陈升一人，而且指向老医生、酒鬼。陈升将磁带送予妻子的行为不仅代表着陈升对于妻子的告别，还寄托着老医生的心愿，代表着老医生与林爱人的告别。精神正常的酒鬼意味着摆脱了过去的精神禁锢。陈升通过与荡麦种种人物具有仪式感的告别，象征着陈升为摆脱对于过去“无意义”的沉湎的努力。过去早已过去，永远处于一种“不可得”的状态，沉浸其中并不能改变现状，只能不断丧失现在生活的意义。我们也只能是通过一场幻境来与过去认真地告别。由此，影片主题中“过去心不可得”得以阐释。
影片结尾揭示了陈升的荡麦之行只是一场梦境。荡麦是一场十分圆满的幻梦，只是作为幻景存在。与妻子张夕相像的理发师生活状态非常安宁;侄子卫卫也成功长大。但美好幻景中仍存在嫌隙，这种美好脱离了时间进程，落后意味极为浓烈。青年卫卫喜欢的女孩渴望去往凯里，做一名导游。在其意识中，凯里是更为先进、现代的代表，而荡麦却意味着落后。影片中凯里与荡麦两地画面的对比同样暗示着两地间现代与原生态的落差。现代性的交通工具——火车、象征城市的建筑——楼房，并不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空间——荡麦。在对待荡麦这个空间时，导演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以荡麦寓示未来的同时，赋予荡麦落后的意味。通过这种矛盾的态度，导演传达出被禁锢在过去人们的挣扎。荡麦产生于折磨于陈升过去的悔恨。折磨过于痛苦，且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纾解，以致产生幻境慰藉自己。荡麦给以陈升向过去告别的机会，在“妄想”得以实现后，荡麦的落后难以遮掩。祛除过去“魅影”的真实凯里的意义开始凸显。以未来的荡麦暗喻落后，以现实的凯里暗喻先进，流露着陈升渴望摆脱那个被禁锢在过去的自己，渴望回到现实生活，赋予现实生活意义。
影片通过荡麦与凯里两地之间的对比与联系，消解了未来所包含的美好寓意。“野人”意象在荡麦的再次出现加快了消解进程。“野人”象征着未开化的文明与人群，隐喻着被抛弃在过去的凯里的人们。首先，“野人”意象作为连接两个独立空间的重要意象存在，将凯里与荡麦两个地理空间相勾连。九年前的凯里，酒鬼看到野人撞死了医生的儿子。“野人”再次出现于荡麦，青年卫卫为抵御野人攻击，在臂膀上缠上木棍。野人意象的双重呈现表达着时间的凝滞性。过去的凯里的民众相信野人的存在。未来的他们仍旧对存在野人深信不疑。导演描绘了一种原生态的生存状态：如野人般生存，未受到现代性进程的影响，消解了未来——荡麦——包含的美好寓意。其次，“野人”意象在荡麦的再次出现，断绝了未来青年通向文明的可能。在象征未来的荡麦，青年卫卫依旧相信野人的存在。一代一代的青年陷入无法融入时间进程的宿命中，任其野蛮生长，无法逃离落后，这片地方仿佛被时间抛弃。也暗示了陈升从镇远回到凯里的生活，依旧会带着沉重的过去的脚镣，被过去禁锢。 影片中出现的人物的生活处于失控的状态，他们无法掌握当下真实的生活，同样，对于生活的走向仍然无法掌控。处于荡麦的人物都是陈升理想状态下的未来式，但是人物真实的状态——杂乱无章的生活，无法卸下的沉重的过去却呈现于凯里与镇远。理想的生活状态只是作为梦的呈现，并不具备实际影响，凯里的民众仍旧无法掌控生活，无法达到自我期许的未来生活状态。“未来心不可得”的主旨得以表达。
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过去的现在。只有通过对于现在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美好。否则，依旧会面临“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过去的现在”这种困境。
三、镇远——无法抵达的搁置空间
陈升在荡麦完成心愿后，再次踏上旅程，抵达目的地，试图从花和尚那里接走卫卫，未能成功。在现实空间镇远中，陈升仍旧无能为力于卫卫的成长，陈升试图借出走镇远、游向荡麦梦境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但是无法实现的旅途目的再次表达了陈升无法掌控现实，重新建构的现实存在意义被消解。影片中，镇远存在于过去，但是陈升对于过去的回忆与梦境完全指向地理空间：凯里，与镇远毫无关系。镇远指涉的过去仅存在于陈升与他人的对话中，陈升并非其过去意义的指涉对象。镇远虽意味着过去，但实质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处于搁置状态的空间，完全是一个无法回顾的过去。
镇远不仅意味着未能回顾的过去，也暗示着现在的无法抵达。陈升镇远之行的目的在于摆脱过去的沉重负荷，但他为摆脱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无法接走卫卫，失去了应有的成效。镇远的现在不再是处于凯里的无意义生活所指涉的现在，而是真实生活的现在。但是镇远的现在依旧处于不可得的状态，过去回忆的镣铐过于沉重，将现实生活的希望寄予他者并不足以摆脱过去沉重的“镣铐”。陈升试图通过介入卫卫的成长来抵达有意义生活的现在，但是这种尝试在镇远被告知失败。影片主旨“现在心不可得”得以阐发。陈升探索“有意义”的现在的行为十分具有魔幻性。“魔幻性”的第一层在于在前往真正的“有意义”的现在的路途中，陈升意外堕入虚幻空间。“魔幻性”的第二层在于：由荡麦移至镇远的地理空间的转移时，陈升的情感态度十分暧昧。其情绪、心理并未因荡麦完满告别仪式的举行而发生转变，依旧一如既往。“望远镜”出现于荡麦这个虚幻空间，但是在镇远，陈升依旧手持望远镜，“望远镜”作为沟通荡麦与镇远之间的意象之一，暗含着对魔幻的表达。以魔幻为始，并以魔幻为终的走向现在的旅途，终究走向失败。荡麦未能解开陈升过去的“心结”，象征未来空间的荡麦的救赎功能并未实现。期望通过弥补过去的遗憾来探寻当下的生活意义，必定走向失败。“现在心不可得”的影片主旨得以彰显。
陈升对于当下的探索失败，透露出导演毕赣对于底层人物独特的人文关怀。对于底层人物而言，时间并非意味着线性持续向前进化发展，更可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下是过去生活状态的持续，未来是当下生活状态的持续。影片中凯里的民众禁锢于过去不得脱身，将当下的生活全然寄托于回忆过去。回忆支撑着他们的现实生活，寄托着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他们无力、无法与命运抗衡，只能等待命运之神的玩弄。老医生已为儿子结婚准备了炮仗，一场交通事故却带走了儿子的生命。陈升与妻子琴瑟和鸣，替花和尚顶罪入狱只为筹钱给妻子治病。出狱后，却得知妻子于一年前已去世。一场重大医疗、交通事故将底层民众的生活打击至支离破碎，他们无力、无法去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只能守着记忆碎片度过残生。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完整性的过去生活意味着有意义的生活。摆脱过去美好的回忆，产生面对支离破碎的现实生活的勇气异常艰难。他们试图借过去生活的完整性，表达他们生存的意义，以期为无法摆脱的过去辩护。过去并非是可轻易地忘却的记忆。但是这种尝试，却隐喻着放弃现在的生活。于此，导演再次加深了对于影片主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阐释。
四、被时间围困的空间
影片结尾，陈升独自一人重新踏上旅途，返回凯里。陈升流浪性质的出行，并非是对故土的逃离，而是在乡土领域内流浪，渴望通过流浪疗愈自我心灵。逃离现实生活只为回到真正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出走的目的是向过去告别，意义在于重新把握生活。但是旅途中意外抵达未来时的梦幻空间却只为表达对过去遗憾的变相弥补。时间回溯至过去，旅途的治愈功效消解。但是旅行这一行为承载着陈升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意义，在旅行的行动中，陈升尝试摆脱过去回忆带来的沉重枷锁。将凯里作为旅行终点的设计，是对陈升真正回到“生活”的预示。《路边野餐》表达着现代底层人民消解精神困顿、寻求自我进行的种种挣扎与努力。
陈升游走于凯里——荡麦——镇远三个空间，多重叙事空间得以塑造。钟表作为时间的视觉符号，建构起三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之间沟通的桥梁。每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内，时间呈现出停滞的状态。钟表是影片中展现时间被空间围困的重要意象，此意象首次出现于凯里。卫卫在昏暗的家中的墙壁上画了一幅钟表图像。画面由老歪擦洗摩托车的场景突然转向卫卫家中，聚焦于墙面上的钟表。钟表之画中的指针以笔触的形式呈现，被凝固在墙面上，无法转动，但是投射在钟表之画的指针影子却在缓慢转动，时间的寓意隐藏在两种指针的关系中，真实时间随指针之影的转动而流逝，但是凯里民众的时间却如停滞的指针，被凝固在墙面上。荡麦，钟表意象再次出现。青年卫卫在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与凯里出现的钟表意象相同，都是人为绘制。指针只是作为构成钟表之画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质是静止的，并不承担彰显时间流动之意，时间凝固之意得以表達。真实的现实生活被过去禁锢，被寄寓美好寓意的将来同样受到过去的禁锢。时间的凝滞性不仅表现为单独地理空间内时间的停滞，更表现为在象征不同时间状态的地理空间内，时间意义同时指涉于过去。影片中的时间被凝固在九年前的过去。自九年前，凯里的民众丧失了跟随时间进程的能力。凯里空间呈现的当下生活是九年前过去生活的幻影。荡麦呈现的美满未来幻想中仍被过去的魅影所困扰。处于荡麦空间中正常精神状态的酒鬼，并非陈升对于酒鬼未来的美好幻想。与之相反，荡麦空间的酒鬼呈现着较之九年前更为遥远的过去。人物的本性并未更改，酒鬼仍旧无法改去喝酒的嗜好，时间被回拉至更为久远的过去。而钟表意象第三次出现于荡麦，卫卫在送老陈前往河边的途中，再次提到钟表，洋洋向卫卫承诺只要时间倒流，她就回来，卫卫想要在火车的每节车厢绘以钟表图像，并以车厢的前行呈现时针的逆时针运转。荡麦作为一个未来空间，时间序列上处于先进的位置，但是以车厢外表所绘钟表中指针逆时针的运转，消解了未来性，时间再次由将来倒退至过去。出现在镇远的钟表意象，一转之前的固态的形式，以真实的，可转动钟表的形态出现。以顺时针转动的时针表达了时间的正向流动，陈升放下过去的沉重负荷，不再被禁锢于时间形态的过去式，走向现在。无独有偶，影片末尾，在陈升返回凯里的路途中，钟表意象再次以凝滞的状态出现。钟表之像的时针只是借助火车前行的外力得以转动，以时针的逆时转动呈现了时间的后退，陈升得以真正从荡麦的幻景中醒来，得以从未来的美好幻想中，走向脚踏实地的现在。
阴沉的色调，落后的城镇，脏乱的环境，毕赣展现的凯里影像冲击着大众的想象力，还原了贵州乡镇的真实形象。底层社会生态得以赤裸裸的展现，全然颠覆着大众对“贵州”这一区域的瑰丽多彩的异域想象。影片画面揭示的贵州乡镇，褪去了少数民族区域“传奇性”的想象，只是一个被现代性抛弃的区域。陈升想象的未来空间荡麦，影片中呈现出明亮的色调，秀丽的风景，富有生机。然而处于荡麦环境中的洋洋渴望去凯里做导游谋生，处于原生态环境中的人物并无能力去感受自然，而是渴望现代性与多重发展机遇的都市文明。荡麦的青年人受到都市文明影响，希望追求现代生活，乐队不再表演传统艺术形式——芦笙，而是追逐流行文化，改为表演流行音乐。但是现实的社会环境却无法给予青年追逐现代性生活的环境，流露着偏远乡镇人民日渐被现代化进程抛下的尴尬处境。底层人民生存于现代，却日渐被现代性遗忘。民众看不到期以改变的未来，未来并不具备现实意义。民众渴望摆脱过去，但在种种努力下，仍旧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无法摆脱。这不仅是心灵的虚无、生存的荒谬，更是生命力“无形”的消逝。
关键词：路边野餐;叙事空间;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4-0065-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4.010
Space Besieged by Time：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 in Kaili Blues
ZHAO Jiny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Fujian 130000，China）
Abstract：BI Gan constructs a narrative space with spatialized time in Kaili Blues in which the reality is confined in Kaili，constantly overlapped with illusion，dream and memory to reveal CHEN Sheng’s actual life that is like a nightmare in real space （Kaili）. This film indicates the protagonist’s awkward situation as he cannot return to the past nor can he reach the present by setting the past in Zhenyuan，meanwhile it is also the destination. A distinctive magic realistic style was formed by setting the future in Dangmai where the past encounters the future. With the wanderings in the narrative space between Kaili—Dangmai—Zhenyuan，this film conveys the theme of the unattainability of 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 words：Kaili Blues; narrative space; modernization
《路邊野餐》中的主人公陈升为寻找卫卫踏上镇远之行，在火车上意外堕入荡麦的梦幻空间。实际上旅途中的故事并未真正发生，所有发生在荡麦的故事仅是一场梦境的内容。电影显现了人物与地理空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人物无处可依的漂泊状态。
影片中花和尚、酒鬼、陈升、老医生不仅游走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而且在时间中流浪。漂泊于镇远、凯里、荡麦三地，游走于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在时间状态中，还是在空间位置中，人物都无法找到心灵的寓居之地。为了摆脱此种生存困境、恢复现实生活的意义，影片主人公陈升踏上镇远之行。在空间意义上，影片被分为三个段落：凯里、镇远、荡麦，并以时间空间化的独特方式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相联系。时间被凝滞在独立的地理空间中，每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展现着全然不同的生存样态。凯里作为陈升现实真实生活的空间，人们被过去禁锢，生活毫无意义，在此的生活如同梦魇，凸显了民众背负沉重负荷的毫无意义的现实生存样态。陈升旅途的目的地——镇远——象征着回不去的过去，处于被搁置的“他者”的尴尬地位，展现了已卸下沉重记忆负荷的民众努力于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的生存样态。陈升在通往凯里的火车上意外堕入了梦幻空间——荡麦。在象征未来空间的荡麦中，陈升弥补了过去所犯种种错误。在此空间中，过去与未来相遇，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幻想，显示了理想的未来生活样态。影片通过镇远、荡麦之行的巧妙安排，阐释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的主旨。
一、凯里——幻像丛生的现实世界
影片开始于地理空间凯里——位于西南偏远的小城。在象征现实空间的凯里，陈升作为一个医生，与老医生合伙开一个诊所;卫卫被不负责任的父亲老歪关在家中;老歪整日无所事事，打牌、台球、游戏充斥着他的生活;酒鬼的生活更是浑浑噩噩。影片在破败不堪的小城，阴沉晦暗的色调中展开叙述。在影片对凯里的描绘中，并未酝酿剧烈的戏剧冲突，只是充斥着全方位琐屑不堪的现实生活。影片对人们安然的生活状态的叙述极为表层，掩盖着被时间、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生活本质意义的表达。“没有心脏却活了九年”是凯里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凯里民众的灵魂禁锢于过去，真实生活状态浑浑噩噩，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寄托在怀念过去、弥补过去之上。花和尚死去的儿子总托梦说想要手表，即使经过烧手表这一祭奠行为后，花和尚依旧无法摆脱这一梦魇，只能以现实生活的转向——开钟表店铺的行为弥补过去。手表并非是已逝的亲人的心愿，而是现存之人内心无法摆脱对亲人愧疚的表现。无法走出沉痛的过去，只能将过去延续至今，在现实生活中采取种种措施去弥补自我过去的悲痛。陈升和老医生合伙开诊所同样寄托着陈升想要医救妻子、老医生想要救回儿子的心愿，现实生活只是过去生活的残存影像。亲人已逝，无法从现在的行为中获得实质性的补偿，但是残存于世的当事人无法放下过去沉重的包袱，现在的生活依旧被过去所累。残存于世的当事人更是无法从这种残存的影像中获得补偿，重新建构现实生活的意义，只能借出走当下，来重新建构生活。 现实生活中的酒鬼以疯傻的状态出现，酒鬼失去了把握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徒留一颗滞留在过去的灵魂。影片持续闪回于陈升现实的真实生活与过去回忆中的生活。影片伊始，寻找卫卫的陈升在其家中目光聚焦于悬挂的属于迪斯科舞厅的镭射球。画面毫无铺垫地转向陈升与妻子在舞厅中度过的愉快时光，作为特殊意象的镭射球连接了时空。陈升祭拜母亲时，发觉墓碑中自己名字消失，回来后在台球厅与弟弟老歪对峙。镜头以横摇方式将画面瞬移至花和尚的儿子与许英对峙的场景，时间瞬回九年前。并未停止于此的镜头，再次横摇，画面回至当下老歪与陈升打架的场景。从陈升睡眠场面的描绘突然转向水中漂浮着的一只老布鞋的画面，影片中大量插入了陈升的梦境。陈升虽然身处当下，但现实环境中与过去叠合的种种场景不断将陈升拉回至过去。与过去生活联系极为紧密的场景，对陈升的现实生活产生压迫。他被现实生活隔绝，与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层名为过去的隔膜，他一直被过去所困扰，以至于他无法参与到真实生活中。面对真实时间持续不断地发展，陈升无法回到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对其行为造成的伤害予以弥补。大量回忆、梦境画面的突然出现，毫无铺垫的画面转向，现实空间的表达亦真亦幻，使观看者无暇分辨现实与梦幻。
陈升的现实生活、回忆、梦境纠缠极为紧密，无法分离。陈升无法在平凡、琐屑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意义，他沉湎于过去，沉浸在对妻子的缅怀中。梦境中出现的意象——“母亲的老布鞋”——寄托着过去的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与责任。“母亲的老布鞋”的意象更是催生了陈升离开毫无意义的现实生活的决心。母亲去世前曾托话，希望陈升能够照顾卫卫。对在老歪将卫卫送给花和尚后，受责任感驱使，陈升决定前往镇远带回卫卫。过去的沉湎促使陈升离开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踏上了镇远之行。以寻回卫卫为目的的旅行预示着陈升对于摆脱无意义生活及再次建构有意义的现实生活所做的努力。于此，影片首次揭示了“现在心不可得”（无意义现在的不可得）的主旨，暗示了沉湎的过去“不可得”。
二、蕩麦——白日梦幻的异度空间
在前往镇远的路途中，火车经过了一条漫长的隧道后，陈升意外堕入了一个虚幻的异度空间——荡麦。画面由陈升观看一位吹芦笙的苗人正在穿越隧道，突然转为陈升在询问乡民是否知道吹芦笙的苗人，就此陈升展开了他在荡麦的旅行。在荡麦，陈升与卫卫、酒鬼、“妻子张夕”再次相遇。但是，在荡麦空间中的人物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卫卫顺利成长为青年。与妻子张夕拥有相像面容的理发师仍旧活着并与他人结了婚。酒鬼精神状态正常，不再疯癫。人物状态的变化，寄托着陈升美好的心愿，不仅蕴含着陈升对未来生活的期盼，还弥补了陈升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接受的过错。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空间中，陈升对于卫卫的成长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作为叔父，并不能真正干预卫卫的成长。然而，母亲的遗愿使陈升背负照顾卫卫的责任，卫卫寄托着陈升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在荡麦的未来空间中，看到长大成熟的卫卫有助于陈升建构“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精神正常的酒鬼寄托着陈升内心深处的期冀：渴望摆脱过去“无意义”的沉湎。陈升心中仍存有对妻子浓烈的爱意与极为深切的愧疚。愧于自己无法陪伴妻子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愧于未能与妻子好好地告别。处于现实生活真实空间中的陈升对过去无能为力，只能以无穷尽的沉湎来表达自我愧意。在荡麦，与理发师相逢，陈升获得了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陈升通过手电筒变相满足了妻子看海的愿望，为妻子笨拙地唱了一首《小茉莉》，将《告别》的磁带赠予妻子，完满地完成了告别仪式。过去交汇在象征未来的荡麦空间中，陈升不仅再次拾得重新生活的希望，而且与回忆中的生活进行了完满的告别。告别仪式的意义不只指向陈升一人，而且指向老医生、酒鬼。陈升将磁带送予妻子的行为不仅代表着陈升对于妻子的告别，还寄托着老医生的心愿，代表着老医生与林爱人的告别。精神正常的酒鬼意味着摆脱了过去的精神禁锢。陈升通过与荡麦种种人物具有仪式感的告别，象征着陈升为摆脱对于过去“无意义”的沉湎的努力。过去早已过去，永远处于一种“不可得”的状态，沉浸其中并不能改变现状，只能不断丧失现在生活的意义。我们也只能是通过一场幻境来与过去认真地告别。由此，影片主题中“过去心不可得”得以阐释。
影片结尾揭示了陈升的荡麦之行只是一场梦境。荡麦是一场十分圆满的幻梦，只是作为幻景存在。与妻子张夕相像的理发师生活状态非常安宁;侄子卫卫也成功长大。但美好幻景中仍存在嫌隙，这种美好脱离了时间进程，落后意味极为浓烈。青年卫卫喜欢的女孩渴望去往凯里，做一名导游。在其意识中，凯里是更为先进、现代的代表，而荡麦却意味着落后。影片中凯里与荡麦两地画面的对比同样暗示着两地间现代与原生态的落差。现代性的交通工具——火车、象征城市的建筑——楼房，并不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空间——荡麦。在对待荡麦这个空间时，导演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以荡麦寓示未来的同时，赋予荡麦落后的意味。通过这种矛盾的态度，导演传达出被禁锢在过去人们的挣扎。荡麦产生于折磨于陈升过去的悔恨。折磨过于痛苦，且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纾解，以致产生幻境慰藉自己。荡麦给以陈升向过去告别的机会，在“妄想”得以实现后，荡麦的落后难以遮掩。祛除过去“魅影”的真实凯里的意义开始凸显。以未来的荡麦暗喻落后，以现实的凯里暗喻先进，流露着陈升渴望摆脱那个被禁锢在过去的自己，渴望回到现实生活，赋予现实生活意义。
影片通过荡麦与凯里两地之间的对比与联系，消解了未来所包含的美好寓意。“野人”意象在荡麦的再次出现加快了消解进程。“野人”象征着未开化的文明与人群，隐喻着被抛弃在过去的凯里的人们。首先，“野人”意象作为连接两个独立空间的重要意象存在，将凯里与荡麦两个地理空间相勾连。九年前的凯里，酒鬼看到野人撞死了医生的儿子。“野人”再次出现于荡麦，青年卫卫为抵御野人攻击，在臂膀上缠上木棍。野人意象的双重呈现表达着时间的凝滞性。过去的凯里的民众相信野人的存在。未来的他们仍旧对存在野人深信不疑。导演描绘了一种原生态的生存状态：如野人般生存，未受到现代性进程的影响，消解了未来——荡麦——包含的美好寓意。其次，“野人”意象在荡麦的再次出现，断绝了未来青年通向文明的可能。在象征未来的荡麦，青年卫卫依旧相信野人的存在。一代一代的青年陷入无法融入时间进程的宿命中，任其野蛮生长，无法逃离落后，这片地方仿佛被时间抛弃。也暗示了陈升从镇远回到凯里的生活，依旧会带着沉重的过去的脚镣，被过去禁锢。 影片中出现的人物的生活处于失控的状态，他们无法掌握当下真实的生活，同样，对于生活的走向仍然无法掌控。处于荡麦的人物都是陈升理想状态下的未来式，但是人物真实的状态——杂乱无章的生活，无法卸下的沉重的过去却呈现于凯里与镇远。理想的生活状态只是作为梦的呈现，并不具备实际影响，凯里的民众仍旧无法掌控生活，无法达到自我期许的未来生活状态。“未来心不可得”的主旨得以表达。
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过去的现在。只有通过对于现在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美好。否则，依旧会面临“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过去的现在”这种困境。
三、镇远——无法抵达的搁置空间
陈升在荡麦完成心愿后，再次踏上旅程，抵达目的地，试图从花和尚那里接走卫卫，未能成功。在现实空间镇远中，陈升仍旧无能为力于卫卫的成长，陈升试图借出走镇远、游向荡麦梦境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但是无法实现的旅途目的再次表达了陈升无法掌控现实，重新建构的现实存在意义被消解。影片中，镇远存在于过去，但是陈升对于过去的回忆与梦境完全指向地理空间：凯里，与镇远毫无关系。镇远指涉的过去仅存在于陈升与他人的对话中，陈升并非其过去意义的指涉对象。镇远虽意味着过去，但实质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处于搁置状态的空间，完全是一个无法回顾的过去。
镇远不仅意味着未能回顾的过去，也暗示着现在的无法抵达。陈升镇远之行的目的在于摆脱过去的沉重负荷，但他为摆脱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无法接走卫卫，失去了应有的成效。镇远的现在不再是处于凯里的无意义生活所指涉的现在，而是真实生活的现在。但是镇远的现在依旧处于不可得的状态，过去回忆的镣铐过于沉重，将现实生活的希望寄予他者并不足以摆脱过去沉重的“镣铐”。陈升试图通过介入卫卫的成长来抵达有意义生活的现在，但是这种尝试在镇远被告知失败。影片主旨“现在心不可得”得以阐发。陈升探索“有意义”的现在的行为十分具有魔幻性。“魔幻性”的第一层在于在前往真正的“有意义”的现在的路途中，陈升意外堕入虚幻空间。“魔幻性”的第二层在于：由荡麦移至镇远的地理空间的转移时，陈升的情感态度十分暧昧。其情绪、心理并未因荡麦完满告别仪式的举行而发生转变，依旧一如既往。“望远镜”出现于荡麦这个虚幻空间，但是在镇远，陈升依旧手持望远镜，“望远镜”作为沟通荡麦与镇远之间的意象之一，暗含着对魔幻的表达。以魔幻为始，并以魔幻为终的走向现在的旅途，终究走向失败。荡麦未能解开陈升过去的“心结”，象征未来空间的荡麦的救赎功能并未实现。期望通过弥补过去的遗憾来探寻当下的生活意义，必定走向失败。“现在心不可得”的影片主旨得以彰显。
陈升对于当下的探索失败，透露出导演毕赣对于底层人物独特的人文关怀。对于底层人物而言，时间并非意味着线性持续向前进化发展，更可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下是过去生活状态的持续，未来是当下生活状态的持续。影片中凯里的民众禁锢于过去不得脱身，将当下的生活全然寄托于回忆过去。回忆支撑着他们的现实生活，寄托着现实生活的所有意义。他们无力、无法与命运抗衡，只能等待命运之神的玩弄。老医生已为儿子结婚准备了炮仗，一场交通事故却带走了儿子的生命。陈升与妻子琴瑟和鸣，替花和尚顶罪入狱只为筹钱给妻子治病。出狱后，却得知妻子于一年前已去世。一场重大医疗、交通事故将底层民众的生活打击至支离破碎，他们无力、无法去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只能守着记忆碎片度过残生。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完整性的过去生活意味着有意义的生活。摆脱过去美好的回忆，产生面对支离破碎的现实生活的勇气异常艰难。他们试图借过去生活的完整性，表达他们生存的意义，以期为无法摆脱的过去辩护。过去并非是可轻易地忘却的记忆。但是这种尝试，却隐喻着放弃现在的生活。于此，导演再次加深了对于影片主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阐释。
四、被时间围困的空间
影片结尾，陈升独自一人重新踏上旅途，返回凯里。陈升流浪性质的出行，并非是对故土的逃离，而是在乡土领域内流浪，渴望通过流浪疗愈自我心灵。逃离现实生活只为回到真正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出走的目的是向过去告别，意义在于重新把握生活。但是旅途中意外抵达未来时的梦幻空间却只为表达对过去遗憾的变相弥补。时间回溯至过去，旅途的治愈功效消解。但是旅行这一行为承载着陈升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意义，在旅行的行动中，陈升尝试摆脱过去回忆带来的沉重枷锁。将凯里作为旅行终点的设计，是对陈升真正回到“生活”的预示。《路边野餐》表达着现代底层人民消解精神困顿、寻求自我进行的种种挣扎与努力。
陈升游走于凯里——荡麦——镇远三个空间，多重叙事空间得以塑造。钟表作为时间的视觉符号，建构起三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之间沟通的桥梁。每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内，时间呈现出停滞的状态。钟表是影片中展现时间被空间围困的重要意象，此意象首次出现于凯里。卫卫在昏暗的家中的墙壁上画了一幅钟表图像。画面由老歪擦洗摩托车的场景突然转向卫卫家中，聚焦于墙面上的钟表。钟表之画中的指针以笔触的形式呈现，被凝固在墙面上，无法转动，但是投射在钟表之画的指针影子却在缓慢转动，时间的寓意隐藏在两种指针的关系中，真实时间随指针之影的转动而流逝，但是凯里民众的时间却如停滞的指针，被凝固在墙面上。荡麦，钟表意象再次出现。青年卫卫在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与凯里出现的钟表意象相同，都是人为绘制。指针只是作为构成钟表之画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质是静止的，并不承担彰显时间流动之意，时间凝固之意得以表達。真实的现实生活被过去禁锢，被寄寓美好寓意的将来同样受到过去的禁锢。时间的凝滞性不仅表现为单独地理空间内时间的停滞，更表现为在象征不同时间状态的地理空间内，时间意义同时指涉于过去。影片中的时间被凝固在九年前的过去。自九年前，凯里的民众丧失了跟随时间进程的能力。凯里空间呈现的当下生活是九年前过去生活的幻影。荡麦呈现的美满未来幻想中仍被过去的魅影所困扰。处于荡麦空间中正常精神状态的酒鬼，并非陈升对于酒鬼未来的美好幻想。与之相反，荡麦空间的酒鬼呈现着较之九年前更为遥远的过去。人物的本性并未更改，酒鬼仍旧无法改去喝酒的嗜好，时间被回拉至更为久远的过去。而钟表意象第三次出现于荡麦，卫卫在送老陈前往河边的途中，再次提到钟表，洋洋向卫卫承诺只要时间倒流，她就回来，卫卫想要在火车的每节车厢绘以钟表图像，并以车厢的前行呈现时针的逆时针运转。荡麦作为一个未来空间，时间序列上处于先进的位置，但是以车厢外表所绘钟表中指针逆时针的运转，消解了未来性，时间再次由将来倒退至过去。出现在镇远的钟表意象，一转之前的固态的形式，以真实的，可转动钟表的形态出现。以顺时针转动的时针表达了时间的正向流动，陈升放下过去的沉重负荷，不再被禁锢于时间形态的过去式，走向现在。无独有偶，影片末尾，在陈升返回凯里的路途中，钟表意象再次以凝滞的状态出现。钟表之像的时针只是借助火车前行的外力得以转动，以时针的逆时转动呈现了时间的后退，陈升得以真正从荡麦的幻景中醒来，得以从未来的美好幻想中，走向脚踏实地的现在。
阴沉的色调，落后的城镇，脏乱的环境，毕赣展现的凯里影像冲击着大众的想象力，还原了贵州乡镇的真实形象。底层社会生态得以赤裸裸的展现，全然颠覆着大众对“贵州”这一区域的瑰丽多彩的异域想象。影片画面揭示的贵州乡镇，褪去了少数民族区域“传奇性”的想象，只是一个被现代性抛弃的区域。陈升想象的未来空间荡麦，影片中呈现出明亮的色调，秀丽的风景，富有生机。然而处于荡麦环境中的洋洋渴望去凯里做导游谋生，处于原生态环境中的人物并无能力去感受自然，而是渴望现代性与多重发展机遇的都市文明。荡麦的青年人受到都市文明影响，希望追求现代生活，乐队不再表演传统艺术形式——芦笙，而是追逐流行文化，改为表演流行音乐。但是现实的社会环境却无法给予青年追逐现代性生活的环境，流露着偏远乡镇人民日渐被现代化进程抛下的尴尬处境。底层人民生存于现代，却日渐被现代性遗忘。民众看不到期以改变的未来，未来并不具备现实意义。民众渴望摆脱过去，但在种种努力下，仍旧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无法摆脱。这不仅是心灵的虚无、生存的荒谬，更是生命力“无形”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