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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实行种族主义的程度在不同的殖民主义者之间有所不同。阿非利卡人在南非实行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可谓世界之最，对南非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本文试图追根溯源，从荷兰殖民者独特的历史背景入手，剖析其变本加厉的极端种族主义态度和行为的思想渊源，以使世人对南非的种族关系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阿非利卡人，种族主义，心理基因，南非
[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50—04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思想的最极端表达，是征服者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但为什么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态度或个体行为，而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化了的制度；不仅仅是一般的种族歧视，而是顽固不化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种族隔离(apartheid)?这和来到南非的荷兰殖民者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探讨荷兰殖民者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倾向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或者从思想源头上找寻阿非利卡人极端种族主义的心理基因。正是这种扭曲的心理基因对阿非利卡人在南非的经济政治行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阿非利卡人的前身为荷兰殖民者，所以追根溯源，我们首先必须剖析荷兰人的种族观念。应该说，认为自己是比有色人优越的民族，这并不是那个时代荷兰人唯一的种族偏见。这种感觉对所有欧洲殖民者和所有从事奴隶贸易的人来说很普遍，包括葡萄牙人。但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殖民强国之间还是有些微的不同和程度的变化，由此，它们给各自的殖民地社会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尽管葡萄牙、西班牙奴隶制的历史记录最为严酷，但在拉美它们没有留下多少种族隔离的遗产，也没有美国南部那种壁垒森严的种族主义；在墨西哥或巴西，没有燃烧的三K党十字架，从非洲到东西印度群岛，英国或荷兰人也不曾考虑要模仿法国和葡萄牙人把受过教育的“同化人”纳入母国文化的殖民政策。在塞内加尔的小学校里，黑人小孩被教导说“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令黑人哲学家气恼不已。而教导黑人小孩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或荷兰人的想法在任何非洲殖民地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是约翰·加尔文的命定论思想给了信仰新教的北欧人一种主子民族的意识倾向，相信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the Elect of the Lord；or，achosen people)。德克勒克(W.A.de Klerk)写道，“我们(阿非利卡人)是上帝的工具”，“阿非利卡人的关键就是加尔文主义”。还有人认为拉丁人肤色浅黑，与生活在欧洲的摩尔人(Moors)有长期交往的历史，因而他们觉得与黑肤色的民族混合要容易些。不管原因是什么，学者们大都同意这一点：葡萄牙人比起荷兰人或英国人，在种族态度上不那么傲慢顽固。命运和风向最终把非洲最南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那片地产分配给了后者，即荷兰人和英国人。
16和17世纪是一个神学上剧变的时代，古老教会的整体性受到挑战，被打破，新的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思想及上帝在人间的角色由强有力的牧师们表达出来，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的思想。而尼德兰在这个剧变的舞台上地位独特，它正处于加尔文主义神学影响力的中心。
为了理解范·里贝克用以建造新社会的荷兰文化砖石，我们还必须再向前看一点。1648年刚刚结束与西班牙进行的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是唤起荷兰人民族主义精神的史诗，它深刻地影响到荷兰人的种族思想。这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居于绝对优势，菲力普二世将宗教裁判所搬到荷兰，滥杀无辜，扬言要么把尼德兰带回罗马，“要么毁灭这片土地，使当地人无法在上面生活”。由于这场战争既是为宗教独立也是为民族独立，当荷兰人最后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的胜利不仅诞生了一个新国家，还上演了一出新的神话“出埃及记”(Exodus)。西班牙人被看做反基督者，奥兰治亲王威廉领导15万教徒逃脱了南部佛兰德尔(Flanders)和布拉邦(Brabant)省的迫害，同时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舰队，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最终使民族得以再生。
来自圣经的比喻所以有生命力，还源于另一史实，即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同时，荷兰人世世代代与大海的斗争也进入一个严峻的阶段，一连串灾难性的洪水淹没了该国的大部分。沙马(Schama)写道：“荷兰人认为命运已经由上帝决定，他们是上帝保佑的洪水幸存者。”在与西班牙人作战的同时，他们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一场开垦土地的运动，并且成果卓著。在荷兰人看来，他们不仅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征服自然方面也取得了胜利。这变成了双重祝福。
最后，圣经中关于洪水和拯救的象征还从莱顿(Leiden)城的解围过程中得到印证。当时威廉掘开了城外的几条河流，使村庄成为一片汪洋，挡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前进，而反叛的荷兰人的小船队则几乎可以行驶到城墙头来解救被围困的守城部队。这又是一部民族史诗，此后威廉在荷兰绘画和宣传画册中被描绘成“我们的摩西”(Ons Moyses)。
多少年来，这种希伯来式的自我幻想在荷兰艺术、文学、戏剧和大众民谣中被不断雕琢和发扬光大。在阿姆斯特丹皇宫中，就有一幅费迪南·波尔(Ferdinand Bol)创作的油画《带着圣诫的摩西》(Moses with the tablets of thelaw)，它不仅受到天主教爱国者的崇拜，也受到加尔文教爱国者的崇拜，成了超越教派的象征。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也曾对以色列人和荷兰人的获救作过比较。
与希伯来人的认同，即看来都受到上帝的保佑，成为荷兰人商业上的好运和能够抵抗强大竞争对手的最佳解释。如加尔文教徒雅各布斯·吕迪厄斯(Jacobus Lydius)在1688年荷兰人打败英国人后所写的那样：“当人们问道如此弱小的尼德兰人怎么能在陆上打败强敌，在海上摧毁敌方舰队，并多次从失败的虎口中转危为安时……我们只能说这只能解释为上帝和其尘世的子孙签订的永久契约。”他在诗集中写道：“首先我要感谢上帝／是他使荷兰变成耶路撒冷。”
17世纪荷兰爆发的激烈的宗教争端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记。这些争论围绕着命定论教义，加尔文教最突出的特征而进行。争论双方一是严格的戈马派(Gomarists)，他们曾在反对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另一方是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的较为自由的追随者，阿米尼乌斯是新建的莱顿大学的神学家。结果，戈马派赢得了胜利：当时荷兰的主要政治家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mevelt)由于站在阿米尼派一边被处死，伟大的法理学家格劳修斯(Hugo Grotius)被关进监 狱；阿米尼派被宣布为非法。荷兰教会召集其官员、长老、学者和其他重要人物，于1618年在德雷赫特(Dordrecht)举行会议，给命定论作出了十分保守的解释，并确定为官方教义。它坚持上帝预先决定了有些人是生来高贵的，注定会受到拯救，而有些人只能永远被诅咒。
如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其他心理学家所指出的，这一教义可能构成了一个“上帝选民”的框架的基础。暗含在其中的原则就是人类基本上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有两种人，有些人，不管他们一生中做了多少好事或坏事，注定会被拯救，而另一些人则被诅咒。上帝亲自将所有人划分为两类，选民和被诅咒者。对命定论的解释越是保守，整个信仰就越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信徒们也就越发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衰弱无力的个体更需要依赖上帝的惠顾。
二
但随从范里贝克到达开普的那些荷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神学争论的影响，仍有待仔细研究。除了范里贝克本人是个医生，算得上知识分子外(他的祖父是Culembourg市长)，其他人都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白日劳工、流民和失业者。除了36年后赶来的两百多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外，这第一批南非白人殖民者在经济和社会上是被抛弃的人，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教授所指出的，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里无法与人竞争。许多人是文盲，到开普五年后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正是衰弱无力的个体，更需要“依赖上帝的惠顾”。这些人多多少少也受到当时神学争论的影响。因为在那虔诚的时代，甚至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为自己不死的灵魂担忧，经常去教堂或参加星期日大型露天集会，聆听教士的布道演说。他们也许不明白教派之争的细微差别，但他们对德雷赫特宗教会议确立的国教教义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并把这些教条带到南非，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看来原始的异教徒之中时，从荷兰带来的教条又获得了新的更加原教旨的含义，尽管他们在国内地位很低，但现在他们在心理上却让自己的地位骤升，更加确信自己属于上帝划分的高贵的一半。而当他们在国内时，他们的低下的地位也许使他们极度怀疑自己到底属于上帝创造的哪一半。现在，他们登上桌山，俯瞰山下皮肤黄黑的原始民族，似乎终于找到了圣经中哈姆(Ham)的后裔。1665年一位荷兰人写道：“尽管科伊人也是我们的圣父亚当的子孙，但他们的人性是如此的少，以至于他们其实更像无理性的动物，而不是有理性的人……他们不知道有上帝，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拯救。可怜的人们，你们的可怜的境况多么令人悲哀!而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幸运能得到上帝的保佑!”这些幸运的“上帝的选民”非常惊喜地在《圣经》中发现了对他们极为有利的证据。根据《圣经》中《出埃及记》的故事，他们认为自己也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是被上帝指引到了非洲。他们援引《圣经》中的片言只语，杜撰黑人是诺亚次子哈姆的后代，注定要给白人充当担水、劈柴的奴仆。这些笃信加尔文教的布尔人，把描写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与道路的旧约全书当成他们自己的历史来读。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是由上帝带进“希望之乡”迦南并受托来消灭异教徒的，因为《摩西五经》第四卷第三十三条说过，他们应该把所有居民统统赶走，摧毁当地人的所有支柱，以便他们能占领当地人的土地并在上面住下来，没有其他任何理由，是上帝已经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了他们。这些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甚至在旧约全书中找到了维护奴隶制的依据，同样因为《摩西五经》第三卷第三十五条说过：如果他们想拥有家奴和婢女，就应该从他们周围的异教徒那里去买。
早期的阿非利卡人就是带着这种态度走向南非内陆和东西海岸。很显然，到19世纪早期，一种强烈的对本地居民的种族优越感已经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中。1805年埃滕哈赫(Uitenhage)的一位官员在向巴达维亚当局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要让殖民者理解霍屯督人应该和他们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官可以把他们和霍屯督人平等对待，这是一件很困难而且经常是不可能的事。按照这儿流行的不幸的概念，异教徒实际上不是人，但同时在动物中又找不到这一类。因此他们是一种世界其他地方还不知道的生物。他们的话绝不能信，只有暴力才能迫使他们弃恶从善。
上帝选民的概念并不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或是历史记载中认为合适的词汇，人们可能认为这种看法不言而喻，很少有人专门论述它。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重要的是，宗教教义产生的社会效果，它公开表达的方式和它对实际行为的下意识影响并不完全一致。所有合乎常理的证据都表明，上帝选民的概念是早期阿非利卡人从荷兰随身带来的，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他们认为具有黑暗、险恶、异教、懒惰和肮脏等所谓高贵的人种所没有的外观特征的人群中时，这很容易唤起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并且比在荷兰时还得到加强，后来当有意制造的神话开始产生影响时，这种观念就愈发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最初阶段它还不是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tic)，但当两个世纪后这种观念开花结果时，民族主义便以特别壮观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乐园中的上帝的选民的神圣民族主义，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企图用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来重组宗教式的社会。如同种族隔离理论的极端倡导者马兰(Daniel Malan)在1948年上台时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的历史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杰作。我们拥有这个天赋的民族，因为它是宇宙建筑师所给予的。上帝的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中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过去的几百年已经证实了一个奇迹，这后面必定有神的设计。事实上，阿非利卡人的历史显示的是一种意志和决心，它使人感到阿非利卡人国家不是入的作品而是上帝的创造。
在阿非利卡人那里，这样的言论比比皆是：
大迁徙的领导者之一比勒陀利乌斯(Dewald JohnnesPretorius)说：“黑人与白人民众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与安全地生活在一起。”
德雷耶(T.F.Dreyer)神父说：“上帝创造了肤色界限。……如果我们抹掉了上帝的分界线，我们就毁掉了他一手创造的作品。如果我们与印度人、有色人和土著混居，我们的后代就成了骡子，没有办法藏起他们的长耳朵……上帝许诺我们必须是一个分离的、独特的民族。”
白人蔑视南非黑人民族，如同南北美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本地民族一样。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收藏着6颗布须曼人的头颅，那是英国人在南非猎获的“战利品”，后来成了“生物标本”；一位霍屯督人妇女曾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被作为马戏团里的怪物供人们观看，在她死后，她的一部分肢体又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里被展出了150多年。“霍屯督”在今天的德语口语中已经成了一个侮辱人的字眼，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德国人是当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外籍雇员的主要来源。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战争中，同属条顿民族的德国年轻 人逃离毁于战火的家园奔向荷兰，投奔“公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半文盲，虽说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只充当牛马，但在霍屯督人面前他们却竟以高贵的主子自居。
“外迁的布尔人”除了读圣经外，别的什么也不读。只有少数人识字，会写的更少。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断绝了自己的旧关系。与世隔绝使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异。当时好望角还在流行的纯荷兰语，在与当地霍屯督人的交往中演变成了一种适应“野蛮地带”简单沟通思想需要的原始方言。后来，这种方言发展成了“南非荷兰语”，也是布尔人的书面语言和南非的第一官方语言。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南非的种族问题比非洲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种族问题都更加难以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个须由启蒙、信赖和发现自身的经济利益等因素来克服的种族偏见问题。因为偏见已经存在和渗透了南非社会三个半世纪。其实到20世纪下半期，阿非利卡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神话终将破灭，但从17世纪起他们就已经沉醉其中，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总之，要亲手抹去祖先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印记确实不易。17世纪中期的荷兰在欧洲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种族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国家。刚刚在腥风血雨的斗争中挣脱西班牙残酷的殖民统治的荷兰民族把枷锁又套到了别的民族的脖子上。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使他们扮演了“上帝选民”的角色，而在来到和自己的祖国迥然相异的黑色国度之后，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最初到达南非的大部分荷兰人在故国并非富商巨贾，甚至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但正是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种族优越感。正如纳米比亚学者凯·姆布恩德所言：“种族主义的发展是以种族之间的相互打交道为前提的。……因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一定会自动导致民族冲突和种族主义。族性只有在某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才会演变为种族主义。”的确如此，布尔人移民正是在否定、排斥他们征服和剥削的那些人的过程中发现并确立了自己的身份。牙买加学者斯·霍尔也指出：“种族主义远非仅仅给自己赤裸裸的自身披上外衣，并追求经济利益。相反，它忠实地为奴隶主阶级提供自我描述体系，通过这种自我描述凭借想象使他们对生活现实心安理得。”智利学者沃·阿克尔曼甚至认为：“一般种族主义的论述是容不得相反例证的。实际上它压根儿就不是想作为一种论点提出来。它援引并断定听众是赞同的，所以说它把所有的听众或读者都当成与它意见一致的证人。所以，这种记述不仅有使歧视合法化的作用，而且也唆使别人采取歧视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非利卡人根深蒂固、变本加厉的极端民族主义，所以由一种一般的情绪，演绎成为一种极其僵化的种族隔离制度，是有着深刻的心理基因的。
[作者简介]孙红旗(1962—)，男，连云港人，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阿非利卡人，种族主义，心理基因，南非
[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50—04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思想的最极端表达，是征服者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但为什么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态度或个体行为，而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化了的制度；不仅仅是一般的种族歧视，而是顽固不化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种族隔离(apartheid)?这和来到南非的荷兰殖民者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探讨荷兰殖民者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倾向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或者从思想源头上找寻阿非利卡人极端种族主义的心理基因。正是这种扭曲的心理基因对阿非利卡人在南非的经济政治行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阿非利卡人的前身为荷兰殖民者，所以追根溯源，我们首先必须剖析荷兰人的种族观念。应该说，认为自己是比有色人优越的民族，这并不是那个时代荷兰人唯一的种族偏见。这种感觉对所有欧洲殖民者和所有从事奴隶贸易的人来说很普遍，包括葡萄牙人。但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殖民强国之间还是有些微的不同和程度的变化，由此，它们给各自的殖民地社会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尽管葡萄牙、西班牙奴隶制的历史记录最为严酷，但在拉美它们没有留下多少种族隔离的遗产，也没有美国南部那种壁垒森严的种族主义；在墨西哥或巴西，没有燃烧的三K党十字架，从非洲到东西印度群岛，英国或荷兰人也不曾考虑要模仿法国和葡萄牙人把受过教育的“同化人”纳入母国文化的殖民政策。在塞内加尔的小学校里，黑人小孩被教导说“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令黑人哲学家气恼不已。而教导黑人小孩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或荷兰人的想法在任何非洲殖民地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是约翰·加尔文的命定论思想给了信仰新教的北欧人一种主子民族的意识倾向，相信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the Elect of the Lord；or，achosen people)。德克勒克(W.A.de Klerk)写道，“我们(阿非利卡人)是上帝的工具”，“阿非利卡人的关键就是加尔文主义”。还有人认为拉丁人肤色浅黑，与生活在欧洲的摩尔人(Moors)有长期交往的历史，因而他们觉得与黑肤色的民族混合要容易些。不管原因是什么，学者们大都同意这一点：葡萄牙人比起荷兰人或英国人，在种族态度上不那么傲慢顽固。命运和风向最终把非洲最南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那片地产分配给了后者，即荷兰人和英国人。
16和17世纪是一个神学上剧变的时代，古老教会的整体性受到挑战，被打破，新的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思想及上帝在人间的角色由强有力的牧师们表达出来，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的思想。而尼德兰在这个剧变的舞台上地位独特，它正处于加尔文主义神学影响力的中心。
为了理解范·里贝克用以建造新社会的荷兰文化砖石，我们还必须再向前看一点。1648年刚刚结束与西班牙进行的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是唤起荷兰人民族主义精神的史诗，它深刻地影响到荷兰人的种族思想。这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居于绝对优势，菲力普二世将宗教裁判所搬到荷兰，滥杀无辜，扬言要么把尼德兰带回罗马，“要么毁灭这片土地，使当地人无法在上面生活”。由于这场战争既是为宗教独立也是为民族独立，当荷兰人最后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的胜利不仅诞生了一个新国家，还上演了一出新的神话“出埃及记”(Exodus)。西班牙人被看做反基督者，奥兰治亲王威廉领导15万教徒逃脱了南部佛兰德尔(Flanders)和布拉邦(Brabant)省的迫害，同时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舰队，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最终使民族得以再生。
来自圣经的比喻所以有生命力，还源于另一史实，即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同时，荷兰人世世代代与大海的斗争也进入一个严峻的阶段，一连串灾难性的洪水淹没了该国的大部分。沙马(Schama)写道：“荷兰人认为命运已经由上帝决定，他们是上帝保佑的洪水幸存者。”在与西班牙人作战的同时，他们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一场开垦土地的运动，并且成果卓著。在荷兰人看来，他们不仅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征服自然方面也取得了胜利。这变成了双重祝福。
最后，圣经中关于洪水和拯救的象征还从莱顿(Leiden)城的解围过程中得到印证。当时威廉掘开了城外的几条河流，使村庄成为一片汪洋，挡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前进，而反叛的荷兰人的小船队则几乎可以行驶到城墙头来解救被围困的守城部队。这又是一部民族史诗，此后威廉在荷兰绘画和宣传画册中被描绘成“我们的摩西”(Ons Moyses)。
多少年来，这种希伯来式的自我幻想在荷兰艺术、文学、戏剧和大众民谣中被不断雕琢和发扬光大。在阿姆斯特丹皇宫中，就有一幅费迪南·波尔(Ferdinand Bol)创作的油画《带着圣诫的摩西》(Moses with the tablets of thelaw)，它不仅受到天主教爱国者的崇拜，也受到加尔文教爱国者的崇拜，成了超越教派的象征。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也曾对以色列人和荷兰人的获救作过比较。
与希伯来人的认同，即看来都受到上帝的保佑，成为荷兰人商业上的好运和能够抵抗强大竞争对手的最佳解释。如加尔文教徒雅各布斯·吕迪厄斯(Jacobus Lydius)在1688年荷兰人打败英国人后所写的那样：“当人们问道如此弱小的尼德兰人怎么能在陆上打败强敌，在海上摧毁敌方舰队，并多次从失败的虎口中转危为安时……我们只能说这只能解释为上帝和其尘世的子孙签订的永久契约。”他在诗集中写道：“首先我要感谢上帝／是他使荷兰变成耶路撒冷。”
17世纪荷兰爆发的激烈的宗教争端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记。这些争论围绕着命定论教义，加尔文教最突出的特征而进行。争论双方一是严格的戈马派(Gomarists)，他们曾在反对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另一方是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的较为自由的追随者，阿米尼乌斯是新建的莱顿大学的神学家。结果，戈马派赢得了胜利：当时荷兰的主要政治家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mevelt)由于站在阿米尼派一边被处死，伟大的法理学家格劳修斯(Hugo Grotius)被关进监 狱；阿米尼派被宣布为非法。荷兰教会召集其官员、长老、学者和其他重要人物，于1618年在德雷赫特(Dordrecht)举行会议，给命定论作出了十分保守的解释，并确定为官方教义。它坚持上帝预先决定了有些人是生来高贵的，注定会受到拯救，而有些人只能永远被诅咒。
如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其他心理学家所指出的，这一教义可能构成了一个“上帝选民”的框架的基础。暗含在其中的原则就是人类基本上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有两种人，有些人，不管他们一生中做了多少好事或坏事，注定会被拯救，而另一些人则被诅咒。上帝亲自将所有人划分为两类，选民和被诅咒者。对命定论的解释越是保守，整个信仰就越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信徒们也就越发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衰弱无力的个体更需要依赖上帝的惠顾。
二
但随从范里贝克到达开普的那些荷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神学争论的影响，仍有待仔细研究。除了范里贝克本人是个医生，算得上知识分子外(他的祖父是Culembourg市长)，其他人都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白日劳工、流民和失业者。除了36年后赶来的两百多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外，这第一批南非白人殖民者在经济和社会上是被抛弃的人，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教授所指出的，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里无法与人竞争。许多人是文盲，到开普五年后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正是衰弱无力的个体，更需要“依赖上帝的惠顾”。这些人多多少少也受到当时神学争论的影响。因为在那虔诚的时代，甚至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为自己不死的灵魂担忧，经常去教堂或参加星期日大型露天集会，聆听教士的布道演说。他们也许不明白教派之争的细微差别，但他们对德雷赫特宗教会议确立的国教教义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并把这些教条带到南非，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看来原始的异教徒之中时，从荷兰带来的教条又获得了新的更加原教旨的含义，尽管他们在国内地位很低，但现在他们在心理上却让自己的地位骤升，更加确信自己属于上帝划分的高贵的一半。而当他们在国内时，他们的低下的地位也许使他们极度怀疑自己到底属于上帝创造的哪一半。现在，他们登上桌山，俯瞰山下皮肤黄黑的原始民族，似乎终于找到了圣经中哈姆(Ham)的后裔。1665年一位荷兰人写道：“尽管科伊人也是我们的圣父亚当的子孙，但他们的人性是如此的少，以至于他们其实更像无理性的动物，而不是有理性的人……他们不知道有上帝，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拯救。可怜的人们，你们的可怜的境况多么令人悲哀!而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幸运能得到上帝的保佑!”这些幸运的“上帝的选民”非常惊喜地在《圣经》中发现了对他们极为有利的证据。根据《圣经》中《出埃及记》的故事，他们认为自己也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是被上帝指引到了非洲。他们援引《圣经》中的片言只语，杜撰黑人是诺亚次子哈姆的后代，注定要给白人充当担水、劈柴的奴仆。这些笃信加尔文教的布尔人，把描写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与道路的旧约全书当成他们自己的历史来读。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是由上帝带进“希望之乡”迦南并受托来消灭异教徒的，因为《摩西五经》第四卷第三十三条说过，他们应该把所有居民统统赶走，摧毁当地人的所有支柱，以便他们能占领当地人的土地并在上面住下来，没有其他任何理由，是上帝已经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了他们。这些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甚至在旧约全书中找到了维护奴隶制的依据，同样因为《摩西五经》第三卷第三十五条说过：如果他们想拥有家奴和婢女，就应该从他们周围的异教徒那里去买。
早期的阿非利卡人就是带着这种态度走向南非内陆和东西海岸。很显然，到19世纪早期，一种强烈的对本地居民的种族优越感已经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中。1805年埃滕哈赫(Uitenhage)的一位官员在向巴达维亚当局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要让殖民者理解霍屯督人应该和他们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官可以把他们和霍屯督人平等对待，这是一件很困难而且经常是不可能的事。按照这儿流行的不幸的概念，异教徒实际上不是人，但同时在动物中又找不到这一类。因此他们是一种世界其他地方还不知道的生物。他们的话绝不能信，只有暴力才能迫使他们弃恶从善。
上帝选民的概念并不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或是历史记载中认为合适的词汇，人们可能认为这种看法不言而喻，很少有人专门论述它。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重要的是，宗教教义产生的社会效果，它公开表达的方式和它对实际行为的下意识影响并不完全一致。所有合乎常理的证据都表明，上帝选民的概念是早期阿非利卡人从荷兰随身带来的，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他们认为具有黑暗、险恶、异教、懒惰和肮脏等所谓高贵的人种所没有的外观特征的人群中时，这很容易唤起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并且比在荷兰时还得到加强，后来当有意制造的神话开始产生影响时，这种观念就愈发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最初阶段它还不是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tic)，但当两个世纪后这种观念开花结果时，民族主义便以特别壮观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乐园中的上帝的选民的神圣民族主义，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企图用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来重组宗教式的社会。如同种族隔离理论的极端倡导者马兰(Daniel Malan)在1948年上台时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的历史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杰作。我们拥有这个天赋的民族，因为它是宇宙建筑师所给予的。上帝的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中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过去的几百年已经证实了一个奇迹，这后面必定有神的设计。事实上，阿非利卡人的历史显示的是一种意志和决心，它使人感到阿非利卡人国家不是入的作品而是上帝的创造。
在阿非利卡人那里，这样的言论比比皆是：
大迁徙的领导者之一比勒陀利乌斯(Dewald JohnnesPretorius)说：“黑人与白人民众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与安全地生活在一起。”
德雷耶(T.F.Dreyer)神父说：“上帝创造了肤色界限。……如果我们抹掉了上帝的分界线，我们就毁掉了他一手创造的作品。如果我们与印度人、有色人和土著混居，我们的后代就成了骡子，没有办法藏起他们的长耳朵……上帝许诺我们必须是一个分离的、独特的民族。”
白人蔑视南非黑人民族，如同南北美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本地民族一样。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收藏着6颗布须曼人的头颅，那是英国人在南非猎获的“战利品”，后来成了“生物标本”；一位霍屯督人妇女曾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被作为马戏团里的怪物供人们观看，在她死后，她的一部分肢体又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里被展出了150多年。“霍屯督”在今天的德语口语中已经成了一个侮辱人的字眼，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德国人是当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外籍雇员的主要来源。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战争中，同属条顿民族的德国年轻 人逃离毁于战火的家园奔向荷兰，投奔“公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半文盲，虽说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只充当牛马，但在霍屯督人面前他们却竟以高贵的主子自居。
“外迁的布尔人”除了读圣经外，别的什么也不读。只有少数人识字，会写的更少。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断绝了自己的旧关系。与世隔绝使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异。当时好望角还在流行的纯荷兰语，在与当地霍屯督人的交往中演变成了一种适应“野蛮地带”简单沟通思想需要的原始方言。后来，这种方言发展成了“南非荷兰语”，也是布尔人的书面语言和南非的第一官方语言。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南非的种族问题比非洲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种族问题都更加难以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个须由启蒙、信赖和发现自身的经济利益等因素来克服的种族偏见问题。因为偏见已经存在和渗透了南非社会三个半世纪。其实到20世纪下半期，阿非利卡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神话终将破灭，但从17世纪起他们就已经沉醉其中，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总之，要亲手抹去祖先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印记确实不易。17世纪中期的荷兰在欧洲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种族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国家。刚刚在腥风血雨的斗争中挣脱西班牙残酷的殖民统治的荷兰民族把枷锁又套到了别的民族的脖子上。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使他们扮演了“上帝选民”的角色，而在来到和自己的祖国迥然相异的黑色国度之后，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最初到达南非的大部分荷兰人在故国并非富商巨贾，甚至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但正是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种族优越感。正如纳米比亚学者凯·姆布恩德所言：“种族主义的发展是以种族之间的相互打交道为前提的。……因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一定会自动导致民族冲突和种族主义。族性只有在某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才会演变为种族主义。”的确如此，布尔人移民正是在否定、排斥他们征服和剥削的那些人的过程中发现并确立了自己的身份。牙买加学者斯·霍尔也指出：“种族主义远非仅仅给自己赤裸裸的自身披上外衣，并追求经济利益。相反，它忠实地为奴隶主阶级提供自我描述体系，通过这种自我描述凭借想象使他们对生活现实心安理得。”智利学者沃·阿克尔曼甚至认为：“一般种族主义的论述是容不得相反例证的。实际上它压根儿就不是想作为一种论点提出来。它援引并断定听众是赞同的，所以说它把所有的听众或读者都当成与它意见一致的证人。所以，这种记述不仅有使歧视合法化的作用，而且也唆使别人采取歧视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非利卡人根深蒂固、变本加厉的极端民族主义，所以由一种一般的情绪，演绎成为一种极其僵化的种族隔离制度，是有着深刻的心理基因的。
[作者简介]孙红旗(1962—)，男，连云港人，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