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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大家都知道他把很多财富捐了出来做慈善。我2015年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
我有3个孩子，老大8岁了，他也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说：“是什么呀？”他说：“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钱。”我说：“那寄给谁呢？”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这算是一种理解。我曾经在麦肯锡，那儿的同事跟我讲，你现在太幸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在公司每天挣钱多辛苦啊，你现在每天花钱，每天办公室门口肯定是很多人等着你，你看哪个顺眼就给一点。”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的确比较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种理解是，世界上有钱人没一个好人，做慈善全是烟幕弹，肯定是避税。
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比尔·盖茨到底是怎么花钱的。
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0000。这是2000年，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字。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有多大。我给大家做一个类比，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坐满了有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架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惊天大新闻。 那这1200万如果对应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其实这1200万孩子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这个预防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万的孩子打不到疫苗。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首先看需方。这3000万孩子在哪儿？他们分布在80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方面他们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整个的疫苗体系非常破败。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必须储存在2到8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这个图，南美洲的2个卫生员，在骑着马跋山涉水去送疫苗、打疫苗。这里面就是一个隔热箱。我访谈过一个一线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了，不想翻这个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的问题。”所以从需方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把疫苗打到他们身上。再看供方。实际上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谁要去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成立的时候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对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元的样子，所以当时GAVI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特别兴奋，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说能捐5千万。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7亿5千萬美元。所以当时公共卫生界喜大普奔。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确实改变了整个全球健康的面貌。
盖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那这样，你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所以就欣然答应。因此他们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如果在座的有当父母的话，都知道五联苗，五联苗在私营市场上，大概是100美元的价格，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元。然后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80个国家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通过跟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了3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疫苗;中间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如果是这里面最上面的国家，那你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所以就有一个采购体系。
刚才我讲到中国乙肝在2000年之后，西部的14个省份是得益于GAVI的捐赠的，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也成了一段佳话，就是因为我们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加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还提到冷链问题，它很麻烦。要是在城市里面，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办？所以盖茨又做了一个捐赠，非常有意思。他在西雅图成立了Global Good公司，这个公司召集了一帮科学家，去研究这些真实的巨大挑战。他说你们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电，没有能源，还需要保温，需要时间长，需要够大。结果科学家还真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他们挺兴奋，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中国科学家郭自红，就跑到青岛，找到制冷企业澳柯玛。他就问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造出来，当时工人一看说，这挺简单，我们就干这个的。结果后来真做的时候，发现其实非常复杂。长话短说，做了1年，终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这个东西极其神奇，它能做什么？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就靠物理的隔热，你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并且长达35天。
还有刚才我讲的大鸿沟，谁出钱啊？你们说盖茨出钱，的确，出了7亿5千万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80多个国家啊，个人再有钱对这个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他在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钱。这几个事情做成了就差不多了，所以讲到GAVI的成绩，其实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绩。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打上了疫苗，而且根据测算，其中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大家问怎么花钱，我想总结一下可能就知道了。其实有三个大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冰桶，那个冰桶的名字叫Arktek。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然后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这大概是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类就是刚才讲的疫苗。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及，不可及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构造联系，能让需要的人用上。实际上世界上已经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大概占到了我们1/2的投资。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刚才盖茨要钱那张照片，我们叫做“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做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和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是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他花钱的方法，我们把它叫催化式慈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入基金会有3年了。我记得当时在2015年年初，我收到猎头的电话，说你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吗？我想也没想就说，不感兴趣。为什么？我说要做慈善，要么你有钱，要么你退休。我说我既没钱，也没退休，挺年轻的，我干吗要干这个？后来他们说，理解理解。过了1个月，他们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诺，我们知道你对这工作不感兴趣，你对见见比尔·盖茨有没有兴趣啊？我说这个兴趣还是有的嘛，所以当时我完全是凭着一个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问问他，你为什么做慈善？虽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个好事，但毕竟当时他微软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在2000年，他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当时，他说，1997年的时候，他才42岁。我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人人各司其职的：我是微软的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报。卫生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粮食问题，不是有世界粮农组织吗？打仗，不是有安理会吗？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吗？他说后来我往前一看才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他当时给我举例子讲疟疾，咱们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熟悉瘧疾，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将近3000万的疟疾病人，现在基本上是零了。去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病例是零，但是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干扰，因为它是蚊子传播的，每年有2亿人得病，有50万人死亡，而且其中70%是孩子。在疟疾这个领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对它研发投入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已经不是美国的concern，所以这个研发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所以这个真空好大。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后来我们开始投入疟疾研发，投入5亿美元。大家觉得可能挺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多少？20亿美元。所以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是2亿人得病，这真的是病，能死人的病，只有5亿美元;而一方面只是你这个不大好看，却能有20亿美元。
有一个比尔·盖茨的采访，问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鸡汤的问题。记者问：“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记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孙子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记者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困扰、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痛苦和孩子的死亡的病能够不再存在。什么疟疾，什么河盲病，什么象腿病等等，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各种热带病，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是疟疾。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3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谢谢大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演讲）
（编辑/张金余）
我有3个孩子，老大8岁了，他也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说：“是什么呀？”他说：“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钱。”我说：“那寄给谁呢？”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这算是一种理解。我曾经在麦肯锡，那儿的同事跟我讲，你现在太幸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在公司每天挣钱多辛苦啊，你现在每天花钱，每天办公室门口肯定是很多人等着你，你看哪个顺眼就给一点。”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的确比较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种理解是，世界上有钱人没一个好人，做慈善全是烟幕弹，肯定是避税。
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比尔·盖茨到底是怎么花钱的。
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0000。这是2000年，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字。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有多大。我给大家做一个类比，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坐满了有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架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惊天大新闻。 那这1200万如果对应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其实这1200万孩子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这个预防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万的孩子打不到疫苗。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首先看需方。这3000万孩子在哪儿？他们分布在80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方面他们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整个的疫苗体系非常破败。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必须储存在2到8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这个图，南美洲的2个卫生员，在骑着马跋山涉水去送疫苗、打疫苗。这里面就是一个隔热箱。我访谈过一个一线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了，不想翻这个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的问题。”所以从需方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把疫苗打到他们身上。再看供方。实际上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谁要去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成立的时候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对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元的样子，所以当时GAVI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特别兴奋，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说能捐5千万。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7亿5千萬美元。所以当时公共卫生界喜大普奔。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确实改变了整个全球健康的面貌。
盖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那这样，你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所以就欣然答应。因此他们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如果在座的有当父母的话，都知道五联苗，五联苗在私营市场上，大概是100美元的价格，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元。然后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80个国家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通过跟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了3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疫苗;中间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如果是这里面最上面的国家，那你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所以就有一个采购体系。
刚才我讲到中国乙肝在2000年之后，西部的14个省份是得益于GAVI的捐赠的，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也成了一段佳话，就是因为我们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加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还提到冷链问题，它很麻烦。要是在城市里面，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办？所以盖茨又做了一个捐赠，非常有意思。他在西雅图成立了Global Good公司，这个公司召集了一帮科学家，去研究这些真实的巨大挑战。他说你们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电，没有能源，还需要保温，需要时间长，需要够大。结果科学家还真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他们挺兴奋，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中国科学家郭自红，就跑到青岛，找到制冷企业澳柯玛。他就问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造出来，当时工人一看说，这挺简单，我们就干这个的。结果后来真做的时候，发现其实非常复杂。长话短说，做了1年，终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这个东西极其神奇，它能做什么？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就靠物理的隔热，你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并且长达35天。
还有刚才我讲的大鸿沟，谁出钱啊？你们说盖茨出钱，的确，出了7亿5千万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80多个国家啊，个人再有钱对这个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他在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钱。这几个事情做成了就差不多了，所以讲到GAVI的成绩，其实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绩。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打上了疫苗，而且根据测算，其中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大家问怎么花钱，我想总结一下可能就知道了。其实有三个大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冰桶，那个冰桶的名字叫Arktek。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然后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这大概是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类就是刚才讲的疫苗。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及，不可及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构造联系，能让需要的人用上。实际上世界上已经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大概占到了我们1/2的投资。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刚才盖茨要钱那张照片，我们叫做“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做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和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是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他花钱的方法，我们把它叫催化式慈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入基金会有3年了。我记得当时在2015年年初，我收到猎头的电话，说你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吗？我想也没想就说，不感兴趣。为什么？我说要做慈善，要么你有钱，要么你退休。我说我既没钱，也没退休，挺年轻的，我干吗要干这个？后来他们说，理解理解。过了1个月，他们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诺，我们知道你对这工作不感兴趣，你对见见比尔·盖茨有没有兴趣啊？我说这个兴趣还是有的嘛，所以当时我完全是凭着一个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问问他，你为什么做慈善？虽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个好事，但毕竟当时他微软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在2000年，他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当时，他说，1997年的时候，他才42岁。我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人人各司其职的：我是微软的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报。卫生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粮食问题，不是有世界粮农组织吗？打仗，不是有安理会吗？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吗？他说后来我往前一看才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他当时给我举例子讲疟疾，咱们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熟悉瘧疾，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将近3000万的疟疾病人，现在基本上是零了。去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病例是零，但是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干扰，因为它是蚊子传播的，每年有2亿人得病，有50万人死亡，而且其中70%是孩子。在疟疾这个领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对它研发投入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已经不是美国的concern，所以这个研发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所以这个真空好大。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后来我们开始投入疟疾研发，投入5亿美元。大家觉得可能挺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多少？20亿美元。所以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是2亿人得病，这真的是病，能死人的病，只有5亿美元;而一方面只是你这个不大好看，却能有20亿美元。
有一个比尔·盖茨的采访，问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鸡汤的问题。记者问：“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记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孙子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记者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困扰、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痛苦和孩子的死亡的病能够不再存在。什么疟疾，什么河盲病，什么象腿病等等，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各种热带病，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是疟疾。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3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谢谢大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演讲）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