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上市公司老板，言谈和情绪曾给汪建、给华大带来的麻烦事不可胜数，而眼下他却仍然会为一些偶发的措辞、字眼而动怒，比如当谈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业家关进笼子”这种话题的时候。
　　但你想象不到，几分钟后他又乐得眉眼全开。此人很早就宣称活到120岁没难度，后来接受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建议改为100岁不封顶，于是要求华大员工都要活到100岁。
　　喜怒情绪交织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经历的冲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错位里最不突出的一类。他出身干部家庭，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在少年时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整个困难时期;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他说头天早晨还有保姆伺候吃饭，第二天就要跑去河边光脚拉纤挣钱;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国内接受了高等教育，随后留洋，在德州大学、爱荷华大学、华盛顿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谈及海外同业，他仍然坚持称其为“洋人”;他被公司内部的一些员工视为精神乃至时代的领袖，在一些股民眼里，他却是与某个被认为声名狼藉的商人一般无二的大说谎家。
　　很多媒体同侪无数次试图弄清楚此人的“真实”面目，最终描绘出来的那张脸却大相径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经历与传奇故事;他在采访中不断告诉记者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处，因此根本不在乎来自背后的是非曲直议论，但隔天却在微信上发来大量为华大正名的文章;当我们带着某些看上去颇为精彩的故事与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开始担任华大集团联席董事长的王石求证时，他却表达了不予置评、不方便置评的态度，只在离开之前突然转身问道，“你们真的以为你们能看懂汪建吗？”
　　他热衷于拐着弯讲话，自诩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婪懒惰”，然后又会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来解释给你听，说这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断强调自己怕死，仿佛正是这种欲念塑造了他对生命科学的信仰。
　　我们分明已经在漫长的采访周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与这位年过六旬的企业家完成了持续一整天的当面交谈，可最终却发现，他仍然藏在眼前这些言谈、情绪、资料、观点背后难以窥见的某个地方。汪建也得意于其塑造出的复杂性，他告诉很多人说，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随便被定义为一个什么人，商人、科学家，妖魔、网红？没关系，都可以。

“策划人”

　　关于汪建和华大，有一个被雕刻进历史的记录总被频繁提到：中华世纪坛，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记载了从300万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华民族7000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
　　但在当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于军，来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医学科学博士，正好遇上美国乃至世界的生物学界酝酿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这一计划旨在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DNA序列（由30亿对碱基组成），了解人类所有与癌症相关的基因。
　　HGP的领导者和设计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国著名基因组学家，亦是于军的博士后导师。1993年，于军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实验室为主体组成的“华盛顿大学基因组研究中心”。这一年2月，于军从纽约搬到了西雅图。
　　当时在西雅图的华人并不多。于军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认识了同在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细胞分化与增殖，与于军的专业领域不完全相同，但两人都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且汪建女儿比于军的儿子仅大一岁，有不少共同话题，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坦率的人。”于军形容汪建。
　　HGP进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预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积极参与了HGP。这一国际合作计划被认为是继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工程。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速了HGP。“我刚到美国时，一个博士候选人要用近一年时间来解读2000个碱基对。两年后，一年就可以测2万个碱基对了。”于军说。1993年，自动化基因测序仪诞生，推动HGP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
　　时至1996年，于军所在的实验室还在进行HGP的前期准备时，已经回国创业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学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的趋势。汪找到于，建议一起做点更大更有意义的事，并介绍其与杨焕明认识。杨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人类遗传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
　　实际上，中国要不要参与HGP？中国的基因组研究计划是什么？中国的科学家将如何面对这一新的发展领域？这些问题一直在于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于把所学带回中国，推动中国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
　　1997年11月，于军应邀参加了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的遗传学研讨会，向国内学界同行详细地介绍了HGP的进展和前景。也是在此会议上，于军、汪建、杨焕明等人提出了中国HGP的战略构想，这成为他们共同事业的起点。
　　当他们向中科院申请参加HGP时，并没有得到同意，中国科学界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成功。杨焕明依靠个人关系和学界的声誉，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对HGP的负责人说：“我们代表中国加入计划。”最终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组宣布，中国团队承担项目的1%。
　　为了有足够的资源和经费参与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开发区一栋旧厂房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并以此身份承担1%的HGP任务。于军、汪建、杨焕明和后来加入的刘斯奇，成为华大的联合创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说他作为科学家的成绩有多大。在这方面，于军和杨焕明更典型。严格来讲，汪建是那个策划人。”王石评论。
　　汪建“策划人”的角色，在日后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国爆发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华大基因在拿到病原体36小时内，迅速破译四株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将全部共计30万份诊断试剂捐给政府。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听说后参观了华大基因。随即，中国科学院与华大基因联合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给予其90人的正式编制，任命杨焕明为所长，汪建为副所长，按照局级干部发放薪酬。
　　可没想到的是，华大基因与中科院的关系在2006年底便几近破裂。
　　这一年，美国公司宣称一种能够将基因测序的速度提高100倍的机器已经诞生。该设备将机器人学、化学、光学和计算科学融为一体，尤其是工业数码相机技术的巨大进展使得人们可以拍摄用于“读取”基因微小序列的荧光分子。理想状态下，这种设备的规模化应用甚至会将测序成本降低至过去的百万分之一。
　　这令汪建兴奋不已，他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辞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报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购买这种设备。汪建写道：“中国人近代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将尽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中科院的专家认为他的计划过于激进。更糟糕的是，汪建对采购这种昂贵设备表现出的急切，被怀疑想借机贪污吃回扣。他被人匿名举报，中科院随即成立调查组调查汪建。
　　调查结果最终洗刷了冤情，但“报国无门”的汪建决定脱离体制。临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华大的员工宣布：“我们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别去，赶得上今晚6点火车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戏剧化的决定，但依然还是让汪建从北京带走了近百人的团队南下。
　　汪建决定南下的同时，华大的几位创始人也面临着分道扬镳。由于家庭原因以及对科研和产业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侧重，于军选择留在北京基因组。杨焕明和后来加入的刘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项目结题后，离开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气的高手”

　　“我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唱衰者，这一时期最辉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学、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很快取代工业文明。在未来的生命科技时代，人们的生老病死可能将不再听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湾区青年创新论坛上，作为演讲嘉宾，汪建说道。
　　如同过去很多次的公开演讲，汪建的这些言论听起来总像是高谈阔论，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
　　“汪建是一个不接地气的人吗？”
　　“你们都产生误解了。论接地气，汪老师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与汪建是通过登山相识的，这是两人的共同爱好。在一起登山的过程中，汪建的团队会建立一些与人类基因组织学有关的实验。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会濒临死亡，在这种特殊状态下抽的血，有利于对现代高原运动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愿意在实验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这使得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对汪老师的欣赏，更多源于他是一个公共卫生专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纯粹，就是如何为公共卫生事业做事情。”王石说。
　　当2007年初汪建决心离开北京时，王石建议他们来深圳。“我们在深圳两眼一抹黑，有没有关系给介绍？”汪建问王石。后者回答：“你有能力，干好了，政府会主动找你，不需要关系。这正是深圳的好处。”
　　尽管是王石介绍汪建来的深圳，但在日后，汪建与政府的紧密程度却超过了“远离政治”的王石。初来乍到时，他就问深圳政府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绘制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他还向对方表示，如果发表了，没准是《Nature》杂志的封面，不过这需要数千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2007年10月，这一项目宣告完成，并在《Nature》封面文章发表。同年12月，《Science》杂志也报道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工作。
　　后来，汪建向深圳政府宣称，将为这座城市在未来5年内带来10篇《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勤随即向其许诺，如果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
　　到2011年时，华大基因发表的论文已多达81篇。赞叹之余，许勤觉得难以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以示鼓励。
　　王石认为，从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华大要比万科接地气得多。这种接地气贯穿了华大的发展史。
　　就拿1999年来说，在中国参与的1%HGP项目中，除了华大基因，还有另外两家机构共同参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们都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基因组研究基地。
　　而位于深圳大鹏新区的国家基因库，号称继NCBI（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数据库）和EBI（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后，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数据库，其背后的组建和运营方是华大研究院，这是2011年10月，经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复的。
　　“一个民营企业家，一家民营机构，如果你不接地气，凭什么让你参与国家级项目呢？”王石的话，与汪建对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辙：“我空着两个手，从北京搬到深圳，做到这么大一块（产业），不接地气能生存下来吗？”
　　“我是天下最接地气的！”汪建咧嘴。

汪建孤独吗？

　　“要么出局，要么出众。”2015年10月，前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华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场行业论坛上宣布离职创业。此前，他曾在微博这样写道。 　　作为16岁就考入北大的技术天才，王俊在1999年参与了华大基因的创立，并曾为这家公司立下汗马功劳。公开资料显示，他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组建了华大生物信息平台，参与了杭州华大的成立，带领团队完成了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大熊猫基因组、千人基因组、人体肠道元基因组等系列标杆性项目，帮助华大实现了对CG的收购，以及华大科技与华大医学的融资和重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云智能宣称要“读懂生命”，其联合创始人还包括原华大基因首席运营官吴淳、首席科学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华大内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说，年轻气盛是王俊从华大离职的根本原因，“觉得汪建还不够放权，有些东西他还得向汪建汇报，不能自己拍板。”
　　这位人士还透露，王俊出走后，汪建专门组织开了一场闭门会，来评估王俊离职对整个华大集团的影响。王石也在采访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这位二把手，华大基因经历了痛苦的转型。
　　在王俊出走前后，华大还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门户，甚至在某些业务领域与华大分庭抗礼。
　　比如，创立于2010年5月的贝瑞和康，是华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该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壳*ST天仪登陆A股，其联合创始人高扬、董事蔡大庆、股东任媛媛，均出自华大健康，曾分别任华大健康总经理、CFO和测序部门经理。2011年初，原华大科技总裁李瑞强创立“诺禾致源”，这家公司成了华大基因在科研服务上最大的劲敌。2018年底，该公司已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有数据显示，创始团队出自华大，并在基因测序领域创业的公司，超过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终究是少数的。

“宿命就宿命，有什么关系”

　　汪建觉得自己还年轻得很。他是想活到120岁的人——他给自己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汪建，1954-2074。他不仅希望自己活到120岁，还希望更多人活到120岁。
　　汪建喜欢运动，他的工位上方，悬挂了两个黑色的吊环。他常常在工作间隙，用它们来做引体向上。据说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公开的引体向上表演，是多少年龄就做多少个。
　　当然，运动，或说体能只是活到120岁的必要条件之一，用汪建的话来说，它属于主动健康。除此之外，还需进行精准预防和精准医疗，即通过精准预防，先把一些疾病去掉。剩下没有去掉的病，通过精准医疗进行诊断和治疗。
　　为此，华大提出了“生、活、染”三个90%的目标：在出生缺陷、肿瘤、传染性疾病这三个主要领域，做到90%可知、90%可预、90%可治。
　　“这些年，华大人生了1500多个孩子，出生缺陷基本控制住了”，汪建透露，华大人中也发现了几个早期肿瘤病人。“一位最终去世的，他从华大离职后，去了另一家单位。对方发现他有肿瘤，就不要他了。华大把他收了回来，他通过数据分析为自己找到了靶向药物，延长了他的生命。”
　　人为什么一定要活那么长？汪建的答案是：“活着才是硬道理。”
　　在今年上半年的微软CEO年会上，汪建又见到了“股神”巴菲特。这个90多岁的老人坐在一堆四五十岁人中间，神情专注，从头听到尾。
　　这令他想起了另一位朋友——卡尔·哈恩，这位大众汽车前CEO今年已经95岁了，仍在管理着大众汽车400亿欧元的慈善基金、一个博物馆、一大堆幼儿园，以及开着300匹马力的跑车。
　　在汪建看来，巴菲特和哈恩属于同类人。“相比之下，中国90岁的老人中，很少能见到像这样有着强壮的身体、开放的思想和全世界的视野的。”
　　2018年1月23日，北京水立方，王石、汪建以及当时86岁的马静芬，曾有一场“生死对谈”。其实，虽然都是王石的挚友，但汪建与褚氏夫妇并不熟。他去过哀牢山（褚橙种植地），但没去见褚时健。“他是工业时代最典型的代表，我们是代表前沿科技的，完全是站在时代前沿去思考未来是什么。”可是，在那场对谈中，当马静芬提出活到“100岁上不封顶”时，汪建表示赞同，“这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2019年3月，褚时健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91岁。这是一个充滿宿命感的结局，有时候不论你怎么想、怎么做，生命的答案就写在那里。
　　但汪建说：“宿命就宿命，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为了活着而活着，有的人是为了有意义的活着而活着。”
　　（张勇荐自《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