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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代民族实业是在外国资本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艰难的经济生存环境，造就出一批具有超常商业智慧和开拓实干精神的中国商人。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精英、影响百姓生活的百年老店，是中国百年商业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传承给我们的巨大商业财富。本刊将与阳光卫视合作，将这些财富记录下来，与广大读者共享。
陈光甫1881年出生于江苏镇江，早年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20年间，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石库门里诞生的小小银行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要开100个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手捧100个存折的中年人心悦诚服，满意而归。这场一元起存的恶作剧，让人们牢牢记住了这家石窟门里的小小银行。
这家银行的行长，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誉为议员银行家的陈光甫。
那时的上海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银行都想在这块淘金的热土上争得一席之地：钱庄独霸一方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树大根深的内资原有银行和英国麦加利银行并驾齐驱，英、法、俄等外资银行实力雄厚，势不可挡。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处于上海宁波路的小房子里开张时，资本不足10万，职工只有七八个，被人称为小上海银行。开业那天，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这家小银行是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的呢？
金融史学家、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说，陈光甫最终创造成功奇迹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其他银行对这种理念不以为然，认为银行就是赚钱的，服务社会调子太高了，不是银行本业的范围。
陈光甫认为：“私人企业之目的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即为服务社会，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服务顾客的目的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 他一再强调：取之于正当利益。
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93岁的郎念祖老先生对当时陈光甫讲解的行训记忆清晰：“服务”两字是陈光甫定下的行训，他所倡导的行训，就是怎样更好的服务顾客。“他认为，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总归对的。”
陈光甫的服务理念植根于他的留学背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求学经历，赋予他专业的金融知识，更给了他放眼世界的展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一个发奋自强的好时机。此时的陈光甫已回国五年，他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在非常贫弱的状况下如何解决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他决心以办金融进行实业救国。
陈光甫自己一点资本都没有。他动员一个叫庄得之的人拿出了7万元，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开办资本。庄得之任董事长，陈光甫勉强凑了不足5000元的资本，出任储蓄银行总经理。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小小银行，却藏龙卧虎。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在银行资金困难时拿出了5000元资本，更为传奇的是，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托人带来1万元资本。
孙中山为何如此器重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原来，1905年陈光甫留学美国期间，恰好孙中山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身为穷学生的陈光甫捐了5美元支持中国革命。十年后，伟人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有为的年轻人振兴民族事业。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名单里，还可以看到诸多工商业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瑞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竟全，等等。
1元起存在金融界是个创举，陈光甫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曾被许多人嘲笑。在陈光甫之前，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陈光甫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还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
陈光甫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
有一次，陈光甫考察一家银行。他问一个经理：“你谈谈我们银行是怎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这位经理说：“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回答对了一半。顾客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走进你这个银行，你就要热情接待，就要为他服务好。”
尽全力扶植民族工业
上海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设储旅行支票；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先将银两与银元并用。
当时，90%以上的外汇业务由外国银行操办。为此，陈光甫于1918年拨款50万元设立国外汇兑处，专营外汇业务，首开中国民营银行问鼎国际外汇市场的先河。他利用各种途径学习专业知识，拜外汇经纪人为师，高薪聘请外国银行家当顾问，选拔优秀行员赴美国实习，甚至亲自前往香港向中国银行外汇专家贝祖贻请教。他的银行不但能做中国商人的进出口业务，还逐渐包揽外国进出口商人的生意。
陈光甫在十条主要的铁路线上设立了分行，把业务拓展到全国。在英国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当地贸易金融和政治性的信息。银行的业绩不断攀升，陈光甫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
银行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但大都缺少资金。钱庄目光短浅，对工商界的需求熟视无睹。陈光甫把辅助工商作为行训之一，对新兴的工商企业大量放款。他提倡对物信用，不管人怎么样，不论私交如何，只看企业是否有实力，只看经营是否规范。
这时，银行的股东里又增加了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两大巨头荣宗敬和张建。
从1931年到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每年都超过30%，集中于纱厂、面粉厂等新兴产业。陈光甫成立了调查部，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1934年，荣氏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时无法偿还。原本就把申新第七纱厂看成一块肥肉，想占为己有，困难之际，汇丰银行希望申新纱厂破产，从而收购吞并。荣氏兄弟非常着急。陈光甫挺身而出，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独树一帜的新式经营理念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介绍说：一般来说，新式银行都是由总经理来掌控实权，董事长只管大的经营方针，不管具体操作。庄得之不懂银行具体的经营操作，所以只能放手让陈光甫做。陈光甫做得非常好，所以能够牢牢控制经营大权，股东非常支持，顾客非常认可。
陈光甫求贤若渴，千方百计将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过来，给某些专家的报酬甚至高过自己的薪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招聘优秀的高中生、初中生到银行里训练学习，三年毕业后留作银行职员。从建行第二年起，陈光甫坚持每年拨出专门经费用于行员教育。1923年设立实习学校，由他和本行高级职员亲自授课，还将一些优秀学员送往国外培训。摆脱中国家族式的管理观念，吸收西方现代的管理方法，这是陈光甫比同时代银行家高明的地方。
陈光甫说：训练班等于我的黄埔军校，是我们的基本队伍。后来的会计主任以及一部分的监事、襄理，很多都是训练班出身的人。
陈光甫把银行股份分给银行的每个成员，正如行训所倡导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职员吉嘉禄回忆说：进银行第一天，人事部门负责人叫我马上到理发室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有一个理发室。陈光甫跟理发师傅关照好了，进去的人都要理成一样的发型：不长不短，正规派头。
陈光甫喜欢看书，在行内成立了一个图书馆。他看过的书就放在图书馆里，除了自己看，也督促别人看。他常说：一定要经常补充新知识，否则就要落后。
到抗战前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额最高时达两亿多，有80多个分支机构、2000多名职工，成为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
陈光甫还创办了中国旅行社。1925年2月，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访问苏联，承办这一业务的就是陈光甫的旅行社。经过多年经营，这家旅行社形成了饭店、旅馆、招待所等辐射全国的服务网络，旅行分社开到哪里，银行分行就紧随其后。
陈光甫对私人企业的经营有许多精辟见解，其中包含了他的切身体会。翻开他1949年2月的日记，集中阐述了这些见解。
他认为：“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与焉。开明之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生产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陈光甫在日记中阐述了自己的经营理念。“世界大势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虽然陈光甫的“理想”受到很多的折磨与阻挫，但他仍然报有远大的胸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始终头脑清醒，双手干净。
1949年3月，陈光甫移居香港，成立上海商业银行香港分行。1954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如今，中国大陆的上海银行、台湾的商业储蓄银行、香港的商业储蓄银行共同传承着这个事业，也传承着历经84年风雨的经营理念。
（季红、郭宏量摘编整理）
陈光甫1881年出生于江苏镇江，早年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20年间，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石库门里诞生的小小银行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要开100个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手捧100个存折的中年人心悦诚服，满意而归。这场一元起存的恶作剧，让人们牢牢记住了这家石窟门里的小小银行。
这家银行的行长，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誉为议员银行家的陈光甫。
那时的上海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银行都想在这块淘金的热土上争得一席之地：钱庄独霸一方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树大根深的内资原有银行和英国麦加利银行并驾齐驱，英、法、俄等外资银行实力雄厚，势不可挡。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处于上海宁波路的小房子里开张时，资本不足10万，职工只有七八个，被人称为小上海银行。开业那天，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这家小银行是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的呢？
金融史学家、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说，陈光甫最终创造成功奇迹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其他银行对这种理念不以为然，认为银行就是赚钱的，服务社会调子太高了，不是银行本业的范围。
陈光甫认为：“私人企业之目的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即为服务社会，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服务顾客的目的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 他一再强调：取之于正当利益。
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93岁的郎念祖老先生对当时陈光甫讲解的行训记忆清晰：“服务”两字是陈光甫定下的行训，他所倡导的行训，就是怎样更好的服务顾客。“他认为，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总归对的。”
陈光甫的服务理念植根于他的留学背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求学经历，赋予他专业的金融知识，更给了他放眼世界的展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一个发奋自强的好时机。此时的陈光甫已回国五年，他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在非常贫弱的状况下如何解决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他决心以办金融进行实业救国。
陈光甫自己一点资本都没有。他动员一个叫庄得之的人拿出了7万元，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开办资本。庄得之任董事长，陈光甫勉强凑了不足5000元的资本，出任储蓄银行总经理。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小小银行，却藏龙卧虎。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在银行资金困难时拿出了5000元资本，更为传奇的是，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托人带来1万元资本。
孙中山为何如此器重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原来，1905年陈光甫留学美国期间，恰好孙中山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身为穷学生的陈光甫捐了5美元支持中国革命。十年后，伟人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有为的年轻人振兴民族事业。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名单里，还可以看到诸多工商业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瑞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竟全，等等。
1元起存在金融界是个创举，陈光甫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曾被许多人嘲笑。在陈光甫之前，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陈光甫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还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
陈光甫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
有一次，陈光甫考察一家银行。他问一个经理：“你谈谈我们银行是怎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这位经理说：“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回答对了一半。顾客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走进你这个银行，你就要热情接待，就要为他服务好。”
尽全力扶植民族工业
上海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设储旅行支票；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先将银两与银元并用。
当时，90%以上的外汇业务由外国银行操办。为此，陈光甫于1918年拨款50万元设立国外汇兑处，专营外汇业务，首开中国民营银行问鼎国际外汇市场的先河。他利用各种途径学习专业知识，拜外汇经纪人为师，高薪聘请外国银行家当顾问，选拔优秀行员赴美国实习，甚至亲自前往香港向中国银行外汇专家贝祖贻请教。他的银行不但能做中国商人的进出口业务，还逐渐包揽外国进出口商人的生意。
陈光甫在十条主要的铁路线上设立了分行，把业务拓展到全国。在英国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当地贸易金融和政治性的信息。银行的业绩不断攀升，陈光甫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
银行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但大都缺少资金。钱庄目光短浅，对工商界的需求熟视无睹。陈光甫把辅助工商作为行训之一，对新兴的工商企业大量放款。他提倡对物信用，不管人怎么样，不论私交如何，只看企业是否有实力，只看经营是否规范。
这时，银行的股东里又增加了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两大巨头荣宗敬和张建。
从1931年到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每年都超过30%，集中于纱厂、面粉厂等新兴产业。陈光甫成立了调查部，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1934年，荣氏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时无法偿还。原本就把申新第七纱厂看成一块肥肉，想占为己有，困难之际，汇丰银行希望申新纱厂破产，从而收购吞并。荣氏兄弟非常着急。陈光甫挺身而出，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独树一帜的新式经营理念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介绍说：一般来说，新式银行都是由总经理来掌控实权，董事长只管大的经营方针，不管具体操作。庄得之不懂银行具体的经营操作，所以只能放手让陈光甫做。陈光甫做得非常好，所以能够牢牢控制经营大权，股东非常支持，顾客非常认可。
陈光甫求贤若渴，千方百计将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过来，给某些专家的报酬甚至高过自己的薪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招聘优秀的高中生、初中生到银行里训练学习，三年毕业后留作银行职员。从建行第二年起，陈光甫坚持每年拨出专门经费用于行员教育。1923年设立实习学校，由他和本行高级职员亲自授课，还将一些优秀学员送往国外培训。摆脱中国家族式的管理观念，吸收西方现代的管理方法，这是陈光甫比同时代银行家高明的地方。
陈光甫说：训练班等于我的黄埔军校，是我们的基本队伍。后来的会计主任以及一部分的监事、襄理，很多都是训练班出身的人。
陈光甫把银行股份分给银行的每个成员，正如行训所倡导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职员吉嘉禄回忆说：进银行第一天，人事部门负责人叫我马上到理发室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有一个理发室。陈光甫跟理发师傅关照好了，进去的人都要理成一样的发型：不长不短，正规派头。
陈光甫喜欢看书，在行内成立了一个图书馆。他看过的书就放在图书馆里，除了自己看，也督促别人看。他常说：一定要经常补充新知识，否则就要落后。
到抗战前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额最高时达两亿多，有80多个分支机构、2000多名职工，成为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
陈光甫还创办了中国旅行社。1925年2月，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访问苏联，承办这一业务的就是陈光甫的旅行社。经过多年经营，这家旅行社形成了饭店、旅馆、招待所等辐射全国的服务网络，旅行分社开到哪里，银行分行就紧随其后。
陈光甫对私人企业的经营有许多精辟见解，其中包含了他的切身体会。翻开他1949年2月的日记，集中阐述了这些见解。
他认为：“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与焉。开明之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生产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陈光甫在日记中阐述了自己的经营理念。“世界大势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虽然陈光甫的“理想”受到很多的折磨与阻挫，但他仍然报有远大的胸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始终头脑清醒，双手干净。
1949年3月，陈光甫移居香港，成立上海商业银行香港分行。1954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如今，中国大陆的上海银行、台湾的商业储蓄银行、香港的商业储蓄银行共同传承着这个事业，也传承着历经84年风雨的经营理念。
（季红、郭宏量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