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一件普通器皿表面转瞬即逝的反光，是暗夜里行车时眼前不断飘忽的幻影，是突然想起多年前曾经遇见眼前场景的惊讶，是庸常生活中时时袭扰内心的不安和被烦琐细碎浇筑的时间里突然闪现的喜悦。诗歌于我来说，就是点上一根烟，蹲守在生活的犄角旮旯里，偷窥着众声喧哗中的虚无光影。
　　我的诗都来源于生活，一束光，一声响，一只飞虫，一个动作，一片水面，一阵哭声，一段时间里的沉默，一个在心弦上拨出异响的情境……我不是一个意象派或象征主义者，更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
　　现场、通感、词语，三者在语言的漩涡里融合、渗透，最后沉淀出个体经验并能有效抵达某种终极的诗歌是我所追求的。
　　现场，或者说此刻是诗歌产生的物质基础，是纯天然绿色食材，舍此无他，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的。
　　通感实现的可能性，恐怕离不开见识或者说独到的洞察，那种现场催生的生理、意识细若游丝而又令人心弦震颤的通感何其难得。
　　词语俯拾皆是，可是什么样的词语有效，就很难说了。词语必须避开俗套和窠臼，又需要高度的准确和凝练，谈何容易。
　　通感和词语布满陷阱，它们常常使我感到困窘，感到自己的能力捉襟见肘。
　　诗歌的终极是宗教，就像哲学一样，甚至数学、物理学的终极也是宗教。那么问题就来了，宗教是流光溢彩闪耀夺目的吗？在我这里不是。诗歌的终极是虚无、是无用，所以追求语言的简朴、从容、低飞的状态，可能更接近语言之道。
　　关于技术，在我这里不那么重要，甚至可有可无。对一个初入诗歌的写作者来说，也许技术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我不确定。
　　一个诗歌写作者对词语、语言本身应有的执着与热情是基本的操守。词语平淡，意蕴惊奇，结构紧凑集中，文本貌似言之凿凿，实则虚无而又有趣，这种充满无用写作观的文本，是我所钟情的。以下的引用算是佐证吧。
　　波拉尼奥说，我相信文学，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诗歌带给我们的心灵的自由。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诗歌在物质层面的“无用”，更能凸显它在精神层面的“有用”，诗歌提供的是精神居所。川端康成也说过，“美的前提是纯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保持是徒劳、美的归宿是虚无”。
　　诗歌的归宿也应该是虚无，是最应该无用的一种文体，所有的价值主导、人文关怀、使命和抱负，都会成为诗歌的负担。
　　保持谦卑，这是一个诗人起码的姿态。你见过哪个真正的朝圣者眉飞色舞或者飞扬跋扈？这里的谦卑还有一层意思，我写诗从来不敢眼高手低，踮着脚尖，硬要够到高处的东西，那样尝试的结果总是令自己羞愧而又沮丧。所以我宁愿变成语言的仆人，低眉垂首，顺从地跟在她的身后。
　　对我来说，写诗行为和诗歌本身都要“好玩”。从打开始喜欢写诗、写小说，我就坚持写出来的东西要“好玩”，现在仍坚持这一点。所谓“好玩”，即写诗令我预约，并以此形成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甚至价值观。而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好玩”，即好读、有趣，不管是心有戚戚，还是会心一笑，这便够了。
　　诗歌的天性是小众化，她从来没有主流过。诗歌没必要追求流行歌曲般的所谓主流。但在任何时代，诗歌都不可或缺，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保持和分享独立、清醒、自觉的人生。我只要驾驶语言的车轮，在感知的世界里快乐飞奔。
　　诗与音乐。从表现形式上讲，我更支持诗歌的独立。尽管诗歌和音乐都是为了表达，尽管我们还无法让现代诗完全脱离节奏、韵律这些音乐属性，但我们也常会说起音乐、绘画作品的诗性与诗意。音乐的存在首先依赖于听觉，绘画依赖于视觉，那么诗歌呢？没人会承认诗歌是视觉艺术，更不会说它是听觉艺术，也不是嗅觉、味觉、触觉。诗歌不依赖于人类的任何生理觉察而存在，诗歌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通过文字呈现的感知艺术。通过诗歌，我们能感知声音、色彩、形状的物质世界，感知充满光、火焰和黑暗的空间，感知时间里的疼痛、荣耀或悲伤，诗歌更加庞大和繁杂得多。
　　诗，即用词语触摸。杨黎的“诗歌即废话”，仅仅提供了一个写诗的方向，或者说是方式。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实则需要多向解读，我尝试把它通俗化理解：诗，即用词语触摸。
　　桎梏于“安全的写作”极其可怕，这会使我们逐渐麻木，失去对“创造语言”的高级阶段追求。我们之所以不断提倡先锋精神，反抒情、反意象、反价值，我想都是对语言纯度的追求使然。
　　诗意和诗性。这是个大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请教一些朋友也没得到醍醐灌顶的了然。这里简单说说我的理解。
　　诗性应该是统领有价值的写作和有意义的文体的先验性趋向。诗歌必须是诗性与诗意的完美结合。诗性是语言的山基、是河床、是大地般的母体，诗意则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万山红遍、粼粼波光，是在大地上生长着的万物，是语言的具象呈现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可能。因此诗性容易被忽略，却有着基因般的决定性。诗意更易于感知，但有诗意的分行不一定是一首诗，因为它没有诗性或者说诗性羸弱，诗意大于诗性，不是好事儿。但一首诗性的分行，它一定自带天然的诗意，尽管这其中的诗意可能是模糊的，难以捕捉的，但仍然不失创作的意义和所指。
　　我也写小说，再说说诗和小说吧。
　　一個优秀的小说家，不管他写诗与否，承认诗歌与否，终将无法否认他文体中暗藏的诗性。诗歌和短篇小说几乎可以是一体化的文体，它们在各方面都可以达成互通，没有界限。当一个情绪饱和到诗歌的分行难以承载，那它就是一篇小说，不管呈现与否。当然，强调故事与情节设计的短篇另当别论，它与诗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诗与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关系是秘密而又公开的，这表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是信息性。诗歌的信息性，表现在内容的现实性，即一切皆可入诗，这势必要求诗歌必须也最终只能以词语的形式（即便是非词语的其他表现形式，最终还是要依托某个特定的词语展开）达成现实与诗人内在精神逻辑的链接，并通过诗人这样一个发射源把信息反馈给现实世界，从而建立诗歌与他者、神性之间的必然联系。
　　其次是叙事性。我写诗写小说的叙述态度都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和小说都是私语式的述说。叙事过程中，当我们在叙述中感到游刃有余、酣畅淋漓，这时就要警觉了。正确的方式也许是停下来，故意给自己制造前进的障碍或一个短暂的冷静期。我从不担心磕磕巴巴的艰涩和寡淡，相反，需要担心的是前者。小说和诗歌皆如是。语言选择方面，诗歌的词语可以“矫情”地写，小说则不需要，规规矩矩就好了。二者都强调点到为止，表面的文字如果只是冰山一角，无疑是成功了。在技术层面，诗歌和小说的叙述方式或者说语言景观大有区别，但诗性这一难以绕开的逻辑基础，在我看来几乎是两者共通的终极追求。至于词语、节奏、结构、虚和实、风格和所指这些技术层面的手段皆应结合搭建诗意这一设计，它尽管是表象的，却也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主体，从而达成诗性与诗意的美妙结合。
　　最后是功利性。诗歌和小说最大的功利性就是无功利，冲淡、悠然、紧实，貌似言之凿凿，实则虚无而又有趣的文本应该是诗歌和小说共同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