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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注重思想立党或理论立党，但自身发展的落后性与文明的不发达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较长时间内缺乏全面把握、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国情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作为一个问题就会逐渐成为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不断健全完善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常规化、日常化、制度化了，这个时候，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的运动式的思想解放则会丧失其赖以存在的条件语境。
[关键词]思想立党；思想解放；理解；过程；民主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0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高度重视思想解放。也正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得以不断推进并取得辉煌成就。多年以来，学界关于思想解放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依笔者所见，在研究深度方面尚需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方面，相关研究仍有待强化。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思想解放的逻辑问题予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思想解放的内在必要性
分析思想解放，首先必须要回答的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性问题。为什么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思想解放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阴霾在很多情况下持久而不易散去？从根本而言，产生这一情况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注重思想立党或理论立党；其二，尽管注重思想立党，但发展的落后性与文明的不发达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较长时间内缺乏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国情基础；其三，由于无法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很容易陷入较大程度的空想，典型表现即是欲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供的超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图景去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这不能不在现实发展中造成严重的问题与失误。
注重思想立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这种思想立党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于生产力极其落后、解放与发展成为民族迫切任务的历史语境下，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改造世界为使命，指明社会发展规律与机制，并能够提供美好前景构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容易为其所接受、认同并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立党的情况稍作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政党的，不仅仅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价值观，还有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特别是包括制度构想的理想图景。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当然也会认同某种思想理论，但其更强调以某些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法治、民主、权利、正义等作为制度建设的观念指导。一个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是相对明确简单的价值理念；一个更侧重于政策制定，一个更强调制度建设。形象的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从理论下降到政策再下降到行动，西方政党是从价值理念下降到制度再下降到行动。
以一套整全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是给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这个政党不仅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而且要充分、完整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本身，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党才能够将理论有效地与现实相结合，指导现实，改造世界。恩格斯的名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所指的不仅仅是认识现实世界，同样也包括对既有理论的认知。就此而言，任何理解都不是理解者仅仅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思维到思维，从既有理论到线性地接受理论，仅仅局限于主观世界的一个问题。“正像一定的社会思想的起源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一样，一定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和理解也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2]156如果没有这种基础，那更主要的只是语言符号层次的把握，而不是理解层次的把握。即使是理解层次的把握，也往往只是片面地把握，而不是全面把握。
在此意义上，反思地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指导思想之所以出现片面理解，是因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缺乏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与生活基础。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现代工业文明不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文明程度的背景下，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无法深刻理解产生于现代大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原理。具体而言，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内部，新质的生产力极其微弱，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们都没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体验与理解。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变革不是由于社会中新质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推动，不是在本国之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了，而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落后了，无法与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外来势力抗衡。为了救亡图存，就必须要推翻传统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所以，整个近现代国人的关注点是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向上层建筑的聚焦不是由于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而是外部救亡图存的要求。由于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所以，当时将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与上层建筑学说，而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解不透。换言之，中国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必然使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一定的扭曲与变形。“对于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西方工业革命所展现的生产力决定作用，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且更是他们每日每时亲眼所见的直接现实。但是，相对于始终生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的人们来说，西方工业革命所展现的这类社会事实，却又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些遥远的、令人费解的异域奇闻或历史故事。无论如何，落后国家的人们只有在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本国工业文明诞生过程中的同类现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地领会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同类事实，因而也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要求一个主要或完全由农业文明所熏陶出来的头脑去洞悉工业文明诞生过程中的历史奥妙，那就是违反了人类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程序，因而这种要求也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的。”[2]162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越低，工业与经济越不发展，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就越低，因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曲解程度就越高。反之，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就越高，因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曲解程度就越低。这就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与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社会历史规律之所在。”[2]160按此分析，由于经济社会基础与文明发展程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对指导思想的理解失误在所难免，出现理解的片面化、认识的僵化在所难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理解失误从而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挫折同样也在所难免。这样讲并不是为过去的挫折与失误辩护，而是想说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教训与挫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非纯粹主观人为的原因。当然，挫折的大小与失误的程度是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作用于其中的。 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切实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往往容易陷入主观主义与空想，往往容易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而按照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预设去教条地选择生产关系。然而，这种超越阶段选择的带有很大共产主义色彩的制度模式却无法有效对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所提供的不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而是一种超现代化的理想蓝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蓝图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继“人的依赖”形态之后的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属于在这之后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生产关系高度计划性、生活中的普遍自主、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所展现的并非一个现代社会就可以大规模实现与操作的理想图景，而是超越市场经济阶段的未来社会的状态景象。以这样一种超现代性的图景应用于生产力落后的中国，结果如何呢？实际上，中国社会甚至直至今天也不能完全说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化仍是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否弃现代性，而是拥抱现代性，尽管可能需要根据现代性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其进行纠偏。中国社会需要现代化，缺乏现代性，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想图景又是超现代化，批判现代性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一种超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本身推进的艰难：即使在某一方面单维推进，能够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的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在这种情况下，超现代性的理论与欲建构现代性的现实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而由鸿沟造成的挫折与失误也就成为必然。实际上，这样一种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与制度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有其较为深刻的影响。
以上我们仅仅是以发展落后性造成的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难以形成深入切实的理解为例，说明一个理论立党的政党，要想真正透彻完整地理解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内容繁多的理论体系本身并非是短期内可以完全主观解决的事情。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特定的文明发展程度、特定阶段的历史形势与任务，决定了这一时代条件与历史形势下的人们对一种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程度。超出了经济社会基础、文明发展阶段与客观历史形势所能提供的理解可能性空间，理论上的认知就极易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就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作为一个问题就会逐渐成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思想解放的内在必然性就会逐渐展现。
二、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性
既然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只能提供一定范围的理解可能性空间，那么，随着社会存在的不断变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经验教训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历史任务的不断变化，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解也就必然会不断深化。这一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打破既有僵化认识，实现思想持续解放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国具体实际实现螺旋式上升的不断结合过程。就此而言，立基于实践推动基础之上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具有历史性与过程性。
这种持续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会以三种不尽相同的形式予以实现。其一，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狭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博大精深，后来者又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形成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成果成为一个包含诸多不同方面、涉及内容极为复杂的庞大理论谱系。如此庞大的理论谱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既是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思想的负担。面对先在的理论谱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可能一个时期内在这一思想谱系的一个点或一个方面实现了思想解放，但另外一个时期又遇到了对这个思想谱系另外一个点或方面的僵化认识，因此，思想解放成为必要。当然，这种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点的转移归根到底是由现实的实践任务所决定的。其二，在同一个问题上实现持续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这或者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的基本理论方面，短时间惯性思维难以彻底扭转，思想解放难以完全尽快实现，或者是因为现实实践活动的展开只能支撑部分的思想解放，深入思想解放的实践基础或历史条件尚未充分具备。不论哪一方面的原因抑或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或现实问题上，这就决定了思想解放不是一次即可完成的任务，往往表现为一个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持续过程。比如，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步步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即是如此。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思想解放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观点，但这个理论观点随实践不断发展自身又会逐渐僵化从而也成为待解放的。比如我们原来从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开始从生产力的维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而现在唯GDP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又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最为深层的本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落实到人的发展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与幸福上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社会的和谐，奠定必要的基础和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已，虽然是相当重要的基础与极为必要的条件。换言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准，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当然，在现实进程中，以上这三种思想解放形式并非单线进行，而是相互交错、彼此影响。
三、思想解放的常规化制度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呈现为一个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那么，思想解放是否会永无止境呢？当然，作为人类认识进程的思想突破与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惯常采用的通过运动实现思想解放的这一做法则不会永远持续。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思想解放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运动的形式。这一思想解放形式存在的前提往往是过去的惨痛教训使得领导人不得不打破既有教条，正视现实，从而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或者说惨痛的经验教训给领导人思想转变提供了契机。那么，为什么领导人往往要等到受到惨痛教训后才不得不转变认识或者说才有思想转变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在民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了解实际情况有难度，同时也难以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思想僵化，认识脱离实际，在现实实践中出现问题就难以避免。当然，调查研究具有民主的部分替代功能，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把握民意，但是从现代性的视野观之，过度依赖领导干部个人的调查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主动性在领导干部一方，领导干部本身存在一个有无主动性的问题；调查研究落到现实中缺乏强制性，又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所以现实中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踏踏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走过场的事情并不少见，甚至有的连形式都不走。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将人民群众视为政治主体，而是将群众当作客体、当作对象，这种工作方法与思想方式在现代社会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情况千头万绪，领导干部时间与精力有限，调研再深入，也有一个认识不全的问题。所以，综合以上，过分依赖领导干部个人的调查研究并不能有效保证领导者思想的时时更新，不能切实保证领导者认识能够突破既有窠臼。
只有健全有效的民主制度，才能使领导者既能够充分把握民情民意，又受到强大的监督制约不能任意而为。实际上，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发育及其民意表达与监督制约作用的不断增强，随着民主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领导者想墨守成规、思想僵化都不可能，因为其时时面临来自民众利益表达与监督制约的压力，其认识固化与错误决策的可能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过的：“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3]换言之，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常规化，日常化，制度化了。那个时候，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的运动式的思想解放已经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条件语境，有效而顺畅的民主制度机制把其消解掉了！就此而言，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具有长远而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2]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丛 琳
[关键词]思想立党；思想解放；理解；过程；民主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0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高度重视思想解放。也正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得以不断推进并取得辉煌成就。多年以来，学界关于思想解放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依笔者所见，在研究深度方面尚需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方面，相关研究仍有待强化。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思想解放的逻辑问题予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思想解放的内在必要性
分析思想解放，首先必须要回答的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性问题。为什么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思想解放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阴霾在很多情况下持久而不易散去？从根本而言，产生这一情况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注重思想立党或理论立党；其二，尽管注重思想立党，但发展的落后性与文明的不发达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较长时间内缺乏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国情基础；其三，由于无法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很容易陷入较大程度的空想，典型表现即是欲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供的超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图景去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这不能不在现实发展中造成严重的问题与失误。
注重思想立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这种思想立党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于生产力极其落后、解放与发展成为民族迫切任务的历史语境下，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改造世界为使命，指明社会发展规律与机制，并能够提供美好前景构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容易为其所接受、认同并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立党的情况稍作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政党的，不仅仅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价值观，还有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特别是包括制度构想的理想图景。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当然也会认同某种思想理论，但其更强调以某些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法治、民主、权利、正义等作为制度建设的观念指导。一个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是相对明确简单的价值理念；一个更侧重于政策制定，一个更强调制度建设。形象的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从理论下降到政策再下降到行动，西方政党是从价值理念下降到制度再下降到行动。
以一套整全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是给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这个政党不仅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而且要充分、完整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本身，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党才能够将理论有效地与现实相结合，指导现实，改造世界。恩格斯的名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所指的不仅仅是认识现实世界，同样也包括对既有理论的认知。就此而言，任何理解都不是理解者仅仅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思维到思维，从既有理论到线性地接受理论，仅仅局限于主观世界的一个问题。“正像一定的社会思想的起源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一样，一定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和理解也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2]156如果没有这种基础，那更主要的只是语言符号层次的把握，而不是理解层次的把握。即使是理解层次的把握，也往往只是片面地把握，而不是全面把握。
在此意义上，反思地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指导思想之所以出现片面理解，是因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缺乏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与生活基础。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现代工业文明不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文明程度的背景下，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无法深刻理解产生于现代大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原理。具体而言，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内部，新质的生产力极其微弱，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们都没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体验与理解。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变革不是由于社会中新质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推动，不是在本国之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了，而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落后了，无法与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外来势力抗衡。为了救亡图存，就必须要推翻传统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所以，整个近现代国人的关注点是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向上层建筑的聚焦不是由于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而是外部救亡图存的要求。由于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所以，当时将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与上层建筑学说，而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解不透。换言之，中国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必然使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一定的扭曲与变形。“对于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西方工业革命所展现的生产力决定作用，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且更是他们每日每时亲眼所见的直接现实。但是，相对于始终生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的人们来说，西方工业革命所展现的这类社会事实，却又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些遥远的、令人费解的异域奇闻或历史故事。无论如何，落后国家的人们只有在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本国工业文明诞生过程中的同类现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地领会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同类事实，因而也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要求一个主要或完全由农业文明所熏陶出来的头脑去洞悉工业文明诞生过程中的历史奥妙，那就是违反了人类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程序，因而这种要求也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的。”[2]162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越低，工业与经济越不发展，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就越低，因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曲解程度就越高。反之，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就越高，因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曲解程度就越低。这就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与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社会历史规律之所在。”[2]160按此分析，由于经济社会基础与文明发展程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对指导思想的理解失误在所难免，出现理解的片面化、认识的僵化在所难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理解失误从而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挫折同样也在所难免。这样讲并不是为过去的挫折与失误辩护，而是想说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教训与挫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非纯粹主观人为的原因。当然，挫折的大小与失误的程度是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作用于其中的。 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切实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往往容易陷入主观主义与空想，往往容易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而按照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预设去教条地选择生产关系。然而，这种超越阶段选择的带有很大共产主义色彩的制度模式却无法有效对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所提供的不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而是一种超现代化的理想蓝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蓝图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继“人的依赖”形态之后的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属于在这之后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生产关系高度计划性、生活中的普遍自主、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所展现的并非一个现代社会就可以大规模实现与操作的理想图景，而是超越市场经济阶段的未来社会的状态景象。以这样一种超现代性的图景应用于生产力落后的中国，结果如何呢？实际上，中国社会甚至直至今天也不能完全说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化仍是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否弃现代性，而是拥抱现代性，尽管可能需要根据现代性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其进行纠偏。中国社会需要现代化，缺乏现代性，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想图景又是超现代化，批判现代性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一种超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本身推进的艰难：即使在某一方面单维推进，能够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的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在这种情况下，超现代性的理论与欲建构现代性的现实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而由鸿沟造成的挫折与失误也就成为必然。实际上，这样一种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与制度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有其较为深刻的影响。
以上我们仅仅是以发展落后性造成的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难以形成深入切实的理解为例，说明一个理论立党的政党，要想真正透彻完整地理解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内容繁多的理论体系本身并非是短期内可以完全主观解决的事情。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特定的文明发展程度、特定阶段的历史形势与任务，决定了这一时代条件与历史形势下的人们对一种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程度。超出了经济社会基础、文明发展阶段与客观历史形势所能提供的理解可能性空间，理论上的认知就极易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就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作为一个问题就会逐渐成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思想解放的内在必然性就会逐渐展现。
二、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性
既然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只能提供一定范围的理解可能性空间，那么，随着社会存在的不断变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经验教训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历史任务的不断变化，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解也就必然会不断深化。这一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打破既有僵化认识，实现思想持续解放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国具体实际实现螺旋式上升的不断结合过程。就此而言，立基于实践推动基础之上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具有历史性与过程性。
这种持续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会以三种不尽相同的形式予以实现。其一，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狭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博大精深，后来者又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形成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成果成为一个包含诸多不同方面、涉及内容极为复杂的庞大理论谱系。如此庞大的理论谱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既是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思想的负担。面对先在的理论谱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可能一个时期内在这一思想谱系的一个点或一个方面实现了思想解放，但另外一个时期又遇到了对这个思想谱系另外一个点或方面的僵化认识，因此，思想解放成为必要。当然，这种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点的转移归根到底是由现实的实践任务所决定的。其二，在同一个问题上实现持续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这或者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的基本理论方面，短时间惯性思维难以彻底扭转，思想解放难以完全尽快实现，或者是因为现实实践活动的展开只能支撑部分的思想解放，深入思想解放的实践基础或历史条件尚未充分具备。不论哪一方面的原因抑或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或现实问题上，这就决定了思想解放不是一次即可完成的任务，往往表现为一个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持续过程。比如，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步步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即是如此。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思想解放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观点，但这个理论观点随实践不断发展自身又会逐渐僵化从而也成为待解放的。比如我们原来从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开始从生产力的维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而现在唯GDP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又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最为深层的本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落实到人的发展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与幸福上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社会的和谐，奠定必要的基础和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已，虽然是相当重要的基础与极为必要的条件。换言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准，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当然，在现实进程中，以上这三种思想解放形式并非单线进行，而是相互交错、彼此影响。
三、思想解放的常规化制度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呈现为一个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那么，思想解放是否会永无止境呢？当然，作为人类认识进程的思想突破与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惯常采用的通过运动实现思想解放的这一做法则不会永远持续。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思想解放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运动的形式。这一思想解放形式存在的前提往往是过去的惨痛教训使得领导人不得不打破既有教条，正视现实，从而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或者说惨痛的经验教训给领导人思想转变提供了契机。那么，为什么领导人往往要等到受到惨痛教训后才不得不转变认识或者说才有思想转变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在民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了解实际情况有难度，同时也难以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思想僵化，认识脱离实际，在现实实践中出现问题就难以避免。当然，调查研究具有民主的部分替代功能，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把握民意，但是从现代性的视野观之，过度依赖领导干部个人的调查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主动性在领导干部一方，领导干部本身存在一个有无主动性的问题；调查研究落到现实中缺乏强制性，又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所以现实中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踏踏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走过场的事情并不少见，甚至有的连形式都不走。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将人民群众视为政治主体，而是将群众当作客体、当作对象，这种工作方法与思想方式在现代社会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情况千头万绪，领导干部时间与精力有限，调研再深入，也有一个认识不全的问题。所以，综合以上，过分依赖领导干部个人的调查研究并不能有效保证领导者思想的时时更新，不能切实保证领导者认识能够突破既有窠臼。
只有健全有效的民主制度，才能使领导者既能够充分把握民情民意，又受到强大的监督制约不能任意而为。实际上，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发育及其民意表达与监督制约作用的不断增强，随着民主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领导者想墨守成规、思想僵化都不可能，因为其时时面临来自民众利益表达与监督制约的压力，其认识固化与错误决策的可能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过的：“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3]换言之，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常规化，日常化，制度化了。那个时候，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的运动式的思想解放已经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条件语境，有效而顺畅的民主制度机制把其消解掉了！就此而言，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解放具有长远而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2]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