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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芬兰是世界电影生产小国，但芬兰电影不断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养料，拍出来了非同凡响的电影，并为小国电影的成功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芬兰电影;小国电影
芬兰虽然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少数西方国家之一，但普通的中国对她的电影成就更是知之甚少。究其原因，因为芬兰是一个电影生产小国。但芬兰电影人凭着自我的勤奋、努力和创新，制定了完善的发展计划，培育了健康的电影市场、拥有了自己的国际影星，造就了闪亮的电影大师、并不断推出年轻有为的电影新人，帮助他们走向世界。这一切都表明，芬兰电影已成为了小国电影的成功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芬兰电影的成功就是芬兰整个国家成功的缩影。芬兰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 历史上一直处在异族的统治下，长期成为两邻国（瑞典和俄国）军事冲突的战场和胜利方的奖品。但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苦痛的国家历史却创造了芬兰独特的语言文化，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孕育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被称之为“西素”的芬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芬兰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形象，慢慢成为了一个发达、富足、具有先进环保理念的国家。
“西素”精神不仅改变了芬兰的国运，也成就了芬兰的电影。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是芬兰民族意识完全觉醒，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芬兰电影起步的时刻。芬兰最早的电影拍摄活动出现在（1904），第一部短故事片《酿私酒的人》和第一部长故事片《瑟尔薇》生产分别完成于1907和1913年，都早于国家取得独立的1917年。为了激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早期的芬兰电影人拍摄了不少记录祖国大好河山的新闻片和纪录片，而第一部短故事片的剧本则产生于全国电影剧本创作大赛。因此，可以这么说，芬兰电影在诞生之时就与国家特征和民族意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这个原因沙俄政府在1906年公开禁止芬兰拍摄电影。
独立后的芬兰电影能将爱国主义题材和艺术创新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要属1938年拍摄的《被盗的死亡》。这部惊悚片讲述了1904年芬兰人民为了抵抗沙俄侵略，秘密运送武器，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芬兰资产阶级矛盾的心态，但最终他们必须在经济地位和国家独立之间进行取舍。同时，在拍摄上，该片运用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
1939年爆发的芬兰历史上被称之为“冬季战争”的苏芬战争彻底打破了独立后平静的生活。虽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芬兰战败，但苏联为此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芬兰却展现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力量。”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称赞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年之后，芬兰为了夺回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苏芬两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史称 “继续战争”。虽然芬兰再次战败，但继续战争使芬兰避免了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实现了维护国家独立的目标。
芬兰军民在两次苏芬战争中顽强奋战、保卫家园的壮举成了战后芬兰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1954 年，芬兰作家韦伊诺·林纳根据自己在继续战争中亲身经历创作的《无名战士》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并在第二年由芬兰著名导演埃德温·拉伊內搬上银幕。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同名电影运用 纪实和虚构交替的艺术手法，忠实地重现了小说中一机枪连的年轻士兵在三年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上映后，人们观影如潮，观众人数达280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成了芬兰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在2007年的评选中名列芬兰十佳电影榜首。小说和电影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当时国家的状况。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芬兰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急需一种力量能使国家摆脱阴影，国民重拾信心，民族找回尊严，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步入世界强国之林。 在以后的60多年的时间里，这部电影曾被重拍两次，每次都是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困难时刻。第一次的重拍发生在1985年，由芬兰当时优秀的新浪潮导演劳尼·莫尔伯格执导。受到7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北欧的福利制度（包括芬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之间的怀旧情绪高涨，人们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动力。2017年芬兰再次重拍《无名战士》，导演是芬兰新生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阿库·洛希米耶斯。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使得芬兰这一小国再次陷入困境。由于经济政策失误，芬兰出现了灾难性的大规模失业。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后更引发了有关国家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但百折不挠的芬兰人凭借“西苏”精神，逐渐摆脱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依然能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人们从最新版的《无名战士》（2017）中似乎看到了这十几年来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不懈努力。
芬兰电影对当今世界电影发展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全球电影生产日益好莱坞化的当下能够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己国家的电影传统，并利用全球化的契机繁荣本国电影生产。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之后，为了强调芬兰文化的独特性，芬兰的电影中出现了许多未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的文化共同体，试图为国家特征遭受弱化后的芬兰找到其它独立的特征。在此期间，马库·波洛宁执导的多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都得到了评论界好评，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如《幸福之地》、《最后的婚礼》、《河畔的夏天》，其中《婚礼》曾荣获多项尤西大奖。有评论家指出，这些电影正是国家现阶段所需要的，既富有芬兰特色，同时能打动普通观众。导演本人也说，他非常欣赏芬兰早期电影中所展现的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象。芬兰人崇尚简单的生活，享受桑拿浴房和湖泊之间那种淳朴而又美丽的状态。人们从夏日的乡间和户外的探戈舞蹈中，仿佛重新回到了集体拥有美好记忆的过去，无论他们来自何方，不管他们是否有过乡村生活的经历。
虽然马库·波洛宁的电影在芬兰国内大受欢迎，但很少能在国外找到知音。真正能在国际影坛取得巨大成功的芬兰导演要属同龄的阿基·考里斯马基。他是芬兰历史上唯一获得国际声誉的艺术片导演，他的成功实现了芬兰，这个电影生产小国，数代电影人的梦想和期盼。与马库·波洛宁不同的是，阿基·考里斯马基从不认为回到天堂般的美丽乡村是应对全球化的有效手段。那些充满着浓浓怀旧情绪的幻想之作低估甚至忽略了全球化的复杂性。于是，他选择了面对。他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一群落魄的边缘小人物，生活窘迫、寂寞无助的蓝领工人。在影片中考里斯马基总是不留余地展现工人阶级生活的悲凉和晦暗，因为他们的处境生动反映了二战以来芬兰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新经济模式之间的冲突。这在《芬兰三部曲》中尤为明显。通过观看电影，观众能真实感受到后工业化时期所出现的经济危机，那就是个人、市场和慢慢退化的北欧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但是他的主人公即使在生活的重压、理想的破灭已经将自己推到人性忍耐力的边缘，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片中的人们越是遭受社会或任何人的践踏时，越能勇敢地去应对。这种不屈不饶的精神，正是芬兰人称之“希苏”（Sisu）的民族特征的体现。芬兰著名学者、影评人彼得·冯·巴赫曾说过，考里斯马基总在城市的深处和边缘处去呈现一个“第三世界”的芬兰，在那块地方，人性的力量永远能战胜一切困难。
综上所述，芬兰电影的成功不靠大投入、大明星、大导演、大制作、大场面，而是紧紧依托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全球化影像时代凸显芬兰的电影实力。这也许正是小国电影成功的秘诀。
关键词：芬兰电影;小国电影
芬兰虽然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少数西方国家之一，但普通的中国对她的电影成就更是知之甚少。究其原因，因为芬兰是一个电影生产小国。但芬兰电影人凭着自我的勤奋、努力和创新，制定了完善的发展计划，培育了健康的电影市场、拥有了自己的国际影星，造就了闪亮的电影大师、并不断推出年轻有为的电影新人，帮助他们走向世界。这一切都表明，芬兰电影已成为了小国电影的成功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芬兰电影的成功就是芬兰整个国家成功的缩影。芬兰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 历史上一直处在异族的统治下，长期成为两邻国（瑞典和俄国）军事冲突的战场和胜利方的奖品。但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苦痛的国家历史却创造了芬兰独特的语言文化，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孕育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被称之为“西素”的芬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芬兰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形象，慢慢成为了一个发达、富足、具有先进环保理念的国家。
“西素”精神不仅改变了芬兰的国运，也成就了芬兰的电影。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是芬兰民族意识完全觉醒，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芬兰电影起步的时刻。芬兰最早的电影拍摄活动出现在（1904），第一部短故事片《酿私酒的人》和第一部长故事片《瑟尔薇》生产分别完成于1907和1913年，都早于国家取得独立的1917年。为了激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早期的芬兰电影人拍摄了不少记录祖国大好河山的新闻片和纪录片，而第一部短故事片的剧本则产生于全国电影剧本创作大赛。因此，可以这么说，芬兰电影在诞生之时就与国家特征和民族意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这个原因沙俄政府在1906年公开禁止芬兰拍摄电影。
独立后的芬兰电影能将爱国主义题材和艺术创新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要属1938年拍摄的《被盗的死亡》。这部惊悚片讲述了1904年芬兰人民为了抵抗沙俄侵略，秘密运送武器，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芬兰资产阶级矛盾的心态，但最终他们必须在经济地位和国家独立之间进行取舍。同时，在拍摄上，该片运用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
1939年爆发的芬兰历史上被称之为“冬季战争”的苏芬战争彻底打破了独立后平静的生活。虽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芬兰战败，但苏联为此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芬兰却展现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力量。”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称赞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年之后，芬兰为了夺回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苏芬两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史称 “继续战争”。虽然芬兰再次战败，但继续战争使芬兰避免了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实现了维护国家独立的目标。
芬兰军民在两次苏芬战争中顽强奋战、保卫家园的壮举成了战后芬兰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1954 年，芬兰作家韦伊诺·林纳根据自己在继续战争中亲身经历创作的《无名战士》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并在第二年由芬兰著名导演埃德温·拉伊內搬上银幕。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同名电影运用 纪实和虚构交替的艺术手法，忠实地重现了小说中一机枪连的年轻士兵在三年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上映后，人们观影如潮，观众人数达280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成了芬兰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在2007年的评选中名列芬兰十佳电影榜首。小说和电影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当时国家的状况。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芬兰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急需一种力量能使国家摆脱阴影，国民重拾信心，民族找回尊严，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步入世界强国之林。 在以后的60多年的时间里，这部电影曾被重拍两次，每次都是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困难时刻。第一次的重拍发生在1985年，由芬兰当时优秀的新浪潮导演劳尼·莫尔伯格执导。受到7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北欧的福利制度（包括芬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之间的怀旧情绪高涨，人们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动力。2017年芬兰再次重拍《无名战士》，导演是芬兰新生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阿库·洛希米耶斯。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使得芬兰这一小国再次陷入困境。由于经济政策失误，芬兰出现了灾难性的大规模失业。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后更引发了有关国家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但百折不挠的芬兰人凭借“西苏”精神，逐渐摆脱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依然能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人们从最新版的《无名战士》（2017）中似乎看到了这十几年来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不懈努力。
芬兰电影对当今世界电影发展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全球电影生产日益好莱坞化的当下能够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己国家的电影传统，并利用全球化的契机繁荣本国电影生产。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之后，为了强调芬兰文化的独特性，芬兰的电影中出现了许多未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的文化共同体，试图为国家特征遭受弱化后的芬兰找到其它独立的特征。在此期间，马库·波洛宁执导的多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都得到了评论界好评，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如《幸福之地》、《最后的婚礼》、《河畔的夏天》，其中《婚礼》曾荣获多项尤西大奖。有评论家指出，这些电影正是国家现阶段所需要的，既富有芬兰特色，同时能打动普通观众。导演本人也说，他非常欣赏芬兰早期电影中所展现的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象。芬兰人崇尚简单的生活，享受桑拿浴房和湖泊之间那种淳朴而又美丽的状态。人们从夏日的乡间和户外的探戈舞蹈中，仿佛重新回到了集体拥有美好记忆的过去，无论他们来自何方，不管他们是否有过乡村生活的经历。
虽然马库·波洛宁的电影在芬兰国内大受欢迎，但很少能在国外找到知音。真正能在国际影坛取得巨大成功的芬兰导演要属同龄的阿基·考里斯马基。他是芬兰历史上唯一获得国际声誉的艺术片导演，他的成功实现了芬兰，这个电影生产小国，数代电影人的梦想和期盼。与马库·波洛宁不同的是，阿基·考里斯马基从不认为回到天堂般的美丽乡村是应对全球化的有效手段。那些充满着浓浓怀旧情绪的幻想之作低估甚至忽略了全球化的复杂性。于是，他选择了面对。他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一群落魄的边缘小人物，生活窘迫、寂寞无助的蓝领工人。在影片中考里斯马基总是不留余地展现工人阶级生活的悲凉和晦暗，因为他们的处境生动反映了二战以来芬兰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新经济模式之间的冲突。这在《芬兰三部曲》中尤为明显。通过观看电影，观众能真实感受到后工业化时期所出现的经济危机，那就是个人、市场和慢慢退化的北欧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但是他的主人公即使在生活的重压、理想的破灭已经将自己推到人性忍耐力的边缘，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片中的人们越是遭受社会或任何人的践踏时，越能勇敢地去应对。这种不屈不饶的精神，正是芬兰人称之“希苏”（Sisu）的民族特征的体现。芬兰著名学者、影评人彼得·冯·巴赫曾说过，考里斯马基总在城市的深处和边缘处去呈现一个“第三世界”的芬兰，在那块地方，人性的力量永远能战胜一切困难。
综上所述，芬兰电影的成功不靠大投入、大明星、大导演、大制作、大场面，而是紧紧依托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全球化影像时代凸显芬兰的电影实力。这也许正是小国电影成功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