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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化工业时代悄然来临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发展一直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从此后开始，中国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就开始超过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已超过轻纺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重化工业加速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据统计，2000—2003年，我国重化工业增长速度为14.0％，高于轻工业2.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由62.5％提高到64.3％，在短短的3年内上升了近2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同比增长了18.5％，比轻工业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5个重化工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
上述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给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准备得好不好，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告别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轻型工业化发展阶段，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重化工业时代。与上世纪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推动下的重工业超前发展截然不同，促使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主要有内外双重因素。
（一）消费结构的升级
从内部因素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相适应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工业化进程一般要依次经过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最后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在国际经济学界，一般把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以至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结构重心将由轻纺工业逐渐向重化工业转移。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人均GDP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2003年人均GDP接近11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开始步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即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深加工、重型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如果说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我国迈入重化工工业时代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转移则推动我国重化工工业时代提前到来的重要外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一轮升级换代。其原来的重化工业由于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和环保要求提高而越来越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于是它们加速了对重化工业的国际转移。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拥有巨大的现实和潜在市场，并在发展中国家中有较强的生产技术基础，有较强的技术开发力量，有较完善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劳动力价格又比较低廉。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转移提供条件和发展空间。入世之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重化工业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积极在我国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出现加快向我国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从而加速了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退出某些重化产业，也给中国重化工业腾出了发展的市场空间和表演的舞台。
二、加快发展重化工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一）发展重化工业，可以缓解重化工业突出的供需矛盾，减少进口依赖，增加出口创汇。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部分轻纺工业产品已经基本趋于饱和，市场供过于求明显，价格战此起彼伏，企业盈利空间越来越狭小。与此同时，我国重化工业产品需求与日俱增，但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现状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目前，国产乙烯只能满足国内市场的46.4％；国产五大树脂只能满足国内市场的49.4％；钢产量虽占全球的25％，但结构失衡，每年仍需进口1700万吨左右附加值较高的钢材；我国虽是轻纺产品生产大国，但使用的机械设备主要依靠进口，仅进口纺织机械每年就要花费30亿美元左右。加快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市场结构性矛盾。
（二）发展重化工业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的标志。历史上，无论英国、美国、日本，凡曾扮演过“世界工厂”角色的国家，不仅一般消费类产品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大，更重要的是为生产一般消费类产品提供原料、技术、装备支撑的重化工业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大。换言之，一个没有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支撑的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或“世界工厂”。中国要发展成世界制造业中心或"世界工厂"，关键和难点不在一般消费类产品制造业，而在于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重化工工业的全面振兴。
（三）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我国更多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向知识技术密集的高加工阶段转型，尤其是因为市场、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重化工业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正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投资场所。因此，发展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有利于增强对跨国公司、国际大财团投资的吸引力，使我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更多地吸收利用外资。
（四）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轻型工业发展充分，产品已进入饱和期，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恶性竞争和“价格战”此起彼伏，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投资效益日趋下降。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消费升级周期和产业链条长，对经济发展带动性强。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产业关联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到机械加工业、材料、电子和机械零配件加工等配套行业，还涉及到农业、国防等各行各业，其发展必将带动众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发展重化工业，可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增长。
三、正确处理重化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重化工业化是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中长期趋势，但重化工业化一定要适度，不能破坏国民经济的内在比例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我国重化工业化不能走传统意义上“粗、笨、重”粗放型重化工业化道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国内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基础类重工业必须与深度加工类重工业同步发展，否则必然导致工业内部结构甚至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使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因此，新阶段推进重型化为取向的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高加工集成类重化工业为主导，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制造、机械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机电一体化产品，钢铁、石油化学工业也应着重于提高产业的加工深度和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继续提高轻型产业的产品技术档次。
第一，要积极推进产业产出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更替，从高度化、深度化方向和规模经济的要求出发，加快适度重型化的支柱产业建设，重建产业间的关联机制，从而从深层次上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形成新阶段新的产业格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要加快产业技术结构升级步伐，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轻纺工业，促使其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实现“轻型”高级化。
第三，要处理好重化工业发展与扩大劳动就业的关系。重化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单位资本所能安排的劳动就业少。而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很大，因此，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扩大就业的要求。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重化工业发展的负面效应
“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发展重化工工业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其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伴随着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石油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所产生的大量工业废弃物，一度造成了自然环境严重污染与生态平衡破坏。为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等相关法律，1971年设立了环境厅，并从此每年发布“环境白皮书”，安排巨额财政预算用于治理环境污染造成的各种公害。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重化工工业发展模式，教训十分深刻。
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我国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类似问题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噪音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年用于治理各类污染的投入超过1000亿元，同时也损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在我国重演，必须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必须走能源、资源节约型的路子。如果单位GDP能耗、物耗指标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倍的现状不尽快得以根本改变，不仅我国重化工业增长难以持久，而且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必须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对现有的众多落后设备、工艺的改造升级步伐，大大降低能耗、物耗水平。其次，要鼓励发展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发展推广先进环保技术，大大减少重化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要注重开发木材、矿物等资源的替代技术，减少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在北方广大地区注重发展工业节水技术，治理水污染，保护和合理开发水资源，使我们的家园和自然生态环境随着重工业化的进程变得更加秀美。
第三，要把“绿色制造”理念贯穿到产品制造的全过程，开展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向社会提供绿色商品。在产品的设计时，要注意选择与环境友好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实行绿色制造，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降低资源消耗；在产品寿命终结时，要做好产品的拆卸、回收和再利用，做到所剩废弃物的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
第四，要加强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立法与执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和260多条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增长是硬道理，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有个别地区，为了扩大招商引资，竟把环境治理成本低作为有利的条件隆重推出。这显然是短视和错误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发展一直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从此后开始，中国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就开始超过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已超过轻纺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重化工业加速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据统计，2000—2003年，我国重化工业增长速度为14.0％，高于轻工业2.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由62.5％提高到64.3％，在短短的3年内上升了近2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同比增长了18.5％，比轻工业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5个重化工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
上述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给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准备得好不好，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告别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轻型工业化发展阶段，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重化工业时代。与上世纪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推动下的重工业超前发展截然不同，促使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主要有内外双重因素。
（一）消费结构的升级
从内部因素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相适应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工业化进程一般要依次经过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最后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在国际经济学界，一般把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以至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结构重心将由轻纺工业逐渐向重化工业转移。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人均GDP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2003年人均GDP接近11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开始步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即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深加工、重型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如果说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我国迈入重化工工业时代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转移则推动我国重化工工业时代提前到来的重要外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一轮升级换代。其原来的重化工业由于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和环保要求提高而越来越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于是它们加速了对重化工业的国际转移。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拥有巨大的现实和潜在市场，并在发展中国家中有较强的生产技术基础，有较强的技术开发力量，有较完善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劳动力价格又比较低廉。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转移提供条件和发展空间。入世之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重化工业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积极在我国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出现加快向我国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从而加速了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退出某些重化产业，也给中国重化工业腾出了发展的市场空间和表演的舞台。
二、加快发展重化工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一）发展重化工业，可以缓解重化工业突出的供需矛盾，减少进口依赖，增加出口创汇。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部分轻纺工业产品已经基本趋于饱和，市场供过于求明显，价格战此起彼伏，企业盈利空间越来越狭小。与此同时，我国重化工业产品需求与日俱增，但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现状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目前，国产乙烯只能满足国内市场的46.4％；国产五大树脂只能满足国内市场的49.4％；钢产量虽占全球的25％，但结构失衡，每年仍需进口1700万吨左右附加值较高的钢材；我国虽是轻纺产品生产大国，但使用的机械设备主要依靠进口，仅进口纺织机械每年就要花费30亿美元左右。加快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市场结构性矛盾。
（二）发展重化工业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的标志。历史上，无论英国、美国、日本，凡曾扮演过“世界工厂”角色的国家，不仅一般消费类产品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大，更重要的是为生产一般消费类产品提供原料、技术、装备支撑的重化工业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大。换言之，一个没有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支撑的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或“世界工厂”。中国要发展成世界制造业中心或"世界工厂"，关键和难点不在一般消费类产品制造业，而在于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重化工工业的全面振兴。
（三）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我国更多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向知识技术密集的高加工阶段转型，尤其是因为市场、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重化工业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正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投资场所。因此，发展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有利于增强对跨国公司、国际大财团投资的吸引力，使我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更多地吸收利用外资。
（四）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轻型工业发展充分，产品已进入饱和期，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恶性竞争和“价格战”此起彼伏，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投资效益日趋下降。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消费升级周期和产业链条长，对经济发展带动性强。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产业关联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到机械加工业、材料、电子和机械零配件加工等配套行业，还涉及到农业、国防等各行各业，其发展必将带动众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发展重化工业，可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增长。
三、正确处理重化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重化工业化是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中长期趋势，但重化工业化一定要适度，不能破坏国民经济的内在比例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我国重化工业化不能走传统意义上“粗、笨、重”粗放型重化工业化道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国内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基础类重工业必须与深度加工类重工业同步发展，否则必然导致工业内部结构甚至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使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因此，新阶段推进重型化为取向的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高加工集成类重化工业为主导，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制造、机械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机电一体化产品，钢铁、石油化学工业也应着重于提高产业的加工深度和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继续提高轻型产业的产品技术档次。
第一，要积极推进产业产出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更替，从高度化、深度化方向和规模经济的要求出发，加快适度重型化的支柱产业建设，重建产业间的关联机制，从而从深层次上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形成新阶段新的产业格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要加快产业技术结构升级步伐，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轻纺工业，促使其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实现“轻型”高级化。
第三，要处理好重化工业发展与扩大劳动就业的关系。重化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单位资本所能安排的劳动就业少。而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很大，因此，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扩大就业的要求。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重化工业发展的负面效应
“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发展重化工工业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其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伴随着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石油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所产生的大量工业废弃物，一度造成了自然环境严重污染与生态平衡破坏。为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等相关法律，1971年设立了环境厅，并从此每年发布“环境白皮书”，安排巨额财政预算用于治理环境污染造成的各种公害。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重化工工业发展模式，教训十分深刻。
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我国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类似问题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噪音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年用于治理各类污染的投入超过1000亿元，同时也损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在我国重演，必须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必须走能源、资源节约型的路子。如果单位GDP能耗、物耗指标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倍的现状不尽快得以根本改变，不仅我国重化工业增长难以持久，而且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必须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对现有的众多落后设备、工艺的改造升级步伐，大大降低能耗、物耗水平。其次，要鼓励发展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发展推广先进环保技术，大大减少重化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要注重开发木材、矿物等资源的替代技术，减少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在北方广大地区注重发展工业节水技术，治理水污染，保护和合理开发水资源，使我们的家园和自然生态环境随着重工业化的进程变得更加秀美。
第三，要把“绿色制造”理念贯穿到产品制造的全过程，开展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向社会提供绿色商品。在产品的设计时，要注意选择与环境友好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实行绿色制造，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降低资源消耗；在产品寿命终结时，要做好产品的拆卸、回收和再利用，做到所剩废弃物的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
第四，要加强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立法与执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和260多条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增长是硬道理，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有个别地区，为了扩大招商引资，竟把环境治理成本低作为有利的条件隆重推出。这显然是短视和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