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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个大局”的探讨，最早可回溯到20多年以前1988年。是年9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
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甫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的确差距拉大的趋势，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四个，至十二五规划，西部开发走过十年，步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2011年，有着多重重要含义。在媒体的诠释中，无论是“十二五”的开局，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都在这一年落笔。一个隐藏在众多关键意义背后的主题，则是正在开启第二阶段的西部大开发。来自官方的阐释称，不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十二五的发展规划，西部地区的发展都将是未来的重点和难点。
温家宝总理所作的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回顾“十一五”时期得出的认识与体会中，明确谈到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和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十年平衡路
在今年3月9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中央财政将采取种种措施来缓解、化解基层的财政困难、保障困难地区的医改需要。这是应该的，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王军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者会上做出如上表示的，他特别提到，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为缓解基层财政，特别是困难地区财政支出的压力，中央将推进六大措施以保障包括医改在内的各项民生的支出需要。这六项措施包括加大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给予基层一定的奖补制度，以及中央不断加大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措施。
西部开发的显在涵意就是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实际上，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从去年开始即提上日程。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西部重镇重庆、成都、西安均在重点建设之列，而包括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网络等基础设施在内的一应项目，亦在统筹框架之内。
走过奠定基础的初级阶段，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也在演进中酝酿出了新思路。来自官方的消息称，作为第一个西部十年发展规划的延续，第二个十年发展规划将在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把唯GDP增长方式的观念逐渐转到政府公共服务上来。同时，未来的开发将把重心放在发展特色产业上，如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牧产品深加工和旅游产业等六大产业。发展特色产业的布局，正成为西部大开发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有标志。
除了产业特色之外，以往的优惠政策在新的西部大开发十年规划中将有增无减。包括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倾斜政策等措施，不仅会持续施行，并且将加大力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十年，正是因为上述政策的实施，才使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年均超过11%的发展速度。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区域发展一直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回顾“十一五”规划《建议》，当时提出的“四个机制”为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科学而有效的道路。这四个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市场机制对中西部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以内蒙古为例，其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七年蝉联第一，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到一匹重要黑马。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年底公布的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期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10.5个百分点。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西部地区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3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8％下降到9.3％，下降10.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快了4.5个百分点。此外，西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显著提高。数据显示，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197.6元增加到2008年的2482.4元，增长107.3％，比全国重点县的增长幅度高2.9个百分点。
显在之手
3月23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清理和归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被纳入财政部牵头的落实项目之中。
此前，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就已经显示中央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在2011年中央预算10.22万亿总支出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将高达3.731万亿元。
在中央财政日渐充裕之时，转移支付被称为中央在宏观调控之外的另一只无形之手。
作为一种无偿支出平衡形式，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其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分析人士称，腾挪着巨量资金的转移支付之手，是辅助宏观调控，且在区域协调、民族团结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的方式。
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称，“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六成以上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足见，中央转移支付对于西部地区的输血之功。
统计数据显示，为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从2000年的10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933亿元，年均增长28.2%；2000年—2008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累计达30338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43.6%。
根据2010年的财政预算数据，包括重庆、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在内的西部重镇，所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超过千亿，对于大部分省份的财政补助甚至远超其本省份创造的财政收入。而在西藏、青海等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省份，由于基数小，中央转移支付均超过当地财政税收总盘子的5-10倍。
实际上，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移支付一直作为平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沿海地区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等客观因素，不仅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飞速的跨越，同时也贡献了全国大部分的税收比例。
以2010年的上海为例，当年上海全年实现税收8003.53亿，其中上缴中央的国税高达5514.04亿元，上海留下的地税为2489.48亿元。相比之下，西部则是另一番境况。同一时间段青海省完成的GDP为1081亿，财政预算收入为110亿，作为一个地域资源大省，这个财政收入不及苏州昆山这个县级市。而青海这一年的财政支出却为743亿。青海财政支出超出当地财政收入的5倍还多，这个差额部分，则由中央补助的形式。
某种程度上，这种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即是转移支付的直接表现形式。十年前，西部大开发甫付实行之时，在行文中谈到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巩固国防等要务。上海与青海的例子，就是先富带后富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内容之一。
据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形式，前者地方可以自主安排使用，而后者则切分为教育、医疗、赈灾等10多个项专项支付，专款专用，不得挪为他用。”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政的输血一定程度上亦是中西部省份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于西部地区的重要意味可想而知。
未完之局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因为东西部地区各种差异的存在，使各自的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能和东部地区拉平。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在西部开发的大背景下中央财政给予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很大的支持，但东西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数据显示，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1000元。
一方面，是源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良好，另一方面则因为西部地区基础太差，尽管西部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平均增长势头良好，但东西差距仍然没能缩小。对此，李子彬建议中央应当继续加大对西部开发支持力度。
2010年7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在内的重要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无论是从会议的规格而言，还是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都堪称西部大开发的一次总动员。
会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任务，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后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胡锦涛在肯定了西部开发的正确决策的同时，也肯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10年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并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与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西部未来的发展目标被形象地概括为“三个大台阶”，即“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也强调了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在提到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培育特色产业、保障民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均为重要内容。
“认真总结1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全面谋划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要求和政策措施,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际上，现阶段的西部大开发目标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明确，即“从2010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
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甫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的确差距拉大的趋势，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四个，至十二五规划，西部开发走过十年，步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2011年，有着多重重要含义。在媒体的诠释中，无论是“十二五”的开局，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都在这一年落笔。一个隐藏在众多关键意义背后的主题，则是正在开启第二阶段的西部大开发。来自官方的阐释称，不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十二五的发展规划，西部地区的发展都将是未来的重点和难点。
温家宝总理所作的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回顾“十一五”时期得出的认识与体会中，明确谈到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和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十年平衡路
在今年3月9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中央财政将采取种种措施来缓解、化解基层的财政困难、保障困难地区的医改需要。这是应该的，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王军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者会上做出如上表示的，他特别提到，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为缓解基层财政，特别是困难地区财政支出的压力，中央将推进六大措施以保障包括医改在内的各项民生的支出需要。这六项措施包括加大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给予基层一定的奖补制度，以及中央不断加大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措施。
西部开发的显在涵意就是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实际上，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从去年开始即提上日程。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西部重镇重庆、成都、西安均在重点建设之列，而包括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网络等基础设施在内的一应项目，亦在统筹框架之内。
走过奠定基础的初级阶段，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也在演进中酝酿出了新思路。来自官方的消息称，作为第一个西部十年发展规划的延续，第二个十年发展规划将在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把唯GDP增长方式的观念逐渐转到政府公共服务上来。同时，未来的开发将把重心放在发展特色产业上，如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牧产品深加工和旅游产业等六大产业。发展特色产业的布局，正成为西部大开发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有标志。
除了产业特色之外，以往的优惠政策在新的西部大开发十年规划中将有增无减。包括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倾斜政策等措施，不仅会持续施行，并且将加大力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十年，正是因为上述政策的实施，才使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年均超过11%的发展速度。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区域发展一直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回顾“十一五”规划《建议》，当时提出的“四个机制”为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科学而有效的道路。这四个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市场机制对中西部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以内蒙古为例，其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七年蝉联第一，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到一匹重要黑马。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年底公布的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期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10.5个百分点。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西部地区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3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8％下降到9.3％，下降10.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快了4.5个百分点。此外，西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显著提高。数据显示，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197.6元增加到2008年的2482.4元，增长107.3％，比全国重点县的增长幅度高2.9个百分点。
显在之手
3月23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清理和归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被纳入财政部牵头的落实项目之中。
此前，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就已经显示中央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在2011年中央预算10.22万亿总支出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将高达3.731万亿元。
在中央财政日渐充裕之时，转移支付被称为中央在宏观调控之外的另一只无形之手。
作为一种无偿支出平衡形式，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其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分析人士称，腾挪着巨量资金的转移支付之手，是辅助宏观调控，且在区域协调、民族团结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的方式。
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称，“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六成以上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足见，中央转移支付对于西部地区的输血之功。
统计数据显示，为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从2000年的10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933亿元，年均增长28.2%；2000年—2008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累计达30338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43.6%。
根据2010年的财政预算数据，包括重庆、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在内的西部重镇，所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超过千亿，对于大部分省份的财政补助甚至远超其本省份创造的财政收入。而在西藏、青海等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省份，由于基数小，中央转移支付均超过当地财政税收总盘子的5-10倍。
实际上，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移支付一直作为平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沿海地区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等客观因素，不仅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飞速的跨越，同时也贡献了全国大部分的税收比例。
以2010年的上海为例，当年上海全年实现税收8003.53亿，其中上缴中央的国税高达5514.04亿元，上海留下的地税为2489.48亿元。相比之下，西部则是另一番境况。同一时间段青海省完成的GDP为1081亿，财政预算收入为110亿，作为一个地域资源大省，这个财政收入不及苏州昆山这个县级市。而青海这一年的财政支出却为743亿。青海财政支出超出当地财政收入的5倍还多，这个差额部分，则由中央补助的形式。
某种程度上，这种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即是转移支付的直接表现形式。十年前，西部大开发甫付实行之时，在行文中谈到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巩固国防等要务。上海与青海的例子，就是先富带后富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内容之一。
据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形式，前者地方可以自主安排使用，而后者则切分为教育、医疗、赈灾等10多个项专项支付，专款专用，不得挪为他用。”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政的输血一定程度上亦是中西部省份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于西部地区的重要意味可想而知。
未完之局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因为东西部地区各种差异的存在，使各自的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能和东部地区拉平。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在西部开发的大背景下中央财政给予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很大的支持，但东西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数据显示，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1000元。
一方面，是源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良好，另一方面则因为西部地区基础太差，尽管西部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平均增长势头良好，但东西差距仍然没能缩小。对此，李子彬建议中央应当继续加大对西部开发支持力度。
2010年7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在内的重要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无论是从会议的规格而言，还是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都堪称西部大开发的一次总动员。
会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任务，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后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胡锦涛在肯定了西部开发的正确决策的同时，也肯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10年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并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与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西部未来的发展目标被形象地概括为“三个大台阶”，即“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也强调了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在提到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培育特色产业、保障民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均为重要内容。
“认真总结1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全面谋划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要求和政策措施,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际上，现阶段的西部大开发目标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明确，即“从2010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