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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其较长的充电时间也为人所诟病。日前，欧洲和美国计划2020年后车辆电池容量基本上达到100千瓦时，续驶里程达到500公里，设定充电时间15分钟，充电功率350千瓦。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将对现有纯电动汽车整体技术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和安全技术挑战，因此，充电基础设施一定要从长计议，着眼未来10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发电主体能源，充电智能化将会引发能源革命。
我认为，面向未来的下一代汽车将会是“新能源智能化电动汽车”，这意味着电动汽车、驾驶智能化和充电智能化一定会紧密结合在一起。驾驶智能化即将变为红海，而充电智能化仍是蓝海一片，且比驾驶智能化更容易推广，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开辟另外一个能源智能化的大空间。
除此之外，电动车充电技术的发展愿景将会以电池储能、微电网等为主，也就是车电互动，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微电网协同平抑快充负荷。因为快充技术的大幅提升，将会导致快充功率的峰值差过大。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也呈间歇性峰值，如何让两大峰值协调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电网，是一个需要尽快研究和落实的课题。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内，电动车充电模式将会以夜间慢充为主，日间快充为辅，快充场景集中在城市公共快充站、高速路快充站和出租车专营场站；未来3到5年，长途出行则会以高速公路集中快充为主；未来5到10年，充电模式将会实现停车即充，电能交互交易以及长途超级快充。
邓子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跨入新时代、推进新常态，经济转型和发展都要依靠创新力量。
愿景固然可期，但前路总有坎坷。直至今天，我国的科技成果研发体系仍不够健全或健康，转化体系也还不够顺畅。一方面，在研发链条上，对推动科学或工程链接式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的良性互动体系仍未实质性建立，甚至对引导或激励这种良性体系建立和持续发展的导向系统也还存在严重偏差；另一方面，在转化链条上，体制机制需要优化，部门隔墙需要弱化，互动氛围需要强化，资源与技术对接、基础与产业互动的良性局面尚未形成。与科技转化息息相关的科技服务业、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也欠发达，使得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互通有无、合作共享的良性通路。同时，技术服务市场也不够完善，成果交易管理缺乏法制化和规范化。这些现状都制约了创新活力的释放和创新成果的转化。
技术要成熟并顺利转化成产业，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以最大限度驱动创新的潜力和效率，同时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以政府为主导打造公共平台，打破部门利益、单位隶属关系等围墙，真正实现对外开放，并容许作为依托单位承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需要把人才的集聚和培养、科技创新的协同攻关、平台的共享向更广阔的范围辐射，通过一系列制度环境的创新，撬动集成式研发、链接式攻关，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钱锋（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由谁来创新”，归根结底是人才的问题。当前我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制造业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领域关键技术空心化、自主品牌缺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等问题。与之相应的是，我们有世界规模第一的工程教育体系，但培养出的毕业生存在知识技能结构不完善、实践能力弱、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环境适应能力差等问题，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匮乏。
“动力哪里来？”以流程制造业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流程工业制造国家。然而在流程工业生产制造总体效能上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亟须提升，安全和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直面差距，不断自主创新，从追赶走向引领发展，就是最大的创新动力，各行各业均是如此。
“成果如何用”的问题，其实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问题。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局面，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速度，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科技管理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理念建设为根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途径。
陈凯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创新最忌封闭，特别是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和国内外大环境脱节，一定要避免建立一套封闭于国际的、自己孤立的评价体系。我们的创新应当在充分的国际交流环境下推进，对国外一切好的东西不拒绝利用，同时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当前，中国正在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前进，更需要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建设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机构、大科学中心，成为一些国际性科学组织的所在地；培养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扶持一批处于国际先进地位的研究领域和引领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企业；产生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孕育出一些变革性的新理念。
与此同时，应打造促进人才交流的创新文化和环境，把握科技进步的大方向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勢；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入融合；加大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力度，着重推动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突破。
以中国的药物研发为例，我们不少科研人员开展了很有创见的研究工作，但到了研发转化阶段就往往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药审评做法过于“一刀切”，针对临床重大需求、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不足。
近两年来，国家新药审评办法改革力度很大，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的肯定和欢迎。由此可见，创新绝不是实验室之内的事情，必须与上下游链条和整个大环境配合起来。
我认为，面向未来的下一代汽车将会是“新能源智能化电动汽车”，这意味着电动汽车、驾驶智能化和充电智能化一定会紧密结合在一起。驾驶智能化即将变为红海，而充电智能化仍是蓝海一片，且比驾驶智能化更容易推广，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开辟另外一个能源智能化的大空间。
除此之外，电动车充电技术的发展愿景将会以电池储能、微电网等为主，也就是车电互动，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微电网协同平抑快充负荷。因为快充技术的大幅提升，将会导致快充功率的峰值差过大。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也呈间歇性峰值，如何让两大峰值协调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电网，是一个需要尽快研究和落实的课题。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内，电动车充电模式将会以夜间慢充为主，日间快充为辅，快充场景集中在城市公共快充站、高速路快充站和出租车专营场站；未来3到5年，长途出行则会以高速公路集中快充为主；未来5到10年，充电模式将会实现停车即充，电能交互交易以及长途超级快充。
邓子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跨入新时代、推进新常态，经济转型和发展都要依靠创新力量。
愿景固然可期，但前路总有坎坷。直至今天，我国的科技成果研发体系仍不够健全或健康，转化体系也还不够顺畅。一方面，在研发链条上，对推动科学或工程链接式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的良性互动体系仍未实质性建立，甚至对引导或激励这种良性体系建立和持续发展的导向系统也还存在严重偏差；另一方面，在转化链条上，体制机制需要优化，部门隔墙需要弱化，互动氛围需要强化，资源与技术对接、基础与产业互动的良性局面尚未形成。与科技转化息息相关的科技服务业、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也欠发达，使得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互通有无、合作共享的良性通路。同时，技术服务市场也不够完善，成果交易管理缺乏法制化和规范化。这些现状都制约了创新活力的释放和创新成果的转化。
技术要成熟并顺利转化成产业，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以最大限度驱动创新的潜力和效率，同时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以政府为主导打造公共平台，打破部门利益、单位隶属关系等围墙，真正实现对外开放，并容许作为依托单位承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需要把人才的集聚和培养、科技创新的协同攻关、平台的共享向更广阔的范围辐射，通过一系列制度环境的创新，撬动集成式研发、链接式攻关，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钱锋（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由谁来创新”，归根结底是人才的问题。当前我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制造业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领域关键技术空心化、自主品牌缺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等问题。与之相应的是，我们有世界规模第一的工程教育体系，但培养出的毕业生存在知识技能结构不完善、实践能力弱、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环境适应能力差等问题，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匮乏。
“动力哪里来？”以流程制造业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流程工业制造国家。然而在流程工业生产制造总体效能上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亟须提升，安全和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直面差距，不断自主创新，从追赶走向引领发展，就是最大的创新动力，各行各业均是如此。
“成果如何用”的问题，其实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问题。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局面，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速度，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科技管理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理念建设为根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途径。
陈凯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创新最忌封闭，特别是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和国内外大环境脱节，一定要避免建立一套封闭于国际的、自己孤立的评价体系。我们的创新应当在充分的国际交流环境下推进，对国外一切好的东西不拒绝利用，同时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当前，中国正在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前进，更需要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建设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机构、大科学中心，成为一些国际性科学组织的所在地；培养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扶持一批处于国际先进地位的研究领域和引领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企业；产生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孕育出一些变革性的新理念。
与此同时，应打造促进人才交流的创新文化和环境，把握科技进步的大方向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勢；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入融合；加大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力度，着重推动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突破。
以中国的药物研发为例，我们不少科研人员开展了很有创见的研究工作，但到了研发转化阶段就往往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药审评做法过于“一刀切”，针对临床重大需求、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不足。
近两年来，国家新药审评办法改革力度很大，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的肯定和欢迎。由此可见，创新绝不是实验室之内的事情，必须与上下游链条和整个大环境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