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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能于三者之中立其一者已为不朽，戚继光则三者兼而有之，实属难得之典范。立德上，生时福建、浙江人民为其立碑刻铭，尊称“戚我爷”，死后为其立宗祠，永享香火;立功上，东南创建“鸳鸯阵”扫平倭寇、北上御虏首创空心臺、车步骑三兵种联合作战以不战之功而屈虏之兵十六年;立言上，其有《止止堂集》《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其中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十部兵经中，其中两部即为《练兵实纪》《纪效新书》。
纵观中外古今之名将、统帅，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善于学习、一生学习、学以致用无不是其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规律所在。默观戚继光所著兵书、诗集，考察其后人为其所编《戚少保年谱耆编》，不难发现戚继光战斗的一生也是其学习的一生，学习内容始终围绕着“为何而学”“以谁为师”“学以致用甚至是创用”三个问题展开， “为何而学”是其灵魂与根本，“以谁为师”则是其学以成功的方法关键，“学以致用甚至是创用”则是其由疑惑而得真知，由真知而真信，进而更行于学的动力之源。一言以蔽之即为“胜战之学”。
一、真心尊贤与师贤
经典是否已经过时？古圣先贤是否还可学？如何学？这是从古及今任何一名立志于学的人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一个理解戚继光学习方法的关键所在。就此问题，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上》之《正习讹》篇专门有所论述，他认为致力于军事的人都为孙子之徒，但今之人“自夫世好（注释：世俗所爱好）之不同也，试文之馀，每于篇中，必肆诋毁讥诮其师，无所不至。试使今日之毁师者，受国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内如孙、吴者，几人哉？夫业彼之业，而诋彼之短，是无师矣。以无师之心，而知忠爱之道，有是理乎？”。此外在其《止止堂集·愚愚稿上》中谈到“近世人轻易看书，辞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体力行四字耳。但将数圣贤真儒说过的话头，字字认真体贴，来我身上行之，只一良知，便可径到圣贤地位，便可日日见尧舜”。无独有偶，千古一帝康熙、毛主席曾给予极高评价 “余以近人，独服曾文正” 的曾国藩，对经典与圣贤的看法也同为尊崇备至并注重实践体认，康熙有言“帝王之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曾国藩《挺经·英才》中对何以成才的方法归纳为“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識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5]。
戚继光出生于1528年、康熙出生于1654年，、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四书五经、《孙子兵法》距离他们不可谓不远，但三位不同时代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对古圣先贤的认知却画出了同心圆，并都在学圣贤中建立了各自时代的不朽功勋。
后人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之大变局，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空地一体战、目标中心战、超限战、各种各样的作战理论叠出不穷，各种各样的武器眼花缭乱，哪种军事战略是符合新时代政略的良方？哪种武器装备属于作战所需，而非巧立名色、逞意浪造？哪种战法符合新时代之所需？古圣先贤所著的经典中是否还会有答案？
二、学为胜战
如果以上军事战略之问，武器装备之问，战法之问为当下之所问的话，那么远在15世纪的明朝，这些问题也仍然是戚继光所问！
“北方原野空阔，必以众成功;南方田径萦纡，必以寡制胜，固常道也。”]然而，考之史传，“范蠡伐吴，战于姑苏，尤南方之至隘而田者也”。其伐吴之军“计且五万矣，沿河鱼贯百里以外，设使身处其事，如何施展？”，“岳飞御金，战于中原，尤北方之至旷而陆者也”，考之史传，“汜水以五百胜，颖昌以八百胜”，“设使身为之将，如何分应？”，“用兵之法，不过寡与众，众寡之用，不过奇与正”]，然而古之将领皆有众以奇用和寡以正用之效，与兵法所论相反而成功者，其战法的要领于何？
“或谓策论、弓马不足以得真才，或谓保荐甄取猎民而非正毂。然欤，否欤？及其试之以事，或谓掣肘不能展布，或谓摧挫不得行志。是欤？非欤？”，为何国家求将愈密，得之愈艰？
战法之问，带兵之问，兵器之问，求将之问？以上诸问皆可以归结为一问，那就是“胜战”之问。察查戚继光胜战之问的轨迹，不难看出，其学习的方向始终在向胜战聚焦。
有人问戚继光：“祖宗自设官军，至今操练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为习士”？戚继光回答道，比如一个学生平时学习学的都是诗词歌赋，但考卷的题目却是四书、五经，就算其手不释卷，“一旦入场要作经义策论中选，所习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学的，也徒然耳”。
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无论智愚皆逃不出“一万小时定律”。所以在戚继光看来，如果军士平时所学的不能与战场所需无缝对接，就算操练一千年又有何用，到了战场上仍然还是生的，况且“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亦”。
三、正心术为本
对胜战之问的具体回答在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中已分析与解答，一般人寻找胜战之问的答案也多从迹上寻，而戚继光却是从心上求。在戚继光看来，胜战之问答案的根本在于将心，倘若能培养出将领的一颗 “一心从保安民社上起念”[19]之心，那么所有的胜战之问都将迎刃而解。
《练兵实纪》与其余兵书与众不同处就在于其明确提出了培养将领的途径与方法，在一般人看来，培养将领的方法多重其兵法谋略，但在戚继光练将的理论中，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将领的纯臣之性，也就是其所提倡的“正心术而已矣” 。
正将领之心术不仅是戚继光对胜战之问的回答，也是成就戚继光东南平倭，北方不战而屈虏之兵不朽功勋，彪炳史册的核心所在。
四、治心寇为要
为将者如何才算心术正？志在好人品，怎样才算好人品？在戚继光看来正心术与好人品需从治心寇中求，“人性之所有者，吾复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
“世之为武夫者，积金帛、广田宅、侈功名、报首领，与时迁移，今人谓之上智”，戚继光则追求愚而又愚，“竭心力，治职事，尽其在我”，“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维持职守，於必不可为之中，陷阱在前，斧钺不惧”。
世人多求长生之术，戚继光认为为将之长生之术在于“身为大将，义在死绥”，“鞠躬尽瘁、夕死何憾？”。
在追求忠的过程中，戚继光认为一时忠不算什么，要能从始至终的“忠”才算是真正的忠。“世禄之家，尽忠报国，分内事。一时有间则二三，则非忠矣”;世受国恩的同朝将领，“但壮年以来，为货财、色欲、口体、势利所夺，如是爱乐恶苦、贪生畏死，有所顾惜，则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况能一耶？”。
治心寇如仰面攻山，纵欲则入下坡推毂。琼台之花，灌溉而难茂，治心寇也;纵欲如路边之草，践踏而犹生，纵欲也。
在带兵的具体实践中，戚继光认为练兵不仅是在于教场操练，那些都是具体的形式，即筌蹄（注释：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之法，而兵静处于闾阎，能蓄养其锐气，讲明法令，通之以情，结之以心，才算为真正的练兵之道。
在谈到军人的动与静时，戚继光并不认为形式上的静就一定是静，他更注重心中的静，比如在其作战时，“我要是杂念一动，就会张皇失措，就会不败自乱”，“所以我和我的士兵都主张在战场上要无所畏惧，要全神贯注，虽然行动如风，但却心静如恒，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对将而言即是能保国泰民安，能保国泰民安即是明明德。
新时代呼唤下一个戚继光！
纵观中外古今之名将、统帅，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善于学习、一生学习、学以致用无不是其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规律所在。默观戚继光所著兵书、诗集，考察其后人为其所编《戚少保年谱耆编》，不难发现戚继光战斗的一生也是其学习的一生，学习内容始终围绕着“为何而学”“以谁为师”“学以致用甚至是创用”三个问题展开， “为何而学”是其灵魂与根本，“以谁为师”则是其学以成功的方法关键，“学以致用甚至是创用”则是其由疑惑而得真知，由真知而真信，进而更行于学的动力之源。一言以蔽之即为“胜战之学”。
一、真心尊贤与师贤
经典是否已经过时？古圣先贤是否还可学？如何学？这是从古及今任何一名立志于学的人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一个理解戚继光学习方法的关键所在。就此问题，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上》之《正习讹》篇专门有所论述，他认为致力于军事的人都为孙子之徒，但今之人“自夫世好（注释：世俗所爱好）之不同也，试文之馀，每于篇中，必肆诋毁讥诮其师，无所不至。试使今日之毁师者，受国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内如孙、吴者，几人哉？夫业彼之业，而诋彼之短，是无师矣。以无师之心，而知忠爱之道，有是理乎？”。此外在其《止止堂集·愚愚稿上》中谈到“近世人轻易看书，辞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体力行四字耳。但将数圣贤真儒说过的话头，字字认真体贴，来我身上行之，只一良知，便可径到圣贤地位，便可日日见尧舜”。无独有偶，千古一帝康熙、毛主席曾给予极高评价 “余以近人，独服曾文正” 的曾国藩，对经典与圣贤的看法也同为尊崇备至并注重实践体认，康熙有言“帝王之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曾国藩《挺经·英才》中对何以成才的方法归纳为“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識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5]。
戚继光出生于1528年、康熙出生于1654年，、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四书五经、《孙子兵法》距离他们不可谓不远，但三位不同时代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对古圣先贤的认知却画出了同心圆，并都在学圣贤中建立了各自时代的不朽功勋。
后人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之大变局，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空地一体战、目标中心战、超限战、各种各样的作战理论叠出不穷，各种各样的武器眼花缭乱，哪种军事战略是符合新时代政略的良方？哪种武器装备属于作战所需，而非巧立名色、逞意浪造？哪种战法符合新时代之所需？古圣先贤所著的经典中是否还会有答案？
二、学为胜战
如果以上军事战略之问，武器装备之问，战法之问为当下之所问的话，那么远在15世纪的明朝，这些问题也仍然是戚继光所问！
“北方原野空阔，必以众成功;南方田径萦纡，必以寡制胜，固常道也。”]然而，考之史传，“范蠡伐吴，战于姑苏，尤南方之至隘而田者也”。其伐吴之军“计且五万矣，沿河鱼贯百里以外，设使身处其事，如何施展？”，“岳飞御金，战于中原，尤北方之至旷而陆者也”，考之史传，“汜水以五百胜，颖昌以八百胜”，“设使身为之将，如何分应？”，“用兵之法，不过寡与众，众寡之用，不过奇与正”]，然而古之将领皆有众以奇用和寡以正用之效，与兵法所论相反而成功者，其战法的要领于何？
“或谓策论、弓马不足以得真才，或谓保荐甄取猎民而非正毂。然欤，否欤？及其试之以事，或谓掣肘不能展布，或谓摧挫不得行志。是欤？非欤？”，为何国家求将愈密，得之愈艰？
战法之问，带兵之问，兵器之问，求将之问？以上诸问皆可以归结为一问，那就是“胜战”之问。察查戚继光胜战之问的轨迹，不难看出，其学习的方向始终在向胜战聚焦。
有人问戚继光：“祖宗自设官军，至今操练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为习士”？戚继光回答道，比如一个学生平时学习学的都是诗词歌赋，但考卷的题目却是四书、五经，就算其手不释卷，“一旦入场要作经义策论中选，所习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学的，也徒然耳”。
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无论智愚皆逃不出“一万小时定律”。所以在戚继光看来，如果军士平时所学的不能与战场所需无缝对接，就算操练一千年又有何用，到了战场上仍然还是生的，况且“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亦”。
三、正心术为本
对胜战之问的具体回答在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中已分析与解答，一般人寻找胜战之问的答案也多从迹上寻，而戚继光却是从心上求。在戚继光看来，胜战之问答案的根本在于将心，倘若能培养出将领的一颗 “一心从保安民社上起念”[19]之心，那么所有的胜战之问都将迎刃而解。
《练兵实纪》与其余兵书与众不同处就在于其明确提出了培养将领的途径与方法，在一般人看来，培养将领的方法多重其兵法谋略，但在戚继光练将的理论中，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将领的纯臣之性，也就是其所提倡的“正心术而已矣” 。
正将领之心术不仅是戚继光对胜战之问的回答，也是成就戚继光东南平倭，北方不战而屈虏之兵不朽功勋，彪炳史册的核心所在。
四、治心寇为要
为将者如何才算心术正？志在好人品，怎样才算好人品？在戚继光看来正心术与好人品需从治心寇中求，“人性之所有者，吾复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
“世之为武夫者，积金帛、广田宅、侈功名、报首领，与时迁移，今人谓之上智”，戚继光则追求愚而又愚，“竭心力，治职事，尽其在我”，“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维持职守，於必不可为之中，陷阱在前，斧钺不惧”。
世人多求长生之术，戚继光认为为将之长生之术在于“身为大将，义在死绥”，“鞠躬尽瘁、夕死何憾？”。
在追求忠的过程中，戚继光认为一时忠不算什么，要能从始至终的“忠”才算是真正的忠。“世禄之家，尽忠报国，分内事。一时有间则二三，则非忠矣”;世受国恩的同朝将领，“但壮年以来，为货财、色欲、口体、势利所夺，如是爱乐恶苦、贪生畏死，有所顾惜，则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况能一耶？”。
治心寇如仰面攻山，纵欲则入下坡推毂。琼台之花，灌溉而难茂，治心寇也;纵欲如路边之草，践踏而犹生，纵欲也。
在带兵的具体实践中，戚继光认为练兵不仅是在于教场操练，那些都是具体的形式，即筌蹄（注释：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之法，而兵静处于闾阎，能蓄养其锐气，讲明法令，通之以情，结之以心，才算为真正的练兵之道。
在谈到军人的动与静时，戚继光并不认为形式上的静就一定是静，他更注重心中的静，比如在其作战时，“我要是杂念一动，就会张皇失措，就会不败自乱”，“所以我和我的士兵都主张在战场上要无所畏惧，要全神贯注，虽然行动如风，但却心静如恒，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对将而言即是能保国泰民安，能保国泰民安即是明明德。
新时代呼唤下一个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