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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是中华文化肇端的象征，其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本文通过近年关于石岭下类型彩陶的相关考古发现，结合先前考古资料，对石岭下类型彩陶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与中华龙凤文化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龙凤文化;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13-03
在中国古代，龙凤作为富贵康宁、福寿喜瑞的文化符号，源自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远古先民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寄托在龙凤这样的“优势集合体”中，并形成图腾崇拜，祈求龙凤能为其带来福祉。近年来学界关于龙凤文化的起源著述颇丰，多偏重以动物为原型的起源探究，亦有其他观点认为龙凤形象源自一些气象变化。笔者通过近年来石岭下类型彩陶的考古发现，结合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的基本特征，发现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重要渊源。
一、石岭下类型彩陶的文化特征
石岭下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过渡类型，距今5800～4900年。1947年，裴文中首次发现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石岭下村。1976年，《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文首次提出“石岭下类型”的名称，并阐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最终发展成为马家窑类型。近40年来，石岭下类型的遗存被不断发现，与命名之初相比，其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分布范圍更加广泛，石岭下类型的中心是渭河上游的天水西部地区，比较重要的有武山石岭下（位于武山县西南约2.5公里的渭河南岸，1947年裴文中调查渭河流域时首次发现，196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复查时发现，“在武山石岭下发现的典型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还有一层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傅家门（位于武山县西南约25公里的榜沙河西岸第一级台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五次发掘。包含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石岭下类型遗存陶器完整和可复原的共80件，大量为陶片），甘谷灰地儿（位于甘谷车站西约3.5公里的渭河北岸一级台地上，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水上游普查时首次发现。1959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李鸿业和甘肃省博物馆张学正复查该遗址，采集有石斧1件、陶屋模型1件、陶器若干。1961年，谢端琚、张学正及张国柱再一次进行复查，认定该遗址具有独自特征，与庙底沟、马家窑类型有所区别。后该遗址被认为分布有石岭下类型遗存）、渭水峪，天水西山坪、师赵村（位于天水市西约7公里的耤河北岸阶地上，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水上游普查古遗址时首次发现。1981～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先后进行13次发掘，包括前仰韶、仰韶、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各期文化遗存及少量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石岭下类型出土遗物共182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和秦安高家庙等遗址。
石岭下类型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制法多采用泥条盘筑法。陶色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少数呈橘红色，部分陶器的外表施有一层白陶衣。纹饰有彩绘、绳纹、弦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彩绘纹饰有几何形与动物形两种，几何纹有单线或多线平行条纹、波浪纹、连弧纹、锯齿纹、圆圈间网纹、同心圆圈纹、椭圆点纹、草叶纹等10多种。动物纹以鸟纹和鲵鱼纹为代表。鸟纹多表现鸟的局部形象，突出头颈。鲵鱼纹的演变从具象到抽象，晚期趋近几何化。鲵鱼纹彩陶是石岭下彩陶的精品，仅在甘谷西坪、武山傅家门和礼县石沟坪有出土发现。
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在器形、纹饰方面有诸多相似，在几何形图案方面，较多地吸收和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主要花纹母题。三者的分布既有重合交错之处，又有相对独立的分布范围。可见，石岭下类型既保留了庙底沟类型的因素，又孕育了马家窑类型的主要成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史前文明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龙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诗·商颂》载“龙旗十乘，大糦是承”，认为龙为沟通天地的灵物，进而祈佑龙恩，福泽黎民，国泰民安。龙来自水物，是水相的代表和领袖，龙在人们心目中是司水灵物，为主宰雨潦干旱之神。在中国，水神就是农业之神，先秦时期就有祭龙乞雨的记载，《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龙生泉降雨，是丰产之神。《公羊传·桓三年》：“大有年何，大丰年也。”《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论衡》：“龙神为天命。”秦汉以后，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上天的代表。于是在祷福活动中，龙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有龙王庙，祈佑龙王甘霖普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作为“鳞族之长” “众兽之君”的龙集合了多种动物的优项，《尔雅·翼》释龙曰：“角似鹿，眼似兔，项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形象的杂糅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许多学者对其神秘的起源进行探究。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提出龙的原型为蛇，基于此观点许多学者从上古神话中伏羲、女娲的形象考证龙的起源。近年由于石岭下类型彩陶的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鲵鱼比蛇更接近于龙的原型。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距今5800～4900年）时期的鲵鱼纹彩陶瓶，所绘墨彩人面长尾鲵，瞪眼张嘴，牙齿外露，两爪高举，尾部后翘，腹部是网状花纹。这件国宝级文物图案近似传说中龙的形象，具有原始龙的雏形，因而被学界认为是中华龙的起源之一。
此外，在武山周边邻近的甘谷、天水等地的石岭下类型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的鲵鱼纹彩陶器。这些鲵鱼纹彩陶瓶上的鲵鱼身形较大，其形象接近《竹书纪年》所载的“白面鱼身”的“长人”和《山海经·北次三经》中“其状如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的“人鱼”。又《本草纲目·鳞部四》载：“鲵鱼，在山溪中，似鲇有四脚，长尾，能上树，声如小儿啼，故曰鲵鱼，一名人鱼。”可见，史料所载“人鱼”就是鲵，俗称 “娃娃鱼”。 自古以来，鱼与龙关系极为密切，直到今天，还有“鱼龙混杂” “鱼龙混珠”之说。《山海经·海内西经》里，娃娃鱼已被称为龙鱼，而且开始被神化“龙鱼陵居，状如狸（鲤），一曰鰕（鲵），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鲤与鲵音相近而误传，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可能原本属于鲵鱼）。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关于鱼龙关系的记载。《论衡·龙虚篇》曰：“龙，鱼之类也。”《管子·水地》载：“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尔雅·翼》云：“陇西有地名鱼龙，出石鱼，掘鱼龙……遇岸颓塞、久而土凝为石，故中有鱼形耶。”《说文》曰：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而鲵鱼作为水陆两栖动物，还能上树，正符合龙能够登天潜渊的特性。此外，陇右民谚“大雨来临娃娃叫”表明鲵鱼低啼是降雨的预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又是行云司雨的灵兽，可见鲵鱼为远古龙的雏形。
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炎帝、皇帝、颛顼等历史人物都与本区有关，在相关史料记载中多以龙的形象出现。伏羲和女娲与龙的关系最为直接。《列子》：“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太白皋庖牺氏……蛇身人面……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汉代画砖中的伏羲、女娲是“龙首、蛇身、交尾”。在伏羲、女娲时代，龙在先民心目中已有特殊意义。炎帝和黄帝与龙更有不解之缘。《诗纬含神雾》云，炎帝“神农龙首”。《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天官书》载曰：“轩辕（黄帝）黄龙体。”《天官书·注》云：“（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秦人先祖为水神颛顼，是黄帝（龙族）之后裔。《竹书纪年》说颛顼母曰女枢，“感巳（即蛇龙）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路史·疏仡纪》注说：“（颛顼）有龙颜戴干之表。”《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唐代，人们依然认为龙与秦渭地区有关。唐人李峤《龙》诗云：“衔烛燿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可见，渭河上游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区之一。
三、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凤文化
凤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山海经·南次山经》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说文解字》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颧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朴，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可见凤鸟的初始形象就是多种动物图腾纹样的杂糅，集羽虫之最美，称百鸟之尊王，融汇成一个和谐美的典型，象征着和平祥瑞。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大多呈抽象化的鸟头、鸟颈及鸟翅，部分圆圈纹以鸟飞翔旋转的姿态为原型，线条流畅生动。其中以变体鸟头纹最具代表性，也是石岭下类型最鲜明的标志。与其他国内发现鸟形纹饰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47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相比较而言，石岭下变体鸟头纹是早期凤鸟纹饰中，唯一具有“凤凰鸟”最突出特征“三羽冠”纹饰的。石岭下彩陶凤鸟头纹喙上一羽与颌下二羽向前突出，成“三羽冠”，颈、身、尾、爪连体为弧线三角型，眼为实心圆点纹。“三羽冠图饰”为后世所承袭，是凤凰形体的典型特征，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台标依然沿用的是石岭下彩陶凤鸟头“三羽冠图饰”。因此，这种变体鸟纹应该就是中华凤鸟纹饰的最早雏形，是先秦时期中华凤文化最重要的源泉。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今天的甘肃东部天水地区与中华凤文化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记·三皇本纪》云：“太昊伏羲，风性……陇西成纪人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禹贡》朱圉山，在冀县（今甘谷）南梧中聚，山上有古风台，传为伏羲出生地。”陇西成纪和冀县都在甘肃天水一带，“风”在甲骨文中同“凤”，“昊”与“冀”在甲骨文里书写上部也都是早期凤鸟“三羽冠状”。
从众多文献史料来看，玄鸟对于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并被公认为商族的图腾。据郭沫若考证《离骚》中玄鸟即指凤凰，又《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认为商朝的“商”与“凤”在甲骨文中有着联系，甲骨文“商”字的上半部为甲骨文“凤”的凤首，下半部分为祭坛。“商”字的本意是“供奉有凤鸟的祭台”，引申义为“崇拜凤图腾的部落”。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长尾玉鸟亦更接近凤的形象，可见玄鸟和凤凰源同一宗。到了周代，凤鸟虽不是周人的图腾，却是贤人、君子的象征，周人视凤凰来仪为吉兆。秦文化中，与殷商祖先开宗类似。《史记·秦本纪》记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据《通志·氏族略二》考证秦人是东夷的后裔，“秦氏嬴姓少昊之后也”秦人祖先为少昊氏，为嬴姓，与殷商祖先同为东夷族。《说文》释燕曰：“玄鸟，燕子也。”嬴即燕的异字，故嬴即燕。秦字的篆体就是燕子的形象的写真。可见，作为少昊族裔的秦人也是以燕（玄鸟）为图腾的。秦人的崛起之地是以天水—礼县为中心的渭水和西汉水上游地区，这恰巧也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中心区域重合。
四、结语
石岭下类型彩陶代表着天水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曾拥有的璀璨和辉煌，与龙凤文化关系密切的鱼鸟纹饰更寄托着石岭下先民对和平与祥瑞的希冀。探究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龙凤文化的起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石岭下类型在彩陶文化类型中的独立地位，为中华龙凤起源于渭河流域提供考古佐证。
[参考文献]
[1]谢端琚.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J].文物，1981，（4）.
[2]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彩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4]钟晓燕.石岭下类型及文化价值[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6）.
[5]赵信.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5，（4）.
[6]李志钦.黄河彩陶纹饰鉴赏[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9.
[关键词]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龙凤文化;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13-03
在中国古代，龙凤作为富贵康宁、福寿喜瑞的文化符号，源自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远古先民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寄托在龙凤这样的“优势集合体”中，并形成图腾崇拜，祈求龙凤能为其带来福祉。近年来学界关于龙凤文化的起源著述颇丰，多偏重以动物为原型的起源探究，亦有其他观点认为龙凤形象源自一些气象变化。笔者通过近年来石岭下类型彩陶的考古发现，结合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的基本特征，发现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重要渊源。
一、石岭下类型彩陶的文化特征
石岭下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过渡类型，距今5800～4900年。1947年，裴文中首次发现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石岭下村。1976年，《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文首次提出“石岭下类型”的名称，并阐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最终发展成为马家窑类型。近40年来，石岭下类型的遗存被不断发现，与命名之初相比，其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分布范圍更加广泛，石岭下类型的中心是渭河上游的天水西部地区，比较重要的有武山石岭下（位于武山县西南约2.5公里的渭河南岸，1947年裴文中调查渭河流域时首次发现，196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复查时发现，“在武山石岭下发现的典型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还有一层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傅家门（位于武山县西南约25公里的榜沙河西岸第一级台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五次发掘。包含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石岭下类型遗存陶器完整和可复原的共80件，大量为陶片），甘谷灰地儿（位于甘谷车站西约3.5公里的渭河北岸一级台地上，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水上游普查时首次发现。1959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李鸿业和甘肃省博物馆张学正复查该遗址，采集有石斧1件、陶屋模型1件、陶器若干。1961年，谢端琚、张学正及张国柱再一次进行复查，认定该遗址具有独自特征，与庙底沟、马家窑类型有所区别。后该遗址被认为分布有石岭下类型遗存）、渭水峪，天水西山坪、师赵村（位于天水市西约7公里的耤河北岸阶地上，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水上游普查古遗址时首次发现。1981～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先后进行13次发掘，包括前仰韶、仰韶、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各期文化遗存及少量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石岭下类型出土遗物共182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和秦安高家庙等遗址。
石岭下类型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制法多采用泥条盘筑法。陶色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少数呈橘红色，部分陶器的外表施有一层白陶衣。纹饰有彩绘、绳纹、弦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彩绘纹饰有几何形与动物形两种，几何纹有单线或多线平行条纹、波浪纹、连弧纹、锯齿纹、圆圈间网纹、同心圆圈纹、椭圆点纹、草叶纹等10多种。动物纹以鸟纹和鲵鱼纹为代表。鸟纹多表现鸟的局部形象，突出头颈。鲵鱼纹的演变从具象到抽象，晚期趋近几何化。鲵鱼纹彩陶是石岭下彩陶的精品，仅在甘谷西坪、武山傅家门和礼县石沟坪有出土发现。
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在器形、纹饰方面有诸多相似，在几何形图案方面，较多地吸收和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主要花纹母题。三者的分布既有重合交错之处，又有相对独立的分布范围。可见，石岭下类型既保留了庙底沟类型的因素，又孕育了马家窑类型的主要成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史前文明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龙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诗·商颂》载“龙旗十乘，大糦是承”，认为龙为沟通天地的灵物，进而祈佑龙恩，福泽黎民，国泰民安。龙来自水物，是水相的代表和领袖，龙在人们心目中是司水灵物，为主宰雨潦干旱之神。在中国，水神就是农业之神，先秦时期就有祭龙乞雨的记载，《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龙生泉降雨，是丰产之神。《公羊传·桓三年》：“大有年何，大丰年也。”《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论衡》：“龙神为天命。”秦汉以后，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上天的代表。于是在祷福活动中，龙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有龙王庙，祈佑龙王甘霖普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作为“鳞族之长” “众兽之君”的龙集合了多种动物的优项，《尔雅·翼》释龙曰：“角似鹿，眼似兔，项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形象的杂糅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许多学者对其神秘的起源进行探究。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提出龙的原型为蛇，基于此观点许多学者从上古神话中伏羲、女娲的形象考证龙的起源。近年由于石岭下类型彩陶的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鲵鱼比蛇更接近于龙的原型。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距今5800～4900年）时期的鲵鱼纹彩陶瓶，所绘墨彩人面长尾鲵，瞪眼张嘴，牙齿外露，两爪高举，尾部后翘，腹部是网状花纹。这件国宝级文物图案近似传说中龙的形象，具有原始龙的雏形，因而被学界认为是中华龙的起源之一。
此外，在武山周边邻近的甘谷、天水等地的石岭下类型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的鲵鱼纹彩陶器。这些鲵鱼纹彩陶瓶上的鲵鱼身形较大，其形象接近《竹书纪年》所载的“白面鱼身”的“长人”和《山海经·北次三经》中“其状如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的“人鱼”。又《本草纲目·鳞部四》载：“鲵鱼，在山溪中，似鲇有四脚，长尾，能上树，声如小儿啼，故曰鲵鱼，一名人鱼。”可见，史料所载“人鱼”就是鲵，俗称 “娃娃鱼”。 自古以来，鱼与龙关系极为密切，直到今天，还有“鱼龙混杂” “鱼龙混珠”之说。《山海经·海内西经》里，娃娃鱼已被称为龙鱼，而且开始被神化“龙鱼陵居，状如狸（鲤），一曰鰕（鲵），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鲤与鲵音相近而误传，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可能原本属于鲵鱼）。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关于鱼龙关系的记载。《论衡·龙虚篇》曰：“龙，鱼之类也。”《管子·水地》载：“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尔雅·翼》云：“陇西有地名鱼龙，出石鱼，掘鱼龙……遇岸颓塞、久而土凝为石，故中有鱼形耶。”《说文》曰：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而鲵鱼作为水陆两栖动物，还能上树，正符合龙能够登天潜渊的特性。此外，陇右民谚“大雨来临娃娃叫”表明鲵鱼低啼是降雨的预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又是行云司雨的灵兽，可见鲵鱼为远古龙的雏形。
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炎帝、皇帝、颛顼等历史人物都与本区有关，在相关史料记载中多以龙的形象出现。伏羲和女娲与龙的关系最为直接。《列子》：“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太白皋庖牺氏……蛇身人面……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汉代画砖中的伏羲、女娲是“龙首、蛇身、交尾”。在伏羲、女娲时代，龙在先民心目中已有特殊意义。炎帝和黄帝与龙更有不解之缘。《诗纬含神雾》云，炎帝“神农龙首”。《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天官书》载曰：“轩辕（黄帝）黄龙体。”《天官书·注》云：“（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秦人先祖为水神颛顼，是黄帝（龙族）之后裔。《竹书纪年》说颛顼母曰女枢，“感巳（即蛇龙）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路史·疏仡纪》注说：“（颛顼）有龙颜戴干之表。”《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唐代，人们依然认为龙与秦渭地区有关。唐人李峤《龙》诗云：“衔烛燿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可见，渭河上游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区之一。
三、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凤文化
凤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山海经·南次山经》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说文解字》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颧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朴，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可见凤鸟的初始形象就是多种动物图腾纹样的杂糅，集羽虫之最美，称百鸟之尊王，融汇成一个和谐美的典型，象征着和平祥瑞。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大多呈抽象化的鸟头、鸟颈及鸟翅，部分圆圈纹以鸟飞翔旋转的姿态为原型，线条流畅生动。其中以变体鸟头纹最具代表性，也是石岭下类型最鲜明的标志。与其他国内发现鸟形纹饰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47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相比较而言，石岭下变体鸟头纹是早期凤鸟纹饰中，唯一具有“凤凰鸟”最突出特征“三羽冠”纹饰的。石岭下彩陶凤鸟头纹喙上一羽与颌下二羽向前突出，成“三羽冠”，颈、身、尾、爪连体为弧线三角型，眼为实心圆点纹。“三羽冠图饰”为后世所承袭，是凤凰形体的典型特征，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台标依然沿用的是石岭下彩陶凤鸟头“三羽冠图饰”。因此，这种变体鸟纹应该就是中华凤鸟纹饰的最早雏形，是先秦时期中华凤文化最重要的源泉。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今天的甘肃东部天水地区与中华凤文化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记·三皇本纪》云：“太昊伏羲，风性……陇西成纪人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禹贡》朱圉山，在冀县（今甘谷）南梧中聚，山上有古风台，传为伏羲出生地。”陇西成纪和冀县都在甘肃天水一带，“风”在甲骨文中同“凤”，“昊”与“冀”在甲骨文里书写上部也都是早期凤鸟“三羽冠状”。
从众多文献史料来看，玄鸟对于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并被公认为商族的图腾。据郭沫若考证《离骚》中玄鸟即指凤凰，又《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认为商朝的“商”与“凤”在甲骨文中有着联系，甲骨文“商”字的上半部为甲骨文“凤”的凤首，下半部分为祭坛。“商”字的本意是“供奉有凤鸟的祭台”，引申义为“崇拜凤图腾的部落”。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长尾玉鸟亦更接近凤的形象，可见玄鸟和凤凰源同一宗。到了周代，凤鸟虽不是周人的图腾，却是贤人、君子的象征，周人视凤凰来仪为吉兆。秦文化中，与殷商祖先开宗类似。《史记·秦本纪》记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据《通志·氏族略二》考证秦人是东夷的后裔，“秦氏嬴姓少昊之后也”秦人祖先为少昊氏，为嬴姓，与殷商祖先同为东夷族。《说文》释燕曰：“玄鸟，燕子也。”嬴即燕的异字，故嬴即燕。秦字的篆体就是燕子的形象的写真。可见，作为少昊族裔的秦人也是以燕（玄鸟）为图腾的。秦人的崛起之地是以天水—礼县为中心的渭水和西汉水上游地区，这恰巧也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中心区域重合。
四、结语
石岭下类型彩陶代表着天水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曾拥有的璀璨和辉煌，与龙凤文化关系密切的鱼鸟纹饰更寄托着石岭下先民对和平与祥瑞的希冀。探究石岭下类型彩陶与中华龙凤文化的起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石岭下类型在彩陶文化类型中的独立地位，为中华龙凤起源于渭河流域提供考古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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