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甘肃省永昌县的高古城是少有的曾经建有城的村庄。
过去，高古城是名副其实的村中之王；如今，高古城的古城，早就被拆作了城粪。
高古城60岁以上的老人，都还记得那热火朝天的拆城、拆庙景象：各村的劳力一起行动，扛着洋镐和铁锹，赶着皮车，拆倒一道道城墙、庙墙，捣作土肥，撒进了庄稼地里；拆下一根根衙门和寺庙的木头，修了公社，修了小学。其他的物件，去哪儿了呢？不知道。
但凡提起来，大家都是一声叹息。那么完整的一座城，硬生生給拆了个无影无踪，而现在的好多地方，却又在耗费巨资修建一些没有任何历史的古迹，可叹！
据高古城六队董新庄的煌爷说，高古城的样式和规制，既不同于过去的永昌城和武威城，也不同于现在的嘉峪关关城。它的规模，则和嘉峪关的关城傍肩。“傍肩”，是红山窑的一句土话，就是“差不多”的意思。煌爷是村里画棺材的，一辈子走南闯北，敦煌和嘉峪关去过好多趟，新疆也去过几次，附近的永昌县城和武威县城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话是可信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龙龙跟着父亲进城看亲戚。
亲戚一边逗龙龙玩耍，一边问他：
“龙龙，你家在哪里啊？”
“我家在高古城。”
“哦，在红山窑啊？”
“我家不在红山窑，在高古城。”
回家后，父亲对龙龙说：“我们家就在红山窑，高古城是我们红山窑乡的一个村。你和亲戚说得都对呢。”
“不是红山窑嘛，就在高古城。我们是城里的，不是窑上的。”龙龙嘟哝着，很不高兴。
“哦，这孩子。”父亲微微一笑，他明白了孩子的心思。
红山窑，是红山窑乡政府驻地，位于红山之下，有烧缸的缸窑和采煤的煤窑。各村的百姓要去乡政府所在地逛商店、买东西，就说到窑上去。那时候，对于一年甚至还进不了一次城的村民来说，到窑上去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事，在他们看来这已接近于进城了。
而对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虽不能说以家在乡里为羞，但他必是会以家在城里为荣的，他并不愿意被城里人说成是乡下人。或者，在他的眼里，高古城当然是城了，不然怎么能叫高古城呢？而那土麻老鼠的缸窑，分明就是苦力和落后的象征，哪有一点点城的王者之气呢？
高古城，曾经确乎为城。
孩子的爷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曾去嘉峪关的亲戚家。亲戚说，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号称“天下第一雄关”，城墙雄伟，城门壮观，城楼巍峨，一定要去看看。
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爷爷本来没有参观的兴致，但他又被亲戚的热情感染，就在亲戚的陪同下参观了嘉峪关关城。他越看越眼熟，忽然一拍脑门儿说：“哎呀，我说好像在哪里见过嘛，我们高古城以前没有拆时就像这个关城。我和一般大的娃子们放驴、放马的时候，还一起跑到城墙下凉荫凉、捉迷藏，还在城墙上头摔跤呢。这城楼子，不就是我们高古城的城楼子吗！”“什么天下第一雄关啊！比起我们高古城的古城，也就稍稍大上一点点。”
《永昌县志》记载：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张轨在今永昌县城西七十里筑城，依焉支山置焉支县。县城遗址今名高古城。
在民间，老百姓则多说高古城曾是匈奴人的都城。可能是老百姓根据焉支县的名称作出的一种推测吧。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民歌，是匈奴被西汉军队逐出河西走廊时留下的一首悲歌，也是匈奴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一首歌谣。
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两次西征，彻底打击了匈奴人的气焰，将其赶出河西走廊，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屯田垦地，河西从此融入中原血脉。祁连山，那是匈奴人心中的“天山”；而焉支山，则是当时匈奴人的家乡。“焉支”又写作“胭脂”，据说因山上生长匈奴妇女用来化妆的胭脂原料红蓝花而得名。又说“焉支”和“胭脂”，均为“阏氏”（匈奴语称各藩王之妻为“阏氏”）的谐音。
游牧民族的痕迹，早已被风烟吹散，只留下这些零零星星的歌谣和词汇。
公元301年，西晋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当时全国设20个州，刺史为掌管一州军政事务的官员）。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他到河西后，文治武功并举，采取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征召九郡贵族子弟500人开办官学，使得河西走廊儒学昌盛。当时鲜卑族反叛，盗匪纵横州里，张轨剿灭盗匪，斩首1万余人，使凉州地区秩序井然。公元311年，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游牧部落联盟趁西晋王室争夺中央政权之机，大举进兵入侵中原，造成血腥而混乱的社会局面，世称“永嘉之乱”。
高古城即建城于此时。
《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就开始了筑城的历史，以抵御凶猛的野兽、泛滥的洪水、无情的大火和外敌的入侵。凉州刺史张轨于“永嘉之乱”时建立高古城，也许就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入侵。
当时，由于河西走廊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中原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人口迁徙于此。张轨的后人建立了前凉政权，存在了大约60年的时间，为流落到河西走廊躲避战乱的中原人提供了保障，并一度经略西域地区。
听老人们说，高古城尚未拆除的时候，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古城，那厚厚的城墙，高大的城门、城楼，耀眼地屹立在焉支山下辽阔的平川上，显得巍峨、自信。还有那朱红色粗大的立柱、雕栏画栋的檐廊，在闪闪的阳光下发射着亮光，俨然一个庄严的所在。我想，这对于曾经入侵的异族，对于曾经为匪的暴民，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心理震慑。
但这些历史，老百姓基本已忘记了。只有老年人，还记得“破四旧”拆城的那些事情；只有蒲家人，依稀记得他们的祖辈在清朝雍正年间来西北戍边的事情。 丙申之春，快雪时晴。我在表姐夫的陪同下考察高古城。
初春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散落在雪地上，一簇簇的芨芨草和石头露出雪地，寂寥而荒凉。一丝西北风吹在脸上，我不禁接连打了几个寒颤，白光光的雪地晃得人眼睛发酸。南面、西面和北门的几截子短墙，孤零零地站立在沙滩上，相互远望而永不再相连，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孤独寂寥。若是没有永昌县人民政府树立的“高古城遗址”石碑，很难想到这是一座旧城的遗址。
石碑上镌刻着碑文：
古城东西长328米，南北宽321米，无瓮城、角楼等建筑。城墙黄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墙宽2.5米，残高2.0米，护城河宽4米。地表有大量清瓷残片。
石碑处于高古城的南门位置，旁边还有一个废弃的涝池。
据《凉镇志》记载：“高古城堡周围二百一十丈，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开城门一座。”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应该是周长630米，比现在的遗址小一半；但高达7.5米，厚3.3米，比眼前的景象宏伟多了！
和嘉峪关关城周长733米、内城周长640米、内城城高9米的规制相比，西晋时期的高古城应和嘉峪关内城相差无几，而现今的遗址，则接近嘉峪关关城的两倍。
高古城是什么时候扩大规模的？是因为面临更大的战争威胁被迫扩大，还是因為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扩大？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然而，提起现在的高古城，就不能不提高古城的蒲家人。
历史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高古城早已败落。山西人蒲国忠，跟着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镇守西北，驻守高古城，在旧址所在地修建了城郭、营盘、教场等，战时攻城拔寨、抗击敌人，闲时习武练兵、认真备战。蒲家人在此繁衍生息，不仅保护了一方平安，而且发展了地方文化。
可惜的是，重新崛起的高古城，没有牺牲于战火，却湮没于一场运动。
如今，老人们提起高古城，总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甚至捶胸顿足：“那时候的人真瓜（傻），好端端的一座城，被拆得连影子都不剩。”
站在古城遗址前，广阔的沙滩尽收眼底，同时也产生一种登高望远、一览无余的感觉。高古城北依焉支山，南望祁连山，俯视红山、北山及其周围的广阔土地。焉支山为其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祁连山为其提供丰富的雪水，红山和北山周围的土地为其提供充足的粮食。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在政策的鼓励下，农民严世友到西边国营黑土洼农场旁边的荒滩上开荒种田，成为高古城最早的万元户，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售粮模范”称号。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河西商品粮基地新闻报道的时候，摄取了严世友收成的图片，在高古城一时传为佳话。
高古城，占地利之便。
经黑土洼农场继续向西，曾有亚洲最大的马场——山丹军马场，由此可通往张掖的扁都口，至青海和新疆。可以想见，在遥远的汉代，这里已是一片水草丰茂、人欢马叫的热闹之地。自从汉武帝成立河西四郡、实行屯田政策以来，这里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半农半牧地区。张轨选择在焉支山下的高古城位置建城，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黑土洼农场，曾有一个农试场，据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为实验培育高产量种子而设立的农场。如今，黑土洼农场的土地已经流转，高古城部分村子的土地也已流转。过去，高古城及其周边是高海拔地区，只能种植小麦、青稞和胡麻等作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碍于种植粮食作物成本高、收益少的现实，这里已很少种植粮食作物，转而开始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啤酒大麦和大棚蔬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了土地的老板们，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洋葱、娃娃菜、菜花、芹菜等蔬菜。
望着近在眼前的祁连山和焉支山，我们感慨万千，既为它的快速发展高兴，又为它的未来命运担忧。这一块算不上富饶，但绝对不能称之为贫瘠的土地，面临着和目前所有农村一样的困境。
过去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记得小时候去高古城，沿着水渠，是一条笔直的石头路，拳头般大小的石头尖尖斜斜地布满了道路，手扶拖拉机“蹦蹦蹦”地往前跑，我坐在上面，被颠得像筛糠一般，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据说高古城的一个村民半夜里胆结石发作，疼得又喊又叫，家里人赶忙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他去乡医院检查，没成想经过一番颠簸，到了乡医院的时候，结石已被颠出胆管，疼痛消失，再也不用吃药、做手术了。现在，村与村之间的一条条石子路，都铺上了沥青，变成了柏油马路，使高古城的农民奔上了发家致富的快车道。但随着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大部分的农民都已进城。即使在春节团聚期间，村上的农民也很少，只剩下一些晒日头、谝闲传的老头儿、老太太。
吕姐夫告诉我，高古城的老人们，尤其是放羊的羊把式，看到白云为焉支山戴上了帽子，就知道要变天了，看见白云横在焉支山的半山腰，就知道大雨将至。那个晚上，我看到高古城上空的星星繁密地挤在一起，像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你推着我，我搡着你，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四周寂静得能够听得见大地的心跳。过去，人们看云能识别天气，看星空能判断天象季节变化，而现在呢？
城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
城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
高古城，像它的名字一样，确实老了。但老了的，又何止是高古城呢？
过去，高古城是名副其实的村中之王；如今，高古城的古城，早就被拆作了城粪。
高古城60岁以上的老人，都还记得那热火朝天的拆城、拆庙景象：各村的劳力一起行动，扛着洋镐和铁锹，赶着皮车，拆倒一道道城墙、庙墙，捣作土肥，撒进了庄稼地里；拆下一根根衙门和寺庙的木头，修了公社，修了小学。其他的物件，去哪儿了呢？不知道。
但凡提起来，大家都是一声叹息。那么完整的一座城，硬生生給拆了个无影无踪，而现在的好多地方，却又在耗费巨资修建一些没有任何历史的古迹，可叹！
据高古城六队董新庄的煌爷说，高古城的样式和规制，既不同于过去的永昌城和武威城，也不同于现在的嘉峪关关城。它的规模，则和嘉峪关的关城傍肩。“傍肩”，是红山窑的一句土话，就是“差不多”的意思。煌爷是村里画棺材的，一辈子走南闯北，敦煌和嘉峪关去过好多趟，新疆也去过几次，附近的永昌县城和武威县城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话是可信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龙龙跟着父亲进城看亲戚。
亲戚一边逗龙龙玩耍，一边问他：
“龙龙，你家在哪里啊？”
“我家在高古城。”
“哦，在红山窑啊？”
“我家不在红山窑，在高古城。”
回家后，父亲对龙龙说：“我们家就在红山窑，高古城是我们红山窑乡的一个村。你和亲戚说得都对呢。”
“不是红山窑嘛，就在高古城。我们是城里的，不是窑上的。”龙龙嘟哝着，很不高兴。
“哦，这孩子。”父亲微微一笑，他明白了孩子的心思。
红山窑，是红山窑乡政府驻地，位于红山之下，有烧缸的缸窑和采煤的煤窑。各村的百姓要去乡政府所在地逛商店、买东西，就说到窑上去。那时候，对于一年甚至还进不了一次城的村民来说，到窑上去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事，在他们看来这已接近于进城了。
而对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虽不能说以家在乡里为羞，但他必是会以家在城里为荣的，他并不愿意被城里人说成是乡下人。或者，在他的眼里，高古城当然是城了，不然怎么能叫高古城呢？而那土麻老鼠的缸窑，分明就是苦力和落后的象征，哪有一点点城的王者之气呢？
高古城，曾经确乎为城。
孩子的爷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曾去嘉峪关的亲戚家。亲戚说，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号称“天下第一雄关”，城墙雄伟，城门壮观，城楼巍峨，一定要去看看。
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爷爷本来没有参观的兴致，但他又被亲戚的热情感染，就在亲戚的陪同下参观了嘉峪关关城。他越看越眼熟，忽然一拍脑门儿说：“哎呀，我说好像在哪里见过嘛，我们高古城以前没有拆时就像这个关城。我和一般大的娃子们放驴、放马的时候，还一起跑到城墙下凉荫凉、捉迷藏，还在城墙上头摔跤呢。这城楼子，不就是我们高古城的城楼子吗！”“什么天下第一雄关啊！比起我们高古城的古城，也就稍稍大上一点点。”
《永昌县志》记载：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张轨在今永昌县城西七十里筑城，依焉支山置焉支县。县城遗址今名高古城。
在民间，老百姓则多说高古城曾是匈奴人的都城。可能是老百姓根据焉支县的名称作出的一种推测吧。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民歌，是匈奴被西汉军队逐出河西走廊时留下的一首悲歌，也是匈奴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一首歌谣。
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两次西征，彻底打击了匈奴人的气焰，将其赶出河西走廊，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屯田垦地，河西从此融入中原血脉。祁连山，那是匈奴人心中的“天山”；而焉支山，则是当时匈奴人的家乡。“焉支”又写作“胭脂”，据说因山上生长匈奴妇女用来化妆的胭脂原料红蓝花而得名。又说“焉支”和“胭脂”，均为“阏氏”（匈奴语称各藩王之妻为“阏氏”）的谐音。
游牧民族的痕迹，早已被风烟吹散，只留下这些零零星星的歌谣和词汇。
公元301年，西晋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当时全国设20个州，刺史为掌管一州军政事务的官员）。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他到河西后，文治武功并举，采取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征召九郡贵族子弟500人开办官学，使得河西走廊儒学昌盛。当时鲜卑族反叛，盗匪纵横州里，张轨剿灭盗匪，斩首1万余人，使凉州地区秩序井然。公元311年，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游牧部落联盟趁西晋王室争夺中央政权之机，大举进兵入侵中原，造成血腥而混乱的社会局面，世称“永嘉之乱”。
高古城即建城于此时。
《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就开始了筑城的历史，以抵御凶猛的野兽、泛滥的洪水、无情的大火和外敌的入侵。凉州刺史张轨于“永嘉之乱”时建立高古城，也许就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入侵。
当时，由于河西走廊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中原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人口迁徙于此。张轨的后人建立了前凉政权，存在了大约60年的时间，为流落到河西走廊躲避战乱的中原人提供了保障，并一度经略西域地区。
听老人们说，高古城尚未拆除的时候，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古城，那厚厚的城墙，高大的城门、城楼，耀眼地屹立在焉支山下辽阔的平川上，显得巍峨、自信。还有那朱红色粗大的立柱、雕栏画栋的檐廊，在闪闪的阳光下发射着亮光，俨然一个庄严的所在。我想，这对于曾经入侵的异族，对于曾经为匪的暴民，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心理震慑。
但这些历史，老百姓基本已忘记了。只有老年人，还记得“破四旧”拆城的那些事情；只有蒲家人，依稀记得他们的祖辈在清朝雍正年间来西北戍边的事情。 丙申之春，快雪时晴。我在表姐夫的陪同下考察高古城。
初春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散落在雪地上，一簇簇的芨芨草和石头露出雪地，寂寥而荒凉。一丝西北风吹在脸上，我不禁接连打了几个寒颤，白光光的雪地晃得人眼睛发酸。南面、西面和北门的几截子短墙，孤零零地站立在沙滩上，相互远望而永不再相连，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孤独寂寥。若是没有永昌县人民政府树立的“高古城遗址”石碑，很难想到这是一座旧城的遗址。
石碑上镌刻着碑文：
古城东西长328米，南北宽321米，无瓮城、角楼等建筑。城墙黄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墙宽2.5米，残高2.0米，护城河宽4米。地表有大量清瓷残片。
石碑处于高古城的南门位置，旁边还有一个废弃的涝池。
据《凉镇志》记载：“高古城堡周围二百一十丈，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开城门一座。”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应该是周长630米，比现在的遗址小一半；但高达7.5米，厚3.3米，比眼前的景象宏伟多了！
和嘉峪关关城周长733米、内城周长640米、内城城高9米的规制相比，西晋时期的高古城应和嘉峪关内城相差无几，而现今的遗址，则接近嘉峪关关城的两倍。
高古城是什么时候扩大规模的？是因为面临更大的战争威胁被迫扩大，还是因為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扩大？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然而，提起现在的高古城，就不能不提高古城的蒲家人。
历史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高古城早已败落。山西人蒲国忠，跟着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镇守西北，驻守高古城，在旧址所在地修建了城郭、营盘、教场等，战时攻城拔寨、抗击敌人，闲时习武练兵、认真备战。蒲家人在此繁衍生息，不仅保护了一方平安，而且发展了地方文化。
可惜的是，重新崛起的高古城，没有牺牲于战火，却湮没于一场运动。
如今，老人们提起高古城，总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甚至捶胸顿足：“那时候的人真瓜（傻），好端端的一座城，被拆得连影子都不剩。”
站在古城遗址前，广阔的沙滩尽收眼底，同时也产生一种登高望远、一览无余的感觉。高古城北依焉支山，南望祁连山，俯视红山、北山及其周围的广阔土地。焉支山为其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祁连山为其提供丰富的雪水，红山和北山周围的土地为其提供充足的粮食。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在政策的鼓励下，农民严世友到西边国营黑土洼农场旁边的荒滩上开荒种田，成为高古城最早的万元户，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售粮模范”称号。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河西商品粮基地新闻报道的时候，摄取了严世友收成的图片，在高古城一时传为佳话。
高古城，占地利之便。
经黑土洼农场继续向西，曾有亚洲最大的马场——山丹军马场，由此可通往张掖的扁都口，至青海和新疆。可以想见，在遥远的汉代，这里已是一片水草丰茂、人欢马叫的热闹之地。自从汉武帝成立河西四郡、实行屯田政策以来，这里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半农半牧地区。张轨选择在焉支山下的高古城位置建城，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黑土洼农场，曾有一个农试场，据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为实验培育高产量种子而设立的农场。如今，黑土洼农场的土地已经流转，高古城部分村子的土地也已流转。过去，高古城及其周边是高海拔地区，只能种植小麦、青稞和胡麻等作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碍于种植粮食作物成本高、收益少的现实，这里已很少种植粮食作物，转而开始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啤酒大麦和大棚蔬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了土地的老板们，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洋葱、娃娃菜、菜花、芹菜等蔬菜。
望着近在眼前的祁连山和焉支山，我们感慨万千，既为它的快速发展高兴，又为它的未来命运担忧。这一块算不上富饶，但绝对不能称之为贫瘠的土地，面临着和目前所有农村一样的困境。
过去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记得小时候去高古城，沿着水渠，是一条笔直的石头路，拳头般大小的石头尖尖斜斜地布满了道路，手扶拖拉机“蹦蹦蹦”地往前跑，我坐在上面，被颠得像筛糠一般，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据说高古城的一个村民半夜里胆结石发作，疼得又喊又叫，家里人赶忙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他去乡医院检查，没成想经过一番颠簸，到了乡医院的时候，结石已被颠出胆管，疼痛消失，再也不用吃药、做手术了。现在，村与村之间的一条条石子路，都铺上了沥青，变成了柏油马路，使高古城的农民奔上了发家致富的快车道。但随着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大部分的农民都已进城。即使在春节团聚期间，村上的农民也很少，只剩下一些晒日头、谝闲传的老头儿、老太太。
吕姐夫告诉我，高古城的老人们，尤其是放羊的羊把式，看到白云为焉支山戴上了帽子，就知道要变天了，看见白云横在焉支山的半山腰，就知道大雨将至。那个晚上，我看到高古城上空的星星繁密地挤在一起，像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你推着我，我搡着你，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四周寂静得能够听得见大地的心跳。过去，人们看云能识别天气，看星空能判断天象季节变化，而现在呢？
城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
城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
高古城，像它的名字一样，确实老了。但老了的，又何止是高古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