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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传播文化最简单、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将迁出地的文化忠实地复制到迁入地。
移民文化是优胜劣汰、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结晶。
移民文化离不开移民本身，上海无法回避未来的移民问题。
移民文化
不是简单复制
在自然景观无法迁移的情况下，年龄稍长的移民往往喜欢将故乡的人文景观尽可能地移植到迁入地来，以满足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
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接到长安当了太上皇。这位老人家虽然锦衣玉食、富贵已极，却闷闷不乐，一心想回老家丰县(今江苏丰县)。刘邦只得下令将丰县的百姓迁到长安附近的丽邑(今陕西临潼)，并仿照丰县重建丽邑。为了使太上皇能像在家乡一样，刘邦把他熟悉的商人、屠夫、卖酒的、煮饼的小贩统统迁来，连他们饲养的鸡猪犬羊也在迁移之列。由于这个被改名新丰的县城与丰县建得一模一样，据说迁来的家畜放在街上竟都能跑回自己主人家去。
这样的事只有皇帝才能办到，一般人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以前被称为“小北京”、“小扬州”或“小某某”的地方大多不过稍为相似而已；海外的唐人街建得再大再全也不能将中国文化百分之百地搬过去。
其实，新丰这样的完全复制至多只能维持一时，从汉代留下的文献记载看，太上皇死后的新丰县与周围县城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原因很简单，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产生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
另一个原因是受迁入地原有文化的影响。除非是迁入新开发区或无人区，移民传带的外来文化总要面对本土文化，为了取得延续和扩大，往往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移民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也使本身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即使由于移民太少，活动力有限，移民所传带的文化因影响过小而被本土文化同化，但实际上还是可能造成本土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历史上随内迁的少数民族传人的文化似乎都已被汉族文化所淹没，但他们并没有烟消云散，只是因为只留下痕迹，或被披上了汉文化的外衣，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一般说来，这类变化的过程是积极的，有利于进步，因为这不仅是优胜劣汰，也是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过程。特别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旗鼓相当：或几种外来文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经过碰撞、冲突，最终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文化，这是移民文化的升华，也是最成功的移民文化。
西汉首都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集中了关东各地移民后裔，这些移民后代在城市及郊外已超过了本地人的数量。两汉后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移民文化的这一特点：“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险阴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见班固《汉书·地理志》)可见关东崇尚儒家学说与重商致富的风尚都已随移民而传入，当地的重农和节俭传统已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本地和移民迁出地都不同的新文化——真正的移民文化。
从古至今，凡“五方杂错”、移民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都存在着这样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的优点。却又在互相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的弱点，就像海洋一样吸纳着大小河流，又把它们汇成一个整体。但海水已不是任何一条河里的水，移民文化并不是迁出地文化的复制或转移。
上海移民文化
得天独厚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上海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受益于移民最大，可谓得天独厚。
上海开埠前的1852年，上海县只有54万人口(以下人口数据均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城区的人口更少。但到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42年增加到近400万，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市达到546万。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口净增加了490万，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外来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1946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别占总人口79％和85％，可见有400余万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开埠时只有26人，1915年超过2万，1942年高达15万，1949年解放初还有2万8千。
国内移民来源极广，根据1950年初的统计，超过100万的有江苏、浙江，超过10万的有安徽、山东、广东，超过1万的有湖北、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和华北，遍及全国各地。外国人则来自英、美、法、德、日、俄、印、葡、意、越南、朝鲜及其他欧洲国家。这两项纪录在中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国内移民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又占了大多数，1950年初达总人口的79％。江、浙两省移民主要又来自长江三角洲的苏南和浙北，这是近千年来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在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条件下，这一地区负担了全国最大份额的赋税，仍维持着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平，依靠的就是本地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发达的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以及大量人口外出谋生或移殖他乡。这也使这里的民风既不像岭南那样强悍，有强烈的乡土和宗族观念；也不如北方那样保守，不善于接受新文化。所以从总体上说，这里输出的移民素质最高。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免遭战乱的庇护所，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都没有直接影响租界，所以每次战乱都为租界增加了大批移民，包括官僚、地主、富商、学者、名流，带来了大量财富，为新兴的城市工商业增加了大量资本。
在上海的外国移民中，虽然也有特务、娼妓游民、罪犯流氓，但大部分是从事工商业、金融保险、工程技术、市政管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专业人员，具有较强的传播文化的能力。如流落上海的“白俄”中就有不少造诣很高的音乐家，对西方音乐在上海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形成了相对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完善的市政服务体系，繁华舒适的都市生活以后，丰富多彩的文化，对上层人士、富裕阶层、科技文教艺术的专业人员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素质最高的移民，而且引进了最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尽管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传入中国并不一定以上海为最早。但最早形成商业规模、建成市政设施的则非上海莫属。上海市区(不包括以后划归上海的郊县)成陆于西汉以后，从未生产或出土过青铜器，历史上的全国性文化名人屈指可数，但旧上海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青铜器和大量珍贵书画文物，也汇聚了大批文化名人，这一切靠的都是移民。
由于移民数量大大超过了本地人口，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本地人平等的地位，政治地位高、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素质优良的移民很快成为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领袖，所以移民在保持及传播自身文化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只会面对其他移民文化的竞争。外国移民倚仗帝国主义的特权，拥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特殊地位。这固然便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但客观上也有利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新事物的推行。
天津东北
缘何结果不同
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天津也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商城市，但据1947年的统计(据《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天津本地人口占40％，河北籍移民占47％，山东籍移民占8％，江、浙、皖、粤及南方籍移民合计不过2％强。可见其比例不如上海高，来源不如上海广，河北、山东两省的经济文化水准远低于江浙两省，输出移民的总体素质自然也不如后者。
东北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东北大规模接受移民始于1860年，稍晚于上海开埠，但到清末已超过1000万，上世纪40年代初东北人口达到4450万，其中多数是移民及其后裔。东北的新兴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本溪等移民增加的速度和所占比例比上海还高，此时东北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在全国已占有很大的百分比，但是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直到解放后，东北在科技、学术、教育、文化方面的水平和拥有的人才与它的经济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移民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迁入东北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及华北各地，基本上都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贫民和灾民，既无文化，又无资产。东北除辽宁南部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外，其余大多是新开发区或军事据点，本地不具备文化传统。
东北开禁开始，就受到以俄国和日本为主的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干预，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更得到强制推行。迁入东北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俄国、日本和朝鲜，日占期间大规模迁入的日本、朝鲜移民还是日本侵略战略的一部分。国内移民在迁入后非但没有提高文化素质的机会，反而受到殖民主义文化的强制影响。所以东北与上海的不同结果绝不是偶然的。
“海派文化”
期待新来源
解放以后，移民上海的历史中止了。相反，上海向全国输出了上百万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知识青年、专家学者，虽然因军政人员南下、求学、干部调动、国家分配而增加了一些外来人口，但数量有限，直到近年才因大规模经济建设而有所扩大。
外国移民先后迁离，至文革结束时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以来虽增加了不少外国常驻人员，但属于侨居性质者甚少。同样，国内流动人口虽经常有200万之巨，但属移民的也不算多。
被称为“海派文化”的移民文化到1949年后再也没有获得新的来源，尽管在本能地抵制着全国统一的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今天上海以国际一流大都市为重建目标，但以什么作为重建上海文化的目标呢?从哪里去获得新的上海文化的源泉呢?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上海需要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但四十年沧桑，上一代移民走的走，老的老了，剩下的也早已上海化了；年轻一点的大多已是第二三代移民，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或许已与本地人无异了。当然本地人也完全可以创新，但移民文化离不开移民本身，所以未来的移民是上海无法回避的问题。
移民文化是优胜劣汰、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结晶。
移民文化离不开移民本身，上海无法回避未来的移民问题。
移民文化
不是简单复制
在自然景观无法迁移的情况下，年龄稍长的移民往往喜欢将故乡的人文景观尽可能地移植到迁入地来，以满足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
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接到长安当了太上皇。这位老人家虽然锦衣玉食、富贵已极，却闷闷不乐，一心想回老家丰县(今江苏丰县)。刘邦只得下令将丰县的百姓迁到长安附近的丽邑(今陕西临潼)，并仿照丰县重建丽邑。为了使太上皇能像在家乡一样，刘邦把他熟悉的商人、屠夫、卖酒的、煮饼的小贩统统迁来，连他们饲养的鸡猪犬羊也在迁移之列。由于这个被改名新丰的县城与丰县建得一模一样，据说迁来的家畜放在街上竟都能跑回自己主人家去。
这样的事只有皇帝才能办到，一般人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以前被称为“小北京”、“小扬州”或“小某某”的地方大多不过稍为相似而已；海外的唐人街建得再大再全也不能将中国文化百分之百地搬过去。
其实，新丰这样的完全复制至多只能维持一时，从汉代留下的文献记载看，太上皇死后的新丰县与周围县城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原因很简单，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产生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
另一个原因是受迁入地原有文化的影响。除非是迁入新开发区或无人区，移民传带的外来文化总要面对本土文化，为了取得延续和扩大，往往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移民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也使本身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即使由于移民太少，活动力有限，移民所传带的文化因影响过小而被本土文化同化，但实际上还是可能造成本土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历史上随内迁的少数民族传人的文化似乎都已被汉族文化所淹没，但他们并没有烟消云散，只是因为只留下痕迹，或被披上了汉文化的外衣，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一般说来，这类变化的过程是积极的，有利于进步，因为这不仅是优胜劣汰，也是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过程。特别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旗鼓相当：或几种外来文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经过碰撞、冲突，最终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文化，这是移民文化的升华，也是最成功的移民文化。
西汉首都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集中了关东各地移民后裔，这些移民后代在城市及郊外已超过了本地人的数量。两汉后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移民文化的这一特点：“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险阴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见班固《汉书·地理志》)可见关东崇尚儒家学说与重商致富的风尚都已随移民而传入，当地的重农和节俭传统已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本地和移民迁出地都不同的新文化——真正的移民文化。
从古至今，凡“五方杂错”、移民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都存在着这样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的优点。却又在互相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的弱点，就像海洋一样吸纳着大小河流，又把它们汇成一个整体。但海水已不是任何一条河里的水，移民文化并不是迁出地文化的复制或转移。
上海移民文化
得天独厚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上海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受益于移民最大，可谓得天独厚。
上海开埠前的1852年，上海县只有54万人口(以下人口数据均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城区的人口更少。但到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42年增加到近400万，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市达到546万。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口净增加了490万，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外来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1946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别占总人口79％和85％，可见有400余万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开埠时只有26人，1915年超过2万，1942年高达15万，1949年解放初还有2万8千。
国内移民来源极广，根据1950年初的统计，超过100万的有江苏、浙江，超过10万的有安徽、山东、广东，超过1万的有湖北、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和华北，遍及全国各地。外国人则来自英、美、法、德、日、俄、印、葡、意、越南、朝鲜及其他欧洲国家。这两项纪录在中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国内移民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又占了大多数，1950年初达总人口的79％。江、浙两省移民主要又来自长江三角洲的苏南和浙北，这是近千年来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在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条件下，这一地区负担了全国最大份额的赋税，仍维持着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平，依靠的就是本地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发达的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以及大量人口外出谋生或移殖他乡。这也使这里的民风既不像岭南那样强悍，有强烈的乡土和宗族观念；也不如北方那样保守，不善于接受新文化。所以从总体上说，这里输出的移民素质最高。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免遭战乱的庇护所，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都没有直接影响租界，所以每次战乱都为租界增加了大批移民，包括官僚、地主、富商、学者、名流，带来了大量财富，为新兴的城市工商业增加了大量资本。
在上海的外国移民中，虽然也有特务、娼妓游民、罪犯流氓，但大部分是从事工商业、金融保险、工程技术、市政管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专业人员，具有较强的传播文化的能力。如流落上海的“白俄”中就有不少造诣很高的音乐家，对西方音乐在上海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形成了相对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完善的市政服务体系，繁华舒适的都市生活以后，丰富多彩的文化，对上层人士、富裕阶层、科技文教艺术的专业人员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素质最高的移民，而且引进了最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尽管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传入中国并不一定以上海为最早。但最早形成商业规模、建成市政设施的则非上海莫属。上海市区(不包括以后划归上海的郊县)成陆于西汉以后，从未生产或出土过青铜器，历史上的全国性文化名人屈指可数，但旧上海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青铜器和大量珍贵书画文物，也汇聚了大批文化名人，这一切靠的都是移民。
由于移民数量大大超过了本地人口，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本地人平等的地位，政治地位高、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素质优良的移民很快成为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领袖，所以移民在保持及传播自身文化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只会面对其他移民文化的竞争。外国移民倚仗帝国主义的特权，拥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特殊地位。这固然便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但客观上也有利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新事物的推行。
天津东北
缘何结果不同
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天津也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商城市，但据1947年的统计(据《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天津本地人口占40％，河北籍移民占47％，山东籍移民占8％，江、浙、皖、粤及南方籍移民合计不过2％强。可见其比例不如上海高，来源不如上海广，河北、山东两省的经济文化水准远低于江浙两省，输出移民的总体素质自然也不如后者。
东北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东北大规模接受移民始于1860年，稍晚于上海开埠，但到清末已超过1000万，上世纪40年代初东北人口达到4450万，其中多数是移民及其后裔。东北的新兴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本溪等移民增加的速度和所占比例比上海还高，此时东北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在全国已占有很大的百分比，但是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直到解放后，东北在科技、学术、教育、文化方面的水平和拥有的人才与它的经济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移民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迁入东北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及华北各地，基本上都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贫民和灾民，既无文化，又无资产。东北除辽宁南部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外，其余大多是新开发区或军事据点，本地不具备文化传统。
东北开禁开始，就受到以俄国和日本为主的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干预，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更得到强制推行。迁入东北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俄国、日本和朝鲜，日占期间大规模迁入的日本、朝鲜移民还是日本侵略战略的一部分。国内移民在迁入后非但没有提高文化素质的机会，反而受到殖民主义文化的强制影响。所以东北与上海的不同结果绝不是偶然的。
“海派文化”
期待新来源
解放以后，移民上海的历史中止了。相反，上海向全国输出了上百万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知识青年、专家学者，虽然因军政人员南下、求学、干部调动、国家分配而增加了一些外来人口，但数量有限，直到近年才因大规模经济建设而有所扩大。
外国移民先后迁离，至文革结束时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以来虽增加了不少外国常驻人员，但属于侨居性质者甚少。同样，国内流动人口虽经常有200万之巨，但属移民的也不算多。
被称为“海派文化”的移民文化到1949年后再也没有获得新的来源，尽管在本能地抵制着全国统一的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今天上海以国际一流大都市为重建目标，但以什么作为重建上海文化的目标呢?从哪里去获得新的上海文化的源泉呢?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上海需要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但四十年沧桑，上一代移民走的走，老的老了，剩下的也早已上海化了；年轻一点的大多已是第二三代移民，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或许已与本地人无异了。当然本地人也完全可以创新，但移民文化离不开移民本身，所以未来的移民是上海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