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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自古以来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时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政治因素或多或少的制约和影响，是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形与再创作。剖析翻译的政治从古至今的演变，了解其政治性对翻译影响，能更加有利于全面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及其实质。
关键词：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
20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的兴起和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大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翻译研究与西方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理论联系起来，揭示了翻译所寓含的权力问题，重新发掘了翻译活动与政治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中西方学界对此命题都有所研究，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在翻译的政治上的研究深度以及广度远远要大于中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以揭示被翻译掩盖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研究的重点，二是分析翻译在同一语言文化集团（国家）内的权利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如何被挪用，成为一种实现一方政治（广义）议程的思想资源，三是成为译者兼论者本人的一种批评实践，凸现人文关怀。”（胡翠娥 10）中国一些学者如费小平，许均等都翻译的政治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本文首先分析了“翻译的政治”的起源，其次对其政治性对译者在翻译动机、选材和策略运用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析。
1.翻译的政治之起源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圣经·旧约》的翻译，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也体现了这一点，官方赞助人及译者的专业能力直接左右着译作的成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学者沃纳·温特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被视为最早论及翻译政治的文章，而法国思想家福柯发表的《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e）被视为后现代语境下讨论翻译政治的经典之作。到了九十年代，翻译政治的讨论迈向成熟阶段，“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也是在这一阶段被正式提出的，为这一命题做出空前贡献的应属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93年斯皮瓦克的《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斯皮瓦克将它置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深刻地探讨了当中所包含的权力问题，“主要指向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呈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社、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杨平 8）。同样的命题也出现在1996年出版的西蒙的《性别与翻译》（Gender in Translation）一书中，书中西蒙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提出该问题，她所使用的说法是“传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她提出我们必须去识别并批评传统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在这一时期，同样涉及到翻译的政治问题这一命题的还有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斯·韦努蒂。其在《翻译的丑闻：走向差异的伦理学》一书中对该问题有所涉及。从最早的东汉翻译佛经著作到今天，中国可以说积累了很多的翻译政治资源，但对其深入的研究同样是在九十年代。从二十世纪的就是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者辜正坤、谢天振、许钧开始对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我国翻译界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有关翻译与政治和文化关系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探讨翻译的政治问题。
2.翻译的政治性对翻译的影响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忠实对等”的反映原文，而是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大小，翻译都会无法避免的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王东风认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翻译与很多人的政治意识紧密关联，事实上它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纯粹的文字转换工作。翻译的政治性表现得较为广泛，在宗教、文学、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领域都有翻译的政治性的体现，而翻译的动机、翻译题材的选择和策略运用等方面，则会受到来自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赞助人等政治因素影响。
从传统译论的视角来看，“信”“达”“雅”中的“信”指的就是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但是许多翻译作品中，翻译的“不忠”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翻译讲究忠于原著，但是当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纬度来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理解翻译的这种“不忠”现象，也是别有用心的。以中国为例，无论哪个历史阶段，翻译活动都有其特性，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政治经济社会都亟待改革，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因一些重要翻译家的翻译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翻译题材的选择都社会政治因素放在首位。严复是这个时期著名的译家之一，他所翻译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运用一定的策略以达到宣扬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的翻译目的。他选择的都是西学名著，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介绍到中国，以满足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翻译工作，先后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今天的中央文献翻译部，明确提出了翻译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
翻译的动机和题材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受意识形态和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对题材的选择会因人而异，也会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异。出于政治动机，译者往往把翻译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一种手段。清末民初时期，大部分译者选材都是启迪民众，从思想上帮助国人走上文明之路的作品；就20世纪上半期乃至建国初期，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影响，整个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被看作翻译的重点，而爱伦·坡等作家的作品却鲜有人问津。 在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译者对特定的选材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运用不同的翻译技巧来实现这一动机，对原作给予相应的删减、增补及作注等。依据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的改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分别为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以及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芒迪，2007：181）“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由赞助机构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方面的考虑则是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全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芒迪，2007：183）。艾德温·根茨勒继承勒弗菲尔的改写观，甚至宣称翻译就是改写，服务于权力，是对充满变数文本的操控（杨平 12）。罗马人翻译希腊作品从亦步亦趋到后来的随意删改是想通过翻译表现出罗马知识方面的成就并与原文“竞争”（谭载喜，2004：18-19）。林纾和严复在翻译作品时使用中国文言文进行翻译都是具体表现。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实现对弱势文化的霸权行为，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策略。
这些例子都显示出翻译的政治性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动机，翻译题材的选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影响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运用。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的政治指的是意识形态、权力等一系列影响翻译目的、选材和策略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下，翻译的政治这一问题意识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重视，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探析，使翻译活动的内涵得以补充。纵观古今中外，翻译现象并非传统译论所提倡的“忠实对等”的语言转换那么简单，它与翻译的政治密切相关，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会影响翻译者的动机、文本选择倾向以及翻译策略的采用等，因而加强对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认知，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翻译机翻译理论。（作者单位：1.四川文理学院；2.四川外国语学院成都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翠娥&杨卉.试论中西语境下的“翻译的政治”研究[J].中国翻译，2009，（2）：5-11.
[2]芒迪，杰里米.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杨平.翻译的政治与翻译观念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7-16.
[5]朱耀先.论翻译与政治[J].中国科技翻译，2007，（1）：31-34.
关键词：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
20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的兴起和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大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翻译研究与西方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理论联系起来，揭示了翻译所寓含的权力问题，重新发掘了翻译活动与政治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中西方学界对此命题都有所研究，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在翻译的政治上的研究深度以及广度远远要大于中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以揭示被翻译掩盖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研究的重点，二是分析翻译在同一语言文化集团（国家）内的权利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如何被挪用，成为一种实现一方政治（广义）议程的思想资源，三是成为译者兼论者本人的一种批评实践，凸现人文关怀。”（胡翠娥 10）中国一些学者如费小平，许均等都翻译的政治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本文首先分析了“翻译的政治”的起源，其次对其政治性对译者在翻译动机、选材和策略运用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析。
1.翻译的政治之起源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圣经·旧约》的翻译，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也体现了这一点，官方赞助人及译者的专业能力直接左右着译作的成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学者沃纳·温特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被视为最早论及翻译政治的文章，而法国思想家福柯发表的《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e）被视为后现代语境下讨论翻译政治的经典之作。到了九十年代，翻译政治的讨论迈向成熟阶段，“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也是在这一阶段被正式提出的，为这一命题做出空前贡献的应属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93年斯皮瓦克的《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斯皮瓦克将它置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深刻地探讨了当中所包含的权力问题，“主要指向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呈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社、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杨平 8）。同样的命题也出现在1996年出版的西蒙的《性别与翻译》（Gender in Translation）一书中，书中西蒙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提出该问题，她所使用的说法是“传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她提出我们必须去识别并批评传统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在这一时期，同样涉及到翻译的政治问题这一命题的还有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斯·韦努蒂。其在《翻译的丑闻：走向差异的伦理学》一书中对该问题有所涉及。从最早的东汉翻译佛经著作到今天，中国可以说积累了很多的翻译政治资源，但对其深入的研究同样是在九十年代。从二十世纪的就是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者辜正坤、谢天振、许钧开始对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我国翻译界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有关翻译与政治和文化关系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探讨翻译的政治问题。
2.翻译的政治性对翻译的影响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忠实对等”的反映原文，而是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大小，翻译都会无法避免的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王东风认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翻译与很多人的政治意识紧密关联，事实上它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纯粹的文字转换工作。翻译的政治性表现得较为广泛，在宗教、文学、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领域都有翻译的政治性的体现，而翻译的动机、翻译题材的选择和策略运用等方面，则会受到来自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赞助人等政治因素影响。
从传统译论的视角来看，“信”“达”“雅”中的“信”指的就是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但是许多翻译作品中，翻译的“不忠”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翻译讲究忠于原著，但是当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纬度来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理解翻译的这种“不忠”现象，也是别有用心的。以中国为例，无论哪个历史阶段，翻译活动都有其特性，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政治经济社会都亟待改革，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因一些重要翻译家的翻译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翻译题材的选择都社会政治因素放在首位。严复是这个时期著名的译家之一，他所翻译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运用一定的策略以达到宣扬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的翻译目的。他选择的都是西学名著，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介绍到中国，以满足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翻译工作，先后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今天的中央文献翻译部，明确提出了翻译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
翻译的动机和题材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受意识形态和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对题材的选择会因人而异，也会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异。出于政治动机，译者往往把翻译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一种手段。清末民初时期，大部分译者选材都是启迪民众，从思想上帮助国人走上文明之路的作品；就20世纪上半期乃至建国初期，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影响，整个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被看作翻译的重点，而爱伦·坡等作家的作品却鲜有人问津。 在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译者对特定的选材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运用不同的翻译技巧来实现这一动机，对原作给予相应的删减、增补及作注等。依据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的改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分别为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以及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芒迪，2007：181）“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由赞助机构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方面的考虑则是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全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芒迪，2007：183）。艾德温·根茨勒继承勒弗菲尔的改写观，甚至宣称翻译就是改写，服务于权力，是对充满变数文本的操控（杨平 12）。罗马人翻译希腊作品从亦步亦趋到后来的随意删改是想通过翻译表现出罗马知识方面的成就并与原文“竞争”（谭载喜，2004：18-19）。林纾和严复在翻译作品时使用中国文言文进行翻译都是具体表现。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实现对弱势文化的霸权行为，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策略。
这些例子都显示出翻译的政治性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动机，翻译题材的选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影响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运用。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的政治指的是意识形态、权力等一系列影响翻译目的、选材和策略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下，翻译的政治这一问题意识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重视，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探析，使翻译活动的内涵得以补充。纵观古今中外，翻译现象并非传统译论所提倡的“忠实对等”的语言转换那么简单，它与翻译的政治密切相关，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会影响翻译者的动机、文本选择倾向以及翻译策略的采用等，因而加强对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认知，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翻译机翻译理论。（作者单位：1.四川文理学院；2.四川外国语学院成都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翠娥&杨卉.试论中西语境下的“翻译的政治”研究[J].中国翻译，2009，（2）：5-11.
[2]芒迪，杰里米.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杨平.翻译的政治与翻译观念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7-16.
[5]朱耀先.论翻译与政治[J].中国科技翻译，2007，（1）：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