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7岁的阿瓦里德亲王是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侄子，他曾在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曼隆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79年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商业投资，其父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经营房地产与建筑业而成为沙特最富有的人之一。
截至2011年底，阿瓦里德亲王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持有旗下王国控股集团大约95%的股份。王国控股集团不仅投资于花旗银行，还持有苹果、时代华纳以及新闻集团、通用汽车等世界知名企业的股份。2010年6月份他在接受《彭博市场》杂志的专访时曾经声称自己的财富最终会超越巴菲特，在全球面临金融风暴袭击的当年令市场为之侧目。
阿瓦里德投资的领域十分广泛，他不仅大量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和传媒公司，如美国在线、摩托罗拉，还投资房地产业。目前，他是四季酒店和纽约广场酒店的股东，2004年他还投资了伦敦的莎威酒店和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大酒店。另外，他持有欧洲迪斯尼公司10％的股份，该公司经营着巴黎的迪斯尼乐园。
删繁就简，专注花旗
1989年，他开始买入海外银行的股份，包括美国大通银行、花旗、汉华实业银行以及汉华银行，总投资额约2.5亿美元，但他很快明白如果希望获得高额报酬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策略。
7个月后，在重新评估后，阿瓦里德决定卖掉其他银行的股份，以全部身家投注花旗。
花旗当时的股价相当不乐观，阿瓦里德花了2.07亿美元获得了花旗银行4.9%的股份(折合每股12.7美元)，这个持股比率刚好让他能避开美国联邦法规关于披露持股人身份的要求。
从财务报表来看，花旗在四家银行中的表现最差，但阿瓦里德却相信花旗最有潜力。他最看好的是花旗拥有其他银行远远不可比拟的全球性。
花旗的困境
花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摇摇欲坠。在这场交易里，阿瓦里德的研究以及耐心与谈判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1990年9月下旬，阿瓦里德投资这家海外银行的消息震撼了金融界。约翰·里德当时是花旗银行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当时美国大通银行动用了一笔储备金来填补房地产贷款方面的缺口，而花旗正遭遇相同的问题，市场也知道此事。花旗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房地产贷款的亏损而元气大伤，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风险问题严重(尤其是拉美国家)，迫使当局公布花旗的困境，评估结果认为花旗需要的资金将会高于其自身的资产。
里德说：“我们的资金不足，市场方面又因大通银行的举动而抛售花旗的股票。这件事告诉我们，市场知道花旗面临类似的风险，因此认定花旗也有问题。但我们觉得这些问题不是仅仅依靠动用储备金就能解决，事实也的确如此。”
里德决定向市场表明自己已经制定完备的计划来拯救花旗银行。他召集手下拟出一份声明，声称花旗将会招募资金并展开相关行动来解决潜在的问题。
里德责令副总裁保罗·科林斯处理眼前的危机。科林斯十分清楚花旗当时的处境，也知道银行本身的资金不足。里德和科林斯都明白，所募资金的注入必须能让市场清楚认识到花旗银行有长远的规划，而不仅是拿来应急。里德打算从日本直奔伦敦，与保罗一起去找投资银行谈判：“这些投资银行应该很清楚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的观点也能反映市场的走向，这样就能确保我们不与市场脱节。”况且，赢得市场信心可以让这些花旗大佬有机会与投资者接触。
美国国内对科林斯声明的反应不如预期，投资界既无力也无意资助花旗，许多人似乎都在等着看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得更低。当里德与科林斯在伦敦相遇时，局面已变得十分危急。
里德说：“我们以为释放部分权利作为交换是募集资金的最好方式，因此开始与伦敦当地的几家投资银行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试图找出当时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人。在伦敦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也试着了解整个投资组合的全貌，并计算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需要募集多少资金，最后决定以摩根士丹利作为花旗的投资银行，主要是因为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部门当时的负责人是英格兰银行的前任总裁李察森爵士，他是一名强硬而公正的管理者，我们很看重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必须一举将银行引到正确的方向。重回市场的机会不多，而我们也不愿意一再修订计划，使大众不再相信我们的话。为此，我们需要利用所谓的‘144号招股条例’来募集资金，即针对专业投资者而非一般大众。”
1990年11月，当花旗积极试探投资者的意愿时，发现阿瓦里德在购入花旗股票。对这位沙特亲王一无所知的花旗高层派人前往确认此事，由此得知他有意对花旗进行个人投资。
沙特救星
花旗高层开始时估计需要募集25亿美元，随后这一数字很快增加到45亿美元，花旗认为他们必须依靠几个高端投资者才能渡过难关。
“阿瓦里德原本就与银行有往来，所以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也有相当的了解。他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会引起重视，但既然他对花旗是很重要的投资者——事实上是花旗的最大单一投资者——我们在这方面的关心远不及美国某些金融监管机构。”
这位沙特皇族立即给科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与阿瓦里德间的会谈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也有条有理。阿瓦里德也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我们的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令我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阿瓦里德当时不过是个年轻人，却已事前做好功课。他知道我们是谁，了解我们的弱点与强项何在、有什么机会等，所以我们根本无须费神去解释我们所要做的事以及原因，他早就一清二楚了。”
另外一个备选投资者是科威特政府。科林斯的评估是：“很不幸，因为波斯湾战争爆发，转移了科威特方面的注意力。科威特原本可能成为花旗集团的投资者，后来却忙着应付战事。因为这样的转变，我们失去了首要的投资候选人。那时我们正在与阿瓦里德进行第二次商谈，我还记得当时对话的内容是‘现在该怎么办?’阿瓦里德回答‘全都交给我吧！’”
除非有一个国际投资财团出现，否则不会有人愿意投资，必须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阿瓦里德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接下来的路也就平坦了。这事现在听来虽然容易，仿佛阿瓦里德是骑着白马毫无保留地前来拯救正在垂死挣扎中的花旗，但这位皇家投资者其实在心中已小心谨慎地全面盘算过整件事。
艰难的抉择
就某些方面来说，这简直是一项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在一个国际知名公司无力回天之前攫取它的股份。但这笔交易的规模非常大，他可能损失惨重。
这项交易需要投入阿瓦里德所有财富的一半，假如事情出现任何差错，对他的财务状况将有相当程度的伤害。但就如某些报道所推测的，阿瓦里德并不至于因此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可能会损失惨重，却不至于一文不名。我准备好要跨出这一大步，也有信心成功，当时却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我的委员会反对、顾问群反对，连我的父亲也反对。每个人都说‘不要这么做’。我彻头彻尾地把事情全盘思考过，然后我就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于是，阿瓦里德对花旗银行投资5.9亿美元。
阿瓦里德的迫不及待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瓦里德喜欢直接面对面，但由于海湾战争爆发，作为沙特皇室成员的阿瓦里德必须留在国内以示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因此，这次是双方的顾问代表出面：“协商过程不是很顺利，我们对摩根士丹利感到失望；这些专业的投资银行家总一心想着拿到最后的12.5％。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看，这12.5％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做生意非好即坏，这些钱不会对一笔生意的好坏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我们真的有些失望，认为这个项目可能无法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尽快成交。”
阿瓦里德感觉自己在整件事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波斯湾战争让股市大跌，没人敢进场投资。我是唯一一个敢在当时进场的人。事实上，1991年当我投资的消息见光时，美国的地面部队也在同一天挺进伊拉克领土。我们做成了这宗交易，年均复合回报率超过25％。”
说来有趣，当美国军队在沙特阿拉伯帮忙对抗萨达姆时，沙特的阿瓦里德却在帮助一家美国银行免于破产。
根据科林斯的说法，阿瓦里德在协商中提出的要求很直接也很坚定：“就我看来，他要的是一桩好投资，他要赚钱，他要随时知道公司的状况，同时要求跟公司高层平起平坐，也就是与我及里德保持对等的关系，当然这些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最关键的是价格问题。花旗当时出售的是一种可转换证券，所以必须确定认购金额、收益和股息。他真的很享受谈判的过程。他是个很强硬的对手，尤其当大部分的牌都握在他手上的时候，但他不打算借条件苛刻的交易对银行落井下石。他深知商誉和经营权的价值，同时也因为手上握有的股票赚进大笔的财富。”
里德简短地说明了他们与阿瓦里德之间达成的交易内容：“时间大概是1991年1月，当时拟了一份五年期可转换股协议书，外部投资者在这五年结束时可得到11％的股权，也可以每股14或16美元的价格转换为普通股。那时我们的股票最低曾跌到每股9美元，双方交易时大概是12美元左右。”
里德又说：“你如果看看我们发给阿瓦里德还有其他人的股份，完全排除每股1.72美元的股息，会发现我们的股本没有膨胀，再加上我们裁掉18％的员工，公司利润增加近五成，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一解除，我们的股价就开始飙高的原因。”
从天而降的障碍
1991年2月，阿瓦里德投入花旗5.9亿美元，加上他一年多前买下的普通股，合计已投资了7.97亿美元，他在花旗的持股率达到15％。
任何一个投资者要拥有任一家美国银行10％以上的股份，都必须经过美联储批准。因此美联储对阿瓦里德发出一张暂时的弃权书，阿瓦里德则在1991年年底正式提出申请，要求美联储核准他持有14.9％的花旗股份。通常这样的申请会在60天内批准，阿瓦里德却是一等再等。时隔14个月后的1993年，因为美联储迟迟不肯批准，阿瓦里德撤回了申请，将手上的股票卖出，直到自己的持股率恰恰低于10％的门槛。阿瓦里德售出的股票价值共3.64亿美元，获利颇为可观。当然阿瓦里德尽量不去想这些股票未来可能会有多值钱。举例来说，如果阿瓦里德在2004年再卖掉这些股票，这被迫卖掉的股票将价值20亿美元。
美联储的确曾公开调查过阿瓦里德的背景，不过却从来不曾说明不让阿瓦里德持有全部股份的原因。阿瓦里德已务实地接受这个结果，决定照美国的规矩来玩：“我们认为那会是一场硬仗，认为不能破坏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所以把那些股票卖了。”
美联储不允许阿瓦里德持有10％以上的股份，许多人认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一个明智的决定。
1991年，美国金融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因亏损230亿美元而倒闭，引发一连串丑闻。该银行的创始人是巴基斯坦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该银行以洗钱、财务诈骗、地下军火交易、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为主要业务。此外，该银行被揭发于1982年以非法手段买下美国第一银行的股份，在背后操作的就是沙特阿拉伯人。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事件让任何与中东有关系或手上握有大笔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全都蒙上一层阴影。虽说阿瓦里德资金的来源让美联储的官员无话可说，但是让一个有钱的沙特投资者握有大笔美国银行的股份却不是他们乐见的。
科林斯倒觉得官方担心的不是阿瓦里德这个人或他的沙特阿拉伯人身份：“那段时期正好是银行业陆续出现问题的时候，官方关心的是代表国际投资财团的人——他们针对的是其他机构而非与花旗有关的人——所以，这些官员大概是对相关人士的身份过于紧张了。我们十分支持阿瓦里德，如果让阿瓦里德拥有15％的股份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切就圆满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认为这一切不是因为个人因素，那些官员只是想尽到职责，因为他们正被其他机构惹出的麻烦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宁可要阿瓦里德的持股维持在10％以下。”
幸好最后的结果还算令人满意。阿瓦里德说，在等待美联储许可的那一年半时间，花旗持续出售股份，他的持股也随之被稀释到13.5％。他不愿因那3.5％的持股与美国政府僵持不下，更不愿让事情泛政治化，因此决定退一步。他指出美联储方面并没有婉拒他的申请，只是没有批准罢了。这种说法听来有些阿Q精神，但阿瓦里德认为这与直接否决的意义大不相同。他继续强调投资花旗一案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因为他投入了全部家当的一半。他说自己绝不会卖掉这些股份，因为他认为花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里德因此也十分敬重阿瓦里德：“阿瓦里德加入后，24小时内就又有8到10个投资大户加入花旗。当然，其他投资者的交易条件就不及阿瓦里德，毕竟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不过他们都还是大赚了一笔。”
紧接着投资的这些国际投资者在两周内为花旗注入了6亿美元。
皆大欢喜
有点讽刺的是，在买卖完成前，阿瓦里德一次也没见过花旗银行总裁。
一旦交易完成，确定了双方的关系，里德与阿瓦里德两人便常常互相征询对方的意见。1993年，里德带着儿子到阿瓦里德的沙漠营区做客，终于有机会去体验贝都因人的文化以及阿瓦里德钟爱的沙漠静谧。
科林斯指出，从这宗交易开始，他从此在国际间建立起了声望，能将目标瞄准其他全球性企业，而他对个人投资事业一贯支持的态度也让他获得很多重量级人士的支持。当阿瓦里德投资欧洲迪斯尼乐园时，里德接到迪斯尼公司迈克尔·艾斯纳的来电，他说自己有些担心，里德告诉他：“阿瓦里德是个生意人，投资不是因为他喜欢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价钱合他的意。他不是一个看人际关系的投资者，而是一个看财报数字的投资者。他身边有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效命，他们也清楚阿瓦里德的举动。阿瓦里德言出必行，对自己的投资一定会挺到底。他投资花旗后，我们还是经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但他一路相挺。他是个专家，他知道事情的进展，向我提供他个人的意见。他绝不会暴跳如雷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去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很好，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那种投资者。”
本文作者是CNN国际新闻网前主播，本刊记者石伟编译
截至2011年底，阿瓦里德亲王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持有旗下王国控股集团大约95%的股份。王国控股集团不仅投资于花旗银行，还持有苹果、时代华纳以及新闻集团、通用汽车等世界知名企业的股份。2010年6月份他在接受《彭博市场》杂志的专访时曾经声称自己的财富最终会超越巴菲特，在全球面临金融风暴袭击的当年令市场为之侧目。
阿瓦里德投资的领域十分广泛，他不仅大量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和传媒公司，如美国在线、摩托罗拉，还投资房地产业。目前，他是四季酒店和纽约广场酒店的股东，2004年他还投资了伦敦的莎威酒店和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大酒店。另外，他持有欧洲迪斯尼公司10％的股份，该公司经营着巴黎的迪斯尼乐园。
删繁就简，专注花旗
1989年，他开始买入海外银行的股份，包括美国大通银行、花旗、汉华实业银行以及汉华银行，总投资额约2.5亿美元，但他很快明白如果希望获得高额报酬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策略。
7个月后，在重新评估后，阿瓦里德决定卖掉其他银行的股份，以全部身家投注花旗。
花旗当时的股价相当不乐观，阿瓦里德花了2.07亿美元获得了花旗银行4.9%的股份(折合每股12.7美元)，这个持股比率刚好让他能避开美国联邦法规关于披露持股人身份的要求。
从财务报表来看，花旗在四家银行中的表现最差，但阿瓦里德却相信花旗最有潜力。他最看好的是花旗拥有其他银行远远不可比拟的全球性。
花旗的困境
花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摇摇欲坠。在这场交易里，阿瓦里德的研究以及耐心与谈判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1990年9月下旬，阿瓦里德投资这家海外银行的消息震撼了金融界。约翰·里德当时是花旗银行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当时美国大通银行动用了一笔储备金来填补房地产贷款方面的缺口，而花旗正遭遇相同的问题，市场也知道此事。花旗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房地产贷款的亏损而元气大伤，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风险问题严重(尤其是拉美国家)，迫使当局公布花旗的困境，评估结果认为花旗需要的资金将会高于其自身的资产。
里德说：“我们的资金不足，市场方面又因大通银行的举动而抛售花旗的股票。这件事告诉我们，市场知道花旗面临类似的风险，因此认定花旗也有问题。但我们觉得这些问题不是仅仅依靠动用储备金就能解决，事实也的确如此。”
里德决定向市场表明自己已经制定完备的计划来拯救花旗银行。他召集手下拟出一份声明，声称花旗将会招募资金并展开相关行动来解决潜在的问题。
里德责令副总裁保罗·科林斯处理眼前的危机。科林斯十分清楚花旗当时的处境，也知道银行本身的资金不足。里德和科林斯都明白，所募资金的注入必须能让市场清楚认识到花旗银行有长远的规划，而不仅是拿来应急。里德打算从日本直奔伦敦，与保罗一起去找投资银行谈判：“这些投资银行应该很清楚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的观点也能反映市场的走向，这样就能确保我们不与市场脱节。”况且，赢得市场信心可以让这些花旗大佬有机会与投资者接触。
美国国内对科林斯声明的反应不如预期，投资界既无力也无意资助花旗，许多人似乎都在等着看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得更低。当里德与科林斯在伦敦相遇时，局面已变得十分危急。
里德说：“我们以为释放部分权利作为交换是募集资金的最好方式，因此开始与伦敦当地的几家投资银行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试图找出当时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人。在伦敦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也试着了解整个投资组合的全貌，并计算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需要募集多少资金，最后决定以摩根士丹利作为花旗的投资银行，主要是因为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部门当时的负责人是英格兰银行的前任总裁李察森爵士，他是一名强硬而公正的管理者，我们很看重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必须一举将银行引到正确的方向。重回市场的机会不多，而我们也不愿意一再修订计划，使大众不再相信我们的话。为此，我们需要利用所谓的‘144号招股条例’来募集资金，即针对专业投资者而非一般大众。”
1990年11月，当花旗积极试探投资者的意愿时，发现阿瓦里德在购入花旗股票。对这位沙特亲王一无所知的花旗高层派人前往确认此事，由此得知他有意对花旗进行个人投资。
沙特救星
花旗高层开始时估计需要募集25亿美元，随后这一数字很快增加到45亿美元，花旗认为他们必须依靠几个高端投资者才能渡过难关。
“阿瓦里德原本就与银行有往来，所以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也有相当的了解。他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会引起重视，但既然他对花旗是很重要的投资者——事实上是花旗的最大单一投资者——我们在这方面的关心远不及美国某些金融监管机构。”
这位沙特皇族立即给科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与阿瓦里德间的会谈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也有条有理。阿瓦里德也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我们的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令我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阿瓦里德当时不过是个年轻人，却已事前做好功课。他知道我们是谁，了解我们的弱点与强项何在、有什么机会等，所以我们根本无须费神去解释我们所要做的事以及原因，他早就一清二楚了。”
另外一个备选投资者是科威特政府。科林斯的评估是：“很不幸，因为波斯湾战争爆发，转移了科威特方面的注意力。科威特原本可能成为花旗集团的投资者，后来却忙着应付战事。因为这样的转变，我们失去了首要的投资候选人。那时我们正在与阿瓦里德进行第二次商谈，我还记得当时对话的内容是‘现在该怎么办?’阿瓦里德回答‘全都交给我吧！’”
除非有一个国际投资财团出现，否则不会有人愿意投资，必须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阿瓦里德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接下来的路也就平坦了。这事现在听来虽然容易，仿佛阿瓦里德是骑着白马毫无保留地前来拯救正在垂死挣扎中的花旗，但这位皇家投资者其实在心中已小心谨慎地全面盘算过整件事。
艰难的抉择
就某些方面来说，这简直是一项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在一个国际知名公司无力回天之前攫取它的股份。但这笔交易的规模非常大，他可能损失惨重。
这项交易需要投入阿瓦里德所有财富的一半，假如事情出现任何差错，对他的财务状况将有相当程度的伤害。但就如某些报道所推测的，阿瓦里德并不至于因此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可能会损失惨重，却不至于一文不名。我准备好要跨出这一大步，也有信心成功，当时却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我的委员会反对、顾问群反对，连我的父亲也反对。每个人都说‘不要这么做’。我彻头彻尾地把事情全盘思考过，然后我就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于是，阿瓦里德对花旗银行投资5.9亿美元。
阿瓦里德的迫不及待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瓦里德喜欢直接面对面，但由于海湾战争爆发，作为沙特皇室成员的阿瓦里德必须留在国内以示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因此，这次是双方的顾问代表出面：“协商过程不是很顺利，我们对摩根士丹利感到失望；这些专业的投资银行家总一心想着拿到最后的12.5％。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看，这12.5％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做生意非好即坏，这些钱不会对一笔生意的好坏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我们真的有些失望，认为这个项目可能无法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尽快成交。”
阿瓦里德感觉自己在整件事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波斯湾战争让股市大跌，没人敢进场投资。我是唯一一个敢在当时进场的人。事实上，1991年当我投资的消息见光时，美国的地面部队也在同一天挺进伊拉克领土。我们做成了这宗交易，年均复合回报率超过25％。”
说来有趣，当美国军队在沙特阿拉伯帮忙对抗萨达姆时，沙特的阿瓦里德却在帮助一家美国银行免于破产。
根据科林斯的说法，阿瓦里德在协商中提出的要求很直接也很坚定：“就我看来，他要的是一桩好投资，他要赚钱，他要随时知道公司的状况，同时要求跟公司高层平起平坐，也就是与我及里德保持对等的关系，当然这些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最关键的是价格问题。花旗当时出售的是一种可转换证券，所以必须确定认购金额、收益和股息。他真的很享受谈判的过程。他是个很强硬的对手，尤其当大部分的牌都握在他手上的时候，但他不打算借条件苛刻的交易对银行落井下石。他深知商誉和经营权的价值，同时也因为手上握有的股票赚进大笔的财富。”
里德简短地说明了他们与阿瓦里德之间达成的交易内容：“时间大概是1991年1月，当时拟了一份五年期可转换股协议书，外部投资者在这五年结束时可得到11％的股权，也可以每股14或16美元的价格转换为普通股。那时我们的股票最低曾跌到每股9美元，双方交易时大概是12美元左右。”
里德又说：“你如果看看我们发给阿瓦里德还有其他人的股份，完全排除每股1.72美元的股息，会发现我们的股本没有膨胀，再加上我们裁掉18％的员工，公司利润增加近五成，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一解除，我们的股价就开始飙高的原因。”
从天而降的障碍
1991年2月，阿瓦里德投入花旗5.9亿美元，加上他一年多前买下的普通股，合计已投资了7.97亿美元，他在花旗的持股率达到15％。
任何一个投资者要拥有任一家美国银行10％以上的股份，都必须经过美联储批准。因此美联储对阿瓦里德发出一张暂时的弃权书，阿瓦里德则在1991年年底正式提出申请，要求美联储核准他持有14.9％的花旗股份。通常这样的申请会在60天内批准，阿瓦里德却是一等再等。时隔14个月后的1993年，因为美联储迟迟不肯批准，阿瓦里德撤回了申请，将手上的股票卖出，直到自己的持股率恰恰低于10％的门槛。阿瓦里德售出的股票价值共3.64亿美元，获利颇为可观。当然阿瓦里德尽量不去想这些股票未来可能会有多值钱。举例来说，如果阿瓦里德在2004年再卖掉这些股票，这被迫卖掉的股票将价值20亿美元。
美联储的确曾公开调查过阿瓦里德的背景，不过却从来不曾说明不让阿瓦里德持有全部股份的原因。阿瓦里德已务实地接受这个结果，决定照美国的规矩来玩：“我们认为那会是一场硬仗，认为不能破坏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所以把那些股票卖了。”
美联储不允许阿瓦里德持有10％以上的股份，许多人认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一个明智的决定。
1991年，美国金融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因亏损230亿美元而倒闭，引发一连串丑闻。该银行的创始人是巴基斯坦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该银行以洗钱、财务诈骗、地下军火交易、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为主要业务。此外，该银行被揭发于1982年以非法手段买下美国第一银行的股份，在背后操作的就是沙特阿拉伯人。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事件让任何与中东有关系或手上握有大笔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全都蒙上一层阴影。虽说阿瓦里德资金的来源让美联储的官员无话可说，但是让一个有钱的沙特投资者握有大笔美国银行的股份却不是他们乐见的。
科林斯倒觉得官方担心的不是阿瓦里德这个人或他的沙特阿拉伯人身份：“那段时期正好是银行业陆续出现问题的时候，官方关心的是代表国际投资财团的人——他们针对的是其他机构而非与花旗有关的人——所以，这些官员大概是对相关人士的身份过于紧张了。我们十分支持阿瓦里德，如果让阿瓦里德拥有15％的股份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切就圆满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认为这一切不是因为个人因素，那些官员只是想尽到职责，因为他们正被其他机构惹出的麻烦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宁可要阿瓦里德的持股维持在10％以下。”
幸好最后的结果还算令人满意。阿瓦里德说，在等待美联储许可的那一年半时间，花旗持续出售股份，他的持股也随之被稀释到13.5％。他不愿因那3.5％的持股与美国政府僵持不下，更不愿让事情泛政治化，因此决定退一步。他指出美联储方面并没有婉拒他的申请，只是没有批准罢了。这种说法听来有些阿Q精神，但阿瓦里德认为这与直接否决的意义大不相同。他继续强调投资花旗一案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因为他投入了全部家当的一半。他说自己绝不会卖掉这些股份，因为他认为花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里德因此也十分敬重阿瓦里德：“阿瓦里德加入后，24小时内就又有8到10个投资大户加入花旗。当然，其他投资者的交易条件就不及阿瓦里德，毕竟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不过他们都还是大赚了一笔。”
紧接着投资的这些国际投资者在两周内为花旗注入了6亿美元。
皆大欢喜
有点讽刺的是，在买卖完成前，阿瓦里德一次也没见过花旗银行总裁。
一旦交易完成，确定了双方的关系，里德与阿瓦里德两人便常常互相征询对方的意见。1993年，里德带着儿子到阿瓦里德的沙漠营区做客，终于有机会去体验贝都因人的文化以及阿瓦里德钟爱的沙漠静谧。
科林斯指出，从这宗交易开始，他从此在国际间建立起了声望，能将目标瞄准其他全球性企业，而他对个人投资事业一贯支持的态度也让他获得很多重量级人士的支持。当阿瓦里德投资欧洲迪斯尼乐园时，里德接到迪斯尼公司迈克尔·艾斯纳的来电，他说自己有些担心，里德告诉他：“阿瓦里德是个生意人，投资不是因为他喜欢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价钱合他的意。他不是一个看人际关系的投资者，而是一个看财报数字的投资者。他身边有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效命，他们也清楚阿瓦里德的举动。阿瓦里德言出必行，对自己的投资一定会挺到底。他投资花旗后，我们还是经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但他一路相挺。他是个专家，他知道事情的进展，向我提供他个人的意见。他绝不会暴跳如雷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去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很好，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那种投资者。”
本文作者是CNN国际新闻网前主播，本刊记者石伟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