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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婚姻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完全遵守礼法。不仅结婚仪式未必遵照《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关于不同辈分不婚等规定也没完全被遵行。“不遵礼法”是那个时代现实的反映，是由于开国统治者把礼教、门第、官爵等同起来，压制了山东旧士族代表的礼法文化。但唐代联姻却十分注重门第，衰落的山东士族也愿意通过与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贵联姻，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关键词】唐代 婚姻 聘财 礼法 门第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2－0123－02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婚姻缔结形式，也没有官方登记手续。因此，结婚仪式就成了合法夫妻证，他不仅是一种风俗习惯，而且是一种法律行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所谓的婚姻礼法文化认识基本正确，中国古代婚姻礼法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先秦儒家文化奠定了其基础，汉唐时代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故本文就以唐代的婚姻礼法为例加以论述，以求分析其婚姻制度特色，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有所认识。
一、婚姻与聘财
唐代的婚姻礼仪，从文献上看，仍然是“仪礼”的一套程式。此套程式据说是周代的遗制，是儒家礼法文化的本源，儒家的法礼制在士大夫阶层被广泛接受，因此士婚礼在汉代儒生的重新编订下，不仅在士大夫之家推广，而且汉代的官长也据此为民间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礼。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礼仪都在不同程度的保存或强化。熟悉儒家仪礼的士大夫在北魏孝文帝鲜卑政权中获得重用。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士大夫仍然对古代的婚礼不甚了解。就《唐律疏议》来说，它关于民间婚姻成立的条件其实很简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对“约”的解释是：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这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婚姻条件，要么有正式的订婚书（包括双方另有私约，即女方对男方身体和身份等情况已有了清楚地了解），要么是女方已接受了男方的聘财，符合其中的一条，这桩婚事就算是约定的了。女方毁约要负刑事责任，男方毁约则不准追回聘财。
关于聘财或彩礼在婚姻关系的认定中的意义。《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华州参军》记载的故事极具代表性，名族之子华州柳参军在长安曲江邂逅绝色女子崔氏及侍女轻红，崔氏亦对柳生有意。但崔氏之舅王某已替儿子向崔母王氏提亲，崔氏不愿嫁表兄，且说非柳生不嫁，崔母爱女，乃命轻红给柳生达意，劝偷成婚姻。“两三日就成婚”，柳生大喜“自备数千财礼，期内结婚”。及王某来问，崔母抱怨侄儿不待婚礼就把女儿抢走了。王生因此白挨父亲一顿鞭笞，及崔母丧，柳生携夫人和轻红来奔丧。王生见之，急忙告诉父亲，事情终于起诉到官府。官府的最后裁断是：王家先下彩礼，合归王家。王生对表妹倾心已久，对前事毫无怨言。但崔氏心中只念柳生，伺机与轻红偷偷跑去投奔柳生，又被夫寻得，之后不久崔氏和轻红都死去，魂魄却归柳生处，与其生活。
民间相传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唐代的柳崔婚姻中却不可能。官府在判崔氏归谁妻上，从来不会去问女当事人的意见，唯一的依据就是谁先下彩礼，先定婚约。崔母虽然与柳生先定婚约，柳生虽然也是“纳彩娶妻”；却被官府以王家纳彩为先而把崔氏判给王生。这里柳生婚姻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获得崔家的许婚之书。许婚书就是使婚姻当事人具有排他性的身份。在唐代明确指出，许婚之书可以判定婚姻的成立。男方通过媒人（即使双方都满意，也要有个媒人作中介）送《通婚书》给女方提亲，女家则有《答婚书》。实际上，正式下通婚书之前，媒人已在两家往返多次，传送通婚书只是程序上的一種象征意义。王柳两家显然都没有给崔家的通婚书，那么彩礼则成为判定其归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唐律所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婚姻缔结分两大步骤，即订婚和成亲。传统六礼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币（下彩礼）属于订婚仪式，择日亲迎属于成亲仪式。可见，在传统礼仪中，订婚有四套程式，是重点。成婚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喜庆和祝福的气氛，与订婚相比，成亲仪式反而显得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订婚下彩礼，即使没有迎亲，婚姻也被认定。唐官府拒绝已完成成婚仪式的崔柳婚姻，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婚姻契约的签订时间的先后比迎娶的事实更重要。这种法理在现代婚姻制度上是不可思议的，大约唐朝人也不像后世那样看重处女情结，所以崔氏被判给王生，王生并不介意其是否是处女。
二、婚姻与礼法
唐朝对婚姻缔结也有限制条件，《唐律疏议》还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如良贱不得为婚，长幼不得为婚，居父母丧期间不得为婚，这就是“礼”也就是“法”，这些规定未必始于唐朝，但《唐律疏议》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完整的成文法典，使这些立法的规定更明晰了。但在唐朝的婚姻实践中，并不完全遵守类似的法律约束。
以长幼不婚问题为例，皇家婚姻中有违此制者颇多。唐高宗与武则天、唐玄宗与杨贵妃皆是如此，这也许可以用皇家特权或承胡族血统来解释，姑且不论，但民间也有不同辈份之间嫁娶纳亲之事。例如《太平广记》卷一六零《秀师言记》记载：唐崔晤、李二钧两人中外兄弟，崔年长于李，后李二钧娶崔氏之孤女为妻，并说：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也。余视之，等于汝弟也，彼亦视余犹兄焉”遂订婚崔氏。从这件事可看出，类似的事似乎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的崔李都是山东士族，不必将其归于胡俗。而居父母丧不婚的问题，在唐代婚姻中也多有违背。据《旧唐书：张茂宗传》记载：唐德宗就在女婿茂宗母丧期间亲自主持女儿出嫁。而且还透露出民间早有“借吉”之事。可见这里的法律弹性有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借吉”成婚是穷人家的女儿在父母亡故后，无“强亲之亲”时操办的出嫁仪礼。
在唐代婚姻礼仪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但又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男到女家成婚的问题。敦煌文书《大唐吉凶书仪》中有“近代之人，多不亲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计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但这里不是“入赘”，而只是就近到岳父家成婚而已。但男到女家成婚，青年男女新婚燕尔，夫妇不忍别离，荒废功名的大有人在，长期在丈人家居住，也就不免遭人白眼，这里就不举例子了。
男到女家成婚似乎不合理法，但唐代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或者对女家的尊重与照顾，或者由于现实原因，如山川阻碍、迎娶路途较远等；或者男方羁旅在外，在女家成婚较方便；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的原因，男方家道中衰，暂时依附女方家，在女家成婚，待到功成名就时再把妻儿接走。
三、门第与聘财
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看门第是一种传统，唐朝也不例外。门第婚姻使男女个人行为变成家庭乃至家族的行为，使男女的感情性爱问题变成社会政治问题。唐朝门第婚姻不以政治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衡量门第的标准。南朝已如此。候景求婚于王谢，武帝认为：“王谢非偶，请亿朱张以下求之。”出身卑微的新权贵都巴望与高门结亲，唐代亦如此。
唐律规定良贱不能结婚，却没有规定不同门第的男女不能结婚。良贱不婚是法律硬性规定，而门第不对不婚则是习俗的弹性约束。唐朝的高门或名门，又称旧门，是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山东士族崔、卢、王诸家。这些家族在政治地位上不是最高的，在经济上也不是最富有的，但门第却是最显赫的。唐太宗曾对房玄龄书：“必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随累世凌迟，又斥其旧地也，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比广所聘财亦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即轻重失宜，理需改革。”唐太宗打着恢复利益的旗号批评山东士族在嫁娶中广索聘财，但他采取的措施是重编姓氏等级，并提出了自己的等级标准：“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尊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我今定士族者，诚欲树今朝冠冕，何因崔王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关爵耶！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朝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宜一量，用为永则。”按此规定编的《氏族志》，皇家当然列为第一等了。唐太宗意欲建新朝权威，打击旧贵族势力，但他却采取维护仁义，树“今朝冠冕”的幌子，这显然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腕。真的是山东士族不懂礼法吗？事实上，倒是以唐太宗为首的那些刚兴起的新贵比较缺乏礼法文化是真的。后来，唐太宗的后裔不是也主动向士族求婚吗？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宣宗为公主求婚于士族，发现公主漠视小叔子患病，也不回家侍奉婆婆，于是对公主严加批评。这些都说明指责山东士族不讲礼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批评山东旧族据门第自高，索取高额钱财则是有根据可缘的。
女方究竟收取多少钱财才不为过呢？唐朝法律一度作了明确规定。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十月诏：“天下嫁女受财，三百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两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产。”考虑到唐初正是打击山东士族“卖婚”行为的时期，这个限量规定多少有配合朝廷这一政策的政治意义。但是否执行，恐怕得另当别论。
正式的法律对于聘财多寡没有硬性规定。《唐律疏议》中说：“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聘财。”也就是说聘财原则上只是一种信物，并不在数额多少。特别规定酒食非聘礼是为了避免男方宴请女家视为不聘，并不是说酒食之物不可以作为聘礼。而在实际中聘财多寡可能是影响婚姻的重要因素。例：某村王家女，“先许西张家，”由于聘财不足而罢婚。但罢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聘财的不足，而是把聘财多少寄予了另一种意义。“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这里女方已把男方聘财的多寡看成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尊重程度。于是聘财多寡往往成为衡量女方及其门第身份的砝码。
衰落的山东士族有很强的自尊心，不愿承认自己衰落的事实，更不愿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轻视。于是他们就通过对方以大量的钱财来表示对自己门第的尊重，这其实也是自然的。唐太宗说他们凭门第来换钱，并且为这种“卖婚行为”大动肝火，其实更多的是带有政治意味。总之，士族高门用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拥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贵联姻，对双方来说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新的心理和社会的平衡。
综上观之，唐代的婚姻不完全遵守礼法的约束，不仅结婚仪式未必遵照《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关于不同辈份者不婚等规定也没完全被遵行。“不遵礼法”是那个时代现实的反映，不是说没有礼法，而是由于开国统治者把礼教、门第、官爵等同起来，压制了山东旧士族代表的礼法文化。
参考文献
1 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吴兢.贞观正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杜佑撰.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 李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关键词】唐代 婚姻 聘财 礼法 门第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2－0123－02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婚姻缔结形式，也没有官方登记手续。因此，结婚仪式就成了合法夫妻证，他不仅是一种风俗习惯，而且是一种法律行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所谓的婚姻礼法文化认识基本正确，中国古代婚姻礼法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先秦儒家文化奠定了其基础，汉唐时代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故本文就以唐代的婚姻礼法为例加以论述，以求分析其婚姻制度特色，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有所认识。
一、婚姻与聘财
唐代的婚姻礼仪，从文献上看，仍然是“仪礼”的一套程式。此套程式据说是周代的遗制，是儒家礼法文化的本源，儒家的法礼制在士大夫阶层被广泛接受，因此士婚礼在汉代儒生的重新编订下，不仅在士大夫之家推广，而且汉代的官长也据此为民间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礼。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礼仪都在不同程度的保存或强化。熟悉儒家仪礼的士大夫在北魏孝文帝鲜卑政权中获得重用。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士大夫仍然对古代的婚礼不甚了解。就《唐律疏议》来说，它关于民间婚姻成立的条件其实很简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对“约”的解释是：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这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婚姻条件，要么有正式的订婚书（包括双方另有私约，即女方对男方身体和身份等情况已有了清楚地了解），要么是女方已接受了男方的聘财，符合其中的一条，这桩婚事就算是约定的了。女方毁约要负刑事责任，男方毁约则不准追回聘财。
关于聘财或彩礼在婚姻关系的认定中的意义。《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华州参军》记载的故事极具代表性，名族之子华州柳参军在长安曲江邂逅绝色女子崔氏及侍女轻红，崔氏亦对柳生有意。但崔氏之舅王某已替儿子向崔母王氏提亲，崔氏不愿嫁表兄，且说非柳生不嫁，崔母爱女，乃命轻红给柳生达意，劝偷成婚姻。“两三日就成婚”，柳生大喜“自备数千财礼，期内结婚”。及王某来问，崔母抱怨侄儿不待婚礼就把女儿抢走了。王生因此白挨父亲一顿鞭笞，及崔母丧，柳生携夫人和轻红来奔丧。王生见之，急忙告诉父亲，事情终于起诉到官府。官府的最后裁断是：王家先下彩礼，合归王家。王生对表妹倾心已久，对前事毫无怨言。但崔氏心中只念柳生，伺机与轻红偷偷跑去投奔柳生，又被夫寻得，之后不久崔氏和轻红都死去，魂魄却归柳生处，与其生活。
民间相传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唐代的柳崔婚姻中却不可能。官府在判崔氏归谁妻上，从来不会去问女当事人的意见，唯一的依据就是谁先下彩礼，先定婚约。崔母虽然与柳生先定婚约，柳生虽然也是“纳彩娶妻”；却被官府以王家纳彩为先而把崔氏判给王生。这里柳生婚姻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获得崔家的许婚之书。许婚书就是使婚姻当事人具有排他性的身份。在唐代明确指出，许婚之书可以判定婚姻的成立。男方通过媒人（即使双方都满意，也要有个媒人作中介）送《通婚书》给女方提亲，女家则有《答婚书》。实际上，正式下通婚书之前，媒人已在两家往返多次，传送通婚书只是程序上的一種象征意义。王柳两家显然都没有给崔家的通婚书，那么彩礼则成为判定其归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唐律所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婚姻缔结分两大步骤，即订婚和成亲。传统六礼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币（下彩礼）属于订婚仪式，择日亲迎属于成亲仪式。可见，在传统礼仪中，订婚有四套程式，是重点。成婚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喜庆和祝福的气氛，与订婚相比，成亲仪式反而显得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订婚下彩礼，即使没有迎亲，婚姻也被认定。唐官府拒绝已完成成婚仪式的崔柳婚姻，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婚姻契约的签订时间的先后比迎娶的事实更重要。这种法理在现代婚姻制度上是不可思议的，大约唐朝人也不像后世那样看重处女情结，所以崔氏被判给王生，王生并不介意其是否是处女。
二、婚姻与礼法
唐朝对婚姻缔结也有限制条件，《唐律疏议》还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如良贱不得为婚，长幼不得为婚，居父母丧期间不得为婚，这就是“礼”也就是“法”，这些规定未必始于唐朝，但《唐律疏议》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完整的成文法典，使这些立法的规定更明晰了。但在唐朝的婚姻实践中，并不完全遵守类似的法律约束。
以长幼不婚问题为例，皇家婚姻中有违此制者颇多。唐高宗与武则天、唐玄宗与杨贵妃皆是如此，这也许可以用皇家特权或承胡族血统来解释，姑且不论，但民间也有不同辈份之间嫁娶纳亲之事。例如《太平广记》卷一六零《秀师言记》记载：唐崔晤、李二钧两人中外兄弟，崔年长于李，后李二钧娶崔氏之孤女为妻，并说：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也。余视之，等于汝弟也，彼亦视余犹兄焉”遂订婚崔氏。从这件事可看出，类似的事似乎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的崔李都是山东士族，不必将其归于胡俗。而居父母丧不婚的问题，在唐代婚姻中也多有违背。据《旧唐书：张茂宗传》记载：唐德宗就在女婿茂宗母丧期间亲自主持女儿出嫁。而且还透露出民间早有“借吉”之事。可见这里的法律弹性有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借吉”成婚是穷人家的女儿在父母亡故后，无“强亲之亲”时操办的出嫁仪礼。
在唐代婚姻礼仪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但又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男到女家成婚的问题。敦煌文书《大唐吉凶书仪》中有“近代之人，多不亲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计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但这里不是“入赘”，而只是就近到岳父家成婚而已。但男到女家成婚，青年男女新婚燕尔，夫妇不忍别离，荒废功名的大有人在，长期在丈人家居住，也就不免遭人白眼，这里就不举例子了。
男到女家成婚似乎不合理法，但唐代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或者对女家的尊重与照顾，或者由于现实原因，如山川阻碍、迎娶路途较远等；或者男方羁旅在外，在女家成婚较方便；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的原因，男方家道中衰，暂时依附女方家，在女家成婚，待到功成名就时再把妻儿接走。
三、门第与聘财
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看门第是一种传统，唐朝也不例外。门第婚姻使男女个人行为变成家庭乃至家族的行为，使男女的感情性爱问题变成社会政治问题。唐朝门第婚姻不以政治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衡量门第的标准。南朝已如此。候景求婚于王谢，武帝认为：“王谢非偶，请亿朱张以下求之。”出身卑微的新权贵都巴望与高门结亲，唐代亦如此。
唐律规定良贱不能结婚，却没有规定不同门第的男女不能结婚。良贱不婚是法律硬性规定，而门第不对不婚则是习俗的弹性约束。唐朝的高门或名门，又称旧门，是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山东士族崔、卢、王诸家。这些家族在政治地位上不是最高的，在经济上也不是最富有的，但门第却是最显赫的。唐太宗曾对房玄龄书：“必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随累世凌迟，又斥其旧地也，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比广所聘财亦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即轻重失宜，理需改革。”唐太宗打着恢复利益的旗号批评山东士族在嫁娶中广索聘财，但他采取的措施是重编姓氏等级，并提出了自己的等级标准：“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尊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我今定士族者，诚欲树今朝冠冕，何因崔王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关爵耶！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朝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宜一量，用为永则。”按此规定编的《氏族志》，皇家当然列为第一等了。唐太宗意欲建新朝权威，打击旧贵族势力，但他却采取维护仁义，树“今朝冠冕”的幌子，这显然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腕。真的是山东士族不懂礼法吗？事实上，倒是以唐太宗为首的那些刚兴起的新贵比较缺乏礼法文化是真的。后来，唐太宗的后裔不是也主动向士族求婚吗？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宣宗为公主求婚于士族，发现公主漠视小叔子患病，也不回家侍奉婆婆，于是对公主严加批评。这些都说明指责山东士族不讲礼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批评山东旧族据门第自高，索取高额钱财则是有根据可缘的。
女方究竟收取多少钱财才不为过呢？唐朝法律一度作了明确规定。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十月诏：“天下嫁女受财，三百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两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产。”考虑到唐初正是打击山东士族“卖婚”行为的时期，这个限量规定多少有配合朝廷这一政策的政治意义。但是否执行，恐怕得另当别论。
正式的法律对于聘财多寡没有硬性规定。《唐律疏议》中说：“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聘财。”也就是说聘财原则上只是一种信物，并不在数额多少。特别规定酒食非聘礼是为了避免男方宴请女家视为不聘，并不是说酒食之物不可以作为聘礼。而在实际中聘财多寡可能是影响婚姻的重要因素。例：某村王家女，“先许西张家，”由于聘财不足而罢婚。但罢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聘财的不足，而是把聘财多少寄予了另一种意义。“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这里女方已把男方聘财的多寡看成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尊重程度。于是聘财多寡往往成为衡量女方及其门第身份的砝码。
衰落的山东士族有很强的自尊心，不愿承认自己衰落的事实，更不愿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轻视。于是他们就通过对方以大量的钱财来表示对自己门第的尊重，这其实也是自然的。唐太宗说他们凭门第来换钱，并且为这种“卖婚行为”大动肝火，其实更多的是带有政治意味。总之，士族高门用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拥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贵联姻，对双方来说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新的心理和社会的平衡。
综上观之，唐代的婚姻不完全遵守礼法的约束，不仅结婚仪式未必遵照《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关于不同辈份者不婚等规定也没完全被遵行。“不遵礼法”是那个时代现实的反映，不是说没有礼法，而是由于开国统治者把礼教、门第、官爵等同起来，压制了山东旧士族代表的礼法文化。
参考文献
1 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吴兢.贞观正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杜佑撰.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 李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