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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姜文斗闲不住，在离自家不远的小河边又新翻了一小块荒地。阳光照在他粗糙的双手上，老人挥着铲子一点点松土、起垄，然后把小葱的根须埋上。“这辈子别的都不会干，就会干点农活。”话没说几句，姜文斗就栽好了一排小葱。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他还打算种上苞米和土豆，这样到秋天就能多收获一些粮食和蔬菜。
姜文斗的老伴担心他受累，时不时出来劝他休息一会儿。2018年姜文斗有一阵子说不出话，家人带他去敦化市的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是喉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那之后的大半年里，姜文斗的家人对他的病情守口如瓶，只希望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舒心安乐。
姜家人保守的秘密对村里人来说，却早已习以为常。哈尔巴岭村村委会主任孙立丰一脸愁云，他一口气数了一串村民的名字，说他们全部死于癌症。
位于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放眼望去，村子四面环山，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林中。哈尔巴岭村现有110户人家，350多口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解释村民们为何频繁患癌，但他们怀疑，很可能和村子不远处的深山里埋藏的那些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以下简称日遗化武）有关。那些化学武器有的就地掩埋在青山旷野，有的则弃之于江河湖泊。
不止哈尔巴岭，目前中国18个省（市）设有数十个日遗化武保管点，已经安全销毁其中已发现回收的化学武器782枚（件）。日本在中国具体遗留了多少化学武器并无准确数据，根据美方披露的档案推测约有350万枚、散装毒剂约150吨。哈尔巴岭是迄今中国内地发现的最大埋藏点，埋藏的日遗化武约33万枚。
虽然距离日本投降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对这些村民来说，侵华战争的阴云仍未结束。那些埋在地下的日遗化武有些很可能已经锈蚀变形，甚至发生泄漏。
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5月7日上午，继南京、石家庄、武汉后，第四个位于哈尔滨的日遗化武移动式销毁作业点也开始作业。这标志着日遗化武销毁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对加快日遗化武销毁整体工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而目前对日遗化武的处理过程中，哈尔巴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炮弹沟”
汽车从敦化市向东南行驶，大约50分钟的车程便可到达哈尔巴岭村。这里一天有两趟火车经过，分别通往图们和长春。车站的规模很小，站房还是当年日军在此驻扎时修建的，哈尔巴岭村就坐落在火车站的正前方。
薛福东的食杂店在村中心地带，时常有村民来这儿添置日用品，或停下来吃根雪糕，买几两酒喝。更多的时候，村民们会坐在柜台边的一铺大炕沿上，凑在一起聊家常。每当谈论起“炮弹沟”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凝重起来。
敦化位于吉林省东北部，日伪时期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重镇。1945年8月，苏军攻占敦化，日军运来的化学武器没派上用场，为销毁证据，这些化学武器被随意丢弃在敦化各个乡镇的田间、沼泽、荒野及灌木林中。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深入调查敦化日遗化武的分布，并作报告称：“北起尔站西沟河，南临大林水库，东毗安图县亮兵乡大西村，西至江东乡万福村，南北纵长85千米，东西横向最宽36千米、最窄12千米的废毒弹散落地带加上敦化偏北30多千米的额穆镇及黑石乡两处遗留地，总面积达1600平方千米。”
那个年代，村民对日遗化武完全没有概念，在田里触碰到这些毒弹，轻者致伤，重者致残、致死。敦化市内陆续发生多起村民因日遗化武受害中毒的事件。1951年，敦化专门成立了废毒弹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日遗化武的搜集及处理。
限于技术条件，当时政府只能组织村民人扛马拉，将各地日遗化武集中挖坑深埋。经过实地勘查，哈尔巴岭南部山区的一处高地，因山下四面都是沼泽，被选定为埋弹地址。此后汇聚于此的日遗化武越来越多，“炮弹沟”也因此得名。
薛福东的食杂店正是当年搬运化学炮弹的必经之处。如今，村里直接参与运送化学炮弹的老人都已经过世，孙立丰也曾听父辈提起这段往事。当年村民们响应政府号召，用马爬犁运送这些化学武器进山。“那些毒弹有大有小，大的一个马爬犁只能拉一个，很多毒弹放在一种特制的木箱子里。”
“我们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其他隔离设施。”赵聆实回忆，当初国内对化学武器的防御经验少之又少，运输过程中也常有村民受到伤害。
就这样持续了七八年，各地日本遺留的化学武器陆续运送过来，以致哈尔巴岭埋藏的日遗化武逐年增多，目前探测到的已达33万枚。其中大部分来自敦化市一带，其他则来自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
这些日遗化武最后被装进一个10米深的大坑，坑长25米、宽12米多。据赵聆实介绍，装坑时以箱装毒弹铺底，上面散放规格不一的毒弹。等毒弹装满后封顶，坑顶覆土3米深左右。“为了辨别这个地方，当时栽下了4棵大的杨树，以示标记。”赵聆实说，后来敦化各乡镇搜集来的毒弹太多，坑的容量不够，又在旁边挖了一号、三号坑。
“把它们埋起来，是当时能选择的最好方法。”赵聆实有些遗憾，当年对这些搜集来的日遗化武并没有进行准确辨认、分类，各种毒剂弹混合在一起，只能用深埋的办法进行简单处理。
政府也曾计划将毒剂弹运送到内蒙古的沙漠，却因无法通车作罢。而哈尔巴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那个地方远离人烟”，赵聆实说，填埋选址主要考虑这些方面，但面对将来环境的污染，以及日遗化武的销毁等问题，“没有考虑得那么深远”。
现在回头来看，“这种集中深埋潜藏的危机太大了”。赵聆实不无担忧，哈尔巴岭埋弹处后来发现是一处水源地，流经哈尔巴岭村，下游是哈尔巴岭水库，库内水源主要用于灌溉和养鱼。水库附近居住着5万居民，耕作着2000多亩农田。它同时又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最终汇入牡丹江，流进日本海。“如果这个地方长期埋藏着化学武器，一旦发生泄漏，便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赵聆实说。
神秘的化武销毁工厂 2019年6月15日，记者探访“炮弹沟”，在距“炮弹沟”约5千米的山下便被站岗执勤的警卫拦住。哈尔巴岭埋弹处目前变成军事区域，通往“炮弹沟”的道路已被封锁，进出需要军方核发的通行证。
“炮弹沟”已今非昔比，哈尔巴岭埋弹处目前已修建起一座大型化武销毁工厂。那些埋藏了70余年的化学炮弹正被挖掘出来进入销毁状态。
中国军网记者曾经深入“炮弹沟”，根据其拍摄的照片显示，弹坑并非在野外作业，而是位于一栋建筑物中。进入一号弹坑前，工作人员就向他们发出指令：“请您更换防毒服，进行气密检查。”他们需要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裤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之后，又经过气密室重重检查和临时培训后，推开一道沉重的铁门，才进入挖掘现场。工作人员正在作业挖掘，有炮弹被挖出来，腐蚀严重、锈迹斑斑，像一个长条形的铁疙瘩。
据《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一书披露，其他地方都采用直接安装在汽车、拖车或集装箱上的移动式销毁作业，只有哈尔巴岭建立了固定的销毁工厂。而且，经过移动式处理作业，化武会留下一些残渣，这些残渣也会运到哈尔巴岭做最后的无害化处理。因此，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子，也成了销毁日遗化武最重要的地方。
“现在，政府意识到日遗化武的销毁处理已经不能再等了。”赵聆实说，当年对于日遗化武集中深埋并非万全之策，只有彻底销毁才能解除其威胁。然而，“这些化学武器不像一般炸弹、炮弹那样可以拆除或引爆，它需要专门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操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曾向日本通报境内的日遗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妥善处理措施予以销毁。但一直以来，日方消极应对，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使用和遗弃化学弹剂。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违背国际公约，一旦被认定，日本承担的战争责任将会更加严重。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日军在撤退前，烧毁了相关文件，原地填埋或投弃了化学武器。而且，埋藏点或投弃点，对中国方面严格保密。
1995年5月，日方派人员到哈尔巴岭现场挖掘和实地确认，才不得不承认遗弃化武的事实。此后中日双方交涉多年，日本政府口头上答应尽快研究解决，但一直没有开始实质性的动作。
1997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公約规定，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同时明确规定，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国家的化学武器，由遗弃国负责销毁。
这一年，中日双方才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之后日方虽派人赴中国调查、挖掘并回收化学武器，但迟迟未启动销毁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中日单是为哈尔滨移动化武销毁作业，从2010年开始着手准备到最终达成一致，就经历了30轮磋商。而2006年，日本派调查团来华处理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并决定在哈尔巴岭筹建大型化武销毁设施。历时8年，哈尔巴岭日遗化武试销毁作业才正式开始。
“对这个新建的化武销毁工厂，中日双方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赵聆实也曾联系军方和当地政府，试图以研究人员的身份进入观摩，但最终未能获准。
据赵聆实了解，中方最初提出由日方将这些遗留的化学武器运回日本，但在中日双方谈判中，日方提出运输途中容易产生化学污染，而中方也希望能尽快销毁，最后协商为在原地处理。“现在，中日双方都很慎重，尤其是日本一直不太情愿，他们不希望化武销毁处理有太多的外界干扰，特别是舆论对他们施加影响。”
哈尔巴岭村委会主任孙立丰曾陪同领导去“炮弹沟”视察。他说，步行去需要一个多小时，离村十多里地。前些年，化武销毁工厂修建期间，孙立丰曾亲身进入目睹真容。他称要过三道岗，走过十多里蜿蜒的山路才能进入核心的销毁场，山上已修建了多栋建筑，不时有吉普车巡逻。
据日本《东京新闻》2011年9月报道，一栋白色管理楼不远处是挖掘和回收炮弹的区域。“这里共有两个埋藏着炮弹的大坑，一号坑面积约300平方米，二号坑约190平方米。三次试挖调查的结果显示，炮弹的埋藏深度约为7米。大坑周围是一些正在建设的设施，乍看之下和普通工地并无二致。前方还有一片施工现场，是安放销毁炮弹处理设施的用地。处理设施通过爆破和加热等工艺实现炮弹无害化。”
此前，为尽快销毁哈尔巴岭遗留的化学武器，中日双方专家已就技术方案、风险评估、安全管理、环境监测、后勤保障、应急预案等反复磋商和论证。在销毁方式上，双方最终确定采用高温焚烧技术，以便集中处理该地数量巨大的日遗化武。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哈尔巴岭化学销毁工厂的主要销毁设施是高温炉，处理中心的高温销毁技术源自德国，通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处理化学武器。目标是2022年结束这里的化武销毁作业。
“风险特别大”
“他们身穿隔绝式防毒衣，头戴防毒面具，背着压缩空气瓶，将一枚枚遗弃的化学炮弹从弹坑中挖出来。”这是哈尔巴岭村村民通过电视看到的现场作业画面，锈迹斑斑的弹体裸露出来，令村民感到触目惊心。
据新华社报道，哈尔巴岭日遗化武销毁处理项目目前由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和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负责。日方派出12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方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以下简称防化学院）担任协助。
作为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风险评估和风险预报负责人，防化学院教授黄顺祥20年来一直从事销毁化武的风险评估。
“在销毁的过程中，风险特别大。”黄顺祥说，日遗化武通常是化学炮弹与常规炮弹混埋，有的炮弹严重锈蚀、破损，有的毒剂已发生泄漏，有的炮弹引信脱落，随时有意外爆炸的可能。“高毒、高爆、高风险。”他这样形容现场作业的风险。
日遗化武炮弹化学剂主要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青白剂（光气、三氯砷）、二苯氰砷、二苯氯砷、搽剂（氰化氢）等。其中，芥子气被称为“毒气之王”，路易氏气被称为“死亡之露”。光气是窒息性剧毒毒剂，沸点只有8摄氏度左右，一旦泄漏，人体吸入很快造成肺水肿，瞬间窒息而亡。 整个销毁过程异常复杂。《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以南京移动式销数为例介绍，从准备到销毁，整个过程有71个步骤，包括准备临时厕所、气象观测，都要有专门的团队负责。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防控风险。”黄顺祥说，在化武销毁处理之前，他们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看看“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处理，我们在处理过程中要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风险预报。“在处理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泄漏，或者是爆炸事故，我们要对风险进行实时预报。”黄顺祥说，“到底会有多少炮弹爆炸，爆炸后毒气云团如何传播、扩散、沉降，对老百姓和环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哈尔巴岭弹坑挖掘现场工作人员接受中国军网记者采访时也说，日遗化武的挖掘工作是最危险的，因为炮弹锈蚀严重，状态不明且极不稳定，有的发生毒剂泄露，意外爆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挖掘出的炮弹经鉴别后，将被送往专门的销毁设施进行彻底销毁，产生的废弃物将进行无害化处理。
到现在为止，黄顺祥带领的专业队伍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说做好风险评估与预报，首先必须确保人员安全和环境安全。
黄顺祥同时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特邀常务理事，他强调销毁日遗化武的同时必须确保对环境不造成二次污染。而化学武器的无害化处理目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做多方评估。中国环保部门为此进行了大量毒理实验，并在现行环境标准外专门制定了销毁日遗化武的70多项专项环境标准。
目前，欧美国家的化学武器大多储放在专门的仓库里，只要采用逆拆装的办法取出毒剂，然后根据毒剂的化学成分处理即可销毁。然而，日遗化武大多掩埋或丢弃在江河水域，锈蚀严重，毒剂中的成分、配比也与欧美化武不同，不少毒剂含有极难消除的有毒化学物质砷，这增加了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难度。
“危险废物处理的最佳方案就是安全填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与固体废物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董路曾参与哈尔巴岭危险废弃物的安全填埋场选址。他们考虑场址限制条件，可利用土地面积、地形条件、气候、地表水文条件和当地环境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选择出最优化的危险废弃物安全填埋场。“化武销毁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经过水泥固化后，运到这种专门选定的永久性填埋场填埋。”董路说。
此外，他们还对化武销毁排放的尾气进行监测，对销毁残渣进行回收分析，以确保日遗化武销毁不对当地人和周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危害。
污染已经发生？
这样的环境监测同时也在哈尔巴岭村进行。村委会主任孙立丰说，水利所工作人员每隔一周要来村里抽取水样回去化验，环保部门最近老来村里监测空气质量，“还监测风向”。
虽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但哈尔巴岭的村民们仍然猜疑纷纷。埋弹处死了一棵树，会被认为和化武污染有关;河里泛起黄泥，也被归因到日遗化武问题上。村民们已经不大敢吃河里的鱼了。
记者曾向吉林省环保厅询问有关日遗化武污染的情况，但该部门人员称没有获得上级许可不作回应，而吉林省环境科学院专家也以涉密为由拒绝采访。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张福存在《日本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埋藏地调查及其污染处置方法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在很多日遗化武地区，已发现不同程度的土壤和生态环境污染。
据该文介绍，1996年5月，日本派出调查团对吉林省哈尔巴岭地区遗弃化学武器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土壤采样并经中方测试发现，该处土壤已被二苯氯砷、硫化甘醇、三苯胂等毒剂及其降解产物污染。该埋藏点下游20千米处建有哈尔巴岭水库，由于发生毒剂泄漏，对水库附近5万居民、2000多亩耕地及大量牲畜构成严重威胁。
防化学院履约事务部办公室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发表的《东北某地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调查》报告称，日遗化武主要埋在地下，有不少埋于农田，含砷毒剂或其混合物的占大多数。时隔半个多世纪，大多数已变形锈蚀并严重泄漏，泄漏的含砷毒剂及降解产生的砷化物污染了周围的土壤，且受污染的土壤面积和数量都很大。
另一份《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处理问题》报告则披露，土壤污染中砷含量通常超过污染控制标准的几十倍到几百倍，更高的达1000多倍。
目前发现日遗化武污染土壤面积较大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林场，另一个则是内蒙古某地一个旧的日军化学武器试验场，预计土壤污染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自1995年中日双方开始挖掘、回收日遗化武以来，已经陆续回收污染土壤近200吨，这只是日遗化武泄漏造成的大量污染土壤中极少的一部分。
砷及砷化合物是国际癌症研究所确认的致癌物，作为一类污染物备受关注。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砷中毒造成的种种疾病，砷中毒不仅造成农业减产，而且影响人们劳动和生活能力。防化学院《含砷日遗化武及其降解产物的危害》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砷进入体内其毒性是一个发展行进的过程，潜伏几年到20年会发生癌变。
“莲花泡就是日遗化武污染的重灾区，民众深受其害。”2011年，《公共安全中的化學问题研究进展（第二卷）》刊登了来自沈阳军区处理遗弃化学武器事务办公室宫庆的文章，据其介绍，莲花泡林场位于吉林省敦化市东北60多千米的长白山腹地，2005年至2006年，中日双方调查显示，日遗化武污染面积达3.3公顷，总含砷量超过相关环境标准20多倍。随着探测、挖掘的不断深入，发现的污染范围也在继续扩大，周边林木、动物、庄稼、地表水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一些日遗化武埋在村民的房基下、庭院中。更可怕的是，村民还在这里生活劳作，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林场常驻人口80余户，200多人，累计近90人死于肿瘤等恶性疾病。
2009年9月，林场30多人集结围堵赴现场作业的日本专家车队，以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化武污染处理不好可能诱发社会问题。”宫庆在该文中写道，如何清除化武污染，已成为无法回避或推脱、必须抓紧解决的重要课题。而目前日遗化武处理还只是停留在探测、挖掘与处置的单一程式中，与当地环境综合治理乃至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衔接不紧密、不配套，化武污染难以在短期内消弭。 目前对各个零星地点回收的污染土壤采用等离子焚烧，对焚烧产物进行水泥固化后永久填埋。但对于莲花泡林场这样大面积的污染土壤，日方却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没有涉及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因此，中日双方仍在就由谁处理的问题进行磋商，目前达成一致的是先就处理技术进行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参与了化武污染土壤的修复，他提出了植物修复的解决方案，选用对砷具有超富集作用的蜈蚣草、大叶井口边草、含羞草等近10种植物。他说，一旦中日双方明确了污染土壤处理的责任方，该项工作将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然而除了污染土壤问题，还有很多水域也发现了大量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其处理问题也迫在眉睫。
“我们又能去哪儿？”
距离哈尔巴岭40千米左右的敦化市新宾路514号，有一栋江滨专家公寓，当地人称“日本楼”，这里住着参与化武销毁处理的日方技术人员。每天上午九点左右，他们坐着大巴车去哈尔巴岭，下午三点左右返回。
“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这。”一位常年给日方人员开大巴的司机说。每年五六月份，他们才从日本出发到这里，但天气刚变冷就又回国了。他不由得感叹道：“日本人真是一点都不着急。”
听说哈尔巴岭的日遗化武三年后将被彻底销毁，孙立丰嘿嘿一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日方人员也就夏天在这里工作，还没到11月就撤回去了。“就这一年干半年活的工夫。他们最好把这些炮弹拉回去。”
薛福东的食杂店里，三五个村民又围坐一圈，关于哈尔巴岭村搬迁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村民说，哈尔巴岭受到化武污染，可能像莲花泡林场一样面临集体搬迁。
近年敦化市各级政府在部分乡镇扩建居民点，引导各林场职工迁出林区以实施封山育林。但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莲花泡林场村民的积极响应。他们坚持要拿到化武伤害及财产损失补偿后才肯离开。直到2011年，林场村民才逐步迁出。“听说莲花泡林场还有几个养蜂的留下了。”一位化武受害者说。
哈尔巴岭目前并没有接到迁村的通知，孙立丰说：“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又能去哪儿？各家种的地又迁不走。”
和东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哈尔巴岭村目前主要种植苞米和黄豆，人均不到10亩地。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会采摘时令季节的蘑菇增加收入，即便如此，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三四千元。
“有能力的人搬到市里去了，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不回来了。”孙立丰说，原来哈尔巴岭村有六七百人，现在只剩下一半。“村里大都是5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些妇女和小孩。”孙立丰突然有些悲观，“也许再过几年，可能还会有村民得癌症死去，到时候，这个村子都要消失了。”
在孫立丰的记忆中，敦化市化武办早年曾开展日遗化武相关知识的宣传，他们发放宣传单，开设防范课程，同时还在发现炮弹的地点竖立警示标识，提醒村民防范。但现在对于日遗化武销毁的进展情况，化武污染的危害等方面却一直无从了解。
“炮弹不销毁我们害怕，销毁了我们还是害怕。”哈尔巴岭的村民越来越担心化武污染已全面入侵他们的生活。作为一村之长，孙立丰密切关注着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与措施，他希望了解政府清除化武污染、恢复青山绿水的规划，尽快帮助村民远离污染区，过上健康安宁的生活。
姜文斗的老伴担心他受累，时不时出来劝他休息一会儿。2018年姜文斗有一阵子说不出话，家人带他去敦化市的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是喉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那之后的大半年里，姜文斗的家人对他的病情守口如瓶，只希望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舒心安乐。
姜家人保守的秘密对村里人来说，却早已习以为常。哈尔巴岭村村委会主任孙立丰一脸愁云，他一口气数了一串村民的名字，说他们全部死于癌症。
位于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放眼望去，村子四面环山，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林中。哈尔巴岭村现有110户人家，350多口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解释村民们为何频繁患癌，但他们怀疑，很可能和村子不远处的深山里埋藏的那些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以下简称日遗化武）有关。那些化学武器有的就地掩埋在青山旷野，有的则弃之于江河湖泊。
不止哈尔巴岭，目前中国18个省（市）设有数十个日遗化武保管点，已经安全销毁其中已发现回收的化学武器782枚（件）。日本在中国具体遗留了多少化学武器并无准确数据，根据美方披露的档案推测约有350万枚、散装毒剂约150吨。哈尔巴岭是迄今中国内地发现的最大埋藏点，埋藏的日遗化武约33万枚。
虽然距离日本投降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对这些村民来说，侵华战争的阴云仍未结束。那些埋在地下的日遗化武有些很可能已经锈蚀变形，甚至发生泄漏。
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5月7日上午，继南京、石家庄、武汉后，第四个位于哈尔滨的日遗化武移动式销毁作业点也开始作业。这标志着日遗化武销毁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对加快日遗化武销毁整体工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而目前对日遗化武的处理过程中，哈尔巴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炮弹沟”
汽车从敦化市向东南行驶，大约50分钟的车程便可到达哈尔巴岭村。这里一天有两趟火车经过，分别通往图们和长春。车站的规模很小，站房还是当年日军在此驻扎时修建的，哈尔巴岭村就坐落在火车站的正前方。
薛福东的食杂店在村中心地带，时常有村民来这儿添置日用品，或停下来吃根雪糕，买几两酒喝。更多的时候，村民们会坐在柜台边的一铺大炕沿上，凑在一起聊家常。每当谈论起“炮弹沟”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凝重起来。
敦化位于吉林省东北部，日伪时期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重镇。1945年8月，苏军攻占敦化，日军运来的化学武器没派上用场，为销毁证据，这些化学武器被随意丢弃在敦化各个乡镇的田间、沼泽、荒野及灌木林中。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深入调查敦化日遗化武的分布，并作报告称：“北起尔站西沟河，南临大林水库，东毗安图县亮兵乡大西村，西至江东乡万福村，南北纵长85千米，东西横向最宽36千米、最窄12千米的废毒弹散落地带加上敦化偏北30多千米的额穆镇及黑石乡两处遗留地，总面积达1600平方千米。”
那个年代，村民对日遗化武完全没有概念，在田里触碰到这些毒弹，轻者致伤，重者致残、致死。敦化市内陆续发生多起村民因日遗化武受害中毒的事件。1951年，敦化专门成立了废毒弹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日遗化武的搜集及处理。
限于技术条件，当时政府只能组织村民人扛马拉，将各地日遗化武集中挖坑深埋。经过实地勘查，哈尔巴岭南部山区的一处高地，因山下四面都是沼泽，被选定为埋弹地址。此后汇聚于此的日遗化武越来越多，“炮弹沟”也因此得名。
薛福东的食杂店正是当年搬运化学炮弹的必经之处。如今，村里直接参与运送化学炮弹的老人都已经过世，孙立丰也曾听父辈提起这段往事。当年村民们响应政府号召，用马爬犁运送这些化学武器进山。“那些毒弹有大有小，大的一个马爬犁只能拉一个，很多毒弹放在一种特制的木箱子里。”
“我们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其他隔离设施。”赵聆实回忆，当初国内对化学武器的防御经验少之又少，运输过程中也常有村民受到伤害。
就这样持续了七八年，各地日本遺留的化学武器陆续运送过来，以致哈尔巴岭埋藏的日遗化武逐年增多，目前探测到的已达33万枚。其中大部分来自敦化市一带，其他则来自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
这些日遗化武最后被装进一个10米深的大坑，坑长25米、宽12米多。据赵聆实介绍，装坑时以箱装毒弹铺底，上面散放规格不一的毒弹。等毒弹装满后封顶，坑顶覆土3米深左右。“为了辨别这个地方，当时栽下了4棵大的杨树，以示标记。”赵聆实说，后来敦化各乡镇搜集来的毒弹太多，坑的容量不够，又在旁边挖了一号、三号坑。
“把它们埋起来，是当时能选择的最好方法。”赵聆实有些遗憾，当年对这些搜集来的日遗化武并没有进行准确辨认、分类，各种毒剂弹混合在一起，只能用深埋的办法进行简单处理。
政府也曾计划将毒剂弹运送到内蒙古的沙漠，却因无法通车作罢。而哈尔巴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那个地方远离人烟”，赵聆实说，填埋选址主要考虑这些方面，但面对将来环境的污染，以及日遗化武的销毁等问题，“没有考虑得那么深远”。
现在回头来看，“这种集中深埋潜藏的危机太大了”。赵聆实不无担忧，哈尔巴岭埋弹处后来发现是一处水源地，流经哈尔巴岭村，下游是哈尔巴岭水库，库内水源主要用于灌溉和养鱼。水库附近居住着5万居民，耕作着2000多亩农田。它同时又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最终汇入牡丹江，流进日本海。“如果这个地方长期埋藏着化学武器，一旦发生泄漏，便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赵聆实说。
神秘的化武销毁工厂 2019年6月15日，记者探访“炮弹沟”，在距“炮弹沟”约5千米的山下便被站岗执勤的警卫拦住。哈尔巴岭埋弹处目前变成军事区域，通往“炮弹沟”的道路已被封锁，进出需要军方核发的通行证。
“炮弹沟”已今非昔比，哈尔巴岭埋弹处目前已修建起一座大型化武销毁工厂。那些埋藏了70余年的化学炮弹正被挖掘出来进入销毁状态。
中国军网记者曾经深入“炮弹沟”，根据其拍摄的照片显示，弹坑并非在野外作业，而是位于一栋建筑物中。进入一号弹坑前，工作人员就向他们发出指令：“请您更换防毒服，进行气密检查。”他们需要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裤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之后，又经过气密室重重检查和临时培训后，推开一道沉重的铁门，才进入挖掘现场。工作人员正在作业挖掘，有炮弹被挖出来，腐蚀严重、锈迹斑斑，像一个长条形的铁疙瘩。
据《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一书披露，其他地方都采用直接安装在汽车、拖车或集装箱上的移动式销毁作业，只有哈尔巴岭建立了固定的销毁工厂。而且，经过移动式处理作业，化武会留下一些残渣，这些残渣也会运到哈尔巴岭做最后的无害化处理。因此，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子，也成了销毁日遗化武最重要的地方。
“现在，政府意识到日遗化武的销毁处理已经不能再等了。”赵聆实说，当年对于日遗化武集中深埋并非万全之策，只有彻底销毁才能解除其威胁。然而，“这些化学武器不像一般炸弹、炮弹那样可以拆除或引爆，它需要专门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操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曾向日本通报境内的日遗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妥善处理措施予以销毁。但一直以来，日方消极应对，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使用和遗弃化学弹剂。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违背国际公约，一旦被认定，日本承担的战争责任将会更加严重。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日军在撤退前，烧毁了相关文件，原地填埋或投弃了化学武器。而且，埋藏点或投弃点，对中国方面严格保密。
1995年5月，日方派人员到哈尔巴岭现场挖掘和实地确认，才不得不承认遗弃化武的事实。此后中日双方交涉多年，日本政府口头上答应尽快研究解决，但一直没有开始实质性的动作。
1997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公約规定，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同时明确规定，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国家的化学武器，由遗弃国负责销毁。
这一年，中日双方才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之后日方虽派人赴中国调查、挖掘并回收化学武器，但迟迟未启动销毁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中日单是为哈尔滨移动化武销毁作业，从2010年开始着手准备到最终达成一致，就经历了30轮磋商。而2006年，日本派调查团来华处理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并决定在哈尔巴岭筹建大型化武销毁设施。历时8年，哈尔巴岭日遗化武试销毁作业才正式开始。
“对这个新建的化武销毁工厂，中日双方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赵聆实也曾联系军方和当地政府，试图以研究人员的身份进入观摩，但最终未能获准。
据赵聆实了解，中方最初提出由日方将这些遗留的化学武器运回日本，但在中日双方谈判中，日方提出运输途中容易产生化学污染，而中方也希望能尽快销毁，最后协商为在原地处理。“现在，中日双方都很慎重，尤其是日本一直不太情愿，他们不希望化武销毁处理有太多的外界干扰，特别是舆论对他们施加影响。”
哈尔巴岭村委会主任孙立丰曾陪同领导去“炮弹沟”视察。他说，步行去需要一个多小时，离村十多里地。前些年，化武销毁工厂修建期间，孙立丰曾亲身进入目睹真容。他称要过三道岗，走过十多里蜿蜒的山路才能进入核心的销毁场，山上已修建了多栋建筑，不时有吉普车巡逻。
据日本《东京新闻》2011年9月报道，一栋白色管理楼不远处是挖掘和回收炮弹的区域。“这里共有两个埋藏着炮弹的大坑，一号坑面积约300平方米，二号坑约190平方米。三次试挖调查的结果显示，炮弹的埋藏深度约为7米。大坑周围是一些正在建设的设施，乍看之下和普通工地并无二致。前方还有一片施工现场，是安放销毁炮弹处理设施的用地。处理设施通过爆破和加热等工艺实现炮弹无害化。”
此前，为尽快销毁哈尔巴岭遗留的化学武器，中日双方专家已就技术方案、风险评估、安全管理、环境监测、后勤保障、应急预案等反复磋商和论证。在销毁方式上，双方最终确定采用高温焚烧技术，以便集中处理该地数量巨大的日遗化武。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哈尔巴岭化学销毁工厂的主要销毁设施是高温炉，处理中心的高温销毁技术源自德国，通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处理化学武器。目标是2022年结束这里的化武销毁作业。
“风险特别大”
“他们身穿隔绝式防毒衣，头戴防毒面具，背着压缩空气瓶，将一枚枚遗弃的化学炮弹从弹坑中挖出来。”这是哈尔巴岭村村民通过电视看到的现场作业画面，锈迹斑斑的弹体裸露出来，令村民感到触目惊心。
据新华社报道，哈尔巴岭日遗化武销毁处理项目目前由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和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负责。日方派出12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方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以下简称防化学院）担任协助。
作为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风险评估和风险预报负责人，防化学院教授黄顺祥20年来一直从事销毁化武的风险评估。
“在销毁的过程中，风险特别大。”黄顺祥说，日遗化武通常是化学炮弹与常规炮弹混埋，有的炮弹严重锈蚀、破损，有的毒剂已发生泄漏，有的炮弹引信脱落，随时有意外爆炸的可能。“高毒、高爆、高风险。”他这样形容现场作业的风险。
日遗化武炮弹化学剂主要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青白剂（光气、三氯砷）、二苯氰砷、二苯氯砷、搽剂（氰化氢）等。其中，芥子气被称为“毒气之王”，路易氏气被称为“死亡之露”。光气是窒息性剧毒毒剂，沸点只有8摄氏度左右，一旦泄漏，人体吸入很快造成肺水肿，瞬间窒息而亡。 整个销毁过程异常复杂。《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以南京移动式销数为例介绍，从准备到销毁，整个过程有71个步骤，包括准备临时厕所、气象观测，都要有专门的团队负责。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防控风险。”黄顺祥说，在化武销毁处理之前，他们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看看“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处理，我们在处理过程中要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风险预报。“在处理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泄漏，或者是爆炸事故，我们要对风险进行实时预报。”黄顺祥说，“到底会有多少炮弹爆炸，爆炸后毒气云团如何传播、扩散、沉降，对老百姓和环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哈尔巴岭弹坑挖掘现场工作人员接受中国军网记者采访时也说，日遗化武的挖掘工作是最危险的，因为炮弹锈蚀严重，状态不明且极不稳定，有的发生毒剂泄露，意外爆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挖掘出的炮弹经鉴别后，将被送往专门的销毁设施进行彻底销毁，产生的废弃物将进行无害化处理。
到现在为止，黄顺祥带领的专业队伍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说做好风险评估与预报，首先必须确保人员安全和环境安全。
黄顺祥同时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特邀常务理事，他强调销毁日遗化武的同时必须确保对环境不造成二次污染。而化学武器的无害化处理目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做多方评估。中国环保部门为此进行了大量毒理实验，并在现行环境标准外专门制定了销毁日遗化武的70多项专项环境标准。
目前，欧美国家的化学武器大多储放在专门的仓库里，只要采用逆拆装的办法取出毒剂，然后根据毒剂的化学成分处理即可销毁。然而，日遗化武大多掩埋或丢弃在江河水域，锈蚀严重，毒剂中的成分、配比也与欧美化武不同，不少毒剂含有极难消除的有毒化学物质砷，这增加了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难度。
“危险废物处理的最佳方案就是安全填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与固体废物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董路曾参与哈尔巴岭危险废弃物的安全填埋场选址。他们考虑场址限制条件，可利用土地面积、地形条件、气候、地表水文条件和当地环境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选择出最优化的危险废弃物安全填埋场。“化武销毁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经过水泥固化后，运到这种专门选定的永久性填埋场填埋。”董路说。
此外，他们还对化武销毁排放的尾气进行监测，对销毁残渣进行回收分析，以确保日遗化武销毁不对当地人和周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危害。
污染已经发生？
这样的环境监测同时也在哈尔巴岭村进行。村委会主任孙立丰说，水利所工作人员每隔一周要来村里抽取水样回去化验，环保部门最近老来村里监测空气质量，“还监测风向”。
虽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但哈尔巴岭的村民们仍然猜疑纷纷。埋弹处死了一棵树，会被认为和化武污染有关;河里泛起黄泥，也被归因到日遗化武问题上。村民们已经不大敢吃河里的鱼了。
记者曾向吉林省环保厅询问有关日遗化武污染的情况，但该部门人员称没有获得上级许可不作回应，而吉林省环境科学院专家也以涉密为由拒绝采访。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张福存在《日本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埋藏地调查及其污染处置方法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在很多日遗化武地区，已发现不同程度的土壤和生态环境污染。
据该文介绍，1996年5月，日本派出调查团对吉林省哈尔巴岭地区遗弃化学武器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土壤采样并经中方测试发现，该处土壤已被二苯氯砷、硫化甘醇、三苯胂等毒剂及其降解产物污染。该埋藏点下游20千米处建有哈尔巴岭水库，由于发生毒剂泄漏，对水库附近5万居民、2000多亩耕地及大量牲畜构成严重威胁。
防化学院履约事务部办公室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发表的《东北某地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调查》报告称，日遗化武主要埋在地下，有不少埋于农田，含砷毒剂或其混合物的占大多数。时隔半个多世纪，大多数已变形锈蚀并严重泄漏，泄漏的含砷毒剂及降解产生的砷化物污染了周围的土壤，且受污染的土壤面积和数量都很大。
另一份《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处理问题》报告则披露，土壤污染中砷含量通常超过污染控制标准的几十倍到几百倍，更高的达1000多倍。
目前发现日遗化武污染土壤面积较大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林场，另一个则是内蒙古某地一个旧的日军化学武器试验场，预计土壤污染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自1995年中日双方开始挖掘、回收日遗化武以来，已经陆续回收污染土壤近200吨，这只是日遗化武泄漏造成的大量污染土壤中极少的一部分。
砷及砷化合物是国际癌症研究所确认的致癌物，作为一类污染物备受关注。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砷中毒造成的种种疾病，砷中毒不仅造成农业减产，而且影响人们劳动和生活能力。防化学院《含砷日遗化武及其降解产物的危害》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砷进入体内其毒性是一个发展行进的过程，潜伏几年到20年会发生癌变。
“莲花泡就是日遗化武污染的重灾区，民众深受其害。”2011年，《公共安全中的化學问题研究进展（第二卷）》刊登了来自沈阳军区处理遗弃化学武器事务办公室宫庆的文章，据其介绍，莲花泡林场位于吉林省敦化市东北60多千米的长白山腹地，2005年至2006年，中日双方调查显示，日遗化武污染面积达3.3公顷，总含砷量超过相关环境标准20多倍。随着探测、挖掘的不断深入，发现的污染范围也在继续扩大，周边林木、动物、庄稼、地表水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一些日遗化武埋在村民的房基下、庭院中。更可怕的是，村民还在这里生活劳作，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林场常驻人口80余户，200多人，累计近90人死于肿瘤等恶性疾病。
2009年9月，林场30多人集结围堵赴现场作业的日本专家车队，以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化武污染处理不好可能诱发社会问题。”宫庆在该文中写道，如何清除化武污染，已成为无法回避或推脱、必须抓紧解决的重要课题。而目前日遗化武处理还只是停留在探测、挖掘与处置的单一程式中，与当地环境综合治理乃至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衔接不紧密、不配套，化武污染难以在短期内消弭。 目前对各个零星地点回收的污染土壤采用等离子焚烧，对焚烧产物进行水泥固化后永久填埋。但对于莲花泡林场这样大面积的污染土壤，日方却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没有涉及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因此，中日双方仍在就由谁处理的问题进行磋商，目前达成一致的是先就处理技术进行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参与了化武污染土壤的修复，他提出了植物修复的解决方案，选用对砷具有超富集作用的蜈蚣草、大叶井口边草、含羞草等近10种植物。他说，一旦中日双方明确了污染土壤处理的责任方，该项工作将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然而除了污染土壤问题，还有很多水域也发现了大量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其处理问题也迫在眉睫。
“我们又能去哪儿？”
距离哈尔巴岭40千米左右的敦化市新宾路514号，有一栋江滨专家公寓，当地人称“日本楼”，这里住着参与化武销毁处理的日方技术人员。每天上午九点左右，他们坐着大巴车去哈尔巴岭，下午三点左右返回。
“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这。”一位常年给日方人员开大巴的司机说。每年五六月份，他们才从日本出发到这里，但天气刚变冷就又回国了。他不由得感叹道：“日本人真是一点都不着急。”
听说哈尔巴岭的日遗化武三年后将被彻底销毁，孙立丰嘿嘿一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日方人员也就夏天在这里工作，还没到11月就撤回去了。“就这一年干半年活的工夫。他们最好把这些炮弹拉回去。”
薛福东的食杂店里，三五个村民又围坐一圈，关于哈尔巴岭村搬迁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村民说，哈尔巴岭受到化武污染，可能像莲花泡林场一样面临集体搬迁。
近年敦化市各级政府在部分乡镇扩建居民点，引导各林场职工迁出林区以实施封山育林。但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莲花泡林场村民的积极响应。他们坚持要拿到化武伤害及财产损失补偿后才肯离开。直到2011年，林场村民才逐步迁出。“听说莲花泡林场还有几个养蜂的留下了。”一位化武受害者说。
哈尔巴岭目前并没有接到迁村的通知，孙立丰说：“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又能去哪儿？各家种的地又迁不走。”
和东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哈尔巴岭村目前主要种植苞米和黄豆，人均不到10亩地。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会采摘时令季节的蘑菇增加收入，即便如此，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三四千元。
“有能力的人搬到市里去了，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不回来了。”孙立丰说，原来哈尔巴岭村有六七百人，现在只剩下一半。“村里大都是5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些妇女和小孩。”孙立丰突然有些悲观，“也许再过几年，可能还会有村民得癌症死去，到时候，这个村子都要消失了。”
在孫立丰的记忆中，敦化市化武办早年曾开展日遗化武相关知识的宣传，他们发放宣传单，开设防范课程，同时还在发现炮弹的地点竖立警示标识，提醒村民防范。但现在对于日遗化武销毁的进展情况，化武污染的危害等方面却一直无从了解。
“炮弹不销毁我们害怕，销毁了我们还是害怕。”哈尔巴岭的村民越来越担心化武污染已全面入侵他们的生活。作为一村之长，孙立丰密切关注着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与措施，他希望了解政府清除化武污染、恢复青山绿水的规划，尽快帮助村民远离污染区，过上健康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