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走出“9·11”
人性与兽性、宽恕与仇恨、黑暗与光辉交织在“9?11”这个历史节点上。幸存者们努力地思考，脚踏实地地过活，因为生命自那一天后有了重新定义的机会。在那片叫做“零点废墟”的地方，美国人首先建起来的是“倒映虚空”，死亡与新生，已经是那场劫难的最后解答。
十年过去，“9·11”似乎显而易见地改变了美国。美国卷入了3场在穆斯林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以及美国的反恐政策令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这种状态又反过来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循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精神气质，从未偏离过。
美国正在紧张开展着“9·11”事件十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尤以9月11日的官方仪式为重头戏。奥巴马在“9·11”事件发生时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州议员，现在则要代表美国完成这个隆重的祭奠。
许多曾经痛苦的人却不会出席，或者是没有得到邀请，或者更愿意遗忘。
丹·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9·11”逃生故事曾上过《今日美国》头版。现在，丹·乔布斯早已逃离纽约，定居美国南部一个新兴小城市。
十年的时间，和丹·乔布斯一起逃出来的同事华人陈思进逃得更远，从华尔街新贵变身为批判华尔街的知名财经作家，“‘9·11’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离开华尔街，重新定义生活和所谓的成功。”
离开华尔街
十年前的9月11日，丹·乔布斯和陈思进用了90分钟的时间，从纽约世贸中心北塔80层逃到1层。逃出后不到3分钟，大楼坍塌。和他们同行的300余人成为最后一批逃出世贸的幸存者。
当时，110层的世贸大厦北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大厦的93层，熊熊烈火从86层开始烧起。大厦电梯分两段运行，以78层为中间点。逃生必须先到此，再找到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
78层的8个出口已全部卡死，由于大楼的金属结构被撞后严重变形，安全门无法用钥匙打开。高大的丹·乔布斯和其他两个美国人站了出来，用血肉之躯撞击金属门，后来丹·乔布斯发现自己肩膀的骨头撞碎了。
丹·乔布斯第二天上了《今日美国》头版，一周后带着石膏上了CNN。
丹·乔布斯当时还是著名证券交易公司BrutECN的网络工程师。BrutECN是纳斯达克下属公司，占据了北塔拥有开阔视野的80层和81层。很快，BrutECN就找到了临时办公地点，距离纽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成为英雄无法让丹·乔布斯从巨大的痛苦中获得宽慰。他其实是个内向又保守的人，不喜欢媒体的逢迎和夸大。在纽约城挨过了一年多，2002年初，他交给公司一份辞职报告，告别朋友，还有这个繁华之地的喧闹与悲伤。
和十年前一样，丹·乔布斯现在还在做网络工程师，不过已不在华尔街投行，而在南方小城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生活得非常平静。
好不容易进入到华尔街核心层，让陈思进无法轻易放弃，但他还是丢了工作。由于公司被兼并，他2002年底接到BrutECN的解雇通知，一个月后，成了无业人员。经过两个月的求职和等待，陈思进找到了新的工作：瑞士信贷银行的助理副总裁。
然而，他心中的世贸大厦开始坍塌。“9·11”过去六年后，原来公司所在的那幢楼仍拿不准一个方案，是炸掉重建，还是大动干戈进行修复？
“望着这一切，我不禁又后怕起来，那天我离死神这么近，仅一线之遥，来纽约为了什么？为了追求所谓的事业？说白了是金钱。为了钱差一点送命，值得吗？我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陈思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之后，陈思进决意离开贪婪的华尔街，移居加拿大多伦多，重拾童年的作家梦，开始关注财经文化领域并选择用中文写作。
如今，随着《闯荡北美》《金融让谁富有》《绝情华尔街》等多部财经类畅销书的出版，陈思进完成了从证券公司副总裁到金融作家的角色转变，实现了自己定位的“成功”——可以靠喜欢的职业谋生并做出成绩。
“如今当年的同事们都渐渐地离开了纽约，不过，我们经常通电邮、电话。”陈思进说。
漫长的赔偿
丹·乔布斯不需要国家赔偿，尽管当时他也受伤了。
来自美国政府的“9·11”赔偿主要针对死难者家属和因救援而患病的消防员等，受伤的人一般有保险赔付。心理治疗则是面对全体的，主要由政府或民间医疗机构组织，持续数年。身体的伤痛治愈后，就不停地有社区义工或医疗人员联系丹·乔布斯他们，听他们倾诉。
时至今日，丹·乔布斯和陈思进还会收到一些美国政府机构或公益组织发来的邮件。比如有个“9·11”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他们会做相应调查。“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进行免费的物理和心理治疗。”陈思进说。
根据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的调查，参加世贸中心废墟清理和救援工作的工人中， 30%有肺部疾病，48%有鼻、耳及喉咙方面疾病。
但对于“9·11”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员马文·贝斯来说 ，申请工伤赔偿、劳动保险的过程竟然比“9·11”当天死里逃生更加艰难。
今年49岁的贝斯当时就职于一家救护车公司，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后，他就和公司的救护队一起来到双子楼脚下。南塔倒塌时，贝斯被埋在灰尘里，他用手扒开一条生路后，又在营救一位老年妇女时被覆盖在北塔的灰尘下。
比起在营救工作中殉职的同事，贝斯算是幸运的。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损伤让他在之后的几年内患上了哮喘、抑郁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7次、每天服用多达15种药物，而且无法再重返工作岗位。
在经历了无数场听证、调查、核验材料甚至有如刑讯逼供的问话之后，贝斯才在“9·11”发生近3年后拿到了工伤赔偿，而他2007年递交的公共安全雇员福利申请至今仍然杳无音信。
贝斯的情况并不是特例，“9·11”现场营救人员的医疗、福利一度让联邦和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为营救人员特别设立的医疗保险赔偿项目在2003年就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但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却是在很多年后才亮起红灯，却因为错过了这班船只能自求多福。
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扎德罗加‘9·11’健康及赔偿法”。扎德罗加是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警察，因罹患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不治身亡。该法案是去年12月国会休会之前所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中的一个，算是对舆论一个交代。
今年7月法案生效。美国联邦政府拨款43亿美元，向“毒空气”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补偿。已有上百人通过纽约联成公所协助登记准备提出赔偿申请。
标维医院世贸大厦环境中心和法律基金会“社会公正倡导中心”协助需要者完成申请。工作人员维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无法统计申请确切人数，“按照规定，填好申请表后，2011年10月之后才寄出。”
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
丹·乔布斯现在常常会和朋友讨论美国经济的状况，“美国在错误轨道上，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否则很可能陷入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在2007年迁往加拿大之前，陈思进每一年都要到世贸遗址参加悼念活动，听遇难者家属逐一诵读他们姓名，默默祈祷。
“十年过去，我对恐怖袭击不回避了，世界各地都有各种恐怖活动，甚至已经成了常态。”陈思进说。
只是陈思进如今住宿酒店会下意识地选择10层以下的房间。他原来非常喜欢“高高在上”。“9·11”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的妻子非常想上帝国大厦的顶端看看。但就在买票上楼的一霎那，陈思进说，“你一个人上去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丹·乔布斯和陈思进一样被“9·11”所“唤醒”，有用行动重新诠释自己生命的机会。
在世贸遗址工作的工人路易丝·加斯垂也是“9·11”事件的亲历者，目睹了南北塔楼的坍塌。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本没有时间去震惊、悲伤或是痛苦，只感到命运的残酷，生活的压力迫使自己的工作还要无奈地在这里继续。
加斯垂是出于纽约中下层社会的成百上千世贸重建工人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9·11”事件，也曾彷徨痛苦，但最终还都留在了这座城市，或许是不得已。重建世贸的过程并不轻松，他们中的一些人时而发动罢工，时刻都在昭示着这座城市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克里兹曼十年前接到确认妹妹在“9·11”袭击中遇害的电话，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如何与悲伤抗争的书。正如他所说，“我很欣慰看到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但贪婪和仇恨的种子依然在生根发芽，我内心依然惶恐，因为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人性与兽性、宽恕与仇恨、黑暗与光辉交织在“9?11”这个历史节点上。幸存者们努力地思考，脚踏实地地过活，因为生命自那一天后有了重新定义的机会。在那片叫做“零点废墟”的地方，美国人首先建起来的是“倒映虚空”，死亡与新生，已经是那场劫难的最后解答。
十年过去，“9·11”似乎显而易见地改变了美国。美国卷入了3场在穆斯林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以及美国的反恐政策令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这种状态又反过来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循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精神气质，从未偏离过。
美国正在紧张开展着“9·11”事件十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尤以9月11日的官方仪式为重头戏。奥巴马在“9·11”事件发生时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州议员，现在则要代表美国完成这个隆重的祭奠。
许多曾经痛苦的人却不会出席，或者是没有得到邀请，或者更愿意遗忘。
丹·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9·11”逃生故事曾上过《今日美国》头版。现在，丹·乔布斯早已逃离纽约，定居美国南部一个新兴小城市。
十年的时间，和丹·乔布斯一起逃出来的同事华人陈思进逃得更远，从华尔街新贵变身为批判华尔街的知名财经作家，“‘9·11’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离开华尔街，重新定义生活和所谓的成功。”
离开华尔街
十年前的9月11日，丹·乔布斯和陈思进用了90分钟的时间，从纽约世贸中心北塔80层逃到1层。逃出后不到3分钟，大楼坍塌。和他们同行的300余人成为最后一批逃出世贸的幸存者。
当时，110层的世贸大厦北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大厦的93层，熊熊烈火从86层开始烧起。大厦电梯分两段运行，以78层为中间点。逃生必须先到此，再找到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
78层的8个出口已全部卡死，由于大楼的金属结构被撞后严重变形，安全门无法用钥匙打开。高大的丹·乔布斯和其他两个美国人站了出来，用血肉之躯撞击金属门，后来丹·乔布斯发现自己肩膀的骨头撞碎了。
丹·乔布斯第二天上了《今日美国》头版，一周后带着石膏上了CNN。
丹·乔布斯当时还是著名证券交易公司BrutECN的网络工程师。BrutECN是纳斯达克下属公司，占据了北塔拥有开阔视野的80层和81层。很快，BrutECN就找到了临时办公地点，距离纽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成为英雄无法让丹·乔布斯从巨大的痛苦中获得宽慰。他其实是个内向又保守的人，不喜欢媒体的逢迎和夸大。在纽约城挨过了一年多，2002年初，他交给公司一份辞职报告，告别朋友，还有这个繁华之地的喧闹与悲伤。
和十年前一样，丹·乔布斯现在还在做网络工程师，不过已不在华尔街投行，而在南方小城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生活得非常平静。
好不容易进入到华尔街核心层，让陈思进无法轻易放弃，但他还是丢了工作。由于公司被兼并，他2002年底接到BrutECN的解雇通知，一个月后，成了无业人员。经过两个月的求职和等待，陈思进找到了新的工作：瑞士信贷银行的助理副总裁。
然而，他心中的世贸大厦开始坍塌。“9·11”过去六年后，原来公司所在的那幢楼仍拿不准一个方案，是炸掉重建，还是大动干戈进行修复？
“望着这一切，我不禁又后怕起来，那天我离死神这么近，仅一线之遥，来纽约为了什么？为了追求所谓的事业？说白了是金钱。为了钱差一点送命，值得吗？我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陈思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之后，陈思进决意离开贪婪的华尔街，移居加拿大多伦多，重拾童年的作家梦，开始关注财经文化领域并选择用中文写作。
如今，随着《闯荡北美》《金融让谁富有》《绝情华尔街》等多部财经类畅销书的出版，陈思进完成了从证券公司副总裁到金融作家的角色转变，实现了自己定位的“成功”——可以靠喜欢的职业谋生并做出成绩。
“如今当年的同事们都渐渐地离开了纽约，不过，我们经常通电邮、电话。”陈思进说。
漫长的赔偿
丹·乔布斯不需要国家赔偿，尽管当时他也受伤了。
来自美国政府的“9·11”赔偿主要针对死难者家属和因救援而患病的消防员等，受伤的人一般有保险赔付。心理治疗则是面对全体的，主要由政府或民间医疗机构组织，持续数年。身体的伤痛治愈后，就不停地有社区义工或医疗人员联系丹·乔布斯他们，听他们倾诉。
时至今日，丹·乔布斯和陈思进还会收到一些美国政府机构或公益组织发来的邮件。比如有个“9·11”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他们会做相应调查。“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进行免费的物理和心理治疗。”陈思进说。
根据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的调查，参加世贸中心废墟清理和救援工作的工人中， 30%有肺部疾病，48%有鼻、耳及喉咙方面疾病。
但对于“9·11”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员马文·贝斯来说 ，申请工伤赔偿、劳动保险的过程竟然比“9·11”当天死里逃生更加艰难。
今年49岁的贝斯当时就职于一家救护车公司，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后，他就和公司的救护队一起来到双子楼脚下。南塔倒塌时，贝斯被埋在灰尘里，他用手扒开一条生路后，又在营救一位老年妇女时被覆盖在北塔的灰尘下。
比起在营救工作中殉职的同事，贝斯算是幸运的。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损伤让他在之后的几年内患上了哮喘、抑郁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7次、每天服用多达15种药物，而且无法再重返工作岗位。
在经历了无数场听证、调查、核验材料甚至有如刑讯逼供的问话之后，贝斯才在“9·11”发生近3年后拿到了工伤赔偿，而他2007年递交的公共安全雇员福利申请至今仍然杳无音信。
贝斯的情况并不是特例，“9·11”现场营救人员的医疗、福利一度让联邦和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为营救人员特别设立的医疗保险赔偿项目在2003年就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但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却是在很多年后才亮起红灯，却因为错过了这班船只能自求多福。
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扎德罗加‘9·11’健康及赔偿法”。扎德罗加是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警察，因罹患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不治身亡。该法案是去年12月国会休会之前所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中的一个，算是对舆论一个交代。
今年7月法案生效。美国联邦政府拨款43亿美元，向“毒空气”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补偿。已有上百人通过纽约联成公所协助登记准备提出赔偿申请。
标维医院世贸大厦环境中心和法律基金会“社会公正倡导中心”协助需要者完成申请。工作人员维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无法统计申请确切人数，“按照规定，填好申请表后，2011年10月之后才寄出。”
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
丹·乔布斯现在常常会和朋友讨论美国经济的状况，“美国在错误轨道上，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否则很可能陷入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在2007年迁往加拿大之前，陈思进每一年都要到世贸遗址参加悼念活动，听遇难者家属逐一诵读他们姓名，默默祈祷。
“十年过去，我对恐怖袭击不回避了，世界各地都有各种恐怖活动，甚至已经成了常态。”陈思进说。
只是陈思进如今住宿酒店会下意识地选择10层以下的房间。他原来非常喜欢“高高在上”。“9·11”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的妻子非常想上帝国大厦的顶端看看。但就在买票上楼的一霎那，陈思进说，“你一个人上去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丹·乔布斯和陈思进一样被“9·11”所“唤醒”，有用行动重新诠释自己生命的机会。
在世贸遗址工作的工人路易丝·加斯垂也是“9·11”事件的亲历者，目睹了南北塔楼的坍塌。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本没有时间去震惊、悲伤或是痛苦，只感到命运的残酷，生活的压力迫使自己的工作还要无奈地在这里继续。
加斯垂是出于纽约中下层社会的成百上千世贸重建工人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9·11”事件，也曾彷徨痛苦，但最终还都留在了这座城市，或许是不得已。重建世贸的过程并不轻松，他们中的一些人时而发动罢工，时刻都在昭示着这座城市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克里兹曼十年前接到确认妹妹在“9·11”袭击中遇害的电话，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如何与悲伤抗争的书。正如他所说，“我很欣慰看到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但贪婪和仇恨的种子依然在生根发芽，我内心依然惶恐，因为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