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何看待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孝道信仰的回归问题｝
记者:孝道信仰文化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为什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孝道回归问题会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肖群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孝道信仰自古就被看作是人类全部道德情感的自然源头,这是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家庭关系。从主体自身首先面临的人际关系中,由自身或家庭再到他人、以至团体、国家、社会德性主义的伦理思考方式,必然得出孝为道德的源头的观念。因此,人们还是认为“百善孝为先”。孝为做人之基本美德,从一个人是否遵守孝道信仰,就可以“两岁看小,七岁看老”。另外,从传统德性主义和义务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孝道仍然可以成为德性伦理的高尚人格和人际义务的精神源头。
至于孝道问题为什么会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我想还是和我国的国情有关的,按目前中国人口的结构比例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我们现有的养老方式,还只是家庭化的,没有达到政府型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化行为。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与子女间的家庭矛盾成为了社会问题。比如,家长在对子女教育问题上失去权威性和根本的信任,子女不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家庭义务。如今,中国现代社会亲情的流失,造成了中国现代家庭中的孝道问题的突现,也因此很受人们的关注。
{对传统孝道文化的超越态度｝
记者:请问应该如何正确弘扬传统儒家孝道信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肖群忠:“孝”字从字义上来理解,其实就是“教之所由生也”。因为孝也是要教的,所以林语堂先生对“教”的解释就采用了观其结构而解析其意的方法。他说:“‘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攵’,意思是‘使……孝。’”由此也可见孝道教育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中的根源和首要作用。但是面对回归孝道文化的社会热潮,我们学者还是要有一种理性和科学对待的态度,我的观点就是,对传统的孝道信仰要有区别的弘扬。
在儒家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信仰文化是居于首德地位的。儒家虽讲“仁”是全德之名,但又认为“仁”是从“孝”的爱和亲情中升华出来的。因为封建社会是家族社会,而孝道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基础。传统的政治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确都和“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就叫做“泛孝”。孝道在理论上的泛化是在《孝经》中完成的,它被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被泛化成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社会各阶层人的首要的和无所不包的道德。这种孝的泛化又在汉代,被“以孝治天下”、“举孝廉”,设孝经博士等政治、教化、乡治等制度予以确认和强化。因此,正如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
我们所讲的现代的孝道,主要指的还是亲情上的孝道,可以说孝道情怀是人类一切美好感情的基础,只要有血缘关系存在,那么爱敬父母就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一种一切道德美好感情的源头,是德性和义务产生的精神渊薮。人也正是在父母的爱中学会了反哺和奉献。现代社会的孝道信仰其实就是要保持这种所谓的人民性,人民性的精华就是和封建政治的“泛孝”脱离了,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感情。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超越的态度,而不是全盘拿来。现在,我们所要回归孝道文化的信仰,其实就是回归其中的某一种价值观念。
现代孝道文化的价值
{如果中国没有孝道｝
记者:作为从事应用伦理学方面的专家,您曾经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素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社会上兴起的孝道文化重建运动,可以说也是您所倡导的增加公民道德素养中所大力弘扬一部分。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现代的孝道文化的?
陈瑛:现在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市场经济,孝道文化趋于淡化,这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现代家庭已经不是一个必然的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教育单位。生产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关系等等也都改变了,完全超出了家族的范围。对于孝道文化的传承有些淡化也是必然的。过去的孝道文化过分强调了子对父的片面性义务,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五?四”的时候提出过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孝道文化也曾经是受到冲击的一部分,因为中国过去对孝道的刻画的确太过分了,比如“二十四孝”图等,对孝道的宣扬已经到了非常残忍非常没有人性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现代的孝道也是应该有所改变的,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过去,“五?四”以后或解放以后孝道文化的流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相当长远的将来,家庭还应该是讲究孝道的。家庭还是一个生活单位,还肩负着经济、教育等一些方面的职能。因此孝道还应该存在,但是不能和过去完全一样,过去讲究的是一种孝道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而现在讲究的则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其实讲究的也是双方平等的比如“父慈子孝”,只不过在封建的社会越来越极端,慢慢地就走向片面了。另外,我之所以认为孝道文化还应该存在,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上看,家庭还是一个教育单位,比如孩子什么都不懂,而长辈对下一代还有一个教育的义务,有抚养的义务。从这个角度上看,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是应该有的。所以现代的孝道应该和古代的孝道有所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义务。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孝道这个社会的伦理关系就会陷入僵局。孝道这是维系家庭与家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讲孝道。
{孝道是否可以被替代｝
记者:那么您认为现代孝的义务主要有哪些?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可以被其他社会职能所取代?
陈瑛:孝道的最大义务就是赡养问题,也就是当长辈年纪大了以后应该有一种抚养的义务。用孔子的话说,一个是“身养”,一个是“心养”。“身养”是什么呢?“身养”就是在经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要尽到赡养的义务。“心养”指的则是应该让长辈尽量心情舒畅,并体谅长辈精神上的孤独和其他一些精神上的需求,让他们尽量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因此说孝道还是要尽量继承我们祖先谈到过的孝文化中符合现代发展的那一部分,并且赋予他们一些新的意义。
我认为孝道还不是别的社会职能可以代替的,不管社会怎样分工变化,亲情总还是应该有的。建立在爱情、亲情基础之上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生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比如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家庭和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孝应该是永恒的。
{如何看待正在弘扬的孝道文化｝
记者:那么从继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您是怎样看待现在正在弘扬的孝道文化呢?
陈瑛:要不要弘扬孝文化?我认为我们过去对它还没有完全否定,从“五·四”以来也好,文化大革命中也好,不是完全否定孝道文化的。实际上在家庭中赡养父母、尊重父母这个问题,是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含义没有动摇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孝道的态度也的确是轻视了。现在市场经济中因为对功利不断强化,所以传统孝道理念也就因为被忽视而变得淡漠了。我所说的忽视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孝道,当前的功利社会又过度强调市场经济,对孝道也有所淡化。双重夹击下,孝道其实是越来越淡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恢复与重建实际上都是作为比较响亮的口号提出来的。关键还是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想尽办法尽孝道。(摘自《社会观察》)
{孝道信仰的回归问题｝
记者:孝道信仰文化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为什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孝道回归问题会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肖群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孝道信仰自古就被看作是人类全部道德情感的自然源头,这是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家庭关系。从主体自身首先面临的人际关系中,由自身或家庭再到他人、以至团体、国家、社会德性主义的伦理思考方式,必然得出孝为道德的源头的观念。因此,人们还是认为“百善孝为先”。孝为做人之基本美德,从一个人是否遵守孝道信仰,就可以“两岁看小,七岁看老”。另外,从传统德性主义和义务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孝道仍然可以成为德性伦理的高尚人格和人际义务的精神源头。
至于孝道问题为什么会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我想还是和我国的国情有关的,按目前中国人口的结构比例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我们现有的养老方式,还只是家庭化的,没有达到政府型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化行为。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与子女间的家庭矛盾成为了社会问题。比如,家长在对子女教育问题上失去权威性和根本的信任,子女不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家庭义务。如今,中国现代社会亲情的流失,造成了中国现代家庭中的孝道问题的突现,也因此很受人们的关注。
{对传统孝道文化的超越态度｝
记者:请问应该如何正确弘扬传统儒家孝道信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肖群忠:“孝”字从字义上来理解,其实就是“教之所由生也”。因为孝也是要教的,所以林语堂先生对“教”的解释就采用了观其结构而解析其意的方法。他说:“‘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攵’,意思是‘使……孝。’”由此也可见孝道教育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中的根源和首要作用。但是面对回归孝道文化的社会热潮,我们学者还是要有一种理性和科学对待的态度,我的观点就是,对传统的孝道信仰要有区别的弘扬。
在儒家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信仰文化是居于首德地位的。儒家虽讲“仁”是全德之名,但又认为“仁”是从“孝”的爱和亲情中升华出来的。因为封建社会是家族社会,而孝道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基础。传统的政治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确都和“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就叫做“泛孝”。孝道在理论上的泛化是在《孝经》中完成的,它被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被泛化成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社会各阶层人的首要的和无所不包的道德。这种孝的泛化又在汉代,被“以孝治天下”、“举孝廉”,设孝经博士等政治、教化、乡治等制度予以确认和强化。因此,正如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
我们所讲的现代的孝道,主要指的还是亲情上的孝道,可以说孝道情怀是人类一切美好感情的基础,只要有血缘关系存在,那么爱敬父母就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一种一切道德美好感情的源头,是德性和义务产生的精神渊薮。人也正是在父母的爱中学会了反哺和奉献。现代社会的孝道信仰其实就是要保持这种所谓的人民性,人民性的精华就是和封建政治的“泛孝”脱离了,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感情。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超越的态度,而不是全盘拿来。现在,我们所要回归孝道文化的信仰,其实就是回归其中的某一种价值观念。
现代孝道文化的价值
{如果中国没有孝道｝
记者:作为从事应用伦理学方面的专家,您曾经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素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社会上兴起的孝道文化重建运动,可以说也是您所倡导的增加公民道德素养中所大力弘扬一部分。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现代的孝道文化的?
陈瑛:现在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市场经济,孝道文化趋于淡化,这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现代家庭已经不是一个必然的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教育单位。生产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关系等等也都改变了,完全超出了家族的范围。对于孝道文化的传承有些淡化也是必然的。过去的孝道文化过分强调了子对父的片面性义务,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五?四”的时候提出过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孝道文化也曾经是受到冲击的一部分,因为中国过去对孝道的刻画的确太过分了,比如“二十四孝”图等,对孝道的宣扬已经到了非常残忍非常没有人性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现代的孝道也是应该有所改变的,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过去,“五?四”以后或解放以后孝道文化的流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相当长远的将来,家庭还应该是讲究孝道的。家庭还是一个生活单位,还肩负着经济、教育等一些方面的职能。因此孝道还应该存在,但是不能和过去完全一样,过去讲究的是一种孝道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而现在讲究的则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其实讲究的也是双方平等的比如“父慈子孝”,只不过在封建的社会越来越极端,慢慢地就走向片面了。另外,我之所以认为孝道文化还应该存在,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上看,家庭还是一个教育单位,比如孩子什么都不懂,而长辈对下一代还有一个教育的义务,有抚养的义务。从这个角度上看,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是应该有的。所以现代的孝道应该和古代的孝道有所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义务。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孝道这个社会的伦理关系就会陷入僵局。孝道这是维系家庭与家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讲孝道。
{孝道是否可以被替代｝
记者:那么您认为现代孝的义务主要有哪些?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可以被其他社会职能所取代?
陈瑛:孝道的最大义务就是赡养问题,也就是当长辈年纪大了以后应该有一种抚养的义务。用孔子的话说,一个是“身养”,一个是“心养”。“身养”是什么呢?“身养”就是在经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要尽到赡养的义务。“心养”指的则是应该让长辈尽量心情舒畅,并体谅长辈精神上的孤独和其他一些精神上的需求,让他们尽量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因此说孝道还是要尽量继承我们祖先谈到过的孝文化中符合现代发展的那一部分,并且赋予他们一些新的意义。
我认为孝道还不是别的社会职能可以代替的,不管社会怎样分工变化,亲情总还是应该有的。建立在爱情、亲情基础之上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生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比如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家庭和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孝应该是永恒的。
{如何看待正在弘扬的孝道文化｝
记者:那么从继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您是怎样看待现在正在弘扬的孝道文化呢?
陈瑛:要不要弘扬孝文化?我认为我们过去对它还没有完全否定,从“五·四”以来也好,文化大革命中也好,不是完全否定孝道文化的。实际上在家庭中赡养父母、尊重父母这个问题,是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含义没有动摇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孝道的态度也的确是轻视了。现在市场经济中因为对功利不断强化,所以传统孝道理念也就因为被忽视而变得淡漠了。我所说的忽视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孝道,当前的功利社会又过度强调市场经济,对孝道也有所淡化。双重夹击下,孝道其实是越来越淡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恢复与重建实际上都是作为比较响亮的口号提出来的。关键还是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想尽办法尽孝道。(摘自《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