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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鲁迅
1
在一个社会中:
用同样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等于大家都瞎了一只眼睛。
用同样的耳朵来捕捉声音,等于大家都聋了一只耳朵。
用同样的嘴巴来发表意见,等于大家都缝了一半嘴巴。
在一个社会中:
用同样的大脑来思考或者吸收同样的思想,等于——大家都没有思想。
2
我一直有这么一种常被视为毒草的个人理论:
一个人要是心里认定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那么他的一生往往是真的平凡;而一个人要是认定自己这一生注定不凡,那么他身上会渐渐地生长出一点儿不凡来,进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3
“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总是趋向于和谐的平衡,最后相等。”
上帝在赐予你菠菜的同时,就永远不会让你有机会品尝韭菜。上帝给了西施美貌,她就不能同时拥有东施生活的平静,哪怕这种平静是西施无比向往的。就是如此这般的简单。
那么,我的一生就将在不断的得到和失去中度过。恐怕这个过程是痛并快乐着的。
4
人,人,人。
人是上帝最得意的杰作,也是最难以完成的作品,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成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而当今中国有13亿人口。
鲁迅先生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二十五》,对中国之人口就发表了极有远见的评论:“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想起中国人为了讽刺美国,在《读者》上摘录的一个美国流浪汉在填人口普查单的话:“还好,还好,只有在填写这个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并且充当一个数字。”
可是中国本身呢?
在我十五六岁年少轻狂的时候,每当在大街小巷中看到一对貌似无知无识的夫妇牵牛一样地牵着几个小牛一样乱窜乱叫的衣冠不整的小孩,圆睁着好奇的混浊的大眼小眼,习惯性地张着嘴贪婪地观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的时候,我心里就不禁一阵阵的悲哀:这也是人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中最普通的人。不禁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悲哀。
在我十八九岁初入文坛,感到生活的艰辛和人与人之间无情的倾轧,无数次在深夜痛哭流涕之后,我修正了以前对那些人的看法:不管怎样,他们能活着,很好地活着,而——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原始意义上的伟大。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初步感到人生的重责,人才的可贵,又有了新的认识:人有两种层次:一种,是动物性的人,吃喝拉撒繁殖死亡,这是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人,如果说其有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只能供给他本身的需求而没有多余部分以回报社会,贪官污吏则是其中的一类,甚至还有的人不能供给自身还需要社会或他人的生活救助;一种,是社会性的人,对社会有着自己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要多于其在社会中取得的部分。
剔除掉什么“人权”“尊严”对言论的束缚,可以说真话:世界上有很多人,即使有着最高尊严的人权,但其实质,还是动物性的,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只有“充当一个数字”的意义。
当我们在嘲笑别人的时候,不必沾沾自喜,也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动物性的人,还是社会性的人,自己充当的那个“数字”是光辉的,还是黯淡的。
5
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成功概率太小、从而可以让我们灰心放弃的事情。
而我们所谓的积极生活方式,只不过是把这些微小的成功可能性用人为努力的放大镜聚焦,使其成为一个更集中的亮点照亮我们的前程。当然这个光点也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个能量,所以前程照样灰暗,这就是有不少人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原因。
太多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过问命运,只能怀着对生活简单的虔诚及盲目的自信被某些神秘信念神秘力量扶持着前进。
6
梦里的都是现实,现实里的都是梦,梦想和现实两者不同的是哪一种长一点哪一种短一点罢了,实在没有本质区别。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现实主义者,剩下的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们大多都是并不脚踏实地的传统之叛徒和艺术的囚徒,他们总是很轻率很轻易地相信美好,把一切想像得如挤牙膏那样简单扼要。因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往往在这个坚硬的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但为了信仰仍乐此不疲;理想主义者们的鲜血浇灌了人类的灿烂历史。一旦这个世界窝囊得叫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们无梦可做无诗可写丢盔弃甲宣布说世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的时候,实质上就是这个世界错了,因为这样的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7
生活就是一面巨大的蜘蛛网,人们只有三种生存方式:一是强行突围去寻找自由,二是心甘情愿地在脉脉含情的网上耽搁一辈子,三是在被网粘住后在最终突围前顽强抵抗。生活就像一根首尾相连的没有岔路的自来水管,人的一生就在这根水管中转折,水管中的黑暗似乎有无穷契机又似乎没有,人生中的每一步似乎都有可行的岔路,浪费着人们本来就不多的体力,但如果你不能最终突围的话那你这一生就得在别人或自我设置的迷宫中迷失。对于某些追求生活精致的优秀的人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灾难,而表达和主动消失则是这些人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突围方式。比如写作,和走开。
因此,我写作,同时走开。
8
在我15岁还没有接触过“哲学”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悟出一个没能向自己证明的真理:一切都是“和谐”,统一也是和谐,矛盾也是和谐,一切都是趋向于“和谐”。
后来,我跟埋头干活的母亲说:“世界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母亲大喝:“放屁!”我赶紧夺门而逃。
再后来,我跟见识广博的大哥说:“世界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大哥大喝:“放狗屁!”我忙抱头鼠窜。
这就是普通人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
9
每个人都有最难写好的字。
有人故弄玄虚地说:“是‘人’字。”
有人正义凛然地说:“是‘党’字。”
有人一脸向往地说:“是‘美’字。”
有人咽着口水说:“是‘财’字。”
我不作评述。我最难以写好的、也是天天必练的,是“十”字。
从书法上来说,这个“十”字最难把握分寸:扁担横、悬针竖是基础,但能写好一横一竖的人全中国恐怕不到1000个;最刁钻的,还不是这一横一竖,而是横和竖相交的“部位”及所成的“角度”,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从人生意义来说:这一竖乃是做人的品格,筋骨,脊梁,当然得写得正直,即“德”;这扁担似的一横乃是为人所要有的“才华”,是能改变环境的本事,不然活着对人类事业没点贡献岂不是白走一生?这便是“才”。而德与才只有配合得好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不然,德歪了或才歪了,又或者两者都歪了,这个“十”字就站不稳了,倒了下来,成为一个“X”,这人生便被判了个“死刑”。
做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首先得像我一样:
把“十”字练好。■
——鲁迅
1
在一个社会中:
用同样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等于大家都瞎了一只眼睛。
用同样的耳朵来捕捉声音,等于大家都聋了一只耳朵。
用同样的嘴巴来发表意见,等于大家都缝了一半嘴巴。
在一个社会中:
用同样的大脑来思考或者吸收同样的思想,等于——大家都没有思想。
2
我一直有这么一种常被视为毒草的个人理论:
一个人要是心里认定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那么他的一生往往是真的平凡;而一个人要是认定自己这一生注定不凡,那么他身上会渐渐地生长出一点儿不凡来,进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3
“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总是趋向于和谐的平衡,最后相等。”
上帝在赐予你菠菜的同时,就永远不会让你有机会品尝韭菜。上帝给了西施美貌,她就不能同时拥有东施生活的平静,哪怕这种平静是西施无比向往的。就是如此这般的简单。
那么,我的一生就将在不断的得到和失去中度过。恐怕这个过程是痛并快乐着的。
4
人,人,人。
人是上帝最得意的杰作,也是最难以完成的作品,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成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而当今中国有13亿人口。
鲁迅先生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二十五》,对中国之人口就发表了极有远见的评论:“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想起中国人为了讽刺美国,在《读者》上摘录的一个美国流浪汉在填人口普查单的话:“还好,还好,只有在填写这个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并且充当一个数字。”
可是中国本身呢?
在我十五六岁年少轻狂的时候,每当在大街小巷中看到一对貌似无知无识的夫妇牵牛一样地牵着几个小牛一样乱窜乱叫的衣冠不整的小孩,圆睁着好奇的混浊的大眼小眼,习惯性地张着嘴贪婪地观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的时候,我心里就不禁一阵阵的悲哀:这也是人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中最普通的人。不禁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悲哀。
在我十八九岁初入文坛,感到生活的艰辛和人与人之间无情的倾轧,无数次在深夜痛哭流涕之后,我修正了以前对那些人的看法:不管怎样,他们能活着,很好地活着,而——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原始意义上的伟大。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初步感到人生的重责,人才的可贵,又有了新的认识:人有两种层次:一种,是动物性的人,吃喝拉撒繁殖死亡,这是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人,如果说其有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只能供给他本身的需求而没有多余部分以回报社会,贪官污吏则是其中的一类,甚至还有的人不能供给自身还需要社会或他人的生活救助;一种,是社会性的人,对社会有着自己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要多于其在社会中取得的部分。
剔除掉什么“人权”“尊严”对言论的束缚,可以说真话:世界上有很多人,即使有着最高尊严的人权,但其实质,还是动物性的,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只有“充当一个数字”的意义。
当我们在嘲笑别人的时候,不必沾沾自喜,也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动物性的人,还是社会性的人,自己充当的那个“数字”是光辉的,还是黯淡的。
5
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成功概率太小、从而可以让我们灰心放弃的事情。
而我们所谓的积极生活方式,只不过是把这些微小的成功可能性用人为努力的放大镜聚焦,使其成为一个更集中的亮点照亮我们的前程。当然这个光点也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个能量,所以前程照样灰暗,这就是有不少人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原因。
太多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过问命运,只能怀着对生活简单的虔诚及盲目的自信被某些神秘信念神秘力量扶持着前进。
6
梦里的都是现实,现实里的都是梦,梦想和现实两者不同的是哪一种长一点哪一种短一点罢了,实在没有本质区别。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现实主义者,剩下的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们大多都是并不脚踏实地的传统之叛徒和艺术的囚徒,他们总是很轻率很轻易地相信美好,把一切想像得如挤牙膏那样简单扼要。因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往往在这个坚硬的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但为了信仰仍乐此不疲;理想主义者们的鲜血浇灌了人类的灿烂历史。一旦这个世界窝囊得叫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们无梦可做无诗可写丢盔弃甲宣布说世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的时候,实质上就是这个世界错了,因为这样的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7
生活就是一面巨大的蜘蛛网,人们只有三种生存方式:一是强行突围去寻找自由,二是心甘情愿地在脉脉含情的网上耽搁一辈子,三是在被网粘住后在最终突围前顽强抵抗。生活就像一根首尾相连的没有岔路的自来水管,人的一生就在这根水管中转折,水管中的黑暗似乎有无穷契机又似乎没有,人生中的每一步似乎都有可行的岔路,浪费着人们本来就不多的体力,但如果你不能最终突围的话那你这一生就得在别人或自我设置的迷宫中迷失。对于某些追求生活精致的优秀的人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灾难,而表达和主动消失则是这些人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突围方式。比如写作,和走开。
因此,我写作,同时走开。
8
在我15岁还没有接触过“哲学”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悟出一个没能向自己证明的真理:一切都是“和谐”,统一也是和谐,矛盾也是和谐,一切都是趋向于“和谐”。
后来,我跟埋头干活的母亲说:“世界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母亲大喝:“放屁!”我赶紧夺门而逃。
再后来,我跟见识广博的大哥说:“世界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大哥大喝:“放狗屁!”我忙抱头鼠窜。
这就是普通人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
9
每个人都有最难写好的字。
有人故弄玄虚地说:“是‘人’字。”
有人正义凛然地说:“是‘党’字。”
有人一脸向往地说:“是‘美’字。”
有人咽着口水说:“是‘财’字。”
我不作评述。我最难以写好的、也是天天必练的,是“十”字。
从书法上来说,这个“十”字最难把握分寸:扁担横、悬针竖是基础,但能写好一横一竖的人全中国恐怕不到1000个;最刁钻的,还不是这一横一竖,而是横和竖相交的“部位”及所成的“角度”,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从人生意义来说:这一竖乃是做人的品格,筋骨,脊梁,当然得写得正直,即“德”;这扁担似的一横乃是为人所要有的“才华”,是能改变环境的本事,不然活着对人类事业没点贡献岂不是白走一生?这便是“才”。而德与才只有配合得好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不然,德歪了或才歪了,又或者两者都歪了,这个“十”字就站不稳了,倒了下来,成为一个“X”,这人生便被判了个“死刑”。
做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首先得像我一样:
把“十”字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