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世界总格局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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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面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总格局(或国际大环境)?我们国家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随着去年以来东欧和苏联发生剧烈变化、动荡及新旧世纪交替时期的到来而更加显得十分突出和紧迫。笔者认为,由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的趋势还在发展,尽管在这种趋势下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复杂、动荡的因素及某些方面急剧的变化,但是90年代不会逆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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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新兴国家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出现。它们在建国之后所遭遇到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问题,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及众多政府学者的注意。如何成功地“发展”自己的国家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正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它们建设国家的成败对全世界人类的前途将
<正> 6月6日,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教授、苏联问题专家文多曼(Jonathan R.Adelman)先生访问我系,为我系95级博士生和94级研究生班做了精彩的演讲。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艾多曼教授滔滔不绝地阐述了美国对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政策,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引起与会各位教师和同学的兴趣。双方围绕上述问题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气氛热烈。
<正> 自普法战争后,如何对待德国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法国《世界报》著名记者安德烈·方丹曾说:“人们甚至可以说:法国对德政策就是它的对外政策”。从1945年到1954年,法国依然秉承这一传统,把德国的复兴看成是法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把防止德国的再起当作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当然,由于这一时期其它有关因素的影响,法国对德政策前后有所不同,经历了一
<正> 去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对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了所谓“私人访问”,在该校欧林讲座发表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讲演。这个讲演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散布了多种明显具有“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倾向的言论。特别是在国际场合推销“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分裂分治”及“对等政治实体”的政治理念,并声称要“向不
<正> 1996年6月13日,奥地利外交部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奥地利科研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格尔特·卡明斯基博士应邀到我系作了关于中奥关系的学术讲演,受到与会师生的欢迎和好评。陪同前来的还有奥地利驻华大使和公使等贵宾。
<正> 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矛盾和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和激化,是在苏联长达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矛盾的发展历史和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及其经验教训,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很有意义的。
<正> 90年世界格局变化之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目前国际形势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矛盾与不稳定的特点依然显著。分析国际新形势的特征及其不稳定因素,可以把90年代的世界格局概括为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转向新格局的过渡期,它包含着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呈现出缓和与动荡相交织、和平因素与冲突共增的复杂局面。国际关系整体缓
<正> 西欧社会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其理论基础,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决议中声称,“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地解决自己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超越绝对民族主权的限制。”但是对战后欧洲一体化——即由独立的民族国家合作,将部分主权转移到超国家层
<正>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外交活动中都爱标榜维护人权,声称要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它们都注意利用人权这个口号为自身谋利。所不同的只是鼓吹人权的调子高低不一,利用人权的手法不完全一样。这样一种以维护人权相标榜并且以此为手段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就是所谓人权外交。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往往表里不一,名不符实,唱的是保护人权的讽子,卖的却是强权政治的黑货。它往往在推行人权外交的名义下,干涉别国内政,在许多外交场合,俨然摆出一副人权最高评判官的架势,时而指责这个违反人权,时而训斥那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