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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天才，这点毋庸置疑。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天才，他是一个跨世纪的天才。他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等给人类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整体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
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生前受到世界的瞩目，死后也颇为吸引人——到底什么样的大脑，才成就了爱因斯坦呢？抱着这样的疑问，普林斯顿最优秀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在为爱因斯坦做死亡解剖时，偷偷地藏起了他的大脑。殊不知，他东躲西藏的一生就此开始——
身体消失，大脑存活
1955年4月18日凌晨1：15，76岁的爱因斯坦病逝于普林斯顿医院。很快，他被运到了尸检实验室中，43岁的哈维小心翼翼地托起爱因斯坦的大脑，额头因为紧张而渗出丝丝汗渍。他负责检查爱因斯坦的死因，结果很容易得出——七年前就罹患的大动脉瘤破裂。
实验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个不停，院方在提醒哈维要加快工作进度了。他必须尽快将遗体交出，好由其家属运往新泽西火化。这也是爱因斯坦最后的遗愿。
哈维机械地往爱因斯坦腹腔内填充着内脏，心却狂烈地抖动着。在他面前的，可是20岁就开创两项科学奇迹的天才啊！如果他可以留下他的大脑并展开研究，如果他有幸解开了世界上最大的谜团——“天才的秘密在哪里”，那么他哈维，或许也可以像爱因斯坦一样，留名千古！
哈维变得越来越紧张，想要留下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尸检人员，留下样本的某个器官供研究和教学使用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没什么特别的。”哈维这样对自己说。于是他迅速用棉花取代大脑填入了颅腔，然后，从脑动脉中为爱因斯坦的大脑注入了防腐剂。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哈维私留大脑的消息很快被传开，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这件事。人们被激怒了，人群和记者将普林斯顿医院围得水泄不通。而第一个暴跳如雷地找到哈维的，就是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
哈维没有想到，自己一夜之间竟成了人人喊打的“食尸鬼”！他不停地向汉斯解释自己的用意，声称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研究计划草拟一份给他看。医院见事已如此，也只好出面担保，一定会妥善保护天才的大脑不受损害。
汉斯勉强同意了，不过他要哈维承诺：绝不能以此制造噱头引人关注，更不能用它谋取私利。見到当事人怒气已平，哈维长出一口气，以为就此可以开始他的伟大研究了。
然而，事实往往出乎意料。事态刚刚平息，哈维就收到了普林斯顿医院交出大脑的命令。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发来索求，希望拿走爱因斯坦的大脑，供军方调度和使用。双方都用哈维的前程作要挟，试图逼他就范。
那时，搜集大脑成为一种军方的潮流，美国和俄罗斯都乐此不疲，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大脑，似乎谁得到谁就可以拥有无上的荣耀。哈维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投降的，好不容易拿到了大脑，哪有交出的道理？如果他的研究成功，世人都会为他让路！
这样想着，哈维连夜打包好研究所需的用品，悄无声息地离开普林斯顿，独自开车去了费城。可是，要携带一颗大脑不露声色地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便于转移，哈维找到一间隐蔽的场所，小心地将这颗大脑切成了240块，每块都贴上卷标，然后悄无声息地将切块包进火棉胶里，浸入了福尔马林中。
东躲西藏，苦不堪言
妻子艾丽闻声赶到了费城，当她看到上百块灰色的密密麻麻的脑组织切块就那样浸泡在成堆的贴满标签的瓶子中时，不禁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她不断地重复着，不知该如何表达。哈维激动起来，他几乎是疯狂地喊道：“因为我太想知道这颗大脑的秘密了！我一定能改变世界！”
艾丽是一个普通的医护人员，见自己说服不了哈维，只得勉强同意了。就这样，在租来的简易实验室里，哈维一刻不停地开始了“改变命运”的研究。
他调用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所有有关人类大脑的研究数据，准备逐一比对和筛查。为了尽快找到线索，哈维还制作了12套200张包含索引组织样本的玻片，分别寄给了那时他可以信任的所有精神病理学科的顶级专家，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开展研究。“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出一年，我肯定会发现真相！”哈维信誓旦旦地说。
然而，事实远远超出了哈维的预期。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爱因斯坦的大脑都和普通正常智商的大脑并无区别！甚至各项指标还要偏低一些。他不相信自己的推断，忙与其他学者联系，将所有结论推到重来，可几年过去了，实验重复了无数遍，得到的结果却依然相同。
是他们搞错了？还是研究方向有所偏颇？哈维陷入了思维僵局。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艾丽带给他一个更糟的消息：随着这些年的研究，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已经全部用完，再不想办法，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了。
哈维不以为然，他找到几家诊所求职，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在工作之余，还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然而，上帝却给了哈维当头一棒。由于没有原单位的介绍信，几乎没有医院愿意接纳他，而当人们得知他就是偷走爱因斯坦大脑的盗贼时，更是毫不留情地向军方报了警。
哈维的行踪暴露了。不得已，他只得隐姓埋名，再次离开费城，前往更偏远的地方。一路上，哈维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可生活总得继续，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走上工地，做起了最苦重的体力活。艾丽无法接受曾经意气风发的丈夫变成了如今满身泥土的工人，她不断劝说哈维和自己一起回去，重新开始曾经的生活。
然而，哈维回不去了。他已经踏上了这样的道路，就一定要做些什么给大家看！哈维比以前更加废寝忘食。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出笔记本推算和思考研究的突破口。可那时的脑科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全世界可以借鉴的案例也少之又少。想要找到答案，他必须获取足够的大脑样本做更多的实验对比！
哈维先是到附近的医院求助，希望可以购买或申请一些样本用作研究。但此时已无身份和地位的哈维，根本无法顺利获取这样的研究机会。多方求助无门之时，一个念头涌现出来：为什么不到荒郊野外寻找找看，说不定碰巧可以找到些因意外死亡而未埋葬的尸体。 想到这里，哈维立刻独自驾车向荒野走去。此时正值万圣节前夕，秋风瑟瑟，阴云密布，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可一心想要获取样本的哈维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他咬着牙冲了进去，开始不断用棍棒在人迹罕至的沼泽和密林里翻找。然而，依然一无所获。
突然，哈维只觉脚下一滑，一个跟头落入了三米深的大坑中。这是一个积水干涸后形成的小水洼，坑下潮湿而肮脏，湿泥溅在身上，哈维感到又冷又痛。他拿起手机，想要打119求助，可又担心因此暴露自己的行踪。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拨通了妻子艾丽的电话。
艾丽听说后急坏了，连夜找人救出了哈维。当她看到丈夫浑身污泥失魂落魄的模样时，又气又恼，指着他下了最后通牒。“不就是颗大脑么？看看你因为它都变成了什么样子！要不处理掉它！要不就离婚！”哈维也气坏了。为什么就连妻子也不能理解自己？他决绝地离婚了。
流浪多年，毫无进展
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哈维变得一蹶不振。而由于多年的颠沛流离，哈维根本无法按期参加医生资格证书的常规审核，他的医生执照也失效了。不能继续行医的他只得当起了江湖医生，靠小把戏得些糊口的干粮。
哈维继续流浪着，盘缠没了，就停下来打点零工。累了，就到附近的民舍休息一下。这样走走停停，竟一直向西走到了堪萨斯州的维斯塔镇。这次，哈维在一家工厂找到了流水线工人的工作。生活渐渐安定下来。
他重新拾起了大脑的研究，并将切片分送给德国、日本、阿根廷、中国等所有可能的研究专家，继续等待那些可以证明爱因斯坦非同凡人的异常之处被查出来。然而，哈维再次失败了。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些所谓的不同，但没有任何一种迹象可以证明，是这些不同造就了爱因斯坦过人的智慧。
面对多年来毫无建树的结果，哈维渐渐丧失了信心。他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没有人再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一晃23年过去了，哈维由意气风发的壮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的思维变得缓慢，面颊苍老黯淡，身体也因常年的繁重劳动早已伤痕累累。而那颗大脑，则一直沉睡在家中的纸箱内，无人问津。
一天，一个叫列维的记者敲响了哈维的房门。66岁的哈维拖着略显臃肿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到近前，当他发现对方想要了解爱因斯坦大脑的奥秘时，只是冷冷地说：“对不起，一会儿我还要去工厂工作，帮不了你什么了。”见列维仍不死心，哈维索性从一摞纸箱中取出好久没有动过的大脑样本，将其中一小块切片送给了记者当做礼物。
谁知第二天，列维的报道出现在了各大媒体，哈维和爱因斯坦的大脑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诧异的同时，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热潮，再次在科学界涌现。没多久，一位优秀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主动联系了哈维。
想要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的渴望再次涌上哈维的心头。他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拿出了所有的标本供戴蒙选择，日子也再次回到了年轻时昼夜不停地紧张推算的节奏中。
或许是有了几十年的理论发展作为基础，哈维的研究逐渐发生转机。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在爱因斯坦大脑的左脑39区角回处，“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之比”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这可能提示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着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和营养。
看到这样的结果，哈维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终于可以在30年之后，扬眉吐气地在《实验神经学》期刊上发表自己期待已久的论文了。接着，研究进入爆发式阶段，不断有新的发现出现在各类学术期刊里。
有人发现，爱因斯坦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非常发达，比常人多15%，这对于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想象力及视觉空间认识，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人发现：和另外35颗男性大脑相比，爱因斯坦的大脑负责数学能力和空间推理的顶叶大出差不多15%。而在用于计划制定和记忆处理的額叶中前部分中，爱因斯坦拥有额外的一条褶皱。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有三条，而爱因斯坦却有四条！
然而，质疑声也很快传来：任何一个大脑跟其他大脑都可能有些不同，是否仅仅因为这些不同，就使得爱因斯坦成为了天才的智者？爱因斯坦是个双语者，也是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发现的这些特点，又有多少是受这些因素影响而导致的？
看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质疑，哈维沉默了。他确实找到了很多合理的发现，但怀疑者的话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个天才的大脑实在太少，即使找到了某个“不同”，也可能毫无深意。他蹲下来，开始一遍又一遍仔细擦拭仅剩的170块大脑样本。苍老的目光中，满是难掩的哀伤和屈服。
这些灰色的切片，即使在哈维白发苍苍之时，依然有着无穷的魔力，可哈维却渐渐意识到，妄想通过这些样本的对比就找到成为天才的奥秘，或许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是时候物归原主了。哈维想起爱因斯坦在病中曾经说过，他想做一次横贯美国东西之行。而此时，爱因斯坦的孙女也在洛杉矶生活。为了弥补点什么，他决定穿越美国，将大脑还回去。整整4000公里的行程，哈维带着大脑一路辗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然而，对方并没有答应收回大脑。无奈之下，哈维只得回到普林斯顿医院，将跟随自己半生的大脑交回它被取出的地方。这时，距哈维拿走爱因斯坦的大脑，已经过去了43年。
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生前受到世界的瞩目，死后也颇为吸引人——到底什么样的大脑，才成就了爱因斯坦呢？抱着这样的疑问，普林斯顿最优秀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在为爱因斯坦做死亡解剖时，偷偷地藏起了他的大脑。殊不知，他东躲西藏的一生就此开始——
身体消失，大脑存活
1955年4月18日凌晨1：15，76岁的爱因斯坦病逝于普林斯顿医院。很快，他被运到了尸检实验室中，43岁的哈维小心翼翼地托起爱因斯坦的大脑，额头因为紧张而渗出丝丝汗渍。他负责检查爱因斯坦的死因，结果很容易得出——七年前就罹患的大动脉瘤破裂。
实验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个不停，院方在提醒哈维要加快工作进度了。他必须尽快将遗体交出，好由其家属运往新泽西火化。这也是爱因斯坦最后的遗愿。
哈维机械地往爱因斯坦腹腔内填充着内脏，心却狂烈地抖动着。在他面前的，可是20岁就开创两项科学奇迹的天才啊！如果他可以留下他的大脑并展开研究，如果他有幸解开了世界上最大的谜团——“天才的秘密在哪里”，那么他哈维，或许也可以像爱因斯坦一样，留名千古！
哈维变得越来越紧张，想要留下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尸检人员，留下样本的某个器官供研究和教学使用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没什么特别的。”哈维这样对自己说。于是他迅速用棉花取代大脑填入了颅腔，然后，从脑动脉中为爱因斯坦的大脑注入了防腐剂。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哈维私留大脑的消息很快被传开，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这件事。人们被激怒了，人群和记者将普林斯顿医院围得水泄不通。而第一个暴跳如雷地找到哈维的，就是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
哈维没有想到，自己一夜之间竟成了人人喊打的“食尸鬼”！他不停地向汉斯解释自己的用意，声称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研究计划草拟一份给他看。医院见事已如此，也只好出面担保，一定会妥善保护天才的大脑不受损害。
汉斯勉强同意了，不过他要哈维承诺：绝不能以此制造噱头引人关注，更不能用它谋取私利。見到当事人怒气已平，哈维长出一口气，以为就此可以开始他的伟大研究了。
然而，事实往往出乎意料。事态刚刚平息，哈维就收到了普林斯顿医院交出大脑的命令。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发来索求，希望拿走爱因斯坦的大脑，供军方调度和使用。双方都用哈维的前程作要挟，试图逼他就范。
那时，搜集大脑成为一种军方的潮流，美国和俄罗斯都乐此不疲，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大脑，似乎谁得到谁就可以拥有无上的荣耀。哈维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投降的，好不容易拿到了大脑，哪有交出的道理？如果他的研究成功，世人都会为他让路！
这样想着，哈维连夜打包好研究所需的用品，悄无声息地离开普林斯顿，独自开车去了费城。可是，要携带一颗大脑不露声色地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便于转移，哈维找到一间隐蔽的场所，小心地将这颗大脑切成了240块，每块都贴上卷标，然后悄无声息地将切块包进火棉胶里，浸入了福尔马林中。
东躲西藏，苦不堪言
妻子艾丽闻声赶到了费城，当她看到上百块灰色的密密麻麻的脑组织切块就那样浸泡在成堆的贴满标签的瓶子中时，不禁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她不断地重复着，不知该如何表达。哈维激动起来，他几乎是疯狂地喊道：“因为我太想知道这颗大脑的秘密了！我一定能改变世界！”
艾丽是一个普通的医护人员，见自己说服不了哈维，只得勉强同意了。就这样，在租来的简易实验室里，哈维一刻不停地开始了“改变命运”的研究。
他调用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所有有关人类大脑的研究数据，准备逐一比对和筛查。为了尽快找到线索，哈维还制作了12套200张包含索引组织样本的玻片，分别寄给了那时他可以信任的所有精神病理学科的顶级专家，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开展研究。“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出一年，我肯定会发现真相！”哈维信誓旦旦地说。
然而，事实远远超出了哈维的预期。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爱因斯坦的大脑都和普通正常智商的大脑并无区别！甚至各项指标还要偏低一些。他不相信自己的推断，忙与其他学者联系，将所有结论推到重来，可几年过去了，实验重复了无数遍，得到的结果却依然相同。
是他们搞错了？还是研究方向有所偏颇？哈维陷入了思维僵局。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艾丽带给他一个更糟的消息：随着这些年的研究，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已经全部用完，再不想办法，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了。
哈维不以为然，他找到几家诊所求职，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在工作之余，还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然而，上帝却给了哈维当头一棒。由于没有原单位的介绍信，几乎没有医院愿意接纳他，而当人们得知他就是偷走爱因斯坦大脑的盗贼时，更是毫不留情地向军方报了警。
哈维的行踪暴露了。不得已，他只得隐姓埋名，再次离开费城，前往更偏远的地方。一路上，哈维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可生活总得继续，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走上工地，做起了最苦重的体力活。艾丽无法接受曾经意气风发的丈夫变成了如今满身泥土的工人，她不断劝说哈维和自己一起回去，重新开始曾经的生活。
然而，哈维回不去了。他已经踏上了这样的道路，就一定要做些什么给大家看！哈维比以前更加废寝忘食。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出笔记本推算和思考研究的突破口。可那时的脑科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全世界可以借鉴的案例也少之又少。想要找到答案，他必须获取足够的大脑样本做更多的实验对比！
哈维先是到附近的医院求助，希望可以购买或申请一些样本用作研究。但此时已无身份和地位的哈维，根本无法顺利获取这样的研究机会。多方求助无门之时，一个念头涌现出来：为什么不到荒郊野外寻找找看，说不定碰巧可以找到些因意外死亡而未埋葬的尸体。 想到这里，哈维立刻独自驾车向荒野走去。此时正值万圣节前夕，秋风瑟瑟，阴云密布，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可一心想要获取样本的哈维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他咬着牙冲了进去，开始不断用棍棒在人迹罕至的沼泽和密林里翻找。然而，依然一无所获。
突然，哈维只觉脚下一滑，一个跟头落入了三米深的大坑中。这是一个积水干涸后形成的小水洼，坑下潮湿而肮脏，湿泥溅在身上，哈维感到又冷又痛。他拿起手机，想要打119求助，可又担心因此暴露自己的行踪。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拨通了妻子艾丽的电话。
艾丽听说后急坏了，连夜找人救出了哈维。当她看到丈夫浑身污泥失魂落魄的模样时，又气又恼，指着他下了最后通牒。“不就是颗大脑么？看看你因为它都变成了什么样子！要不处理掉它！要不就离婚！”哈维也气坏了。为什么就连妻子也不能理解自己？他决绝地离婚了。
流浪多年，毫无进展
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哈维变得一蹶不振。而由于多年的颠沛流离，哈维根本无法按期参加医生资格证书的常规审核，他的医生执照也失效了。不能继续行医的他只得当起了江湖医生，靠小把戏得些糊口的干粮。
哈维继续流浪着，盘缠没了，就停下来打点零工。累了，就到附近的民舍休息一下。这样走走停停，竟一直向西走到了堪萨斯州的维斯塔镇。这次，哈维在一家工厂找到了流水线工人的工作。生活渐渐安定下来。
他重新拾起了大脑的研究，并将切片分送给德国、日本、阿根廷、中国等所有可能的研究专家，继续等待那些可以证明爱因斯坦非同凡人的异常之处被查出来。然而，哈维再次失败了。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些所谓的不同，但没有任何一种迹象可以证明，是这些不同造就了爱因斯坦过人的智慧。
面对多年来毫无建树的结果，哈维渐渐丧失了信心。他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没有人再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一晃23年过去了，哈维由意气风发的壮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的思维变得缓慢，面颊苍老黯淡，身体也因常年的繁重劳动早已伤痕累累。而那颗大脑，则一直沉睡在家中的纸箱内，无人问津。
一天，一个叫列维的记者敲响了哈维的房门。66岁的哈维拖着略显臃肿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到近前，当他发现对方想要了解爱因斯坦大脑的奥秘时，只是冷冷地说：“对不起，一会儿我还要去工厂工作，帮不了你什么了。”见列维仍不死心，哈维索性从一摞纸箱中取出好久没有动过的大脑样本，将其中一小块切片送给了记者当做礼物。
谁知第二天，列维的报道出现在了各大媒体，哈维和爱因斯坦的大脑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诧异的同时，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热潮，再次在科学界涌现。没多久，一位优秀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主动联系了哈维。
想要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的渴望再次涌上哈维的心头。他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拿出了所有的标本供戴蒙选择，日子也再次回到了年轻时昼夜不停地紧张推算的节奏中。
或许是有了几十年的理论发展作为基础，哈维的研究逐渐发生转机。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在爱因斯坦大脑的左脑39区角回处，“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之比”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这可能提示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着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和营养。
看到这样的结果，哈维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终于可以在30年之后，扬眉吐气地在《实验神经学》期刊上发表自己期待已久的论文了。接着，研究进入爆发式阶段，不断有新的发现出现在各类学术期刊里。
有人发现，爱因斯坦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非常发达，比常人多15%，这对于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想象力及视觉空间认识，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人发现：和另外35颗男性大脑相比，爱因斯坦的大脑负责数学能力和空间推理的顶叶大出差不多15%。而在用于计划制定和记忆处理的額叶中前部分中，爱因斯坦拥有额外的一条褶皱。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有三条，而爱因斯坦却有四条！
然而，质疑声也很快传来：任何一个大脑跟其他大脑都可能有些不同，是否仅仅因为这些不同，就使得爱因斯坦成为了天才的智者？爱因斯坦是个双语者，也是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发现的这些特点，又有多少是受这些因素影响而导致的？
看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质疑，哈维沉默了。他确实找到了很多合理的发现，但怀疑者的话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个天才的大脑实在太少，即使找到了某个“不同”，也可能毫无深意。他蹲下来，开始一遍又一遍仔细擦拭仅剩的170块大脑样本。苍老的目光中，满是难掩的哀伤和屈服。
这些灰色的切片，即使在哈维白发苍苍之时，依然有着无穷的魔力，可哈维却渐渐意识到，妄想通过这些样本的对比就找到成为天才的奥秘，或许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是时候物归原主了。哈维想起爱因斯坦在病中曾经说过，他想做一次横贯美国东西之行。而此时，爱因斯坦的孙女也在洛杉矶生活。为了弥补点什么，他决定穿越美国，将大脑还回去。整整4000公里的行程，哈维带着大脑一路辗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然而，对方并没有答应收回大脑。无奈之下，哈维只得回到普林斯顿医院，将跟随自己半生的大脑交回它被取出的地方。这时，距哈维拿走爱因斯坦的大脑，已经过去了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