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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者廉思的调查随笔《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问世，“蚁族”一词进入媒体的视野。“蚁族”并非大家概念中的昆虫族群，而是转型社会中新兴的一个庞大弱势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它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收入普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①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之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转型，“蚁族”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增加。“蚁族”作为有着丰富人力资本存量的青年群体，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同时也代表着社会最敏感的触觉，其面临的困境正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社会运行的安全，一旦忽视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蚁族”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走进象牙塔的“骄子”：人力资本投资个人化
“人力资本”概念是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②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对个人几乎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施收费，投资主体转归个人和家庭。那么，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对于投资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2006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我国高校改革开放前是免费教育，但改革后的20年中学费就上涨了25倍。按照贫困大学生的年平均支出来看，一个本科生四年的费用(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至少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③不仅如此，为培养大学生，一个家庭及大学生本人除了资金成本外，在精神和精力上同样要付出高昂代价。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危机感增强，为此不得不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表现为各种职业资格证和技术等级证考试热度越来越高，一些大学生还辅修第二专业，参加自学考试，加之因接受大学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则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机会成本。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显示，超过90%的“蚁族”都毕业于普通院校或职业院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审视，大学的“牌子”即其培养能力是决定其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居于重点院校之下，在职场上竞争力有限，是其成为大学毕业生中的低收入群体—“蚁族”的重要原因。但廉思团队2010年全国“蚁族”生存状况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蚁族”的学历层次较之2009年的调查结果有明显提升，其中毕业于211院校的比例上升了近2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更是上升了近5倍。更高学历层次与更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背后是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
二、走出象牙塔的“骄子”：沦为城市第四大弱势群体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日益扩大，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大学文凭在就业竞争中的信号作用变弱，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诸多走出象牙塔的“天之骄子”无法实现其就业回报的期望，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中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
学者韩晗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蚁族”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详尽描述：收入低，“恩格尔系数”高，居住条件恶劣。国内关于“蚁族”的调查无一不证实了上述描述。因为收入低（普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他们不得不将收入的7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与承担基本生活保障，“恩格尔系数”远远高于国内平均标准。④即便是这样的生存状况，“蚁族”在城市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2010年全国“蚁族”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蚁族”平均收入的绝对值和2009年相同，但支出较之2009年却上升了。这意味着“蚁族”的生活状况还在继续恶化，更高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果是更低的就业收入。
在家庭和个人巨大的投入之后沦为“蚁族”，他们所损失的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多的是身份沉沦后的心理成本。聚居在城市中的“蚁族”群体因离家的乡愁、生活习惯的差异和沉重的机会成本所导致的“蚁族”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尤其是对自身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的困惑，使他们在城市中无任何安全感和稳定感，心理负担沉重。
三、从“天之骄子”到“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结果
“蚁族”作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看，从“天之骄子”沦为“弱势群体”，是由于被社会主导群体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其在社会分配中应该占有的份额未能得到制度的有效保证是“蚁族”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一）从政府角度来看，“补偿”理念缺失是导致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制度根源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利益均衡是当今我国的基本价值追求。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表，有责任对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实施补偿。但由于政府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理念转变滞后，“补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导致了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后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制度排斥，形成了新的弱势群体—“蚁族”。
首先，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但在执行方面缺少有效的监督，致使许多用人单位钻法律的空子，变相地不履行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绝大多数的“蚁族”就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以强势的姿态不依法为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与办理“三险”，作为弱势的“蚁族”却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待遇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其次，尽管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其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蚁族”这样一个存在于大城市的群体，还并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系统之中，使他们置身于大城市却又游离于大城市。
（二）从高校角度来看，“市场”意识滞后是加剧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体制因素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才的使用和调配已由市场来决定。高校理应积极应对这种变化。但是，仔细探究不难发现，高校的“市场”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转型的步伐，致使目前的教育体制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表现在一些高校盲目扩大规模，人才培养的标准和模式趋同，对学生的教育仍然停留在理论培养阶段，脱离实践，缺乏与实践结合的教学创新；在专业设置上又表现得盲目、随意，一味“跟风走”，造成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的脱轨，使本来就滞后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高等教育不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进行调整，供给结构严重失衡，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只能另行择业，形成城市中蔚为可观的“蚁族”大军。
（三）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户籍歧视是人力资本投入增值受阻的文化原因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蚁族”都是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毕业生，而大城市里相对稳定的机关单位、国企等在接受毕业生时在户籍上是收到户籍制度的制约的，这样，“蚁族”的发展空间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社会调查所2003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的2000位公众的问卷调查显示，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关系相比较，关系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24%的毕业生表示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是因为没有关系。⑤南京市部分高校的微观数据也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大学生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起薪的高低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能否进入公共部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⑥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显著作用无疑形成了对人力资本的排斥，人力资本投入增值受阻。
“蚊族”是社会转型特定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由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排斥导致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而产生的弱势群体。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其对社会运行安全的威胁，需要社会主导群体包括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建构“蚁族”的社会支持网络，实施合理人力资本投资补偿。
参考文献：
①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1—8
②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P130
③刘四元，涂建平．人力资本投资VS大学生“贬值”—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视角看大学生就业难[J]．现代商业，P284—286
④韩晗. 京沪穗三城蚁族阅读调查[N]．中国图书商报，2010.5.22
⑤胡奎．“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N］．中国新闻周刊，2003-7-14：（26-30）
⑥谢勇，赵亚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09.9：49—56
〔本文系石家庄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石家庄市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城市融入研究”（项目编号：09ZD009）的阶段性成果〕
（闫翅鲲，1974年生，河北唐山人，石家庄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张兵，1968生，石家庄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教育）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之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转型，“蚁族”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增加。“蚁族”作为有着丰富人力资本存量的青年群体，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同时也代表着社会最敏感的触觉，其面临的困境正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社会运行的安全，一旦忽视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蚁族”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走进象牙塔的“骄子”：人力资本投资个人化
“人力资本”概念是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②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对个人几乎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施收费，投资主体转归个人和家庭。那么，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对于投资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2006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我国高校改革开放前是免费教育，但改革后的20年中学费就上涨了25倍。按照贫困大学生的年平均支出来看，一个本科生四年的费用(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至少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③不仅如此，为培养大学生，一个家庭及大学生本人除了资金成本外，在精神和精力上同样要付出高昂代价。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危机感增强，为此不得不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表现为各种职业资格证和技术等级证考试热度越来越高，一些大学生还辅修第二专业，参加自学考试，加之因接受大学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则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机会成本。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显示，超过90%的“蚁族”都毕业于普通院校或职业院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审视，大学的“牌子”即其培养能力是决定其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居于重点院校之下，在职场上竞争力有限，是其成为大学毕业生中的低收入群体—“蚁族”的重要原因。但廉思团队2010年全国“蚁族”生存状况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蚁族”的学历层次较之2009年的调查结果有明显提升，其中毕业于211院校的比例上升了近2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更是上升了近5倍。更高学历层次与更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背后是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
二、走出象牙塔的“骄子”：沦为城市第四大弱势群体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日益扩大，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大学文凭在就业竞争中的信号作用变弱，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诸多走出象牙塔的“天之骄子”无法实现其就业回报的期望，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中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
学者韩晗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蚁族”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详尽描述：收入低，“恩格尔系数”高，居住条件恶劣。国内关于“蚁族”的调查无一不证实了上述描述。因为收入低（普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他们不得不将收入的7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与承担基本生活保障，“恩格尔系数”远远高于国内平均标准。④即便是这样的生存状况，“蚁族”在城市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2010年全国“蚁族”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蚁族”平均收入的绝对值和2009年相同，但支出较之2009年却上升了。这意味着“蚁族”的生活状况还在继续恶化，更高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果是更低的就业收入。
在家庭和个人巨大的投入之后沦为“蚁族”，他们所损失的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多的是身份沉沦后的心理成本。聚居在城市中的“蚁族”群体因离家的乡愁、生活习惯的差异和沉重的机会成本所导致的“蚁族”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尤其是对自身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的困惑，使他们在城市中无任何安全感和稳定感，心理负担沉重。
三、从“天之骄子”到“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结果
“蚁族”作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看，从“天之骄子”沦为“弱势群体”，是由于被社会主导群体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其在社会分配中应该占有的份额未能得到制度的有效保证是“蚁族”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一）从政府角度来看，“补偿”理念缺失是导致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制度根源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利益均衡是当今我国的基本价值追求。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表，有责任对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实施补偿。但由于政府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理念转变滞后，“补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导致了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后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制度排斥，形成了新的弱势群体—“蚁族”。
首先，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但在执行方面缺少有效的监督，致使许多用人单位钻法律的空子，变相地不履行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绝大多数的“蚁族”就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以强势的姿态不依法为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与办理“三险”，作为弱势的“蚁族”却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待遇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其次，尽管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其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蚁族”这样一个存在于大城市的群体，还并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系统之中，使他们置身于大城市却又游离于大城市。
（二）从高校角度来看，“市场”意识滞后是加剧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的体制因素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才的使用和调配已由市场来决定。高校理应积极应对这种变化。但是，仔细探究不难发现，高校的“市场”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转型的步伐，致使目前的教育体制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表现在一些高校盲目扩大规模，人才培养的标准和模式趋同，对学生的教育仍然停留在理论培养阶段，脱离实践，缺乏与实践结合的教学创新；在专业设置上又表现得盲目、随意，一味“跟风走”，造成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的脱轨，使本来就滞后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高等教育不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进行调整，供给结构严重失衡，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只能另行择业，形成城市中蔚为可观的“蚁族”大军。
（三）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户籍歧视是人力资本投入增值受阻的文化原因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蚁族”都是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毕业生，而大城市里相对稳定的机关单位、国企等在接受毕业生时在户籍上是收到户籍制度的制约的，这样，“蚁族”的发展空间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社会调查所2003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的2000位公众的问卷调查显示，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关系相比较，关系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24%的毕业生表示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是因为没有关系。⑤南京市部分高校的微观数据也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大学生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起薪的高低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能否进入公共部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⑥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显著作用无疑形成了对人力资本的排斥，人力资本投入增值受阻。
“蚊族”是社会转型特定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由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排斥导致人力资本投入与收益背离而产生的弱势群体。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其对社会运行安全的威胁，需要社会主导群体包括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建构“蚁族”的社会支持网络，实施合理人力资本投资补偿。
参考文献：
①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1—8
②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P130
③刘四元，涂建平．人力资本投资VS大学生“贬值”—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视角看大学生就业难[J]．现代商业，P284—286
④韩晗. 京沪穗三城蚁族阅读调查[N]．中国图书商报，2010.5.22
⑤胡奎．“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N］．中国新闻周刊，2003-7-14：（26-30）
⑥谢勇，赵亚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09.9：49—56
〔本文系石家庄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石家庄市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城市融入研究”（项目编号：09ZD009）的阶段性成果〕
（闫翅鲲，1974年生，河北唐山人，石家庄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张兵，1968生，石家庄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