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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筚路蓝缕,走过不少艰难曲折的道路。洪仁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所提出的《资政新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革新的计划,不但早于洋务派和维新派,而且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面,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蓝图。
对于洪仁玕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其《资政新篇》,史学界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洪仁玕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来探讨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并从当时和以前的改革家的思想来衡量他的成就。
一、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1843年洪秀全创拜上帝教,洪仁玕和冯云山首先加入,这是洪仁玕接触到西方宗教的开始。1847年,洪秀全、洪仁玕一同到广州美国侵礼会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义,这又是洪仁玕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结识。之后他又结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逐渐从他们那里把基督教教义学到手和皈依为正式基督徒,并达到了一般教徒的水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首先就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
洪仁玕和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在天京写成《资政新篇》后,立即将手稿寄给西方传教士,他担任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首相”职务后,接待大批传教士来访。
洪仁玕认为,《圣经》“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宜人本心良知理会一番”。因此,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后,竟能冲破西方基本注意的藩篱,坚守拜上帝教教义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说法,走上革命的道路。
传教士的目的是要把洪仁玕塑造成一个为他们所用的中国传教士,但是洪仁玕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基督教,一则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希望从基督教教义方面找到创立新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再则为了宣传革命,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援。
在太平天国初期,西方传教士大多数表示“同情”,他们对洪仁玕的要求是让他把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的规范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根本分歧在于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论宗教上或是革新计划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传教士的雇佣兵。《资政新篇》是建设新国家的宏伟蓝图,而不是为了适应西方侵略势力所做的某些枝节改变。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终于西方传教士公开敌视太平天国了。
二、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经历
洪仁玕在香港、上海的经历是他的革新思想的另一来源。在《资政新篇》提出以前,他在香港逗留多年,在港、滬所见所闻,是他建设现代化蓝图的借鉴之一。
洪仁玕刚踏上香港时,正是香港成为英殖民地的十年之后。在香港所见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洪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和融会,形成了这一现代化蓝图。洪仁玕本身的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段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
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主和科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在漫漫封建主义长夜中显示出光明和朝气。但显然他考虑到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此这一改革方案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在民主与科学两个方面都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不只是洪仁玕的认识不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为了便于推行。
三、洪仁玕和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
19世纪上半叶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一种民族危机感在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萌发。他们再也不甘于埋头学问,而是开始放眼世界,寻求图强之途,在洪仁玕之前的有林则徐、魏源;和洪仁玕同时代的有王韬、冯桂芬、容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既超过了他的前辈,也远胜其同辈。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主编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他学习的主要是“制造枪炮”。
魏源的《海国图志》,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洪仁玕虽然与林则徐、魏源无继承关系,但从他们具体的学习内容来看,有不少相似之处。洪仁玕除了主张学习西方技艺外,还学习西方社会经济制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王韬推崇西方文化科学,有一套变法自强的主张。他重视民心向背的水平,提倡办新型工业,发展私营企业。王韬、洪仁玕在提倡科学,发展工业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立场不同,王韬作为地主阶级分化出的维新派,对封建政权有很大的保留;而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两者的立场和目标是绝对相反的。
容闳是我国第一个留美的学生,他的方案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但他既没有提出学习科学,发展工商业,又没有提倡民主制度。他所强调的教育在当时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实行的基础。
洪仁玕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民主和科学方面,远胜其前辈和同辈,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一个闪耀异彩的路标。虽然改革方案可以有详有略,但改革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依靠哪个阶级的力量来实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洪仁玕与其他人相比,前者是翱翔太空的雄鹰,后者充其量不过是舍前的雏鸡而已。当然,其蓝图终究是没能实现,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为了生存正在与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战斗,更重要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方案根本没能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太平天国政权内严重滋生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洪仁玕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其《资政新篇》,史学界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洪仁玕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来探讨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并从当时和以前的改革家的思想来衡量他的成就。
一、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1843年洪秀全创拜上帝教,洪仁玕和冯云山首先加入,这是洪仁玕接触到西方宗教的开始。1847年,洪秀全、洪仁玕一同到广州美国侵礼会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义,这又是洪仁玕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结识。之后他又结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逐渐从他们那里把基督教教义学到手和皈依为正式基督徒,并达到了一般教徒的水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首先就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
洪仁玕和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在天京写成《资政新篇》后,立即将手稿寄给西方传教士,他担任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首相”职务后,接待大批传教士来访。
洪仁玕认为,《圣经》“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宜人本心良知理会一番”。因此,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后,竟能冲破西方基本注意的藩篱,坚守拜上帝教教义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说法,走上革命的道路。
传教士的目的是要把洪仁玕塑造成一个为他们所用的中国传教士,但是洪仁玕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基督教,一则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希望从基督教教义方面找到创立新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再则为了宣传革命,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援。
在太平天国初期,西方传教士大多数表示“同情”,他们对洪仁玕的要求是让他把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的规范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根本分歧在于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论宗教上或是革新计划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传教士的雇佣兵。《资政新篇》是建设新国家的宏伟蓝图,而不是为了适应西方侵略势力所做的某些枝节改变。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终于西方传教士公开敌视太平天国了。
二、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经历
洪仁玕在香港、上海的经历是他的革新思想的另一来源。在《资政新篇》提出以前,他在香港逗留多年,在港、滬所见所闻,是他建设现代化蓝图的借鉴之一。
洪仁玕刚踏上香港时,正是香港成为英殖民地的十年之后。在香港所见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洪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和融会,形成了这一现代化蓝图。洪仁玕本身的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段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
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主和科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在漫漫封建主义长夜中显示出光明和朝气。但显然他考虑到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此这一改革方案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在民主与科学两个方面都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不只是洪仁玕的认识不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为了便于推行。
三、洪仁玕和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
19世纪上半叶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一种民族危机感在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萌发。他们再也不甘于埋头学问,而是开始放眼世界,寻求图强之途,在洪仁玕之前的有林则徐、魏源;和洪仁玕同时代的有王韬、冯桂芬、容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既超过了他的前辈,也远胜其同辈。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主编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他学习的主要是“制造枪炮”。
魏源的《海国图志》,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洪仁玕虽然与林则徐、魏源无继承关系,但从他们具体的学习内容来看,有不少相似之处。洪仁玕除了主张学习西方技艺外,还学习西方社会经济制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王韬推崇西方文化科学,有一套变法自强的主张。他重视民心向背的水平,提倡办新型工业,发展私营企业。王韬、洪仁玕在提倡科学,发展工业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立场不同,王韬作为地主阶级分化出的维新派,对封建政权有很大的保留;而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两者的立场和目标是绝对相反的。
容闳是我国第一个留美的学生,他的方案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但他既没有提出学习科学,发展工商业,又没有提倡民主制度。他所强调的教育在当时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实行的基础。
洪仁玕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民主和科学方面,远胜其前辈和同辈,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一个闪耀异彩的路标。虽然改革方案可以有详有略,但改革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依靠哪个阶级的力量来实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洪仁玕与其他人相比,前者是翱翔太空的雄鹰,后者充其量不过是舍前的雏鸡而已。当然,其蓝图终究是没能实现,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为了生存正在与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战斗,更重要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方案根本没能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太平天国政权内严重滋生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