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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最后一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博鳌研究院等几家智库联合承办了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全国人大常委、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施静书，和40多名来自国内、国际著名智库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大学校长参与此次论坛。央视此前曾推测，这场智库论坛是今年博鳌的亮点之一，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讨论智库作用与角色，也是自中办、国办推出《关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的第一场关于智库建设的国际论坛。作为承办方之一，笔者个人感触最多的，是论坛所透出的关于智库研究与思考的新动向。
三个需要重视的新问题
论坛主要分为两个主题，涉及“国际智库的经验”和“中国智库的机遇和挑战”两个层面的问题。由于此前充分的沟通以及主讲人的高水平发言，整场论坛的层次与讨论质量相当高，许多结论性的观点也值得重视。
一是时代对各国智库的要求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各国智库界面临全球化加快、科技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即时性、多元化等21世纪的新形态。全球事务的扁平化使智库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各类变量，需要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既要有聚焦于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深度研究，还必须要考虑来自国内外方方面面的不确定因素。技术变化的最大因素来自于互联网，网络的不断升级，迫使智库运营者需要更多地利用互联网思维，既要运用互联网新技术进行信息采集、思想获取、研究考量，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传播。
二是世界对中国智库的期待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智库建设遇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智库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相比于国家崛起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智库需要更多地跟上决策参考对知识产品的要求，要更多地与中国新地位相匹配。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内容，如“一带一路”、“G20”等，使中国智库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运营逻辑等方面出现了国际化的新机遇。国际新需求将会带动中国智库在阐述话语、国际交流与产品传播等领域进行更多的改变。
三是智库运营成本空前提升。随着研究的深度、广度与调研成本的加大，以及综合人才与专项研究团队的需求量的增大，智库运营成本越来越高。此时，如何构建一个持续的资金来源，如何扩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增强资金的透明度，是智库目前面临的新型挑战。
中国智库发展的普遍滞后性
对于这场博鳌15年来的首场智库论坛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中国智库在先前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实际情况中出现了普遍的滞后。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美国智库均在中国设分部，并频繁举行重要研讨会时，中国智库“走出去”的进程还远远没有开始。目前，中国智库最多只是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在当地开一些小规模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通常规模很小，影响力也有限。而在那些重要的国际峰会场合，很难看到中国智库人员的身影。相比之下，欧美许多智库的国际触角却越伸越广，他们一般以合作办会的方式，可以在五大洲同时办会，运用当地社会、媒体与政府的合作资源，在一些重要话题上最大范围地获得决策者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换句话说，欧美优秀智库的个人和机构的生产效率、国际视野与合作能力，都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智库的互联网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中国智库学者通过互联网收集数据的能力和资料整合能力相对落后，以至于分析的前沿度远远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需求。许多中国智库的网站都处于长期休眠状态，同时拥有微博、微信运营的中国智库还相当少。不少国外智库都已实现了互联网电话、视频与邮件群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智库学者对此仍然相当陌生。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欧美智库均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网络，但中国智库有时还存在着学术研究长期面临的通病：山头主义。互联网思维的最重要特征“开放性”，在中国智库界还没有形成风尚。文人相轻，而不是文人合作的状态，在中国智库仍然相当普遍。
对全球给予中国智库的高期待，不少中国智库学者也浑然不知，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外界对其所认定的。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中国智库的话语路径仍然是趋国内化的，缺乏国际化话语的沟通与传播，智库产品的英文资料也相当少。在研究课题上给予国际变量的考量，也相当缺乏。比如，目前中国最热门的“一带一路”研究，大多数智库研究内容都处于空想性的、框架性的论述，对于沿线国家的情况、项目摸底以及风险评估，均缺乏实地的调研，这使得“一带一路”的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智库缺乏对海外智库观点的关切，对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忧虑、主张的思考也相当少。“以自我为中心”是目前中国智库研究产品无法获得更多国际回应的重要原因。
中国智库的资金运作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年预算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智库屈指可数，一些民间智库的资金运作更是捉襟见肘。中国智库无法支撑成本高昂的调研，养不起水平足够高的研究人员，无法投入更多的成本进行国际传播，社会资本对智库的需求与供给也相当少。加之目前政治改革氛围相对敏感，智库的财务运作变得更加谨慎，这使得智库财务运营陷入了恶性循环。相比于美国优秀智库的“集团”作战、以大量研究助理为依托的水平，中国智库人员还是大量地存在着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状态。
智库改革需要执行、落实
博鳌亚洲论坛释放的信息，再次说明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瓶颈期。尽管有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推出，但是，在文件各个条款的执行与落实层面，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利因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机制性障碍，亟待扫除。笔者在之前的专栏中，已经提过不少建议，在此从博鳌论坛的新动向角度提出几点看法：
从学者个人的角度看，智库学者还需要在前瞻性和针对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智库研究者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圈子里最有家国情怀、最有问题意识、最有社会干预力的一批人。目前智库人员所从事的决策解释性、论证性的工作，仍然大大多于智库的建设性、预警性的工作。智库学者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在决策者面前的地位与公信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论、国际运行的塑造力、话语主导力。
从智库机构的角度看，需要有更多创新思维，引进更多学术界以外的人才进入智库运营的圈子，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国际机构等的合作关系，就一些重大项目，采取专项研究、重点突破的方式，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式智库领军人物，使中国智库的能力建设及其国内外影响力的提升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需要加强智库的财力保障，拓宽资金来源。对于要打造的高端智库，政府应承担起智库基本运行的资金，防止为了生存而走偏的现象。同时，应该推进《慈善法》尽早出台，鼓励社会各界给智库捐款。国外智库所获得的来自各界的捐赠在其资金来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智库筹集资金的经验，允许不同组织和个人给智库捐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库建设。对向智库捐款的企业，国家要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非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免征所得税。一流的智库需要一流的人才，对智库的高级研究人员，应实行个人所得税返还，以便吸引高端人才进入智库工作。与此同时，建立智库定期公布资金来源制度。政府和社会要监督智库的资金来源，防止非法资金流入，同时避免智库脱离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
总之，面对新挑战，中国智库界需要抓紧落实与执行其在研究内容、交流机制、运营方式和传播路径等方面的改革。在確保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三个需要重视的新问题
论坛主要分为两个主题，涉及“国际智库的经验”和“中国智库的机遇和挑战”两个层面的问题。由于此前充分的沟通以及主讲人的高水平发言，整场论坛的层次与讨论质量相当高，许多结论性的观点也值得重视。
一是时代对各国智库的要求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各国智库界面临全球化加快、科技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即时性、多元化等21世纪的新形态。全球事务的扁平化使智库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各类变量，需要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既要有聚焦于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深度研究，还必须要考虑来自国内外方方面面的不确定因素。技术变化的最大因素来自于互联网，网络的不断升级，迫使智库运营者需要更多地利用互联网思维，既要运用互联网新技术进行信息采集、思想获取、研究考量，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传播。
二是世界对中国智库的期待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智库建设遇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智库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相比于国家崛起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智库需要更多地跟上决策参考对知识产品的要求，要更多地与中国新地位相匹配。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内容，如“一带一路”、“G20”等，使中国智库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运营逻辑等方面出现了国际化的新机遇。国际新需求将会带动中国智库在阐述话语、国际交流与产品传播等领域进行更多的改变。
三是智库运营成本空前提升。随着研究的深度、广度与调研成本的加大，以及综合人才与专项研究团队的需求量的增大，智库运营成本越来越高。此时，如何构建一个持续的资金来源，如何扩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增强资金的透明度，是智库目前面临的新型挑战。
中国智库发展的普遍滞后性
对于这场博鳌15年来的首场智库论坛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中国智库在先前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实际情况中出现了普遍的滞后。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美国智库均在中国设分部，并频繁举行重要研讨会时，中国智库“走出去”的进程还远远没有开始。目前，中国智库最多只是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在当地开一些小规模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通常规模很小，影响力也有限。而在那些重要的国际峰会场合，很难看到中国智库人员的身影。相比之下，欧美许多智库的国际触角却越伸越广，他们一般以合作办会的方式，可以在五大洲同时办会，运用当地社会、媒体与政府的合作资源，在一些重要话题上最大范围地获得决策者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换句话说，欧美优秀智库的个人和机构的生产效率、国际视野与合作能力，都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智库的互联网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中国智库学者通过互联网收集数据的能力和资料整合能力相对落后，以至于分析的前沿度远远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需求。许多中国智库的网站都处于长期休眠状态，同时拥有微博、微信运营的中国智库还相当少。不少国外智库都已实现了互联网电话、视频与邮件群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智库学者对此仍然相当陌生。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欧美智库均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网络，但中国智库有时还存在着学术研究长期面临的通病：山头主义。互联网思维的最重要特征“开放性”，在中国智库界还没有形成风尚。文人相轻，而不是文人合作的状态，在中国智库仍然相当普遍。
对全球给予中国智库的高期待，不少中国智库学者也浑然不知，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外界对其所认定的。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中国智库的话语路径仍然是趋国内化的，缺乏国际化话语的沟通与传播，智库产品的英文资料也相当少。在研究课题上给予国际变量的考量，也相当缺乏。比如，目前中国最热门的“一带一路”研究，大多数智库研究内容都处于空想性的、框架性的论述，对于沿线国家的情况、项目摸底以及风险评估，均缺乏实地的调研，这使得“一带一路”的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智库缺乏对海外智库观点的关切，对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忧虑、主张的思考也相当少。“以自我为中心”是目前中国智库研究产品无法获得更多国际回应的重要原因。
中国智库的资金运作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年预算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智库屈指可数，一些民间智库的资金运作更是捉襟见肘。中国智库无法支撑成本高昂的调研，养不起水平足够高的研究人员，无法投入更多的成本进行国际传播，社会资本对智库的需求与供给也相当少。加之目前政治改革氛围相对敏感，智库的财务运作变得更加谨慎，这使得智库财务运营陷入了恶性循环。相比于美国优秀智库的“集团”作战、以大量研究助理为依托的水平，中国智库人员还是大量地存在着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状态。
智库改革需要执行、落实
博鳌亚洲论坛释放的信息，再次说明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瓶颈期。尽管有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推出，但是，在文件各个条款的执行与落实层面，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利因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机制性障碍，亟待扫除。笔者在之前的专栏中，已经提过不少建议，在此从博鳌论坛的新动向角度提出几点看法：
从学者个人的角度看，智库学者还需要在前瞻性和针对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智库研究者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圈子里最有家国情怀、最有问题意识、最有社会干预力的一批人。目前智库人员所从事的决策解释性、论证性的工作，仍然大大多于智库的建设性、预警性的工作。智库学者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在决策者面前的地位与公信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论、国际运行的塑造力、话语主导力。
从智库机构的角度看，需要有更多创新思维，引进更多学术界以外的人才进入智库运营的圈子，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国际机构等的合作关系，就一些重大项目，采取专项研究、重点突破的方式，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式智库领军人物，使中国智库的能力建设及其国内外影响力的提升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需要加强智库的财力保障，拓宽资金来源。对于要打造的高端智库，政府应承担起智库基本运行的资金，防止为了生存而走偏的现象。同时，应该推进《慈善法》尽早出台，鼓励社会各界给智库捐款。国外智库所获得的来自各界的捐赠在其资金来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智库筹集资金的经验，允许不同组织和个人给智库捐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库建设。对向智库捐款的企业，国家要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非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免征所得税。一流的智库需要一流的人才，对智库的高级研究人员，应实行个人所得税返还，以便吸引高端人才进入智库工作。与此同时，建立智库定期公布资金来源制度。政府和社会要监督智库的资金来源，防止非法资金流入，同时避免智库脱离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
总之，面对新挑战，中国智库界需要抓紧落实与执行其在研究内容、交流机制、运营方式和传播路径等方面的改革。在確保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