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的教育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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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一起,你愿意移民跟我去加拿大吗?”这是著名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的一幕:男嘉宾在最后一个环节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接受女嘉宾的“拷问”。
  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女嘉宾在2013年8月还在申请投资移民加拿大的等待过程中的话,她很可能无法成功了。
  加拿大当地时间2014年2月11日下午,加拿大联邦政府新公布了2014年度经济计划,表示将终结投资移民政策,已积压的6.6万联邦投资移民申请将被“一刀切”拒之门外。其中,5.7万名投资移民申请人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内地的申请人“超过98%”。
  2009年就提交了申请的商人王兵跻身其中。尽管2月9日他已经在QQ群里看到政策可能有变动的消息,但“一刀切”的新政正式出来,他的心还是像被猛击了一下。
  38岁的南京商人韩磊的移民计划也由此被摁下了中止键。他移民就是为了孩子出国念书。四年排队等待过去了,如今大儿子已经上高一了,8岁的小儿子也开始念小学。“忽然说不能去了,孩子的成长不等人啊。”韩磊觉得自己被加拿大政府放鸽子了。
  过去10年里,越来越多的像王兵、韩磊这样的中国大陆精英、富人,试图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通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已经布满他们的身影。
  2013年,联合国发布《世界移民报告》显示,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
  为什么要走?渴望洁净空气和食品、资产转移,都是现成的答案。记者采访移民申请人、移民中介和社会学专家,他们多数人说出了一致的心声:孩子,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新财富的社会调查也证实,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认可者达76.7%。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一次,中国先富起来的年轻父母们为了寻求优质的教育资源,正拥挤在去往大海彼岸的道路上,并改变着道路的生态。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正是这一生态的表现,被一刀切掉的排队人群的愤怒,也对应着中国富人的焦虑。
  “再不出去就晚了”
  2008年时,韩磊还是个“坚定不移派”。大专毕业的他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买房买车,手头还有大量存款。人到中年,生活安稳,韩磊最大的希望就是小孩长大成才。虽然,朋友圈子里有人选择了“走出去”,但韩磊却是连国门都没出过。
  “别人家的孩子”改变了他的态度。一次,韩磊到朋友家玩,朋友此前已经移民加拿大,小孩也在那边念书。他惊奇地发现,朋友小孩会在自己进门时打招呼叫人,说话时也彬彬有礼。而出国念书前,这个孩子并不怎么叫人。进一步了解,韩磊得知这个孩子自己还制定了计划,每天玩耍和学习都有安排,不需要监督,会自己主动去完成。
  韩磊清楚记得,这孩子出国前成绩还不如自己的孩子。询问中,朋友将孩子的变化归功于加拿大的优质教育。
  “再不出去,时间就晚了。”危机感瞬间占据头脑,韩磊觉得不能等了,必须送孩子出国念书。韩磊说,他担忧成绩中等的孩子会在高考里毁掉。在以成绩说话的高考中,每年只有极少比例的高中生能进入“985”或者“211”工程高校。
  通过咨询,韩磊决心选择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按照韩磊的打算,等到大儿子高中毕业,就可以前往加拿大念大学。随着对这个枫叶之国的了解,当地良好的教育环境、完备的社会保障、优美的自然风光,都对韩磊产生了吸引。
  北京奥运会展现了中国的活力,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之中,像韩磊这样的富裕阶层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丰裕的物质使得他们对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发展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中国人有钱了,再也不是当时那种苦哈哈的形象了。”黄林,2001年便技术移民加拿大的广州商人,他告诉记者,他认识的富裕阶层,更多是选择通过投资移民,目的是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投资移民的最受欢迎国之一,加拿大以其较高的性价比受到移民者的青睐: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约885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并须向加拿大政府提供80万加币(约443万元人民币)的五年无息贷款,即可申请与家人一同移民当地。
  这项于1986年推出的计划,已让许多中国人成功移民加拿大。据《南华早报》数据,仅2010年一年,就有超过3.4万名内地富豪通过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提交申请。广州的多家移民中介也表示,加拿大业务最受欢迎,许多中介公司都是靠做加拿大业务起家。
  2009年底,韩磊拿到了排号,中介告诉他需要等待四到五年的时间。和韩磊同一批的移民申请者中,有人已经等待了超过5年,有人才刚刚补交了材料,当所有人的动作几乎凝在一瞬时,他们得知,自己的等待到头了。
  更便宜的优质教育资源
  作为一个生意人,韩磊后来细细算账发现,待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成本并不低于移民。移民花钱,而在国内想要上好学校却不只是花钱这么简单。
  虽然在市区有了住房,但学区并不好。2004年,大儿子上一年级了,为了孩子去一个好的小学,韩磊和妻子商量花了五十多万在南京市中心买了一套学位房。而在一线城市,学位房的成本会更高。2013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就曝出有11万至18万元/平方米的学位房房源,甚至有“逆天”学位房的单价超过20万元/平方米。
  搞定了学位房,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上学了。韩磊又托朋友打点了关系,花钱打点后才进入了小学。“小学里面也有好班差班,想进好班就得想办法”。
  上学离家远了,韩磊又专门添置了轿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妻子也做起了全职太太,负责孩子的起居和学习督导。不久,韩磊的小儿子也出生了。韩磊的父母也加入到照顾小孩的队伍,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
  “大氛围就是这样,必须花钱。”除了平时的学习费用外,逢年过节也免不了给老师送礼,以期老师能多关照自己的孩子。课余,韩磊还给孩子报了两个特长班,学习大提琴和艺术。朋友圈的孩子都这样,韩磊担心孩子不学就会落后。   等到“小升初”备考,韩磊又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一节课数百元。等到入学,韩磊又费了好大力气托人、送礼,孩子才进入了一所不错的中学。
  大把花钱,还需要低三下四去求人,但孩子的表现却并没有提升。孩子升中学了,自制力仍然很差,妻子在督促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也变得唠叨。韩磊感到孩子的“教育征途”,正在吞噬整个家庭的精力和快乐。
  和韩磊一样申请加拿大被拒的王兵一家,也是为了女儿惠惠的学业。王兵从一开始就讨厌一考到底的竞争性教育,希望女儿能接受西式的教育。因此,惠惠两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幼儿英语,“一年也才2~3万的学费,这点投入不贵。”坐在宽敞的教室里,以游戏的方式教学很对惠惠的胃口,这为她的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等到惠惠上小学时,问题出现了。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启蒙,成绩颇好的惠惠上课时会讲话和做小动作,因此招致老师激烈的批评。以往,惠惠只要高高举起手来示意老师便可自由发言,而在这个小学时,惠惠举手发言却遭到了老师呵斥。老师说,没指名让你发言时不可随意出声。
  渐渐地,惠惠不再愿意去学校了,每天早上在家里磨蹭,不愿出门。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天性,他将惠惠送到了全日制的外校,一直从小学到高中,学习类西式教育的课程。然而,这片世外桃源也敌不过升学的压力,进入高中后,课程教学变得越来越紧张,女儿常常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下晚自习。
  韩磊也发现儿子的书包越来越大,高一的课程已经增加到9门,要应付的考试也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于早和过于残酷的竞争,苦不堪言的高考压力,助推教育移民的增长。与其说这些教育移民是在追求海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如说“我们自己的教育太糟,异化太严重了”。
  “加拿大等国优质公立学校向社会免费开放,比国内要更廉价。加拿大社会重视公平,教育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家长也根本不用看老师的脸色,更不需要花钱送礼。”刘丽花,广州和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事移民中介已经十二年了。她经手的大量移民案例中,多数都与子女教育有关。“而眼下这一代父母不像是之前那么死板,对孩子的教育也多了很多思考。”刘丽花感慨地说,这一代父母可能是最好的一代父母,他们富裕,懂得尊重孩子,也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刘丽花告诉记者,拿孩子的教育说服家长移民,是他们中介行业常用的沟通技巧:“有的家长一开始不愿移民,但是一谈到小孩教育,立马就下定了决心。”
  牺牲大人,幸福孩子
  回顾移民加拿大的12年经历,尽管甘苦自知,但黄林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孩子嘛!”
  刚到加拿大时,黄林的打算是“找个负责人的位置”,他觉得以他在国内的高管背景,“完全不算过分”。在看到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的朋友,在加拿大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餐馆服务生,结果三天后还因为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黄林心都凉了。
  “后来我就做了超市里的季节工,帮顾客做导购、搬东西、弄推车。”黄林的求职期待一路从管理者、销售业务员、销售助理、兼职工落到了临时工,每小时只赚几加元。想到自己曾经打理过上千万的资金,黄林就只能安慰自己,“还好不是以这份工作维生”。
  “牺牲大人,为小孩着想吧。”和黄林一样的移民,多数抱定了牺牲自己,为下一代考虑的想法,希望儿女能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黄林移民后,将尚在读幼儿园的女儿接到了加拿大。而现在,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女儿正是他心中的骄傲。
  加拿大教育的良好品质,黄林深有感触。女儿读一年级时,他被首次邀请去学校参加家长会。“我发现女儿的学校既没有课表,甚至连教科书也没有。”黄林急着问老师孩子学什么,那个老师似乎根本就没听过这些东西,摊摊手走开了。
  让黄林感到放心的是,加拿大的小学将课外作业负担不超过半小时作为一项承诺,学校还邀请家长监督老师。另外,学校还提醒家长不要批评孩子、比较孩子。
  加拿大老师对孩子的用心之处,也体现在每年的评语表,上面详细地说明了孩子的学习状况,每个科目到了什么水平。“就像一份分析报告,严谨仔细,就算是批评也是通过很妥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黄林说,看完报告就会感慨加拿大老师是真心关注并关心孩子的。
  阅读、制作手工、做社区服务、准备presentation,女儿在接受全方位的锻炼之后,2013年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空间物理。“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对女儿的成长,黄林并没有像国内朋友那样事无巨细地操心。女儿的独立成长,成为他在移民后的最大惊喜。
  关了门,开了窗?
  提交完财产证明,拿到申请号,韩磊一家开始了漫长的排队期。蜂拥而至的申请者们,使得队伍异常拥挤。据加拿大本地媒体报道,2012年加拿大移民部门公布移民配额后,中国申请者一天内就抢完了名额。
  拥挤的队伍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一块“心病”。执政的保守党一直在指责,资本移民与当地融合度低,纳税额却上不去。“政府觉得这些资本移民对加拿大的贡献并不足。”黄林说,很多资本移民并不融入当地社会,很多人仍然在中国居住赚钱。当地媒体测算,一个资本移民相比一个技术移民,20年的缴税额会少20万加元。
  过去几年间,投资移民计划将终结的风声越来越紧。分析者认为,中国人蜂拥而至,加国政府觉得自己“卖便宜了”。加拿大联邦移民部早在2012年7月,已经暂停接受新的投资移民来处理积压个案。2013年11月,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公布2014年移民配额时,也未提及何时能够重开联邦投资移民计划。
  2月11日,第二只靴子终于落下。一直在政策变动中担惊受怕的韩磊,终于等来了被拒的消息。
  “一刀切”政策出台后,有移民中介公司发出倡议,“向加拿大政府严正抗议他们这种仓促、短视、非正义和无理的政策举动”,有申请人则在网络上向加拿大移民部长亚历山大叫板,要求撤销“一刀切”决定,否则“法庭见”,甚至还有人建议抵制加拿大商品。
  嘴上虽然强硬,但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加拿大尚未关闭的移民通道正逐渐成为热门。
  实际上,投资移民加拿大的“门”虽然关上了,但“窗户”却依然开着。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不一定影响到州。
  “联邦叫停投资移民,对我们是特大利好。有不少原来递交联邦的客户,被叫停后立刻就转至我们这儿了。”张子峰是加拿大一家投资移民机构的总裁,他们做着加拿大安大略省提名的投资移民中介生意。现在,原来的联邦移民被挤到了他们这边,这两个月,只需要坐等客户上门,但客户量已经是过去一年的总额。
  张子峰的公司已经加派人手回国拓展,一人回国去浙江,另一人去内蒙古。“浙江和内蒙古这是新增业务区域,浙江的私企老板多,内蒙古的矿业老板多。”
  一名国企高管在此时急匆匆地转成了张子峰的客户。他已经在联邦申请投资移民等了三四年,原本他在孩子读初中时就提交了移民申请,计划让孩子去加拿大读高中、考大学,还在那边买了房子,却不想突然遭遇联邦投资移民“一刀切”。眼下孩子、夫人都过去了,房子也买了,绿卡却没了。他急切地要通过省提名登陆加拿大。
  在美华人律师胡知宇表示,或许赴美移民可以成为他们的替代选择。同时,希望借移民复苏经济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诸国,也拥有着吸引海外投资移民的政策。加拿大的新政出台,使得这一批国家的行情顺势被推高。
  韩磊准备换个地方,继续申请。申请加拿大近6年后的他,目光转向欧洲或美国。资本使得距离并不遥远,一个个标价明确的国家簇拥在世界地图上。
  而从做出移民的决定开始,王兵就发觉他的生活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关心加拿大的一切信息,包括学校信息、房地产信息等等,他对国内不动产的投资也从那时起就暂停了。
  不过,他现在不打算再移民了。因为等了5年,女儿早已如愿出国念书了。他说,他移民的最大动力已经消失了。
  (来源:《南方周末》 雷磊 刘志毅 师小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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