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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虽然仅仅存在了23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唐太宗君臣的努力，不但改变了隋朝末年社会破烂不堪的局面，使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当时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的是一幅混乱景象。隋朝末年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找出了一条富国强民之路。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唐朝初年，由于隋末的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贞观初大臣魏征曾经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
为表示对农业的重视，贞观三年正月，唐太宗又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藉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由于唐太宗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便很快恢复了隋末战争的创伤，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贞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以后一百多年唐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
重视人才的选用
为了保证贞观时期经济发展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唐太宗十分重视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选拔。唐太宗唯才是举，他不仅从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而且还从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并大胆提拔，破格任用。在文臣武将之中，刚正不阿、敢于谏诤的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唐太宗，唐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同样受到了重用。
同时唐太宗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巨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征、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
唐太宗规定，凡刺史以上地方官由他亲自选派，县令则由京五品以上官员，各举一人。唐太宗把地方官吏的名字、政绩刻在屏风上，经常观看，如政绩突出，就加以迁升。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正确的用人措施，使贞观年间的各项政策法令得以贯彻实施，促成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也认为，自己事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知人用人。
勇于求谏，善于纳谏，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因素。
贞观二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治，竭诚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为了造成一种君臣共同议政的风尚，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在贞观年代，主纳忠谏，臣进直言，谏诤蔚然成风。
唐太宗自己曾明确表白：“为君者，自知者明，信为难矣。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因此，在贞观二年，当魏征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时，唐太宗甚善其言，并身体力行。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
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唐太宗集中了朝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太宗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化教育空前发展
唐太宗继位以前，一直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征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贞观元年五月，唐太宗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于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以后唐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亦遣子弟来留学。“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唐太宗任命魏征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唐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为鼓励发展科技文化，对于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唐太宗给予奖励，李淳风是贞观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受到唐太宗的重视，授将士郎，任职太史局。后又由于李淳风不断研究探索，取得了突出成绩，贞观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太史令。唐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加上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对外方面，唐太宗注意各民族的关系，采取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不轻易用兵，但对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却给以坚决的回击。北方突厥贵族时常侵扰中原，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进行回击，于公元630年灭亡东突厥，彻底将其降服。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
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唐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公元641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出嫁给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通过以上措施，消除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密切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通过与唐朝的交往，学习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加速其摆脱了原始愚昧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公元649年（贞观23年）5月，年仅52岁的唐太宗病逝，贞观之治也就宣告结束。贞观之治虽然仅仅存在了23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唐太宗君臣的努力，不但改变了隋朝末年社会破烂不堪的局面，使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唐太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编辑 刘小苏）
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当时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的是一幅混乱景象。隋朝末年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找出了一条富国强民之路。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唐朝初年，由于隋末的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贞观初大臣魏征曾经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
为表示对农业的重视，贞观三年正月，唐太宗又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藉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由于唐太宗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便很快恢复了隋末战争的创伤，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贞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以后一百多年唐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
重视人才的选用
为了保证贞观时期经济发展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唐太宗十分重视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选拔。唐太宗唯才是举，他不仅从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而且还从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并大胆提拔，破格任用。在文臣武将之中，刚正不阿、敢于谏诤的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唐太宗，唐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同样受到了重用。
同时唐太宗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巨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征、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
唐太宗规定，凡刺史以上地方官由他亲自选派，县令则由京五品以上官员，各举一人。唐太宗把地方官吏的名字、政绩刻在屏风上，经常观看，如政绩突出，就加以迁升。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正确的用人措施，使贞观年间的各项政策法令得以贯彻实施，促成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也认为，自己事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知人用人。
勇于求谏，善于纳谏，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因素。
贞观二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治，竭诚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为了造成一种君臣共同议政的风尚，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在贞观年代，主纳忠谏，臣进直言，谏诤蔚然成风。
唐太宗自己曾明确表白：“为君者，自知者明，信为难矣。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因此，在贞观二年，当魏征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时，唐太宗甚善其言，并身体力行。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
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唐太宗集中了朝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太宗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化教育空前发展
唐太宗继位以前，一直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征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贞观元年五月，唐太宗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于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以后唐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亦遣子弟来留学。“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唐太宗任命魏征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唐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为鼓励发展科技文化，对于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唐太宗给予奖励，李淳风是贞观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受到唐太宗的重视，授将士郎，任职太史局。后又由于李淳风不断研究探索，取得了突出成绩，贞观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太史令。唐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加上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对外方面，唐太宗注意各民族的关系，采取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不轻易用兵，但对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却给以坚决的回击。北方突厥贵族时常侵扰中原，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进行回击，于公元630年灭亡东突厥，彻底将其降服。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
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唐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公元641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出嫁给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通过以上措施，消除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密切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通过与唐朝的交往，学习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加速其摆脱了原始愚昧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公元649年（贞观23年）5月，年仅52岁的唐太宗病逝，贞观之治也就宣告结束。贞观之治虽然仅仅存在了23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唐太宗君臣的努力，不但改变了隋朝末年社会破烂不堪的局面，使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唐太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编辑 刘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