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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措施，助力创业创新和民生改善。此后几日，三大运营商纷纷表态，响应国家“提网速，降网费”的号召，这才有“5·17”电信日的“集体降价”。
但用户们似乎并不买账。深圳市通信学会秘书长李银松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部分网友对国外的网络资费有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内地的资费有些偏高，因此，本次资费的下调，可能与一些普通用户的期望，还有一些距离。”对年营业收入达千亿元的运营商来说，此次降费显然并未达到其承受极限，但在市场和政府的多重压力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好下一步。
降费仍需慢慢来
早在今年4月14日的一季度经济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提出“要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仅仅一个月之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再度提及“提网速、降资费”。5月15日，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提速降费目标，即在今年内，手机流量资费和宽带资费同比下降30%，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等主要城市实现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度达到20Mbps。同日，运营商也公布了提速降费方案，移动设备流量费平均降幅达到20%左右，将4G套餐的最低消费降低，同时增加各类套餐内的流量。
但对于“5·17”电信日的集体降价，用户却反响平平，甚至称“这样的降价不实在”。焦点主要集中于：首先“夜间流量”费用虽然降了，但用户使用频率低，这使得某些地区资费不降反升。其次是虽然实行了“流量不清零”，但却仅仅限于半年和一年流量包，其他到期仍会清零。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并未得到实惠，获益面狭小。据5月18日新浪网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仍有九成网友认为资费贵，八成网友希望每月资费在百元之内。
由于工作关系，一直往返于内地与香港的杨女士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的‘3G Lite’套餐服务费为80港元（约64元人民币），包含1700分钟本地通话、10000条短信和不限流量上网，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月均收入约2万港元。”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2500元左右，中国移动的4G“88套餐”（费用88元）仅仅包含200分钟免费通话和700M流量。两地的费用差距相当明显。
在李银松看来，不同地区间的电信资费是无法简单进行横向比较的。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林永君说：“香港人口密度高，降低了电讯公司成本。当然市场竞争激烈也是资费相对便宜的最重要原因。”李银松说：“内地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但幅员辽阔，而且发展不均，所以很难进行比较。”
其实我国的电信资费是在下降的。近期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年来，我国的手机流量资费水平下降了约60%，固网宽带资费下降约30%，只是电信服务水平仍落后于用户诉求。
通信产业网专家赵志成认为，“资费水平是否合理，还要看当地购买力、物价水平和运营成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蒋林涛则认为：“降价也需要循序渐进，从技术上说，4G网络还在铺网阶段，等网络彻底覆盖了，自然资费会下降。”
替运营商算笔账
自2013年至今，运营商们一直在全国铺设4G网络，这是不小一笔成本投入。
以中国移动为例，2013年-2014年，他们建设TD-LTE基站九十万个，投入资金约500亿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虽然获得4G牌照较晚，但他们建设的速度也不慢，总投入也已达到515亿元。
电信从业者郑先生也表达了与蒋林涛相似的观点。他说：“现在，各大运营商都处于网络铺设的投入阶段，又有业绩和KPI（关键绩效指标）的压力，现在就大幅度降低资费的确很难，但在网络投入完成后，资费自然会下降。”
根据中国移动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显示，其今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610亿元，同比增长4%，净利润为240亿元，同比下滑5.8%。据统计，中国移动的净利润在半年内持续下滑，主要是受到通话总时长减少1.2%，短信业务量减少4.8%的影响。但其移动数据流量却比上年同期增长1.6倍。
前有“铺网”增加电信运营商成本，后有互联网企业侵蚀运营商利润。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康彦荣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现在基于各种社交应用的工具，如微信，QQ，对运营商形成巨大的替代，运营商的利润空间明显下行。”
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会影响运营商成本。2014年6月，《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发现，电信运营商各营业大厅都张贴了实行“营改增”的告示，这标志电信运营商由原先缴纳3%营业税，改为缴纳基础电信服务税11%，增值电信服务税6%，提高不少。
在国家层面，已经不只一次将基础电信服务看作一种公共服务。郑先生说：“如果是公共产品就要保持低利润率。在政府和用户们的双重压力之下，运营商降费，很难一蹴而就。”“希望政府能够注意到电信运营商的困境，适度松绑，让运营商及早实现转型，才能更好为用户提供服务。”李银松说。
步履维艰的转型
垄断一直是电信行业存在的一个问题。以固网宽带为例，三大运营商所铺设的网络很具有垄断性。而长城宽带、广电和铁通等第三方宽带运营商都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与三大运营商抗衡。同时，第三方宽带企业要进入小区还要缴纳高昂的进场费。以上种种因素都制约了固网宽带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运营商缺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网速的意愿，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改变正悄悄发生。2013年12月，工信部发放了第一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许可证，这标志着虚拟运营商的诞生。但时至今日，我国的虚拟运营商用户规模仅为500万左右，对三大运营商的竞争十分有限。去年7月，由三大运营商联合组建的“铁塔公司”成立，这主要是为减少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重复投入。但时至今日，运营商们依然各自为战，携号转网仍未实现。
可见，运营商在垄断条件下，虽然已经推出一系列转型举措，但由典型的重资产公司向轻资产公司的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从竞争角度分析资费偏高的问题时，李银松认为：“我国国情特殊，过去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通信标准和产品的实验场，既有2G，3G，4G的混合运营，同时，也是‘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共存共生的复杂局面。区域发展不均衡，设备更新等等影响成本收支的因素。”
而上述“不均衡”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难立即消除的。2015年5月，中国联通公布了4月份的数据，移动用户数减少约250万，而中国移动的用户却得到了大幅增长。这拉大了移动与联通的差距，竞争格局很难形成。
国家对于提速降费寄予很高期待其实不难理解。赵志成认为，这就需要三大运营商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网络，提高质量。同时，要创新流量经营，才可能提速降费。
在流量经营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按照客户需求提速降费，对市场需要要进行充分了解。然后是要与互联网企业进行充分地合作，通过新的应用来获得增值业务和增值价值，从而增加运营商收费渠道。
李银松对运营商们的转型充满期待，他说：“从国际上来看，电信运营商都面临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三家电信运营商，在剥离部分重资产给铁塔公司的同时，也在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进行适合自身未来发展的转型。我们看到了BAT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电信运营商一定要向全面的‘互联网+’转型，现在电信运营商所背负的包袱，或许正是未来电信运营商轻装上阵的新起点。”
但用户们似乎并不买账。深圳市通信学会秘书长李银松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部分网友对国外的网络资费有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内地的资费有些偏高，因此，本次资费的下调，可能与一些普通用户的期望，还有一些距离。”对年营业收入达千亿元的运营商来说，此次降费显然并未达到其承受极限，但在市场和政府的多重压力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好下一步。
降费仍需慢慢来
早在今年4月14日的一季度经济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提出“要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仅仅一个月之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再度提及“提网速、降资费”。5月15日，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提速降费目标，即在今年内，手机流量资费和宽带资费同比下降30%，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等主要城市实现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度达到20Mbps。同日，运营商也公布了提速降费方案，移动设备流量费平均降幅达到20%左右，将4G套餐的最低消费降低，同时增加各类套餐内的流量。
但对于“5·17”电信日的集体降价，用户却反响平平，甚至称“这样的降价不实在”。焦点主要集中于：首先“夜间流量”费用虽然降了，但用户使用频率低，这使得某些地区资费不降反升。其次是虽然实行了“流量不清零”，但却仅仅限于半年和一年流量包，其他到期仍会清零。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并未得到实惠，获益面狭小。据5月18日新浪网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仍有九成网友认为资费贵，八成网友希望每月资费在百元之内。
由于工作关系，一直往返于内地与香港的杨女士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的‘3G Lite’套餐服务费为80港元（约64元人民币），包含1700分钟本地通话、10000条短信和不限流量上网，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月均收入约2万港元。”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2500元左右，中国移动的4G“88套餐”（费用88元）仅仅包含200分钟免费通话和700M流量。两地的费用差距相当明显。
在李银松看来，不同地区间的电信资费是无法简单进行横向比较的。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林永君说：“香港人口密度高，降低了电讯公司成本。当然市场竞争激烈也是资费相对便宜的最重要原因。”李银松说：“内地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但幅员辽阔，而且发展不均，所以很难进行比较。”
其实我国的电信资费是在下降的。近期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年来，我国的手机流量资费水平下降了约60%，固网宽带资费下降约30%，只是电信服务水平仍落后于用户诉求。
通信产业网专家赵志成认为，“资费水平是否合理，还要看当地购买力、物价水平和运营成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蒋林涛则认为：“降价也需要循序渐进，从技术上说，4G网络还在铺网阶段，等网络彻底覆盖了，自然资费会下降。”
替运营商算笔账
自2013年至今，运营商们一直在全国铺设4G网络，这是不小一笔成本投入。
以中国移动为例，2013年-2014年，他们建设TD-LTE基站九十万个，投入资金约500亿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虽然获得4G牌照较晚，但他们建设的速度也不慢，总投入也已达到515亿元。
电信从业者郑先生也表达了与蒋林涛相似的观点。他说：“现在，各大运营商都处于网络铺设的投入阶段，又有业绩和KPI（关键绩效指标）的压力，现在就大幅度降低资费的确很难，但在网络投入完成后，资费自然会下降。”
根据中国移动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显示，其今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610亿元，同比增长4%，净利润为240亿元，同比下滑5.8%。据统计，中国移动的净利润在半年内持续下滑，主要是受到通话总时长减少1.2%，短信业务量减少4.8%的影响。但其移动数据流量却比上年同期增长1.6倍。
前有“铺网”增加电信运营商成本，后有互联网企业侵蚀运营商利润。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康彦荣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现在基于各种社交应用的工具，如微信，QQ，对运营商形成巨大的替代，运营商的利润空间明显下行。”
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会影响运营商成本。2014年6月，《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发现，电信运营商各营业大厅都张贴了实行“营改增”的告示，这标志电信运营商由原先缴纳3%营业税，改为缴纳基础电信服务税11%，增值电信服务税6%，提高不少。
在国家层面，已经不只一次将基础电信服务看作一种公共服务。郑先生说：“如果是公共产品就要保持低利润率。在政府和用户们的双重压力之下，运营商降费，很难一蹴而就。”“希望政府能够注意到电信运营商的困境，适度松绑，让运营商及早实现转型，才能更好为用户提供服务。”李银松说。
步履维艰的转型
垄断一直是电信行业存在的一个问题。以固网宽带为例，三大运营商所铺设的网络很具有垄断性。而长城宽带、广电和铁通等第三方宽带运营商都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与三大运营商抗衡。同时，第三方宽带企业要进入小区还要缴纳高昂的进场费。以上种种因素都制约了固网宽带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运营商缺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网速的意愿，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改变正悄悄发生。2013年12月，工信部发放了第一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许可证，这标志着虚拟运营商的诞生。但时至今日，我国的虚拟运营商用户规模仅为500万左右，对三大运营商的竞争十分有限。去年7月，由三大运营商联合组建的“铁塔公司”成立，这主要是为减少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重复投入。但时至今日，运营商们依然各自为战，携号转网仍未实现。
可见，运营商在垄断条件下，虽然已经推出一系列转型举措，但由典型的重资产公司向轻资产公司的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从竞争角度分析资费偏高的问题时，李银松认为：“我国国情特殊，过去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通信标准和产品的实验场，既有2G，3G，4G的混合运营，同时，也是‘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共存共生的复杂局面。区域发展不均衡，设备更新等等影响成本收支的因素。”
而上述“不均衡”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难立即消除的。2015年5月，中国联通公布了4月份的数据，移动用户数减少约250万，而中国移动的用户却得到了大幅增长。这拉大了移动与联通的差距，竞争格局很难形成。
国家对于提速降费寄予很高期待其实不难理解。赵志成认为，这就需要三大运营商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网络，提高质量。同时，要创新流量经营，才可能提速降费。
在流量经营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按照客户需求提速降费，对市场需要要进行充分了解。然后是要与互联网企业进行充分地合作，通过新的应用来获得增值业务和增值价值，从而增加运营商收费渠道。
李银松对运营商们的转型充满期待，他说：“从国际上来看，电信运营商都面临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三家电信运营商，在剥离部分重资产给铁塔公司的同时，也在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进行适合自身未来发展的转型。我们看到了BAT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电信运营商一定要向全面的‘互联网+’转型，现在电信运营商所背负的包袱，或许正是未来电信运营商轻装上阵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