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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所以，有必要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梳理东欧文学。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个既定的概念。
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蓝色东欧”系列，正是想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这套译丛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计划用10年的时间甄选出版近百部东欧经典文学著作。我们所选的作品基本为国内首次引进，力求所有译本都尽量从原文译介，也包括从英语和法语等权威版本转译，而且邀请各语种的权威翻译家与具备潜质的青年翻译家来担任丛书的翻译，在内容上除了作品本身外，还附加延伸阅读，以求优质、全面、清晰、立体化地将原作品呈现给读者。
“蓝色东欧”第一辑2012年已经出版，除了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石头世界》，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权利之图的绘制者》和罗马尼亚诗人卢齐安·布拉加的《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之外，就是阿尔巴尼亚作家斯梅尔·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错宴》。这一辑主要关注的作家是伊斯梅尔·卡达莱。他是个复杂的作家，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曾写过不少诗歌，歌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同时又写了不少小说，抨击专制统治。他的小说精致，写作路径多元。在艺术手法上，一贯表现出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各种写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读性。
现在，“蓝色东欧”第二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主推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他是捷克人心目中“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至今依然活跃在捷克文坛。他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在“布拉格之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克里玛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整体上看，作品似乎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这是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有评论家称他的作品“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他笔下的人物都有极强的幽默感和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倘若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7个国家的文学。这7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1989年岁末，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东欧”和“东欧文学”伴随着《多瑙河之波》《第八个铜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经典的老电影融进了中国一代人的记忆之中。因此，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7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视为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算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还有各类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的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具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的生活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和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卡达莱、马内阿、赫尔塔·米勒都是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认为，出生于小国，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在这种相遇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我们也希望透过“蓝色东欧”这套丛书，使这种相遇延续，让更多的东欧作家与东欧经典作品与中国的读者相遇，让我们能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色彩去阅读“东欧”的今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
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蓝色东欧”系列，正是想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这套译丛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计划用10年的时间甄选出版近百部东欧经典文学著作。我们所选的作品基本为国内首次引进，力求所有译本都尽量从原文译介，也包括从英语和法语等权威版本转译，而且邀请各语种的权威翻译家与具备潜质的青年翻译家来担任丛书的翻译，在内容上除了作品本身外，还附加延伸阅读，以求优质、全面、清晰、立体化地将原作品呈现给读者。
“蓝色东欧”第一辑2012年已经出版，除了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石头世界》，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权利之图的绘制者》和罗马尼亚诗人卢齐安·布拉加的《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之外，就是阿尔巴尼亚作家斯梅尔·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错宴》。这一辑主要关注的作家是伊斯梅尔·卡达莱。他是个复杂的作家，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曾写过不少诗歌，歌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同时又写了不少小说，抨击专制统治。他的小说精致，写作路径多元。在艺术手法上，一贯表现出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各种写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读性。
现在，“蓝色东欧”第二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主推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他是捷克人心目中“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至今依然活跃在捷克文坛。他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在“布拉格之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克里玛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整体上看，作品似乎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这是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有评论家称他的作品“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他笔下的人物都有极强的幽默感和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倘若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7个国家的文学。这7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1989年岁末，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东欧”和“东欧文学”伴随着《多瑙河之波》《第八个铜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经典的老电影融进了中国一代人的记忆之中。因此，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7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视为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算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还有各类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的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具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的生活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和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卡达莱、马内阿、赫尔塔·米勒都是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认为，出生于小国，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在这种相遇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我们也希望透过“蓝色东欧”这套丛书，使这种相遇延续，让更多的东欧作家与东欧经典作品与中国的读者相遇，让我们能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色彩去阅读“东欧”的今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