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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工人刘汉黄刺死两名台商事件发生后，长期与救助工伤劳工的台湾民间团体人士，试图贴近刘汉黄的处境和利用台湾劳工工伤处理经验寻求答案。
虽然东莞展明五金制品公司的机器还在轰鸣着，但该厂创办人林堃地，却眉头紧锁，唉声叹气：“一家有两个男人被害，我已经破产了，破产了。”
林堃地没想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厂，会让自己的儿子林裕腾、妻弟邵正吉葬身于此。
18年前，一股大陆投资热袭击台湾，为降低生产成本，台商纷纷前往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原本在台湾开电风扇工厂的林堃地，听从了客户的建议，将工厂转移至东莞。由于风扇市场竞争太激烈，两年后，他转行改开五金厂。他的四个儿子，在服完兵役后，相继前往东莞，协助父亲管理工厂业务。
33岁的林裕腾，是林家第二个儿子。实际上，他并不在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任职，而是在分公司——东坑世泉五金家电厂担任业务经理。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刚好到展明办公，顺便接在此做采购的妻子儿返家，不料遇上因工伤而失去右掌的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内侧的保安室门口，截住正要外出的生产经理赖振瑞，与其发生争吵。林裕腾和展明副总经理邵正吉闻讯赶来。在争吵中，只有左掌的刘汉黄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捅向这三人，导致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重伤。
一下失去儿子与弟弟，让林裕腾的母亲伤心欲绝。这个一月瘦4斤的老人，并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辛酸话。这场伤害，让她最介怀的是，“他(刘汉黄)说台湾人死了应该，这是什么话？我们也有保安，结果站在那里看，还有200名工人，都在那里看，也没有来帮忙，真的太离谱。”
这个现象，同样让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简称TIWA）顾问陈素香不解：刘汉黄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致于走到这样毁灭性的地步？她不希望自己正在救助的外籍劳工HADI也被雇主逼绝了，而走到这样失控的地步。
为寻求答案，7月12日，一场因刘汉黄砍杀事件延伸而来的讨论——“职灾移工处境论坛”，在TIWA、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简称工伤协会）发起下进行。
这些长期与外籍工人、工伤员工接触的台湾民间团体人士，试图通过刘汉黄的处境来寻求答案：离家打工，却遭逢工伤巨变，而身心创伤，又因为缺乏社会资源，必须独自面对漫长而不对等的协商过程，终至崩溃的经过。而协商、解决机制的协调难题，使得悲剧加速。
两起相似境遇的案例
台湾的工伤发生率高已非新闻。根据台湾工伤协会的资料，目前台湾有36万元外来劳工，其中制造业大约占18万人，去年有1577名制造业外来劳工发生工伤，277名断手断脚，18名死亡。但是近年因外籍劳工取代本土工人从事高危险工作，使得工伤情况日益严重，而政府与雇主只管引进外籍劳工，中介只顾收取高额中介费，完全无视于相关工伤预防及安全训练。29岁的印尼籍劳工HADI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伤。
2008年1月6日，HADI在台湾一家塑料裁切工厂上班，厂方在没有为他做职前培训的状况下，就要他上工。1月18日，他因机器操作错误，几乎切断右手臂，最后做了截肢手术。出院后，他就被雇主要求继续用另一只手工作。
无法彻底修养，使得右手复原不佳。2008年8月31日，医生再次帮HADI做重植手术。去年9月4日出院后，他又被雇主要求上夜班。两个月后，HADI实在无法负荷，向TIWA申诉。
为了替HADI争取权益，陈素香和同事们，与官员、雇主、人力中介展开多次协调，并屡屡被质疑：“你是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要帮台湾人才对啦！”陈素香因此数度与雇主、中介拍桌互骂，最后勉强达成“雇主同意让劳工休息两个月”。
两起事件，同样断臂，主角同样是来自贫穷地区的外来劳工，雇主同为台湾人，只不过，广东东莞这起事件中，杀死雇主的刘汉黄来自贵州，是贫穷地区向富裕城市流动的外来劳工；发生在台湾的工伤事件主角HADI，则是从印尼跨海来台的国际劳工。不同的是，HADI遇到了TIWA，在漫长谈判过程中，给予他支持。而刘汉黄有点孤立无缘。
刘汉黄来自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25岁。2008年9月22日，他独自一人，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工作，操作冲床。
9月28日下午，进厂第七天，一台运转中的冲床机器砸了下来，刘汉黄右手掌部、手指立即被砸碎，虽紧急送医，但因伤情过重，医生不得不将其右手掌做切除手术。据说，刘汉黄在进车间前，没有得到厂方的专业培训，厂方也没有为其办理工伤保险，所以他的工伤得完全由厂方负担。
从那以后，刘汉黄和众多不幸工伤的民工一样，拿着一纸《劳动能力鉴定书》，在政府和法院之间来回求索，并守候在厂方想与老板谋求和解。
虽然法院于今年5月一审判决，厂方需赔偿刘汉黄177293元，但厂方随即提起了上诉。基于刘的请求，一审法院执行了财产保全，查封厂方价值约17万元的机器。刘汉黄的官司大抵已经赢了大半。
得知厂方上诉后，刘汉黄于6月14日站在厂房阳台边，以跳楼要胁厂方尽快赔偿，经警方劝阻，刘汉黄答应次日下午和厂方商谈。然而，6月15日中午，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口与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一场杀害随即发生。
机场抢救劳工
在7月12日论坛讨论结束时，有一民众，做了一个既幽默又苦涩的结尾：“台湾就是因为有TIWA、工伤协会，所以台湾的老板可以少死几个。”
另一个NGO办公室里，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秘书长黄小陵，也正在思考着刘汉黄因工伤杀人的事件，她在协会中处理的是台湾本地的劳工职灾问题。
过去，在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尚未成立外劳服务站时，许多工厂主面对外来劳工工伤时，经常买张机票把人送走，不顾劳工回去之后，还要面对庞大的医疗费、巨额工作中介费。
为了防止这类悲剧发生，TIWA当时仅有的三位成员，经常全天候待机，随时准备赶赴机场。与机场外事警察合作下，在重重包围中，他们将伤者抢救下来，让他们先进行紧急医疗、接受庇护，如果与资方协调不成，就进入冗长的官司阶段。
这类抢人大战，直到2006年1月才得以告一段落，台湾“劳委会”终于在中正机场成立服务站，只要那些被雇主强行遣返的外来劳工到服务站表明意愿，即可接受安置。
因为长期为工伤劳工服务，陈素香很能体会职灾者的痛楚，因此，她认为身为一个为外来劳工发声的NGO组织，也应该为刘汉黄发声。
她的想法，与黄小陵不谋而合。
“苦主的悲哀”
在讨论是否要救援刘汉黄时，TIWA现任理事长顾玉玲提醒说，1986年救援原住民青年汤英伸时，汤父曾说，“不能不考虑苦主的悲哀”。这确实是很大的顾虑，对台商家属而言，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行凶者接受法律的制裁是必然的，何来救援的道理呢？
汤英伸乃台湾原住民中的邹族青年，当年才19岁，就读于嘉义师专，因家贫而休学，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因无法忍受雇主的苛刻虐待与歧视，欲求去而不得，愤而杀害洗衣店夫妇及其两岁女儿，而被判死刑。此事件震惊社会各界，普遍视为社会正义向法律倾斜的血案，虽然历经各方营救，汤英伸仍然伏法，这是当年台湾本岛劳工的巨大悲剧。
映照着TIWA与工伤协会长期处理个案的经验，每一个案例都得面对巨大且难以撼动的体制压迫，以及漫长的协商过程，还有截肢断掌之后难以调适的身心残破，加上劳资双方悬殊的社会资源和支持，都让人无法预料悲剧会在那个时间点发生。因此，对于刘汉黄的社会处境，大家都从过去处理的个案中，有过深刻的体会，而难以无动于衷，所以，连署的决议很快便通过。
陈素香强调，救援刘汉黄并不是认为台商雇主该死，而是认为如果有一个较为尊重劳动者权益的处理体制，这种毁灭性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虽然顾虑台商家属的苦情，TIWA仍然决定于6月30日展开救援刘汉黄的连署行动—— “吁以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职灾工人刘汉黄”。截至目前为止，连署团体达35个，个人连署505人，连署还在持续中。
“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
虽然遭遇不幸，但林裕腾的母亲并不后悔到大陆设厂。她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谁也料想不到。
另一名受害者邵正吉，出身于普通的劳工家庭，与林裕腾的母亲是亲姊弟，做了十几年的组合机器生意之后，因经济不景气而结束营业，转而到台中港上班，由于常常需要在五根大烟囱爬上爬下，姊姊见了不忍，便于4年前邀他到大陆工厂工作，帮忙管理工人。
邵正吉今年刚50岁，两个女儿尚在上大学。他的家境并不富裕，邵去世后，他的孩子只能靠助学贷款以及打工来完成学业。他的妻子说，不知道邵正吉在东莞到底做怎样的工作，只知道是要管人的，偶而放假回到家中，他也很少谈及工作上的大小事。
对于这场灾难，林家、邵家经过讨论后，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再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全程参与事故处理的林裕腾表妹柯慧汝说，不想引起彼此的仇恨，更不愿媒体聚焦在仇恨上。
柯慧汝希望劳资双方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不是制造两边对抗的气氛，更不要放大冲突，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除了悲伤之外，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式，让这个事件看到有意义的一面，受害人不至于白白死去。”
虽然东莞展明五金制品公司的机器还在轰鸣着，但该厂创办人林堃地，却眉头紧锁，唉声叹气：“一家有两个男人被害，我已经破产了，破产了。”
林堃地没想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厂，会让自己的儿子林裕腾、妻弟邵正吉葬身于此。
18年前，一股大陆投资热袭击台湾，为降低生产成本，台商纷纷前往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原本在台湾开电风扇工厂的林堃地，听从了客户的建议，将工厂转移至东莞。由于风扇市场竞争太激烈，两年后，他转行改开五金厂。他的四个儿子，在服完兵役后，相继前往东莞，协助父亲管理工厂业务。
33岁的林裕腾，是林家第二个儿子。实际上，他并不在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任职，而是在分公司——东坑世泉五金家电厂担任业务经理。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刚好到展明办公，顺便接在此做采购的妻子儿返家，不料遇上因工伤而失去右掌的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内侧的保安室门口，截住正要外出的生产经理赖振瑞，与其发生争吵。林裕腾和展明副总经理邵正吉闻讯赶来。在争吵中，只有左掌的刘汉黄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捅向这三人，导致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重伤。
一下失去儿子与弟弟，让林裕腾的母亲伤心欲绝。这个一月瘦4斤的老人，并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辛酸话。这场伤害，让她最介怀的是，“他(刘汉黄)说台湾人死了应该，这是什么话？我们也有保安，结果站在那里看，还有200名工人，都在那里看，也没有来帮忙，真的太离谱。”
这个现象，同样让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简称TIWA）顾问陈素香不解：刘汉黄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致于走到这样毁灭性的地步？她不希望自己正在救助的外籍劳工HADI也被雇主逼绝了，而走到这样失控的地步。
为寻求答案，7月12日，一场因刘汉黄砍杀事件延伸而来的讨论——“职灾移工处境论坛”，在TIWA、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简称工伤协会）发起下进行。
这些长期与外籍工人、工伤员工接触的台湾民间团体人士，试图通过刘汉黄的处境来寻求答案：离家打工，却遭逢工伤巨变，而身心创伤，又因为缺乏社会资源，必须独自面对漫长而不对等的协商过程，终至崩溃的经过。而协商、解决机制的协调难题，使得悲剧加速。
两起相似境遇的案例
台湾的工伤发生率高已非新闻。根据台湾工伤协会的资料，目前台湾有36万元外来劳工，其中制造业大约占18万人，去年有1577名制造业外来劳工发生工伤，277名断手断脚，18名死亡。但是近年因外籍劳工取代本土工人从事高危险工作，使得工伤情况日益严重，而政府与雇主只管引进外籍劳工，中介只顾收取高额中介费，完全无视于相关工伤预防及安全训练。29岁的印尼籍劳工HADI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伤。
2008年1月6日，HADI在台湾一家塑料裁切工厂上班，厂方在没有为他做职前培训的状况下，就要他上工。1月18日，他因机器操作错误，几乎切断右手臂，最后做了截肢手术。出院后，他就被雇主要求继续用另一只手工作。
无法彻底修养，使得右手复原不佳。2008年8月31日，医生再次帮HADI做重植手术。去年9月4日出院后，他又被雇主要求上夜班。两个月后，HADI实在无法负荷，向TIWA申诉。
为了替HADI争取权益，陈素香和同事们，与官员、雇主、人力中介展开多次协调，并屡屡被质疑：“你是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要帮台湾人才对啦！”陈素香因此数度与雇主、中介拍桌互骂，最后勉强达成“雇主同意让劳工休息两个月”。
两起事件，同样断臂，主角同样是来自贫穷地区的外来劳工，雇主同为台湾人，只不过，广东东莞这起事件中，杀死雇主的刘汉黄来自贵州，是贫穷地区向富裕城市流动的外来劳工；发生在台湾的工伤事件主角HADI，则是从印尼跨海来台的国际劳工。不同的是，HADI遇到了TIWA，在漫长谈判过程中，给予他支持。而刘汉黄有点孤立无缘。
刘汉黄来自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25岁。2008年9月22日，他独自一人，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工作，操作冲床。
9月28日下午，进厂第七天，一台运转中的冲床机器砸了下来，刘汉黄右手掌部、手指立即被砸碎，虽紧急送医，但因伤情过重，医生不得不将其右手掌做切除手术。据说，刘汉黄在进车间前，没有得到厂方的专业培训，厂方也没有为其办理工伤保险，所以他的工伤得完全由厂方负担。
从那以后，刘汉黄和众多不幸工伤的民工一样，拿着一纸《劳动能力鉴定书》，在政府和法院之间来回求索，并守候在厂方想与老板谋求和解。
虽然法院于今年5月一审判决，厂方需赔偿刘汉黄177293元，但厂方随即提起了上诉。基于刘的请求，一审法院执行了财产保全，查封厂方价值约17万元的机器。刘汉黄的官司大抵已经赢了大半。
得知厂方上诉后，刘汉黄于6月14日站在厂房阳台边，以跳楼要胁厂方尽快赔偿，经警方劝阻，刘汉黄答应次日下午和厂方商谈。然而，6月15日中午，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口与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一场杀害随即发生。
机场抢救劳工
在7月12日论坛讨论结束时，有一民众，做了一个既幽默又苦涩的结尾：“台湾就是因为有TIWA、工伤协会，所以台湾的老板可以少死几个。”
另一个NGO办公室里，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秘书长黄小陵，也正在思考着刘汉黄因工伤杀人的事件，她在协会中处理的是台湾本地的劳工职灾问题。
过去，在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尚未成立外劳服务站时，许多工厂主面对外来劳工工伤时，经常买张机票把人送走，不顾劳工回去之后，还要面对庞大的医疗费、巨额工作中介费。
为了防止这类悲剧发生，TIWA当时仅有的三位成员，经常全天候待机，随时准备赶赴机场。与机场外事警察合作下，在重重包围中，他们将伤者抢救下来，让他们先进行紧急医疗、接受庇护，如果与资方协调不成，就进入冗长的官司阶段。
这类抢人大战，直到2006年1月才得以告一段落，台湾“劳委会”终于在中正机场成立服务站，只要那些被雇主强行遣返的外来劳工到服务站表明意愿，即可接受安置。
因为长期为工伤劳工服务，陈素香很能体会职灾者的痛楚，因此，她认为身为一个为外来劳工发声的NGO组织，也应该为刘汉黄发声。
她的想法，与黄小陵不谋而合。
“苦主的悲哀”
在讨论是否要救援刘汉黄时，TIWA现任理事长顾玉玲提醒说，1986年救援原住民青年汤英伸时，汤父曾说，“不能不考虑苦主的悲哀”。这确实是很大的顾虑，对台商家属而言，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行凶者接受法律的制裁是必然的，何来救援的道理呢？
汤英伸乃台湾原住民中的邹族青年，当年才19岁，就读于嘉义师专，因家贫而休学，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因无法忍受雇主的苛刻虐待与歧视，欲求去而不得，愤而杀害洗衣店夫妇及其两岁女儿，而被判死刑。此事件震惊社会各界，普遍视为社会正义向法律倾斜的血案，虽然历经各方营救，汤英伸仍然伏法，这是当年台湾本岛劳工的巨大悲剧。
映照着TIWA与工伤协会长期处理个案的经验，每一个案例都得面对巨大且难以撼动的体制压迫，以及漫长的协商过程，还有截肢断掌之后难以调适的身心残破，加上劳资双方悬殊的社会资源和支持，都让人无法预料悲剧会在那个时间点发生。因此，对于刘汉黄的社会处境，大家都从过去处理的个案中，有过深刻的体会，而难以无动于衷，所以，连署的决议很快便通过。
陈素香强调，救援刘汉黄并不是认为台商雇主该死，而是认为如果有一个较为尊重劳动者权益的处理体制，这种毁灭性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虽然顾虑台商家属的苦情，TIWA仍然决定于6月30日展开救援刘汉黄的连署行动—— “吁以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职灾工人刘汉黄”。截至目前为止，连署团体达35个，个人连署505人，连署还在持续中。
“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
虽然遭遇不幸，但林裕腾的母亲并不后悔到大陆设厂。她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谁也料想不到。
另一名受害者邵正吉，出身于普通的劳工家庭，与林裕腾的母亲是亲姊弟，做了十几年的组合机器生意之后，因经济不景气而结束营业，转而到台中港上班，由于常常需要在五根大烟囱爬上爬下，姊姊见了不忍，便于4年前邀他到大陆工厂工作，帮忙管理工人。
邵正吉今年刚50岁，两个女儿尚在上大学。他的家境并不富裕，邵去世后，他的孩子只能靠助学贷款以及打工来完成学业。他的妻子说，不知道邵正吉在东莞到底做怎样的工作，只知道是要管人的，偶而放假回到家中，他也很少谈及工作上的大小事。
对于这场灾难，林家、邵家经过讨论后，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再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全程参与事故处理的林裕腾表妹柯慧汝说，不想引起彼此的仇恨，更不愿媒体聚焦在仇恨上。
柯慧汝希望劳资双方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不是制造两边对抗的气氛，更不要放大冲突，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除了悲伤之外，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式，让这个事件看到有意义的一面，受害人不至于白白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