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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创作“面具”系列时有没有特别的生活上的感觉呢?
曾：我觉得可能是我到北京以后，刚开始真正可以交流的朋友其实很少，互相之间场面上的感觉太多，而且又需要和很多人去打交道，需要和很多人见面。我在武汉的时候就很少去交新朋友，也不会社交，都是很自然的从小长大的老朋友，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学会和陌生人交往，这种感觉对我内心产生很大触动，所以我觉得“面具”就是画了我自己内心的东西，不一定是别人内心的，只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
粟：从你到北京开始，我一直在看你的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面具”，比较容易看出来，符号性比较强，有象征呀，含义呀在里面，这个容易看。但我觉得你最重要的还不是“面具”，是你用刮刀处理过的，画完了以后一刮就和以前的画不同了，有了新的表达方式——隐藏和修饰。后来有一段时间你画刚才说的蓝天、白云很像舞台化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和你想说的那些关于“面具”的东西有些相同的地方，但你又保留了一些，比如最重要的“手”，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变的时候，你保留了一个很痉挛状态的手没有发生变化。你处理这个刮刀细节时，技术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曾：对，是这样的。使用刮刀一方面也是想和过去有一点点区别，另一方面我想把一些强烈要表达的东西消除掉。用刀就是把过去使我特别兴奋的用笔消除掉，整个刮掉，让它保持一种平静，让那些东西藏在里面。我不改变手的那种状态，是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能真正地改变。
粟：现在那种像螺旋一样的笔触，在画好了的画面上再画一遍，是从哪儿过来的?是在画抽象画过程中的一个小东西的放大?
曾：是这样，我也是在画抽象画的时候随意地画了一些这样的东西，白的和黑的，然后用两个大刷子刷，刷子也是反着用的。后来我用一种小的笔触在上面随意地勾线的时候，把白的和黑的互相搅在一起，这种感觉一下子让我很激动，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练习和制作，大大小小画了很多，我想往前走一步。刚开始没有太明确的东西，觉得有绞肉机把人的皮肤绞成这样的感觉，视觉上又有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内心的感觉还真是没办法用文字说清楚。后来我回头一看，发现这几年都是这样画过来的。上海那个个展我想取的名字是“我们”，或者是“有生命的冷冻场”，就包括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栗：这次我忽然看你这批绞碎的脸，真的有点激动，那些东西有点大师风范了(笑)，我说的是气派。以前你的风格非常完整，突然到这个阶段就有了一种气派，和以前的画比，气派大了。
曾：我这次去上海也是去完成一张画，各种型号的笔，有粗有细，每一种型号的笔都在上面使，就像中国人用筷子吃东西，我的手特别灵活，我自己也尝试着顺着笔来画，怎么画你都看见是笔，不好看，我就反着画，这样画上去，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好看，挺有意思。
粟：什么颜色的?
曾：我一般都喜欢用单色，简单的颜色，黑的和白的，中间偶尔有一点点蓝色，很少的，白的地方已经画上去的后来又搅到底下去了，画多了，我觉得有点像杰克逊·波洛克的那种感觉，刚才说控制，还是和他们有区别，但必须得一次完成。
粟：我觉得不像。因为波洛克出生于达达时期，他强调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效果，而你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完全控制的，包括你的行笔，就是你的用笔折来折去的方式，让我联想到残荷败叶、秋冬的草、生命的挫折，虽然用笔很连贯顺畅，但总是突然有折。
曾：这个折断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很刺激，您观察得特别细。我家种了一棵紫藤，紫藤的枝就是这样的感觉，冬天的树枝突然地急转弯，断掉，突然地断掉。
粟：你的画一下子又上了一个台阶。我有时候担心，你生活过好了，会不会在感觉上逐渐地变得对悲剧的东西不敏感，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曾：我如果画“面具”的话，真的可以无限地画下去，但我觉得这个就无聊了。
栗：我们都是在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有没有能力反省，能不能有独立的个人立场和感觉。
曾：你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获得的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要么你什么都不想，你就傻瓜一个，你要想，要思考，想得越多越清醒，越不知道到底是你不对，还是别人不对。很容易把人弄得什么都不想，它让你对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样子都不确定。我画了《最后的晚餐》，耶稣被出卖了，但所有的人都打了红领巾，而犹大打了一个金黄色的领带，意思就是他放弃了最终的追求和理想。
栗：作为艺术家要保持人的基本良知，这是做艺术家的理由，你认为是吗?
曾：这是必须的，我觉得真的应该凭良心去做很多事情。
粟：爱在艺术里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爱才能使艺术家有人的基本良知，才能有基本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不屈服于主流文化和时尚。我看有些歌星和主持人，那种做作和拍马屁的样子，很恶心，也觉得很可怜，那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被主流文化异化的玩偶。人保持良知，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和感觉并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始终清楚自己的感觉，清楚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这和你一直把艺术当作释放灵魂郁结的工具有关，这是关键。2007年写春联，我有一个对子，上联是“艺术在灵府与宗教同质”，下联是“作品于俗世和金钱共谋”，横额“何去何从”。我一向觉得艺术和宗教同质，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灵魂自我拯救的途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它的实质就是把艺术的权利放回到日常生活中，真正成为人的心灵拯救的途径，但是，另一方面，艺术体制所有的层面、所有的环节，又都是在选择成功的艺术家，这和“人人都是艺术家”是相悖的，这个悖论，对艺术家是个考验：你是看重名利，还是灵魂的自我拯救?
曾：我觉得可能是我到北京以后，刚开始真正可以交流的朋友其实很少，互相之间场面上的感觉太多，而且又需要和很多人去打交道，需要和很多人见面。我在武汉的时候就很少去交新朋友，也不会社交，都是很自然的从小长大的老朋友，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学会和陌生人交往，这种感觉对我内心产生很大触动，所以我觉得“面具”就是画了我自己内心的东西，不一定是别人内心的，只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
粟：从你到北京开始，我一直在看你的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面具”，比较容易看出来，符号性比较强，有象征呀，含义呀在里面，这个容易看。但我觉得你最重要的还不是“面具”，是你用刮刀处理过的，画完了以后一刮就和以前的画不同了，有了新的表达方式——隐藏和修饰。后来有一段时间你画刚才说的蓝天、白云很像舞台化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和你想说的那些关于“面具”的东西有些相同的地方，但你又保留了一些，比如最重要的“手”，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变的时候，你保留了一个很痉挛状态的手没有发生变化。你处理这个刮刀细节时，技术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曾：对，是这样的。使用刮刀一方面也是想和过去有一点点区别，另一方面我想把一些强烈要表达的东西消除掉。用刀就是把过去使我特别兴奋的用笔消除掉，整个刮掉，让它保持一种平静，让那些东西藏在里面。我不改变手的那种状态，是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能真正地改变。
粟：现在那种像螺旋一样的笔触，在画好了的画面上再画一遍，是从哪儿过来的?是在画抽象画过程中的一个小东西的放大?
曾：是这样，我也是在画抽象画的时候随意地画了一些这样的东西，白的和黑的，然后用两个大刷子刷，刷子也是反着用的。后来我用一种小的笔触在上面随意地勾线的时候，把白的和黑的互相搅在一起，这种感觉一下子让我很激动，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练习和制作，大大小小画了很多，我想往前走一步。刚开始没有太明确的东西，觉得有绞肉机把人的皮肤绞成这样的感觉，视觉上又有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内心的感觉还真是没办法用文字说清楚。后来我回头一看，发现这几年都是这样画过来的。上海那个个展我想取的名字是“我们”，或者是“有生命的冷冻场”，就包括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栗：这次我忽然看你这批绞碎的脸，真的有点激动，那些东西有点大师风范了(笑)，我说的是气派。以前你的风格非常完整，突然到这个阶段就有了一种气派，和以前的画比，气派大了。
曾：我这次去上海也是去完成一张画，各种型号的笔，有粗有细，每一种型号的笔都在上面使，就像中国人用筷子吃东西，我的手特别灵活，我自己也尝试着顺着笔来画，怎么画你都看见是笔，不好看，我就反着画，这样画上去，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好看，挺有意思。
粟：什么颜色的?
曾：我一般都喜欢用单色，简单的颜色，黑的和白的，中间偶尔有一点点蓝色，很少的，白的地方已经画上去的后来又搅到底下去了，画多了，我觉得有点像杰克逊·波洛克的那种感觉，刚才说控制，还是和他们有区别，但必须得一次完成。
粟：我觉得不像。因为波洛克出生于达达时期，他强调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效果，而你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完全控制的，包括你的行笔，就是你的用笔折来折去的方式，让我联想到残荷败叶、秋冬的草、生命的挫折，虽然用笔很连贯顺畅，但总是突然有折。
曾：这个折断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很刺激，您观察得特别细。我家种了一棵紫藤，紫藤的枝就是这样的感觉，冬天的树枝突然地急转弯，断掉，突然地断掉。
粟：你的画一下子又上了一个台阶。我有时候担心，你生活过好了，会不会在感觉上逐渐地变得对悲剧的东西不敏感，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曾：我如果画“面具”的话，真的可以无限地画下去，但我觉得这个就无聊了。
栗：我们都是在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有没有能力反省，能不能有独立的个人立场和感觉。
曾：你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获得的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要么你什么都不想，你就傻瓜一个，你要想，要思考，想得越多越清醒，越不知道到底是你不对，还是别人不对。很容易把人弄得什么都不想，它让你对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样子都不确定。我画了《最后的晚餐》，耶稣被出卖了，但所有的人都打了红领巾，而犹大打了一个金黄色的领带，意思就是他放弃了最终的追求和理想。
栗：作为艺术家要保持人的基本良知，这是做艺术家的理由，你认为是吗?
曾：这是必须的，我觉得真的应该凭良心去做很多事情。
粟：爱在艺术里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爱才能使艺术家有人的基本良知，才能有基本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不屈服于主流文化和时尚。我看有些歌星和主持人，那种做作和拍马屁的样子，很恶心，也觉得很可怜，那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被主流文化异化的玩偶。人保持良知，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和感觉并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始终清楚自己的感觉，清楚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这和你一直把艺术当作释放灵魂郁结的工具有关，这是关键。2007年写春联，我有一个对子，上联是“艺术在灵府与宗教同质”，下联是“作品于俗世和金钱共谋”，横额“何去何从”。我一向觉得艺术和宗教同质，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灵魂自我拯救的途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它的实质就是把艺术的权利放回到日常生活中，真正成为人的心灵拯救的途径，但是，另一方面，艺术体制所有的层面、所有的环节，又都是在选择成功的艺术家，这和“人人都是艺术家”是相悖的，这个悖论，对艺术家是个考验：你是看重名利，还是灵魂的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