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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一切乱了大学套。就连朱德总司令也被推进了历史的漩涡中。
毛泽东说：“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自从“文革”开始后，朱德搬到了玉泉山。对发生在身边的那些事，眼不见也许心就不烦了。然而，广播中“打倒”的口号不绝于耳，心中怎能不烦呢？朱德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偏激的词？他多次向上反映过自己的不理解。当然，这些不理解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不和谐的，对于熊熊烈火也是杯水车薪。
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朱德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朱德也不管“文革小组”的人爱听不爱听，一直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说这些话，等于把自己往虎口里送。
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几乎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毫无遮盖地粘贴在北京大街的墙壁上。
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刷得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色大字在冰冷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朱德的心揪了起来。等车到了家门口，他才发现脚下已是大标语铺路，两边是大字报夹道。
他心痛难忍，有口难言，慢慢走近那些白纸前，细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其中一张勒令书竟然写着“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心里好气好笑，好悲好叹。
前一段时间，有人曾义愤填膺地报告朱德，井冈山“朱毛会师”在画家笔下被画成了“毛林会师”。朱德听完只淡淡说了一句：“娃娃年轻。”
只有阅尽人世沧桑的历史老人才会说出如此淡定而深邃之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就嫉恨朱德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骂他们二人为“猪毛”，甚至街头的漫画上都恶毒地画上一头猪，身上竖立着粗粗的毛。可以说，那时提起“朱毛”，无论在红区（革命根据地）还是白区（国民党统治地区），谁人不知晓？自从毛泽东和朱德1927年胜利会师在井冈山后，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仅是起义部队的会合，也是伟大人格的会合。
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和朱德相互扶持相互配合，一起承受失利，一起迎接胜利。长征路上，朱德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为做殊死的抗争，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抗战中，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而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
朱德和毛泽东一起定格在共和国最显著的史页上，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点。只有在“文革”中，历史成了裁缝剪刀下的布料，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裁剪与拼凑。
朱德回到中南海，他没有找毛泽东也没有找周恩来，没有为自己说半句辩解的話。他一个人默默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他有时见妻子康克清用担忧的眼神瞧着他，便微微一笑，并安慰妻子：“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眼见81岁老人要成为批判对象时，毛泽东及时接到了消息。
揪斗朱德？让毛泽东动了肝火。他气愤地对“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你们要斗朱老总，那么替我搬张凳子，我也去陪。朱毛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过去不能分，现在也不能分！”
这大概是“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次提出要去参加陪斗，也只有经历过“朱毛”岁月的人才会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
在朱德躲避了“文革小组”瞄准的视线后，毛泽东又常常打电话到朱德的住处，亲自询问朱德的情况，生怕有人背着他再整朱德，让老战友受委曲。
如果说“文革”无情，那么毛泽东在朱德问题上是有情的。他不允许“文革小组”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颇有感情地说：“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毛泽东的话救了朱德的驾，造反派灰溜溜地草草收场，“揪朱联络站”暂时没有了下文，但并不意味着朱德以后的日子就太平无事了。
限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外地
1969年10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预测，特别是在苏联军队可能入侵的情况下，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做出了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的决定，而且在会上也确定了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周恩来留在北京的疏散方案。同时将在京的老帅们以及各位领导人也都一一确定了疏散地点。
毛泽东雷厉风行，率先“疏散”，在参加会议的第二天，就去了武汉。林彪也紧随其后，“疏散”到了苏州。而留在北京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电话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也要离开北京，“疏散”到各地，等待战争的来临。
10月18日，刚到苏州的林彪在没有请求毛泽东的情况下，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
当晚，“一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 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对于军队一直掌握着绝对的指挥权，军队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天下大乱而失去控制，反而在此阶段比以往收得都紧。“文革”期间不准随意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然而，恰在动兵的敏感时期，毛泽东突然接到头一天已经生效的林彪“一号令”。他的反应可想而知了。因为林彪的“一号令”，意味着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同意，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样严重“侵犯”军事最高指挥权的行为，令毛泽东感到意外和震惊。
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的反应写得很细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
林彪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下达如此重大的命令，要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强迫毛泽东接受。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虽说毛泽东烧了“一号令”，但是“一号令”的执行却没有停下腳步。中南海不再宁静，全国也随之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当年的“红军总司令”，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已经年过80，他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的决定”持有疑问：打仗？世界大战那么容易爆发？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再说将帅历来都是战争的天子，战场上的王牌，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难道中央军委准备打一场不要将帅指挥的战争？
但他的疑问不仅不能主宰大局，而且他也在“疏散”之列，而且是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的第一批疏散人员名单里。
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这比他当年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
其中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朱德忧心忡忡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康克清，说：“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
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事到如今，只有总理能帮助他了。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甚至连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下放广东从化
1969年10月19日，一个电话令广州军区上下绷紧了神经。因为这个电话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的。
周恩来在电话里通知军区司令员：根据战备形势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将一批在京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其中疏散到广州的有24户，是疏散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他们将于20日乘两架专机直飞广州，可安置在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招待所。
为引起广州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电话里甚至亲自念了这24户老干部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名字便是朱德委员长及夫人康克清，其后便是原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还有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人。
对如何接待安置，周恩来布置得极为细致。根据有关材料披露，周恩来对由谁去接站，在哪里吃饭，何时去驻地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还特别提示：这些老干部在广州要住较长时间，不同于以往的短期冬休，而且他们还带有家属。最后，他一再叮嘱：这是中央赋予广州军区的一项光荣任务，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放下电话，军区领导犯了难。自从“文革”以来，从化疗养院已有几年没有接待客人，不少房子不仅陈设不全，有的房子甚至都成了危房。一般接待工作基本瘫痪。
事不宜迟，通宵未眠的军区党委成员们赶紧从“紧急战备”暂时转移“主题”，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周恩来交给的“疏散”安置任务。
最后军区领导还是下了排除一切困难的决心，一是通知广州市革委会，要求其所属的从化县革委会切实做好对从化温泉的副食品供应工作；二是军区派出一名副司令员分管“疏散”人员住房与医疗健康工作，并组成一个接待班子专门负责此事。当天下午3点负责接待、医务和保卫的3个组人员便到位。
10月20日中午，朱德乘坐的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他最先走出机舱，往下一看，舷梯两侧等候的人绝大多数是他熟悉的老部下，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等大家到了从化疗养院，发现这里就像一处世外桃源，处处都是与世无争的净土。尽管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成为路漫漫水迢迢，相隔千里之远的地名概念了，但大家的心情还是放松了下来。
这年朱德已是84岁的老人，他患Ⅱ型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素，还患有高血压，高压能达200。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一到从化便开始发低烧，浑身无力，不愿走动，最要命的是一天到晚无端地嗜睡。医生量血压，没等量完他已经睡着了。护士给他测体温，温度计还含在嘴里，他又睡着了，怕他咬坏温度计，只好叫醒，睁开眼睛工夫不大，又合上睡着了，测一次体温，朱德能睡着两次。
与其他一些老帅们不同，朱德从不强打精神表现“宝刀不老”。他诚实地告诉医生：我老了，精神不行了，只有多睡觉才可以少闹病。
护士给朱德打针总有些紧张。因为人老了，肌肉松弛，血管就难找，这时朱德却笑呵呵地安慰护士：“别急，别急，你们打针一点都不痛。”
经过1个多星期的调治，朱德的身体和精神便好了许多。
10天后，朱德渐渐恢复了精气神。
一天上午，朱德忽然由康克清搀着来到距他住的松园5号有五六百米的医务室。
一进屋，康克清便高喊：“老总看望大家来了！”
医护人员都高兴地围拢了上来。朱德恢复健康，医护人员有一种成就感。他们围着朱德上下打量，是不是真的好了？ 朱德提起他的手杖，左右挥动了几下，大步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双手叉腰，威风地说：“你们看，我又能走路了！”
此后，他和康克清的身影便不时出现在流溪河畔。
为谁活得更长而“掐架”
朱德与董必武两人在党内都属年纪较大、性格相同的领导人。他们原来在中南海关系就很好，这次一起到了从化，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了。尽管他们一个住省委招待所，一个住军区招待所，中间相隔一公里的距离，但是这点距离阻隔不了两位老人相聚一起继续“掐架”的乐趣。
朱德和董必武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区别。
朱德喜欢野外，喜欢大自然，到从化依然如此。他天天都要外出，风雨无阻。他拄着手杖，迈着缓慢的步子，或爬山，或徜徉于田野草叢中。人们常常看到他蹲跪在树阴下，甚至匍匐于草丛中，戴着一副老花镜，仔细欣赏那大自然创造的“作品”，完全沉浸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而董必武只是在院子里进行一点必要的散步，他基本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练大字，甚至整天整天不出门一步。
练字无疑是一种内功，是一种修养，可以培养出常人没有的忍耐和海涵。
但朱德见董必武老是不出门，不免有些担心，便去看望，并想用激将法把他“逼”出来。朱德一进门没什么多余的客套，开门见山：“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可你不出门运动，怎么能够长寿呢？”
董必武不以为然，举举手中的毛笔：“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你看，我一刻也没闲着。”
朱德才不信这是运动，摇着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能一样？还得出去走。外面空气好，走走路百病全消。所以散步是最好的运动。”
董必武反唇相讥：“我每天开着窗户，外面好空气就进来了，干嘛非要跑出去闻啊！再说你的兰花不一定如我的墨香，我这里的空气你在外面还闻不着呢。”
“难怪是老进士，太保守。没听说吗，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看来，你活不过我啦。”朱德说。
一说到谁活得长，两人一定会“掐架”，绝不会谦虚。
董必武反击说：“老总，我很可能比你活得长。”
朱德摇着大手：“你不运动，你不行。”
董必武抓起了笔，晃动着身体写大字：“你们那些运动都不行，我这是全身用劲！我说你别不信。写大字是最好的运动。”
“那好，你不愿出门，我教你个运动，肯定你能活的长。”朱德放下手杖，稳步走到屋中央，双腿微岔，眼皮微微下垂，一脸肃穆，收敛心神。 “站桩？”董必武问。
朱德不语，胸脯微微涨高，显然是在吸大气，然后嘴唇一撮，身体开始下蹲，与此同时，他的嘴巴里响起了口哨声。随着哨声由高到低，渐渐消失中，他不慌不忙地完成一次下蹲。就这样，他一连吹了5声长哨，起蹲5次。这时只见朱德微微有些气喘，脸上放出了红光。
朱德拍拍手，得意地问：“怎样么？进士。”
董必武也非常欣赏朱德这套自编运动，“好！好！你该坚持下去。”
“我本来就没停过，你呢？练不练？”
董必武笑了：“嘿嘿，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朱德觉得很扫兴，连连摇头，“唉，看来我得给你送花圈喽。”
董必武自然不服气：“那我们比一比。我比你还大一岁呢。”董必武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活过你了。
“比不比，你活不过我。”朱德很肯定地说。
这以后朱德每天吹他的口哨练下蹲，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最后生命长短比赛结果是：董必武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90岁。朱德在1976年7月6日逝世，享年也是90岁。正如朱德所言，为董必武送了花圈。也如董必武所说，他比朱德大一岁。两人都活了90岁，打了个平手。
1970年7月朱德被接回北京，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要参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尽管朱德在从化只有9个月，但让所有走近朱德身边的服务人员，都能感受到他超凡脱俗的胸怀。哪怕是造反派习气很重的人，朱德都是用温和脾气对待他们。
其实，此时有谁能体会朱德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与失落。谁也无法想象元帅的心在寂寞中是如何煎熬的，即使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他也不会流露出来的。反而在“靠边站”的日子里寻找了很多的快乐，度过了一段特别岁月。
（压题照片：1967年1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小住时留影）
毛泽东说：“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自从“文革”开始后，朱德搬到了玉泉山。对发生在身边的那些事，眼不见也许心就不烦了。然而，广播中“打倒”的口号不绝于耳，心中怎能不烦呢？朱德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偏激的词？他多次向上反映过自己的不理解。当然，这些不理解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不和谐的，对于熊熊烈火也是杯水车薪。
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朱德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朱德也不管“文革小组”的人爱听不爱听，一直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说这些话，等于把自己往虎口里送。
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几乎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毫无遮盖地粘贴在北京大街的墙壁上。
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刷得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色大字在冰冷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朱德的心揪了起来。等车到了家门口，他才发现脚下已是大标语铺路，两边是大字报夹道。
他心痛难忍，有口难言，慢慢走近那些白纸前，细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其中一张勒令书竟然写着“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心里好气好笑，好悲好叹。
前一段时间，有人曾义愤填膺地报告朱德，井冈山“朱毛会师”在画家笔下被画成了“毛林会师”。朱德听完只淡淡说了一句：“娃娃年轻。”
只有阅尽人世沧桑的历史老人才会说出如此淡定而深邃之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就嫉恨朱德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骂他们二人为“猪毛”，甚至街头的漫画上都恶毒地画上一头猪，身上竖立着粗粗的毛。可以说，那时提起“朱毛”，无论在红区（革命根据地）还是白区（国民党统治地区），谁人不知晓？自从毛泽东和朱德1927年胜利会师在井冈山后，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仅是起义部队的会合，也是伟大人格的会合。
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和朱德相互扶持相互配合，一起承受失利，一起迎接胜利。长征路上，朱德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为做殊死的抗争，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抗战中，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而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
朱德和毛泽东一起定格在共和国最显著的史页上，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点。只有在“文革”中，历史成了裁缝剪刀下的布料，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裁剪与拼凑。
朱德回到中南海，他没有找毛泽东也没有找周恩来，没有为自己说半句辩解的話。他一个人默默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他有时见妻子康克清用担忧的眼神瞧着他，便微微一笑，并安慰妻子：“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眼见81岁老人要成为批判对象时，毛泽东及时接到了消息。
揪斗朱德？让毛泽东动了肝火。他气愤地对“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你们要斗朱老总，那么替我搬张凳子，我也去陪。朱毛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过去不能分，现在也不能分！”
这大概是“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次提出要去参加陪斗，也只有经历过“朱毛”岁月的人才会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
在朱德躲避了“文革小组”瞄准的视线后，毛泽东又常常打电话到朱德的住处，亲自询问朱德的情况，生怕有人背着他再整朱德，让老战友受委曲。
如果说“文革”无情，那么毛泽东在朱德问题上是有情的。他不允许“文革小组”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颇有感情地说：“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毛泽东的话救了朱德的驾，造反派灰溜溜地草草收场，“揪朱联络站”暂时没有了下文，但并不意味着朱德以后的日子就太平无事了。
限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外地
1969年10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预测，特别是在苏联军队可能入侵的情况下，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做出了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的决定，而且在会上也确定了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周恩来留在北京的疏散方案。同时将在京的老帅们以及各位领导人也都一一确定了疏散地点。
毛泽东雷厉风行，率先“疏散”，在参加会议的第二天，就去了武汉。林彪也紧随其后，“疏散”到了苏州。而留在北京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电话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也要离开北京，“疏散”到各地，等待战争的来临。
10月18日，刚到苏州的林彪在没有请求毛泽东的情况下，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
当晚，“一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 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对于军队一直掌握着绝对的指挥权，军队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天下大乱而失去控制，反而在此阶段比以往收得都紧。“文革”期间不准随意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然而，恰在动兵的敏感时期，毛泽东突然接到头一天已经生效的林彪“一号令”。他的反应可想而知了。因为林彪的“一号令”，意味着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同意，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样严重“侵犯”军事最高指挥权的行为，令毛泽东感到意外和震惊。
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的反应写得很细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
林彪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下达如此重大的命令，要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强迫毛泽东接受。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虽说毛泽东烧了“一号令”，但是“一号令”的执行却没有停下腳步。中南海不再宁静，全国也随之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当年的“红军总司令”，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已经年过80，他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的决定”持有疑问：打仗？世界大战那么容易爆发？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再说将帅历来都是战争的天子，战场上的王牌，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难道中央军委准备打一场不要将帅指挥的战争？
但他的疑问不仅不能主宰大局，而且他也在“疏散”之列，而且是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的第一批疏散人员名单里。
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这比他当年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
其中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朱德忧心忡忡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康克清，说：“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
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事到如今，只有总理能帮助他了。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甚至连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下放广东从化
1969年10月19日，一个电话令广州军区上下绷紧了神经。因为这个电话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的。
周恩来在电话里通知军区司令员：根据战备形势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将一批在京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其中疏散到广州的有24户，是疏散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他们将于20日乘两架专机直飞广州，可安置在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招待所。
为引起广州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电话里甚至亲自念了这24户老干部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名字便是朱德委员长及夫人康克清，其后便是原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还有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人。
对如何接待安置，周恩来布置得极为细致。根据有关材料披露，周恩来对由谁去接站，在哪里吃饭，何时去驻地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还特别提示：这些老干部在广州要住较长时间，不同于以往的短期冬休，而且他们还带有家属。最后，他一再叮嘱：这是中央赋予广州军区的一项光荣任务，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放下电话，军区领导犯了难。自从“文革”以来，从化疗养院已有几年没有接待客人，不少房子不仅陈设不全，有的房子甚至都成了危房。一般接待工作基本瘫痪。
事不宜迟，通宵未眠的军区党委成员们赶紧从“紧急战备”暂时转移“主题”，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周恩来交给的“疏散”安置任务。
最后军区领导还是下了排除一切困难的决心，一是通知广州市革委会，要求其所属的从化县革委会切实做好对从化温泉的副食品供应工作；二是军区派出一名副司令员分管“疏散”人员住房与医疗健康工作，并组成一个接待班子专门负责此事。当天下午3点负责接待、医务和保卫的3个组人员便到位。
10月20日中午，朱德乘坐的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他最先走出机舱，往下一看，舷梯两侧等候的人绝大多数是他熟悉的老部下，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等大家到了从化疗养院，发现这里就像一处世外桃源，处处都是与世无争的净土。尽管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成为路漫漫水迢迢，相隔千里之远的地名概念了，但大家的心情还是放松了下来。
这年朱德已是84岁的老人，他患Ⅱ型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素，还患有高血压，高压能达200。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一到从化便开始发低烧，浑身无力，不愿走动，最要命的是一天到晚无端地嗜睡。医生量血压，没等量完他已经睡着了。护士给他测体温，温度计还含在嘴里，他又睡着了，怕他咬坏温度计，只好叫醒，睁开眼睛工夫不大，又合上睡着了，测一次体温，朱德能睡着两次。
与其他一些老帅们不同，朱德从不强打精神表现“宝刀不老”。他诚实地告诉医生：我老了，精神不行了，只有多睡觉才可以少闹病。
护士给朱德打针总有些紧张。因为人老了，肌肉松弛，血管就难找，这时朱德却笑呵呵地安慰护士：“别急，别急，你们打针一点都不痛。”
经过1个多星期的调治，朱德的身体和精神便好了许多。
10天后，朱德渐渐恢复了精气神。
一天上午，朱德忽然由康克清搀着来到距他住的松园5号有五六百米的医务室。
一进屋，康克清便高喊：“老总看望大家来了！”
医护人员都高兴地围拢了上来。朱德恢复健康，医护人员有一种成就感。他们围着朱德上下打量，是不是真的好了？ 朱德提起他的手杖，左右挥动了几下，大步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双手叉腰，威风地说：“你们看，我又能走路了！”
此后，他和康克清的身影便不时出现在流溪河畔。
为谁活得更长而“掐架”
朱德与董必武两人在党内都属年纪较大、性格相同的领导人。他们原来在中南海关系就很好，这次一起到了从化，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了。尽管他们一个住省委招待所，一个住军区招待所，中间相隔一公里的距离，但是这点距离阻隔不了两位老人相聚一起继续“掐架”的乐趣。
朱德和董必武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区别。
朱德喜欢野外，喜欢大自然，到从化依然如此。他天天都要外出，风雨无阻。他拄着手杖，迈着缓慢的步子，或爬山，或徜徉于田野草叢中。人们常常看到他蹲跪在树阴下，甚至匍匐于草丛中，戴着一副老花镜，仔细欣赏那大自然创造的“作品”，完全沉浸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而董必武只是在院子里进行一点必要的散步，他基本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练大字，甚至整天整天不出门一步。
练字无疑是一种内功，是一种修养，可以培养出常人没有的忍耐和海涵。
但朱德见董必武老是不出门，不免有些担心，便去看望，并想用激将法把他“逼”出来。朱德一进门没什么多余的客套，开门见山：“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可你不出门运动，怎么能够长寿呢？”
董必武不以为然，举举手中的毛笔：“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你看，我一刻也没闲着。”
朱德才不信这是运动，摇着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能一样？还得出去走。外面空气好，走走路百病全消。所以散步是最好的运动。”
董必武反唇相讥：“我每天开着窗户，外面好空气就进来了，干嘛非要跑出去闻啊！再说你的兰花不一定如我的墨香，我这里的空气你在外面还闻不着呢。”
“难怪是老进士，太保守。没听说吗，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看来，你活不过我啦。”朱德说。
一说到谁活得长，两人一定会“掐架”，绝不会谦虚。
董必武反击说：“老总，我很可能比你活得长。”
朱德摇着大手：“你不运动，你不行。”
董必武抓起了笔，晃动着身体写大字：“你们那些运动都不行，我这是全身用劲！我说你别不信。写大字是最好的运动。”
“那好，你不愿出门，我教你个运动，肯定你能活的长。”朱德放下手杖，稳步走到屋中央，双腿微岔，眼皮微微下垂，一脸肃穆，收敛心神。 “站桩？”董必武问。
朱德不语，胸脯微微涨高，显然是在吸大气，然后嘴唇一撮，身体开始下蹲，与此同时，他的嘴巴里响起了口哨声。随着哨声由高到低，渐渐消失中，他不慌不忙地完成一次下蹲。就这样，他一连吹了5声长哨，起蹲5次。这时只见朱德微微有些气喘，脸上放出了红光。
朱德拍拍手，得意地问：“怎样么？进士。”
董必武也非常欣赏朱德这套自编运动，“好！好！你该坚持下去。”
“我本来就没停过，你呢？练不练？”
董必武笑了：“嘿嘿，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朱德觉得很扫兴，连连摇头，“唉，看来我得给你送花圈喽。”
董必武自然不服气：“那我们比一比。我比你还大一岁呢。”董必武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活过你了。
“比不比，你活不过我。”朱德很肯定地说。
这以后朱德每天吹他的口哨练下蹲，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最后生命长短比赛结果是：董必武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90岁。朱德在1976年7月6日逝世，享年也是90岁。正如朱德所言，为董必武送了花圈。也如董必武所说，他比朱德大一岁。两人都活了90岁，打了个平手。
1970年7月朱德被接回北京，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要参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尽管朱德在从化只有9个月，但让所有走近朱德身边的服务人员，都能感受到他超凡脱俗的胸怀。哪怕是造反派习气很重的人，朱德都是用温和脾气对待他们。
其实，此时有谁能体会朱德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与失落。谁也无法想象元帅的心在寂寞中是如何煎熬的，即使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他也不会流露出来的。反而在“靠边站”的日子里寻找了很多的快乐，度过了一段特别岁月。
（压题照片：1967年1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小住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