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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来,全美上下正被一出名叫“钱德拉·利维失踪案”的活剧搅得沸沸扬扬。大报小报为此连篇累牍,几大电视网跟踪报道,国家大政好像反而都没有人关注了(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人们才开始忘却这件事)。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半年就有443人失踪且至今下落不明,全美范围类似的事情每年发生数千起,然而目前却唯有利维一案如此引人关注。这个故事的关键词是:女实习生、国会议员、性和谎言──它是一个由新演员奉献的经典美国政治故事。
主人公暴露在聚光灯下
故事的女主角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南加州大学芳龄24岁的女实习生钱德拉·利维。年轻貌美的她结束了在首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实习后,本应返回老家去参加毕业典礼,却于4月30日至5月1日之间去向不明。利维的父母心急如焚,5月6日向警方报案,悬红寻找。至此,这还是一桩普通的失踪案。然而,5月16日,以揭开“水门事件”威震政坛的《华盛顿邮报》刊载了利维的好友提供的两份电子邮件,其中提到利维在实习期间堕入情网,心上人“是一位国会议员”,并且要求友人保密。积累了无数经验且在“克林顿─莱温斯基”案中经历了考验的美国媒体立即从中嗅出了味道:这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的大新闻!
很快,另一主人公暴露在聚光灯下,他就是国会众议员、民主党人加里·康迪特。
加里·康迪特,男,53岁,已婚,来自加利福尼亚,现任职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此人23岁当选为市长,41岁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已连任7届,政治上可谓平步青云。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泄露天机,他正准备返回家乡为竞选连任而出镜。而此时,面对家门口聚集的记者,他只好退避三舍了。康迪特声明,他和利维小姐只是朋友关系,他很关心利维的下落,但与失踪案没有联系。康迪特的态度激怒了利维的姑妈扎姆斯基,后者透露利维曾提起与康迪特的关系非同一般,绝非普通朋友。众多媒体刨根问底。7月3日,一名39岁的空中小姐安妮·史密斯又浮出水面,声称与康迪特有染,而且在5月初接到康迪特电话,被要求向可能到来的联邦调查官员否认他们的暧昧关系。围绕康迪特的问号越来越多:他与利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求安妮做伪证?他和利维的失踪有什么联系?穷追猛打之下,康迪特议员7月6日向警方承认与利维关系“密切”,超出了一般的友情,但仍强调与失踪案没有关系。康迪特和利维的恋情曝光后,又有数名女子称她们和康迪特议员曾有浪漫史,于是舆论哗然,指责声铺天盖地。8月23日,美国广播公司播出了宗毓华对康迪特的独家采访。节目播出后,民意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观众不满意康迪特的谈话。
人们虽然对康议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但对利维失踪一案的调查却少有进展。现在基本能够肯定的是,4月29日,利维和康迪特曾见面。利维当天在其姑妈的录音电话上留言,这个现在被称为“莱妹第二”的实习生语调兴奋地说“我有天大的消息(I have big news)”。4月30日,她到住所附近的健身俱乐部退掉了会员卡,准备回老家,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利维。这天,她还与康迪特进行过短暂的通话。警方还猜测,5月1 日下午,可能是利维上网浏览了半个小时左右——包括新闻和旅游网站、国会信息网站、搜索引擎和一家冰淇淋连锁店的网站。她离开住所的时候,行李打包完好,甚至信用卡都没带,只带走了房间钥匙,室内没有搏斗过的痕迹,显然是自愿或是与熟人离开。以后关于利维发生了什么,就一无所知了。
利维现在是否还活着?失踪前她除了见过康迪特议员以外,是否还见过其他人?失踪与恋情之间有何关系?她是华盛顿糟糕的社会治安的受害者还是政治丑闻的牺牲品?除了这些眼前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政治家的道德标准
首先,“康迪特-利维案”再一次把政治家道德标准的问题推到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面前。什么样的政治家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政治家的个人生活是否要划一道底线?有些本身工作尽职尽责、成绩不错的政治家,为什么私人生活上的错误更难以被公众容忍?从克林顿到康迪特,道德标准的问题一再出现。克林顿担任总统8年,推行诸多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得当,美国经济增长创历史记录,失业率一降再降,对外政策也基本成功,至少没有大的纰漏,保持了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然而莱温斯基一案却让克林顿威信扫地,前功尽弃,差点被弹劾下台。现在这个康迪特,此次事发前,在选区和国会山颇受尊重。他与妻子青梅竹马,未曾传出绯闻,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好,就像是“自助餐厅的工人”。工作中康迪特奔波于东西海岸,为自己选区的人民争取利益,不说成绩斐然,至少是克尽职守。媒体说“他的名字30年来一直是加州的一块金字招牌,人们投票时总会在投票箱前寻找他的名字”,上次选举他以2/3的高票击败对手。这样一个人,却由于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而面临着政治生涯的终结。
相反,多年来,很少听说美国国会议员由于工作平平、能力有限在任上就面临着被逼迫下台的命运。到底用什么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成败?是不是美国人对政治家的道德衡量标准出现了偏差?非也!人们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从来都不同于普通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他们在管理社会的同时,还承担着树立、加强道德规范的义务,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牵引力。做好本职工作非其之功,而是份内之事;道德越轨则必为其过,受到谴责。更何况,个人生活的腐败很容易与公共生活的腐败伴生。或许美国由于法律、制度的原因对此尚能遏制,而在其它国家,由于金屋藏娇而导致职务违法犯罪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婚外情”、“包二奶”被容忍,整个社会的价值必将更加失范,从而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转。政治是关于利益的、权力的,但也是道德的、秩序的。正因为如此,自1974年以来,有11名美国国会议员受性丑闻牵连而被迫辞职。
程序公正与社会正义
其次,“康迪特-利维案”再一次昭示,司法程序的公正对于社会正义是多么的重要。虽然利维案尚未结束,或者永远也无法搞清楚,可是我们已然发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极力排除干扰,维护程序的威严。这种威严既不因为舆论的压力而退缩,也不因为康迪特的政治地位而动摇。4个月过去了,面对媒体和不断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警方多次表示,康迪特议员不是嫌疑犯,没有证据表明康迪特和利维的失踪有直接联系;面对康迪特,警方依据需要向其进行问询,同时明确告诉他案情伊始时拒绝向警方提供两人关系的实情可能妨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和案件调查的进展,从而贻误时机。康迪特要求过去的情人隐瞒实情,延误调查,更是受到警方和舆论“做伪证”的指责。说谎、做伪证和串通证言在美国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或者罪行。不过,警方并没有因为铺天盖地的报道、满街的黄丝带和各种压力抓来什么人当替死鬼,或急于做出判断。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基础,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够相信FBI的最终结论。
媒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最后,“康迪特─利维案”让人们思考几经争论的问题,即媒体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桃色政治案的报道,在其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在这4个月里,人们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些人指责某些媒体肆意炒作,夸大其辞,挖掘细节,靠性和政治赚取发行量和收视率,让当事人受伤,使警方受到压力或者误导;另一些人则批评有些媒体(如CBS)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调查数字也给出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7月份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感到厌倦,对其信任程度开始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8月23日播出的采访则创造了今夏电视收视率之最。
事实证明,媒体曝光利维的电子邮件,对警方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媒体判断康迪特与利维关系非同寻常并且深入挖掘,不是凭空猜测,而是迫使康迪特道出实情的重要原因;媒体对于市场的把握也是基本正确的──就像是“克林顿─莱温斯基案”时一样,尽管受众一再表示厌倦,发行量和收视率却屡创新高,广告也纷至沓来。你只能赞叹美国主流媒介的老到和敏感。“康迪特─利维案”要害就在于确定两人的关系以及它与失踪的联系,这就是新闻。不信你从中抽出这些,受众不更厌倦才怪呢!至于街头小报等,从来靠不堪入目和耸人听闻的故事吸引读者,它们只是污染了媒体的名声,抵制它们主要靠受众的品位与责任。
“康迪特─利维案”可能是一个谜团,并将随着康议员即将到来的落选而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退。可是那些美国媒体的眼睛仍紧紧地盯着华盛顿的实习生和政客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无处不在的眼睛,那些纳税人和投票者才知道他们支持的官员和议员们在做些什么,而那些掌握国家方向的人也才会在做好份内之事的同时,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
主人公暴露在聚光灯下
故事的女主角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南加州大学芳龄24岁的女实习生钱德拉·利维。年轻貌美的她结束了在首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实习后,本应返回老家去参加毕业典礼,却于4月30日至5月1日之间去向不明。利维的父母心急如焚,5月6日向警方报案,悬红寻找。至此,这还是一桩普通的失踪案。然而,5月16日,以揭开“水门事件”威震政坛的《华盛顿邮报》刊载了利维的好友提供的两份电子邮件,其中提到利维在实习期间堕入情网,心上人“是一位国会议员”,并且要求友人保密。积累了无数经验且在“克林顿─莱温斯基”案中经历了考验的美国媒体立即从中嗅出了味道:这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的大新闻!
很快,另一主人公暴露在聚光灯下,他就是国会众议员、民主党人加里·康迪特。
加里·康迪特,男,53岁,已婚,来自加利福尼亚,现任职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此人23岁当选为市长,41岁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已连任7届,政治上可谓平步青云。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泄露天机,他正准备返回家乡为竞选连任而出镜。而此时,面对家门口聚集的记者,他只好退避三舍了。康迪特声明,他和利维小姐只是朋友关系,他很关心利维的下落,但与失踪案没有联系。康迪特的态度激怒了利维的姑妈扎姆斯基,后者透露利维曾提起与康迪特的关系非同一般,绝非普通朋友。众多媒体刨根问底。7月3日,一名39岁的空中小姐安妮·史密斯又浮出水面,声称与康迪特有染,而且在5月初接到康迪特电话,被要求向可能到来的联邦调查官员否认他们的暧昧关系。围绕康迪特的问号越来越多:他与利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求安妮做伪证?他和利维的失踪有什么联系?穷追猛打之下,康迪特议员7月6日向警方承认与利维关系“密切”,超出了一般的友情,但仍强调与失踪案没有关系。康迪特和利维的恋情曝光后,又有数名女子称她们和康迪特议员曾有浪漫史,于是舆论哗然,指责声铺天盖地。8月23日,美国广播公司播出了宗毓华对康迪特的独家采访。节目播出后,民意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观众不满意康迪特的谈话。
人们虽然对康议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但对利维失踪一案的调查却少有进展。现在基本能够肯定的是,4月29日,利维和康迪特曾见面。利维当天在其姑妈的录音电话上留言,这个现在被称为“莱妹第二”的实习生语调兴奋地说“我有天大的消息(I have big news)”。4月30日,她到住所附近的健身俱乐部退掉了会员卡,准备回老家,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利维。这天,她还与康迪特进行过短暂的通话。警方还猜测,5月1 日下午,可能是利维上网浏览了半个小时左右——包括新闻和旅游网站、国会信息网站、搜索引擎和一家冰淇淋连锁店的网站。她离开住所的时候,行李打包完好,甚至信用卡都没带,只带走了房间钥匙,室内没有搏斗过的痕迹,显然是自愿或是与熟人离开。以后关于利维发生了什么,就一无所知了。
利维现在是否还活着?失踪前她除了见过康迪特议员以外,是否还见过其他人?失踪与恋情之间有何关系?她是华盛顿糟糕的社会治安的受害者还是政治丑闻的牺牲品?除了这些眼前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政治家的道德标准
首先,“康迪特-利维案”再一次把政治家道德标准的问题推到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面前。什么样的政治家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政治家的个人生活是否要划一道底线?有些本身工作尽职尽责、成绩不错的政治家,为什么私人生活上的错误更难以被公众容忍?从克林顿到康迪特,道德标准的问题一再出现。克林顿担任总统8年,推行诸多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得当,美国经济增长创历史记录,失业率一降再降,对外政策也基本成功,至少没有大的纰漏,保持了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然而莱温斯基一案却让克林顿威信扫地,前功尽弃,差点被弹劾下台。现在这个康迪特,此次事发前,在选区和国会山颇受尊重。他与妻子青梅竹马,未曾传出绯闻,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好,就像是“自助餐厅的工人”。工作中康迪特奔波于东西海岸,为自己选区的人民争取利益,不说成绩斐然,至少是克尽职守。媒体说“他的名字30年来一直是加州的一块金字招牌,人们投票时总会在投票箱前寻找他的名字”,上次选举他以2/3的高票击败对手。这样一个人,却由于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而面临着政治生涯的终结。
相反,多年来,很少听说美国国会议员由于工作平平、能力有限在任上就面临着被逼迫下台的命运。到底用什么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成败?是不是美国人对政治家的道德衡量标准出现了偏差?非也!人们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从来都不同于普通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他们在管理社会的同时,还承担着树立、加强道德规范的义务,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牵引力。做好本职工作非其之功,而是份内之事;道德越轨则必为其过,受到谴责。更何况,个人生活的腐败很容易与公共生活的腐败伴生。或许美国由于法律、制度的原因对此尚能遏制,而在其它国家,由于金屋藏娇而导致职务违法犯罪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婚外情”、“包二奶”被容忍,整个社会的价值必将更加失范,从而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转。政治是关于利益的、权力的,但也是道德的、秩序的。正因为如此,自1974年以来,有11名美国国会议员受性丑闻牵连而被迫辞职。
程序公正与社会正义
其次,“康迪特-利维案”再一次昭示,司法程序的公正对于社会正义是多么的重要。虽然利维案尚未结束,或者永远也无法搞清楚,可是我们已然发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极力排除干扰,维护程序的威严。这种威严既不因为舆论的压力而退缩,也不因为康迪特的政治地位而动摇。4个月过去了,面对媒体和不断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警方多次表示,康迪特议员不是嫌疑犯,没有证据表明康迪特和利维的失踪有直接联系;面对康迪特,警方依据需要向其进行问询,同时明确告诉他案情伊始时拒绝向警方提供两人关系的实情可能妨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和案件调查的进展,从而贻误时机。康迪特要求过去的情人隐瞒实情,延误调查,更是受到警方和舆论“做伪证”的指责。说谎、做伪证和串通证言在美国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或者罪行。不过,警方并没有因为铺天盖地的报道、满街的黄丝带和各种压力抓来什么人当替死鬼,或急于做出判断。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基础,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够相信FBI的最终结论。
媒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最后,“康迪特─利维案”让人们思考几经争论的问题,即媒体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桃色政治案的报道,在其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在这4个月里,人们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些人指责某些媒体肆意炒作,夸大其辞,挖掘细节,靠性和政治赚取发行量和收视率,让当事人受伤,使警方受到压力或者误导;另一些人则批评有些媒体(如CBS)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调查数字也给出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7月份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感到厌倦,对其信任程度开始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8月23日播出的采访则创造了今夏电视收视率之最。
事实证明,媒体曝光利维的电子邮件,对警方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媒体判断康迪特与利维关系非同寻常并且深入挖掘,不是凭空猜测,而是迫使康迪特道出实情的重要原因;媒体对于市场的把握也是基本正确的──就像是“克林顿─莱温斯基案”时一样,尽管受众一再表示厌倦,发行量和收视率却屡创新高,广告也纷至沓来。你只能赞叹美国主流媒介的老到和敏感。“康迪特─利维案”要害就在于确定两人的关系以及它与失踪的联系,这就是新闻。不信你从中抽出这些,受众不更厌倦才怪呢!至于街头小报等,从来靠不堪入目和耸人听闻的故事吸引读者,它们只是污染了媒体的名声,抵制它们主要靠受众的品位与责任。
“康迪特─利维案”可能是一个谜团,并将随着康议员即将到来的落选而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退。可是那些美国媒体的眼睛仍紧紧地盯着华盛顿的实习生和政客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无处不在的眼睛,那些纳税人和投票者才知道他们支持的官员和议员们在做些什么,而那些掌握国家方向的人也才会在做好份内之事的同时,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