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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18年1月18日我就开始琢磨写这部长篇小说了。当时头脑里只有一把铜哨,是一把子弹壳做的哨子,也就是这天的晚上,我静静地在家里写创作提纲。
这时,我想起了故乡,想到了老宅后面那条熟悉的河流。我从来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记得小时候在里面游泳、逮鱼、摸虾、踩河蚌。有时会到河边去捏蜻蜓,到树林里粘知了。我会和小伙伴一起玩“推磨虫”“磕头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即使是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我们也有玩的。比如,在雪地里支起一个箩筐,在支的木棍上拴根绳子捕麻雀;有时候也试着去捉野兔,但大多数时候无功而返,非常羡慕那些扛着猎枪拎着野兔回来的大人。想到这里,我有了创作的冲动,下决心写一部自己满意、让小朋友喜欢的作品。
不断纠偏修正,才会让作品离成功越来越近。此前,我没有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于是边写边调整创作思路。先写了三章,分别是“鬼子来了”“抢救新四军伤员”“斑点鸽领航”,大约有一万多字,请七八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看,又请了两位小学老师以及作文培训班的老师看,他们反馈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比较一致,大概的意思是“写抗日战争,孩子又不能直接参加战争,估计不会好看”。力学小学的一位老师建议,“现在的孩子阅读书目很多,需要增加趣味性,才能吸引孩子。”
打开孩子的阅读密码,让小朋友喜欢看我这本书,这才是我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我的做法是用悬念吊住读者欲望,看了第一章,就想看第二章,于是我设置了“水怪”。仅有这个“水怪”还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我要写童趣。我小时候有现存的故事:捉蜻蜓,拴根线当风筝飞;玩“推磨虫”,把它当驴子一样推磨……
于是,我一口气写下了“阳光下的阴影”“恐怖的‘水怪’”“‘推磨虫’的魔力”“小男人大媳妇”“是谁选逃跑的”“惊魂芦苇荡”等九个章节,文字量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然后才把“鬼子来了”那三章接上去,再往下写。
通过精彩的语言来塑人物是《铜哨声声》的一个特色。在最初小朋友提的意见中,他们认为,不知道作品中的石头、桃子长什么样,想请我把他们描写出来。我知道,我是写儿童文学的,不是写作文,不能一个个直接写作品中人物具体长相,我通过对人物语言、行为的描写及故事的叙述,让小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画像,经过二度创作,他们会更加喜欢里面的人物。聪明的石头、漂亮的桃子、调皮的狗蛋、泼辣的贵香、精明的胡小七、真诚的富贵等一群个性鲜明、纯真无邪的孩子便从书中走了出来,成为了小读者的朋友。
在《铜哨声声》中,我还成功塑造了几个“灰色人物”形象。比如,维桥镇的财主高满堂,他为了得到石头家和相邻农户的良田,与管家精心策划了“水怪”事件,逼着他们心甘情愿地卖地。按我们习惯思维,其必然是站在日伪一方,我将笔峰一转,让他成为暗地里帮助新四军做事的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书中“高小斧头”的原型来自我的家乡。我听父亲说过,我们家有个亲戚姓高,人长得帅,会武功,使用斧头,家里租子收不上来,他拎着斧头上门,斧头往门上一砍,不出三天,家家都不得不把租金或者粮食送上门来。人人怕他,他因此得来一个外号叫“高小斧头”。我就把他作为书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来写,在读者的眼中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富家纨绔子弟。故事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为了追求去延安滞留在家中的新四军文艺女兵林玉,甘愿弃家出走,因“大狸猫”作梗,他俩双双被俘成了“国军”,后来国军与我军交战,他俩再次成为俘虏,变身为解放军军乐队的战士。
小少爷富贵,如果按照一般小说安排,似乎也应该是一个与贫民百姓隔山隔水的富家“小崽子”,但我将其与石头、胡小七、狗蛋等少年放到同一围度,让他们一起玩耍、一起悲欢,真诚地相处。小富贵有胆子较小、心理较脆弱的毛病,但其人性“善”的一面同样得以彰显。他壮着胆子和石头、狗蛋一起捉“水怪”;为帮助石头疗伤,把捡来的被流弹打中的野兔送给其补养身体……这些蕴含人性、人情的细节刻画,使得这位富家少爷摆脱了“套路化”,给读者以更多的思考。
作家吴其盛在评论中写道: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大多习惯于非此即彼式的“黑白”归类,以至凡打开著作,便能清晰地看到以出生、阵营、潮流、风尚、恩怨等为划线的“好人”“坏人”归类,人物往往也多在框定好的“类别圈”内活动。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童话般地生产符号化、脸谱化人物,以致让孩子在真正踏入五彩斑斓、变化万端的社会后,面对很多事情无所适从。
其实,梳理生活万象、人海苍茫,有时很难对一个人做简单的好坏之分。好人也有不好的时候,坏人也有不坏的地方。这种状况时常并存,摆脱人为的政治、道德绑架,文学作品如果更多地关注模糊地带的人物状态和人性景象,或许可以获取到更加丰富、更加神采焕发的层级归属和艺术真容,也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给阅读者以有趣、有益的审美提示和享受。
写儿童文学有许多“禁忌”,创作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因为生活围度的原因,儿童对事物的认知、语言的表达等方方面面与成人是有区别的,創作时总有施展不开拳脚的感受。比如孩子的语言,必须是来自孩子的思维,如果作品中讲了与他的认知不相符的话,做了与他的生活经历不相符的事,就会贻笑大方。我创作的时候小心翼翼,把自己当成孩子去思考,去琢磨他们会怎么讲话。比如狗蛋用自己心爱的东西换来放飞胡小七家鸽子的机会,狗蛋每次放飞它的时候会喂鸽子两粒芝麻,鸽子便飞得更带劲,后来只要是狗蛋手一伸,鸽子就会落在他的手上,让主人胡小七心生嫉妒,不让他再接近鸽子。有一次,这只鸽子帮狗蛋“领航”,它安然地降落,钻进鸽子窝,“咕咕”叫了两声。胡小七朝它看了一下,骂了句:“没良心的东西,你差点不姓胡,姓狗了。”儿童文学不能涉及到与性相关的词语,不能讲“脏话”,连小主人公的名字也有讲究,现在书上的“狗蛋”原来我用的是“骚狗”,后来有人说不妥,我就改成了“鸭狗”,编辑觉得还是有点灰色,最后改成了“狗蛋”。这样严苛的要求,逼着我把《铜哨声声》写成了一部纯美干净的小说。
责任编辑:朱广金
这时,我想起了故乡,想到了老宅后面那条熟悉的河流。我从来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记得小时候在里面游泳、逮鱼、摸虾、踩河蚌。有时会到河边去捏蜻蜓,到树林里粘知了。我会和小伙伴一起玩“推磨虫”“磕头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即使是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我们也有玩的。比如,在雪地里支起一个箩筐,在支的木棍上拴根绳子捕麻雀;有时候也试着去捉野兔,但大多数时候无功而返,非常羡慕那些扛着猎枪拎着野兔回来的大人。想到这里,我有了创作的冲动,下决心写一部自己满意、让小朋友喜欢的作品。
不断纠偏修正,才会让作品离成功越来越近。此前,我没有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于是边写边调整创作思路。先写了三章,分别是“鬼子来了”“抢救新四军伤员”“斑点鸽领航”,大约有一万多字,请七八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看,又请了两位小学老师以及作文培训班的老师看,他们反馈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比较一致,大概的意思是“写抗日战争,孩子又不能直接参加战争,估计不会好看”。力学小学的一位老师建议,“现在的孩子阅读书目很多,需要增加趣味性,才能吸引孩子。”
打开孩子的阅读密码,让小朋友喜欢看我这本书,这才是我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我的做法是用悬念吊住读者欲望,看了第一章,就想看第二章,于是我设置了“水怪”。仅有这个“水怪”还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我要写童趣。我小时候有现存的故事:捉蜻蜓,拴根线当风筝飞;玩“推磨虫”,把它当驴子一样推磨……
于是,我一口气写下了“阳光下的阴影”“恐怖的‘水怪’”“‘推磨虫’的魔力”“小男人大媳妇”“是谁选逃跑的”“惊魂芦苇荡”等九个章节,文字量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然后才把“鬼子来了”那三章接上去,再往下写。
通过精彩的语言来塑人物是《铜哨声声》的一个特色。在最初小朋友提的意见中,他们认为,不知道作品中的石头、桃子长什么样,想请我把他们描写出来。我知道,我是写儿童文学的,不是写作文,不能一个个直接写作品中人物具体长相,我通过对人物语言、行为的描写及故事的叙述,让小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画像,经过二度创作,他们会更加喜欢里面的人物。聪明的石头、漂亮的桃子、调皮的狗蛋、泼辣的贵香、精明的胡小七、真诚的富贵等一群个性鲜明、纯真无邪的孩子便从书中走了出来,成为了小读者的朋友。
在《铜哨声声》中,我还成功塑造了几个“灰色人物”形象。比如,维桥镇的财主高满堂,他为了得到石头家和相邻农户的良田,与管家精心策划了“水怪”事件,逼着他们心甘情愿地卖地。按我们习惯思维,其必然是站在日伪一方,我将笔峰一转,让他成为暗地里帮助新四军做事的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书中“高小斧头”的原型来自我的家乡。我听父亲说过,我们家有个亲戚姓高,人长得帅,会武功,使用斧头,家里租子收不上来,他拎着斧头上门,斧头往门上一砍,不出三天,家家都不得不把租金或者粮食送上门来。人人怕他,他因此得来一个外号叫“高小斧头”。我就把他作为书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来写,在读者的眼中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富家纨绔子弟。故事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为了追求去延安滞留在家中的新四军文艺女兵林玉,甘愿弃家出走,因“大狸猫”作梗,他俩双双被俘成了“国军”,后来国军与我军交战,他俩再次成为俘虏,变身为解放军军乐队的战士。
小少爷富贵,如果按照一般小说安排,似乎也应该是一个与贫民百姓隔山隔水的富家“小崽子”,但我将其与石头、胡小七、狗蛋等少年放到同一围度,让他们一起玩耍、一起悲欢,真诚地相处。小富贵有胆子较小、心理较脆弱的毛病,但其人性“善”的一面同样得以彰显。他壮着胆子和石头、狗蛋一起捉“水怪”;为帮助石头疗伤,把捡来的被流弹打中的野兔送给其补养身体……这些蕴含人性、人情的细节刻画,使得这位富家少爷摆脱了“套路化”,给读者以更多的思考。
作家吴其盛在评论中写道: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大多习惯于非此即彼式的“黑白”归类,以至凡打开著作,便能清晰地看到以出生、阵营、潮流、风尚、恩怨等为划线的“好人”“坏人”归类,人物往往也多在框定好的“类别圈”内活动。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童话般地生产符号化、脸谱化人物,以致让孩子在真正踏入五彩斑斓、变化万端的社会后,面对很多事情无所适从。
其实,梳理生活万象、人海苍茫,有时很难对一个人做简单的好坏之分。好人也有不好的时候,坏人也有不坏的地方。这种状况时常并存,摆脱人为的政治、道德绑架,文学作品如果更多地关注模糊地带的人物状态和人性景象,或许可以获取到更加丰富、更加神采焕发的层级归属和艺术真容,也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给阅读者以有趣、有益的审美提示和享受。
写儿童文学有许多“禁忌”,创作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因为生活围度的原因,儿童对事物的认知、语言的表达等方方面面与成人是有区别的,創作时总有施展不开拳脚的感受。比如孩子的语言,必须是来自孩子的思维,如果作品中讲了与他的认知不相符的话,做了与他的生活经历不相符的事,就会贻笑大方。我创作的时候小心翼翼,把自己当成孩子去思考,去琢磨他们会怎么讲话。比如狗蛋用自己心爱的东西换来放飞胡小七家鸽子的机会,狗蛋每次放飞它的时候会喂鸽子两粒芝麻,鸽子便飞得更带劲,后来只要是狗蛋手一伸,鸽子就会落在他的手上,让主人胡小七心生嫉妒,不让他再接近鸽子。有一次,这只鸽子帮狗蛋“领航”,它安然地降落,钻进鸽子窝,“咕咕”叫了两声。胡小七朝它看了一下,骂了句:“没良心的东西,你差点不姓胡,姓狗了。”儿童文学不能涉及到与性相关的词语,不能讲“脏话”,连小主人公的名字也有讲究,现在书上的“狗蛋”原来我用的是“骚狗”,后来有人说不妥,我就改成了“鸭狗”,编辑觉得还是有点灰色,最后改成了“狗蛋”。这样严苛的要求,逼着我把《铜哨声声》写成了一部纯美干净的小说。
责任编辑:朱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