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成都商报》对犀利哥程国荣的深度报道，读来让人悲欣交集。
　　犀利哥成名于六年前，出现那张风靡一时的照片，纯属意外。这极大的偶然性，使他从衣衫褴褛的万千乞丐之中脱颖而出，从命运的弃儿变成了命运的宠儿。只不过，“弃儿”“宠儿”云云，更多体现的是公众的一厢情愿。也许大多数人都以为，像犀利哥这样的乞丐，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政府的救助，返乡认亲，甚至还能享受名人待遇，该是天大的幸事。然而，犀利哥却以其实际行动表示了他的不屑。
　　2013年，犀利哥住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几个月后便出院。之后，他选择继续流浪。家人曾把他拉回家过年，两天后，他说：“你们把我从哪里接回来的，再送到哪儿去。”没办法，家人只好又把他送到县城口。这一情节，令人想起他成名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政府救助的行为，当时有人说他不知好歹，原来这恰是他的本心。
　　弟弟程国圣只能自我安慰，他觉得自己走南闯北为家庭打拼，“拼来拼去没多大意思”，反观人懒心散的哥哥，“就像修道一样，已经修到一种境界了”，哥哥是“看穿了这个世道了”。
　　一个人如果能过上自己渴望的生活，无拘无束，自然是一喜。只是犀利哥这种生活在常人看来如此不堪，加上他并无正常生活能力，很多人思量至此，不由感到悲哀。
　　犀利哥的成名体现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关怀，但道德感却在犀利哥身上遭到了严重挫败。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人呢？是继续寻找、救助，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后者会不会使我们的良知受到谴责？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只是我始终难忘那一幕：犀利哥被众多摄像机和闪光灯吓坏了，以致带泪仰天长啸，喊出一句“我害怕”。也许，哪怕再找到了犀利哥，经过这些年的沉浮，他已经不再犀利。其实犀利只是舆论强加给他的，他的本色是迷惘。